曾节明之流园
驱除赤虏，恢复中华
反清就是反共：透视国内的“反清复明”热和“红学索引派”热
——从“曹雪芹”之谜到文明雪夜/红楼梦作者与隐喻再论
最近中国大陆网络空间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却并不偶然的现象：一方面，“反清复明”的历史隐喻讨论明显升温；另一方面，《红楼梦》的索隐派（红学中的一派，认为《红楼梦》是隐射清朝的作品，与胡适的新红学派对立）解读，尤其是以蔡元培、陈寅恪为代表的“悼念明朝”路径，在网络上重新流行，甚至催生了颇具争议的红楼梦后四十回“癸酉真本”讨论热潮。
这种现象，并非学术圈自发的风尚轮回，而是中国民众在现实人口、经济双双崩溃、政治严冬、极权高压环境下的一次集中反弹。它既反映出相当一部分民众对当下“后清式”绝望现实的深度不满，也清楚地表明：人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拒绝继续接受由胡适传统与当代官方学术体系共同塑造的《红楼梦》“定论”。
明白人都知道，中共国酷似“后清”，大陆民国酷似“后明”，因此“反清”就是反共的隐喻，“复明”、“悼明”就是向往和怀念民国的隐喻。
因此，这波新的网络热潮，决不仅止于历史文化热，而是中国民众以借古讽今的方式，对现政权及其社会的大反抗思潮，“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换言之，问题已经不只是“《红楼梦》究竟写的是什么”，而是——当现实表达空间被严重压缩，人们必然会重新回到那些曾在极权阴影下诞生的文本中，寻找理解自身处境的语言、隐喻与坐标。《红楼梦》之所以再次成为焦点，正因为它并非一部风花雪月的家族小说，而是一部在文字狱与族群压迫背景下，借私人叙事保存文明记忆、书写失败历史的巨著。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中，重新审视《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写作立场与被强行“续写”的后四十回，不再是象牙塔内的纯学术争论，而是一种带有现实指向的文明自救行为。本人的文字，并非为猎奇索隐而索隐，而是试图回答一个越来越多人正在追问的问题：在长期被改写、被阉割、被误读之后，《红楼梦》究竟还留下些什么真实的历史声音？
首先看，自由主义支黑公知的祖宗胡适，为什么要开创“新红学”，全否索引派？这是他的一次非自觉的“越界”。
胡适一生以经验主义、自证理性与“反索隐”为学术旗帜，堪称红学中的“培索隐派”代表人物。然而，在其所有古典文学研究对象中，他偏偏选择了《红楼梦》——这部情感密度极高、历史隐喻极深、政治风险极大的作品，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研究对象，这一选择本身就极不寻常。
胡适的选择并非偶然。《红楼梦》从来就不是一部可以被纯粹考据化、去政治化的小说。它承载的是一个文明在断裂时刻的整体记忆，是对“我们何以至此”的深层追问。胡适或许未必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他本能地察觉到：若要解释近代中国的精神命运，《红楼梦》无法绕开。
也正因此，由癸酉本研究带动的新一轮红学热，其意义早已超越版本真伪本身。它反映的，是越来越多的华夏子民急切想要理解自身来路，想弄清数百年治乱兴衰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并在尽量接近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寻找更好的未来可能性。
当《红楼梦》被置于这样的文明高度来理解，它位列“四大古典小说之首”便不再需要争论。《红楼梦》的伟大，不仅在于登峰造极的文学成就，也在于抬头望长天的历史的高瞻远瞩，俯首悯苍生的人性观察和灵魂自扪。
在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红楼梦》影像文本，仍是1987年央视版电视剧。尤为可贵的是，该剧在80回以后并未机械照搬程高本，而是参考部分红学家的研究成果，对情节进行了重构。
类似的选择也出现在台湾地区。华视1996年版《红楼梦》，80回后的剧情并非依程高本后40回，而是参考脂砚斋评点本、旧时所谓“真本”加以改编。值得强调的是：这两部作品问世之时，癸酉本尚未出现，但其创作者却在方向上主动靠拢了后来癸酉本所代表的立场。
反观北京电视台2008—2009年拍摄的《新版红楼梦》，80回后完全依循通行程高本，其思想与艺术上均出现了明显的退化——败于媚俗和独立人文精神的再次流失。
这说明：在红学问题上，即便“证据”尚未完全浮出水面，真正的历史感与文本直觉，仍能指引人们朝更接近真相的方向前行。
要解开《红楼梦》之谜，就必须否定“曹寅家族说”之迷信。
首先必须正视一个长期被回避的事实：所谓“曹雪芹即曹寅或其子孙”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其一，从文学天赋看，《红楼梦》作者具有近乎异数级的文学才能：对诗词、戏曲、小说结构、佛道思想、女性心理与社会运行机制，均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这种综合性的天才作者，在清初旗人阶层中是不可想象的。
其二，从生活经验看，《红楼梦》对晚明江南汉人社会的熟稔程度，绝非旁观者可以达到。书中对江南士大夫日常、语言气味、闺阁生活与礼俗细节的描绘，呈现出强烈的“内部经验感”。正白旗包衣出身的曹寅及其子孙，不具备这样的文化条件。
