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汾河门前过 - 简杨

我后来追溯自己为什么会学了医时，象很多事情那样，仍然还是追到了大姐的头上。

我大姐丁汝兰在我很小的时候生过一场大病，在医院住了很多天。我再见到她时，她嘴唇干裂，脸色枯黄。除了头发和眼珠的那点黑色外，她整个人似乎都被病房里的白色吞噬了。

大姐问我：“强强，你以后还会记得我吗？”

“会。”

“往哪儿记？”

“心里。”

大姐见我拍着自己的胸脯，便微微笑了起来。

我小心地问：“大姐，妈说你就要上路了，在给你做新衣服。什么是上路？”

“上路就是死，”她凄然地说。

我又问：“你不要我们了吗？”

她没有回答，眼睛里又复归呆滞。

我走出来，看见我母亲正向一个医生哀求：“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女儿。”医生一边嗫嚅地说他会尽力而为，一边却退着走开了。我拉了一下母亲的手说：“妈，大姐不会死，要救她还得靠我。”

大姐重病痊愈之后，便开始和一个男人约会。男人叫黄国华，我和其他的几个姐姐都不喜欢他，嫌他丑，矮，还有慢性肝炎，根本配不上大姐。

大 姐约会的时候常去看电影。她每去之前，别的姐姐就说她应该把黄国华踢掉。每听到“踢”那个字时，我的脑子里就会出现这么一个画面：我大姐正站在南宫电影院 最高的台阶上，黄国华则抱着头从上面滚了下来。姐姐们对黄国华很不恭敬，一直到他和我大姐约会了好几个月后，她们还是当面叫他“喂”背地里叫他“小黄”， 要多野蛮有多野蛮。

我大姐嫁的那一天，母亲把正要走出门去的大姐和黄国华叫住。她对黄国华说：“小黄，我这个女儿受了很多罪，没有 她，就没有我们这个家。她今天一走出这个门，就是你的人了。我现在让你好好照顾她，我也知道你会一口答应。可你把她带回去后，会把她怎么样，我却根本看不 见。但我还是要请你看在我这把年纪的份上，好好待我的女儿。”

黄国华走回来，认真地说：“妈，我现在怎么保证你都没有用，以后你就知道我的为人了。”

他和我大姐下了楼，门口的鞭炮响得震天。我回来的时候，听见另外两个姐姐在说大姐很傻，放着李家的大儿子不要，不知为什么，非要和人家崩。

我 这才记起，大概在一年前，有个年轻男子来过我家几次。他很英俊，每次来的时候，母亲总有些手足无措，让人家在过厅里的饭桌旁坐着。他话不多，等大姐的时 候，一见我从屋子里探出头看他，便会笑一笑，叫我过去，让我玩儿他钥匙链上的水果刀。等大姐出来了，他就会马上站起，对母亲说：阿姨，我们走了，我晚上会 把汝兰送回来。

母亲有一次在他们走后说：人是个好人，但和你大姐终究是不相配。

我的那几个姐姐正在贬低着黄国华议论着李姓的男子时，我母亲把桌子拍了一下，大声呵斥道：“我以后要是再听见有谁提起那个人的话，我就会把她的舌头剁掉！我以后要是再听见有谁背后不叫黄国华姐夫而叫他小黄的话，我也会把她的舌头剁掉！”

她这样发了脾气的三天后，黄国华陪着我大姐回门了。那几个姐姐齐齐地站在门厅里，恭恭敬敬地向黄国华问好：姐夫，你来了？


可怜的黄国华却吃惊地把她们一一看过，又朝大姐和母亲看去，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我母亲共有六个孩子——五个女儿，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就是我，老小。她一生象我前妻那样非常头痛大家庭，不止一次说到如果不是我父亲当时坚持，她在生完我三姐之后便会结扎。“这样一来，”她指着在三姐以后出生的我们说，“根本不会有你，你，还有你。”

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一直有些国王的感觉，有一次听见她又那么说时，便自以为特殊地问：“连我也不要？”

母亲笑：“尤其是不能要你。如果不是因为你，咱们家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没有这么多人，大家就有皮鞋穿，有好衣服穿，有肉吃。你看你惹了多大的麻烦。”

我 知道母亲说的是玩笑，但很多年后，却觉得那也是她的真实心情。我父亲死后，一直没有出门工作的她，便开始做临时工：秋天时到冰窖里储存白菜，夏天在居委会 折叠书页，平时家里还总有大姐从纺织厂领回来的棉纱，母亲拆了再让大姐送回去，增加零用。我相信母性伟大，但对于我们当时的那种处境，我母亲其实早就非常 无奈了。没有大姐的帮助，她是无论如何也伟大不下去的。

