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泉水”，我的根……

我的“泉水”，我的根……

 

在《没有“廊桥”的年代》这本小说集里，我选入了五六篇农村题材的小说。这些故事虽然发生在九十年代以前，但是写作和发表都是在九十年代。

这些故事的源头，来自内蒙古乌盟后山——那一片片风吹草低的小山坡，有我童年的影子，有我青年时代的苦难，也是我生父长眠的地方。

从1965年到1977年，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沉重、最难忘的12年。这12年，我受过整肃，受过歧视，因父亲的历史问题受牵连被关押过；这12年，我曾和最贫苦的乡民们一起劳作，一起受苦；这12年，我从孤零零的独人班小学教师，走到旗镇中学的讲台前。那些岁月像风沙一样，吹得我疼痛难熬，也磨出了我后来写作的筋骨。

1966年秋天，我被发配到一个叫大哈达的小山村。这是两个旗（县）交界处的一个小村，旗县一级的地图上也休想找到它，全村拢共80个人，悄无声息地隐藏在大山深处。我小说中的二梨儿、老王二、招弟老太、拴牢子、秀花儿等，都是这个村的乡亲。我小说中的人物就是活生生从这里走出来的。

这地方穷啊，苦啊！可以说是我们那个贫困旗县中最贫穷、最落后的一个村子。那是人民公社时期，一个壮劳力苦干一年，除了300多斤口粮，几乎分不到什么钱。农民能买得起的，也就是火柴、咸盐、煤油这些最简单的生活用品。连酱油、黄酱这些调味品都没有吃过，供销社也没卖的。醋是自己淋的，酸菜是自己腌的。生产队里有羊，中秋节杀了每户能分一二斤；偶尔有人家养猪，腊月里杀了自家留一点，大部分都卖掉换钱了。——人都吃不饱，猪又能养得多肥呢？

1967年冬季农闲时节，公社派下任务让各生产队推广样板戏，春节到镇上汇演。我的一篇小说里写的就是那段经历。教社员们听懂样板戏《红灯记》里那些内容，是我有生以来最艰难的“教学任务”：这里离公社所在地四五十里，离旗镇一百三四十里，而旗镇也没有火车。许多人一辈子没有见过火车，他们问我：“邓老师，火车是几个马拉着的？”让人哭笑不得。戏里那些信号灯、车站两头的扬旗一类的设施，你磨破嘴皮他们也不清楚是什么东西。还有，大多数人也就小学二三年级的文化，样板戏的戏词听不懂，十个字有七八个不认识，比教幼儿园的孩子还困难。冬夜寂寞，村里什么娱乐也没有，甚至连副扑克牌都难以找到，晚上到学校来排戏也就成了唯一的红火热闹。这样的排练怎能成功，最终排戏失败，各自散了，不了了之。

我那时教着二三十个孩子，语文课本就是一本《毛主席语录》。课堂上我给他们讲大山外的故事，孩子们瞪着小眼睛一声不响地看着我，门口聚集了好几个听故事的村民。家长们把孩子送来的目的，也就是让自己的娃娃“能认个头迎上下”——不把书本拿倒了，不要让记工员把工分记错了，能认得自己的名字。再就是有老师看着、哄着，不会出什么“板鬼”（事故）。

我自己出身不好，很注意和村民的团结。村里也并没有把我当“黑五类”看待，而把我当成他们中的一员。队里开会，也叫着我，让我为大家读毛主席语录和报纸。中秋节队里分羊肉，队长也会派人给我捎来二三斤。我小说中说的招弟老太，实有其人，她是我生命中一个温暖的身影。老太太看我远天远地的一个人好可怜，就帮我介绍对象。她曾带我骑着驴来到另一个公社相亲，认识了叫二板子的那个小寡妇。这些都成了日后我小说里的人物。这一切的人物，都不是“被我创造”出来的，而是从生活中站出来，走到我面前的。

九十年代是个开放的年代，除了文学月刊，还有社会文化方面的报纸和杂志，文化事业空前繁荣。有好几个编辑约我写稿，想起我那遥远的穷乡僻壤，想起我那贫苦却淳朴、善良的乡亲们，我便不能推辞。除了几篇小说，我还写了许多散文，《我在大哈达的灰色岁月》、《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那失落的寂寞》等篇。其中有批判，有怀念；有沉痛，也有温情，表达我对那些远在天涯、甚至已经逝去的父老乡亲的深切思念。

那片土地，那段岁月，是我文学创作的根。我不能不写。写着，写着，仿佛又回到了那片后山、回到了大哈达…… 于是，在我潜意识里，一切就都回来了，寻着这条路，寻着这条根，我的笔下豁然开朗，“泉水”就汩汩涌了出来……

（2025年12月4日夜）

注：小说集《没有“廊桥”的年代》目前正处于 KDP Select 的开放阅读期，使用 Kindle 设备或 Kindle App 的读者可在订阅范围内免费阅读。

 

下面这篇微型小说发表在1997年2月号《市场导刊》杂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后山乡亲的善良和淳朴——

 

“贼”

邓乃刚

 

这事发生了25年以前。当时，做为下乡的知识青年，我正在乌盟后山一个叫天盖屯的小村教书。

一天中午，我和同事大亮从学区开会回来，他忽然对着窗台大叫：“谁偷了我的鞋？”

我说：“那不是你的鞋吗？”我们办公室外面的窗台上分明放着一双崭新的灯芯绒白底儿“懒汉鞋”，我知道那是大亮一清早刷好把它晾在那儿的。

“不对，我晾的是两双鞋，还有一双破的！”

还有一双破的？为什么小偷不拿那双新鞋，却拿走了破鞋？真怪！

“丢就丢了吧，反正那双鞋也该扔了。”大亮嘟囔着，我们就进了屋。从此，便忘记了这小小的奇案。

5年以后，大亮被选调回城，那天照例是三牛倌儿赶大车去送他。我们刚来时，就是三牛倌儿赶着大车从旗里把大家接来的。这位三十五六的汉子，老婆得乳腺癌提前走了，给他留下两个七八岁的娃娃，凄凄惶惶地活得很艰难，家也不像个家。我和大亮曾给他的两个娃娃免过学费，他就感激得不知怎样报答才是，一劲儿说：还是你们这些念过书的先生知道体恤人……

这天早上，三牛倌儿来得异乎寻常的早，拉着大亮的手就泪流满面。他说，他不是人，对不住大亮兄弟，……偷过他的鞋……憋在心里几年没敢说出来，今天大亮要走了，良心让他再也不能瞒哄下去了。

大亮愣了一阵，终于明白了：一双新鞋，一双旧鞋，当时三牛倌儿不忍心，偷走了破的，留下了新的。就为这点儿小事，他心中纠结了这么多年，终于来忏悔……

唉，这“贼”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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