其三，从史料事实看，曹寅子孙中，并不存在任何可考之人名为“曹雪芹”。这一名字，更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作者在文字狱高压之下所采用的化名。
因此，胡适先入为主地将作者范围锁定在“曹寅家族”，不仅证据不足，也在方法论上违背了他自己所倡导的“有一份证据讲一份话”的学术精神。
综上所述，“曹雪芹”应该是化名：一位晚明江南大文豪的自我遮蔽。
在满清文字狱的恐怖高压之下，真实姓名本身就可能构成满门抄斩、甚至凌迟灭族的致命风险。以化名写作、以隐喻存史，反而是一种高度理性的历史自救+自我保存。
“曹雪芹”更像是一个刻意构造的文学身份，其背后极可能是一位文学天赋极高、亲历明朝亡国之痛的晚明江南大文豪。他无法公开悼明、反清，只能将真实记忆转译为“荒唐言”，将切肤之痛隐藏在情爱、家族与幻灭的叙事之中。
这，正是《红楼梦》整体气质的来源。
《红楼梦》的文风显示：这是一名作者的手笔：
《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其整体文风与精神结构都高度统一：语言细腻而不浮艳，叙事流畅而不松散，人物性格前后一贯，诗词精美，文风系统与象征比喻一脉相承。
这种高度一致性，不可能是吴梅村、吕留良、顾炎武、黄宗羲、冒辟疆等人合作拼接的结果。《红楼梦》只能是一位作者的整体创作。
而诸多迹象表明：《红楼梦》的真实作者最有可能是冒辟疆，为什么？
首先是语言证据。《红楼梦》前80回中，存在大量江苏如皋方言与江淮语系特征的自然流露，而非刻意使用。而冒辟疆，正是江苏如皋人。
其次是精神气质。冒辟疆既是晚明风流才子，又是明亡后的精神遗民；他对“情”的尊重、对女性主体性的理解、对礼教虚伪性的反思，与《红楼梦》的核心价值高度一致。
再次是人生经历。清军入江南后，冒辟疆家族二十余口惨遭清军屠杀，其人生由此急转直下，具备创作《红楼梦》所需的悲情条件与精神深度。
而冒辟疆最爱的小妾——江南名妓、才女董小宛，其命运疑云，极可能构成《红楼梦》的情感核心。也是解开红楼梦之谜的重要线索。
史载，多尔衮曾三次“征召”江南美女与才女入京，供其与满洲贵族淫乐，已婚者亦强抢无赦。最后一次发生在顺治七年（1650年）春。就在这一时间点，冒辟疆写出悼文称董小宛“病亡”。
极为耐人寻味的是：悼文对董小宛一生的描绘细腻入微，却对其“病亡”经过仅一笔带过。蔡元培、陈寅恪皆认为，这是冒辟疆在文祸恐惧下，以“病死”掩盖被强掳的真相。
更蹊跷的是：董小宛墓在冒氏家族陵园附近，经“解放”后中共国文物当局发掘，被证实为衣冠冢；所谓董遗体“抗战时被日军盗走”的传说，十分牵强（试问日军盗走董小宛的尸骨为哪般？）。董“病亡”当年，冒辟疆又携家人北上北京，疑似寻找董小宛下落。。。进一步加深疑点。
巧合且意味深长的，还有书中林黛玉/贾宝玉与顺治/董妃的结构性对应。《红楼梦》中林黛玉与董小宛之间，存在惊人的精神与命运对应；而贾宝玉，则与顺治帝形成另一组隐秘映射。
史实中，顺治帝在当时的满洲贵族中相对最为同情汉人，在董妃的影响下，他下令抠除故宫牌匾的蒙文、增加汉文，甚至一度欲与南明议和（“割南方七省与之议和”）；他厌恶权力、沉溺情感，最终出家。贾宝玉同样拒绝功名、以“情”为本，结局亦是出家。。。惊人相似。
史载顺治欲立董妃之子为太子，而董子夭亡；董妃随即“病死”，顺治绝望，看破红尘，遁入空门。这完全可能也象征着：南明最后一线希望的破灭。
所谓“董鄂妃非董小宛”，而是满洲贵族女“董鄂氏”的断言，建立在乾隆篡改后的清宫档案之上，疑点重重：“董鄂妃”在顺治朝的原文仅称“董妃”。。。董妃精通琴棋书画、擅长汉文诗，在清初满洲贵族女性中几乎不可思议，却正是江南才女董小宛的典型特征。至于满遗孟森所谓年龄差距的“不可能”说，17岁的顺治爱上31岁的才女董小宛，完全合乎人性。。。孟森的证据并非反证（万历帝就爱上比自己大17岁的乳母）。
最后我想说明：索隐派的当代复兴，乃是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回应。以蔡元培、陈寅恪为代表的红学索隐派，近年来在网络迅速复兴，令满遗和中共国红学官方主流派破防，纷纷责骂“倒退”，并打成“民粹荒诞叙事”，其实这并非学术倒退和“民粹荒诞叙事”，而是现实回应。这既反映出民众对“后清式”高压统治，和极端社会不公的深度不满，也反映出对胡适及中共学术当局主流叙事的空前不买账。
中共学术当局的蛮横、僵硬、虚伪，众所周知；而胡适强调“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却忽视了满清文字狱高压下“证据本身难以存在”的历史现实，从而全盘否定索隐派价值，这是方法论上的偏颇。
有道是：“四百年风雪未歇，痴者终将相认”；《红楼梦》叹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张岱亦云：“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从崇祯五年的大雪，到1644年的山河易种，到1949年的大陆赤化，再到今日，这场文明层面的暴风雪已弥漫近四百年。如今，终于开始有人大致懂其“痴”，解其“味”。
探索未知的路上，或仍一灯似豆，但在对命运的强烈关切与网络时代的传播之力下，那笼罩已久的深重黑暗，正在被一点点刺破。
曾节明 2025.12.16 凌晨覆雪寒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