大姐结婚的时候二十六岁。她人长得非常漂亮，据说曾有过两个外号：纺织厂皇后 和大院之花。她出阁的那天，我们那个宿舍大院里，挤着看她的人很多。一直到她四十岁以后，我一个在电视台当编辑的姐姐还羡慕地说：大姐，你怎么能长成这 样？大姐笑道：你不能什么都有，你得给我这个穷人一点儿活头。

据说大姐正当年华的时候，追她的人很多。每一次对上门来找她的年轻人， 她总是说：我的弟妹多，我要是嫁了你，你必须帮我负担我母亲这边的生活，要负担到我三妹有了工作时才行。我三妹今年才上初中。年轻人就退了。但听说有个人 这么问过她：我想娶的是你，不是你们家人；再说，你凭什么觉得别人就得帮你？我大姐说：我凭什么你心里清楚得很。因为我长得比你见过的人都漂亮，因为我如 果不是家境不好，你连话都不敢跟我说。你就是帮了我的弟妹，你还是得了好处。不过，现在你就是想帮我，我也不会同意了。那个人便落荒而逃。

我 没有见过一个人象大姐那样的。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她就没有浪漫过。谁要和她谈恋爱，就必须先和她谈她的弟妹，如果不谈她的弟妹，就没有恋爱。如此简单。我 曾觉得大姐古怪，那些年轻人可怜。我长大了之后还向大姐问起过关于她当年的传言。她笑笑说：我不是不懂浪漫，我也不是不知道凭着自己的容貌可以得到什么。 我以前在大街上见过年轻人因为回头看我撞了车的，我也有在一个周末收到过四五封情书的经历，我还常在背包里发现电影票和礼物。追我的有高干子弟，也有大学 生。我要是稍微自私一点，肯定会嫁一个比你姐夫有钱的人。但那些都不重要。你想想看，如果我只顾自己嫁得好，你和你四姐，五姐后来能不能都上大学？

我摇头。

她然后直视着我说：强强，我不图你的回报。但今后你要是不好好做人念书，我不会给你好看！

　　　　　　　　　　　　　　　　　　二

我在大姐家从初一时就开始住，一直到了高中毕业。如果不是遇见了我姐夫那样好脾气的人，我不会住那么久，也不会住得那么心安理得。

我 家住在汾河西岸一个工厂的宿舍里。桥西是太原人对迎泽桥西边那一大片地方的统称。太原市的桥，在当时有两座最为有名。一座是迎泽桥，从我记事以来就立在那 里。在太原，被称作“迎泽”的地方和东西很多，如迎泽大街，迎泽饭店，甚至连一种肥皂的牌子也用了迎泽。这一切的得名全是因为一条叫作迎泽的大街。那条长 街据说是专门为了迎接毛泽东到太原视察而建的。街道宽阔笔直，两侧建筑整齐划一，从太原火车站开始，一直通向汾河东岸，长达十华里，确实有些帝王气度，因 此，太原人有时候会叫那条街是小长安街。把汾河东西两岸连在一起的那座桥，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叫成了迎泽桥。迎泽桥的北边，有一座古朴的水泥桥，是日本人占 领太原期间造的，大家都叫它是洋灰桥。与迎泽桥不同，从那里经过的多是农民的马车和拖拉机，桥身窄小，一辆卡车就可把桥面占满。汾河在我的记忆里，大多时 间是干涸的。自六十年代汾河水库上马之后，汾河在太原境内的流段就成了“浊汾”和“干汾”，只有在水库偶尔放水和雨季来临时，浑浊的河水才会缓缓溢满半个 河床，艰难地流向远方。而那两座桥，相伴于干枯断流的河床之上，岁岁年年，虽经风吹雨打，陈旧不堪，但却依然顽强屹立。

大姐家在太原 市的后铁匠巷，从繁忙的大南门左转，那条巷子就藏在迎泽大街一连串建筑的阴影里。小巷里有一所在很著名的中学，叫作太原市三中。我上小学时母亲就把我的户 口转到了大姐家，这样，我考初中的时候因为成绩还马虎，便顺利地进入了那所中学。我们高考的那一年，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上了大学。光我们那个班就有二十多个 人上了重点，我和我前妻都在其中。

后铁匠巷里清净整洁，太原旧城的一些影子依然能从一些古老的四合院中看到。那时，全城最高的一个建 筑是迎泽大街上的八角大楼。每天，当我从大姐家的平房出来向三中走去时，就总会看到那座楼的背影。记得楼刚刚建成的那一天，我姐夫曾指着那座楼数来数去， 告诉我它真的是有八个角。他又要我好好学习，要我将来考到北京去上大学，毕业了就在那里找个好工作；出差回太原时，说什么也要在八角大楼住一夜，他也好去 看看那里面究竟是个什么样。

