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走进我小说里的人
在这本《没有“廊桥”的年代》中,我写下的每一篇故事,都源自生活中的某些人物、某些片段,那些悄无声息的瞬间、那些生活中的微光……小说固然是虚构的,但人物身上那种“真实的面貌”却很难遮掩——一个眼神、一声叹息、一颦一笑,常常在我眼前闪现,自然而然地涌入笔下。写作时,仿佛是他们牵着我的手,把故事带入各自的命运。
我始终相信,一切文学艺术的源泉都来自现实生活。三岁那年,我随父母来到“多见石头少见人”“荒边无树鸟无窝”的乌盟后山。那时乡下的贫穷和落后,不是一两句话能概括的。1965 年秋到 1977 年冬,我做了 12 年乡村教师——特别是当“独人班”小学教师的那些日子,天天与村民们混在一起。
二梨儿(《二梨儿,我欠下你什么?》)、拴牢子(《拴牢子,你终于又做了新郎》)、二板子(《我曾经的二板子》)等人物,几乎都是与我朝夕相处的乡亲。他(她)们的善良、淳朴、愚昧无知,他(她)们的任人摆布、无可奈何……我一闭上眼,就像电影在眼前重放。以二梨儿为例,她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人。小说中的许多细节,都是我亲身经历。这个被命运捉弄的后山女子,用她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被生活打磨到最卑微的善良。她不懂爱情,却懂得感恩;不识字,却懂得体面;不抱怨,却在苦难中保留着做人的尊严。后来我写小说,就把他(她)们一一记录下来。
1977 年,我离开养育我长大的乌盟后山,来到北京上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由一个封建农民变成了一个小市民。到了九十年代,我先后在两家杂志社供职。那时改革开放的浪潮汹涌澎湃:一方面经济突飞猛进;另一方面,欲望的气息夹杂着商品的味道,迅速吹进每一扇窗户。人们急切地想告别贫穷,渴望富裕,而在不知不觉中,把爱情、友情、婚姻,都交给了现实的物质秤。
我工作的身边,就有一两位自称“小资”的女士。她们把自己装扮得时髦,却对文化、对读书人不屑一顾——也许是因为那时许多文化人的腰包并未率先鼓起来。她们有文凭,却错字连篇,说不整话;有姿态,却没有文化。个人生活上,她们也许曾渴望过爱情,但更趋之若鹜的是豪车与洋房。《安妮塔,我们为你祈祷》中的安玉华、《都市没有“廊桥”》中的张雪宁,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
九十年代,仍有不少人把升官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当升迁与爱情、婚姻摆在天平上时,一些人会毫不犹豫选择前者,而牺牲后者。《“可悲呀,你不是你自己”》中的刘宇、《一辈子都在寻找的女士》中的韩丽,就是如此。见得多了,写起来他们就像站在我面前表演一样。
也有人会劝年轻人:“你不能生活在感情里,现实是严酷的。”那么,现实中有没有始终追求真正爱情的人?有。《晓玉,你不要哭》中的商晓玉,就是一位始终追寻真爱的女子,只是最终也未能抵达。
九十年代,我和许多读书人一样,读过《廊桥遗梦》。在我看来,“廊桥”象征着人心底那条隐秘的通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然而在那个经济剧变、物欲膨胀的时代,这座桥渐渐被尘土遮蔽。
那些年我亲眼见到的人与事,在夜深人静时,逐渐化为一篇篇短篇小说。最终,构成了我今天重新整理出版的这本《没有“廊桥”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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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北京晚报 2017年04月08日 版次: 21 作者: 邓乃刚
几年前的秋天,刘录去美国探望女儿,隔壁一位女士也从亚利桑那赶来,照顾她年迈的母亲。她的老父刚刚过世,孤寂一人的老太太需要常年陪护,她就来了。
这是阿巴拉契亚山谷的一个小镇,漫山遍野的红叶像燃烧的火焰。午后,刘录坐在枫树下抱着一岁的小外孙女,珍妮就会放下除草机,过来逗逗孩子。她一身牛仔衣裤,由金变银的长发下藏着深深的蓝眼睛,顽皮的笑靥挂在嘴角。在她接过孩子的一刹,他感到珍妮已并不年轻,洋人妇女多施粉黛,细看皱纹已刻上她的额头和下巴。他不会英语,就是懂也不便问,他俩就这样相识了。
转过年来,刘录和他太太再次来到女儿家。这次住了一年,把亲家开的菜园责无旁贷地经营起来。盛夏,这里也很热,珍妮常常到房后给树木和花草浇水,美国人不种菜,他们只在房前屋后种花种草。在阳光下,她风姿绰约,裸露的双臂与大腿,仍像年轻女人那样性感。刘录只顾埋头侍弄他的菜地,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手足无措,对女人的那种吸引力有点犯怵。然而,总是珍妮主动来和他说话,他什么也听不懂,就用“谢谢你”来搪塞——他只会这样的一两个单词。珍妮好像听明白了,或者根本就不需要明白什么。她经常把剪下来的花枝,束成一束,插到刘录的地头上。有一次,她把剪下来的也不知蔷薇还是月季插到地头,不久就活了,后来还开出了一朵朵灿烂的红花。刘录也懂得投桃报李,西红柿长得滴溜溜喜人时,他摘了几个又大又圆的,蔫蔫地放在珍妮家门口的窗台上。他不知道珍妮有没有丈夫,有没有儿女,没问过,也不会问,不知道。
冬天,山里的雪特别大。这时,要早起一点儿把自家门前便道上的雪除干净,否则摔伤了老人或孩子,主人是要负安全责任的。知道美国人爱帮助人,刘录也主动帮助左邻右舍。他先把自家门前的雪除干净,就开始清除珍妮家门前的雪,最后他还会把右面那家印度人门前的雪也除干净。
这天,雪又下得特别大,刘录照常出来除雪。这时,珍妮也出来铲雪了。她穿了一件橘红色呢子大衣,在皑皑白雪中分外妖娆。他迎上去,用了刚刚学会的一句英语:“我能帮助你吗?”说着就过去帮她除雪。这时,忽然匪夷所思的荒唐事发生了——珍妮忽然扑上来抱住他,疯狂地亲吻起来。她那刚刚抹过口红的嘴唇,发出啧啧的响声,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水味儿扑入他的鼻孔。刘录愣住了,他一动也没动,跟个木桩似的。是的,在这世界上还没有什么人这般热烈地亲吻过他,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中国女人,绝不会这般热吻一个男人。但是,他仍旧像木桩似地戳着,一动也不动。这时,他感到他的太太正从背后冷冷地盯着他……
事后,刘录仍然把门前的雪除完,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圣诞节前大约一个月,隔壁的老太太也过世了,珍妮家来了好多人,刘录什么也不会说,也没有过去。圣诞夜,女儿带着刘录夫妇从教堂回来,发现家门上挂着一包糖果——一包只有这个节日才会有的拐棍糖。“咦,谁送来的糖?这糖不好吃!”说着,女儿就把糖顺手扔在门厅的桌子上。也许只有刘录才能猜出个中蹊跷,他把糖悄悄藏了起来。情人节前后又下了大雪,刘录出去除雪,看见珍妮家的灯黑着。他有些发毛,已经好些日子没有烟火了。
珍妮一定是回亚利桑那了。刘录再次来美国时,隔壁已换了新的主人。刘录藏匿的拐棍糖仍然躺在衣橱顶上的那个小格子里,每次来他就住在这间卧室里。珍妮的名字(Jenny)头一个字母倒过来,不就是一根拐棍吗?拐棍糖,那带不走的拐棍糖,将永远藏在大洋彼岸的小格子里了……
感谢读到这里的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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