记得初次见到姐夫时，我觉得他平常，甚至丑，但我后来就忘记了他的相貌。我因为从上初中时就几乎住在大姐 家里，和姐夫的感情也就一半象兄弟一半象父子。他人很聪明，在太原一个工厂的试验室当修理工，回了家就是折腾无线电，家里到处是电极板。我上初中刚学电和 磁场时，十分吃力。当物理老师将他的拳头当成两极转来转去时，我头晕眼花，很快就失去了方向。如果不是姐夫在家教我，我是不会越过那个坎儿的。越不过去， 就不能考出省，就没有了后来的北京，更别提医学院了。

在大姐家我共住了六年。后来离开太原到北京学习和工作时，我一想起家，倒不是汾 河桥西边我母亲的家，而是大姐和姐夫的家，那条安静古老的小巷，早晨那在淡雾中有些迷蒙的阳光，路上那一大片被八角大楼的背影投下来的阴凉，姐夫用铜管给 我做的一盏台灯，我们的一些笑声和争执。

我姐夫的生活极其简单，由于他的肝不好，他一直不沾任何烟酒。吃过晚饭，他总是坐在房里摆弄 那些无线电电极板。他背弓着，眼镜支在他的鼻梁上。我起初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有时候他会兴奋地叫我过去，让我听那些静电的模糊的声音。他对我说他在装一个 录音机，但和家里那个熊猫牌的半导体不一样，这个东西能让人听见自己说话的声音，“装好了，你就可以学外语用。”

大姐在纺织厂上班。 她曾经做过劳模，好像不是万米无疵点就是十几万米。我很骄傲。但初中的一年，学校组织我们到纺织厂参观时，我却只觉车间里机器轰鸣，震耳欲聋。戴着工作帽 身材弱小的女工们，匆忙地穿梭在车床之间。我当时非常难过。回到家的那天晚上我睡不着，也第一次懂得了为什么大姐会经常对我们说：声音大点儿，我刚才没听 清楚。

大姐坐班车去上班，接送站在铁匠巷附近的南宫电影院。南宫是一片乳白色的建筑，由于长年黄沙的吹打，颜色已有些灰白，但仍是迎 泽大街上的一道独特风景。走进南宫，柳树深草比比皆是，晨练的人们很多，但南宫的大小角落却把人们隔开了，人仍然可以闹中取静。等大姐上了班车之后，我就 找个地方去背单词，不多，一天十个。我曾想过，三百六十五天之后，就能背三千六百多，高中毕业的时候，十五万多个，没准儿英语词汇都没那么多呢。那样去想 的时候，我总是不能不得意。我背了外语回来，大姐的班车已经不在了。晚上，姐夫把饭做好了，便会说，走，接你大姐去。他推着那辆二八的永久牌加重自行车， 和我一起往南宫走。大姐回来的时候，头发总是凌乱了，脸上也有倦容。见了她，姐夫就把她手里的饭盒背包拿过去，然后把手张开，夸张地一指他的自行车说：老 婆，专座！女工们就笑，说黄国华真是一个活宝。

有一个夏天的傍晚，姐夫让大姐先回去，说他要带我到夜市上看一会儿。大南门那儿有个很 大的夜市，卖什么的都有。在亨得利钟表店门口，人们围成一堆，中间是一个简陋的砖灶，炉口里炭火旺盛，一口大得能让人跳进去洗澡的锅上正热气蒸腾。一个胖 大汉子站在锅前，脑袋上放着块白不白灰不灰的毛巾，毛巾上是一团面。他手里拿着两片利而薄的刀片，汗流浃背，手起之间，刀削面便如片片飞花，飘入锅里。围 观的人们连声喊好。汉子也就更加卖力地表演起来。但他不象别的做面师傅，头发根本没剃。姐夫问我想不想吃一碗，我说不吃，怕做饭的把头皮都掉进去了。那个 人听见了，就把两个片儿刀停在半空，大声嚷嚷：“谁说的，谁说的？有种的你就给爷爷我站出来！”我和姐夫就往后面退。退了没几步，那个削面的又开始表演。 我突然大着胆子吼了一声：“爷爷我不是没种，是恶心你今天连头也没洗就敢出来招摇！”那人就把面“噗”地一声摔在案上，朝我的方向走来。

姐夫低声说：“强强，你快跑吧！不跑就没命了！”

我 撒腿就跑。那个人追着，喊着，我用了快二十分钟才甩了他。我到了家后半个多小时，姐夫也回来了。问他怎么才回来，他笑说，他当时也是想跑的，但吓坏了，连 动也动不了。后来又想跑，还没来得及，削面的却已经过来了，一把扯着他的领子问那个混小子朝哪儿去了。姐夫连想都没想，就朝铁匠巷那边指了一下。他往家走 的路上，还碰见那个人，气喘吁吁地，说混小子爬上了房，没抓到，又谢姐夫给他指了路。

大姐不干了：“你就真给人家指路了？你也不怕强强被人家打死？”

姐夫不好意思地说，他慌忙之中没有细想。

大姐就把我拉过来让他看，说我从房上掉下来的时候，裤子都扯破了。

姐夫盯了我一阵，大笑起来：“你都一米七多了，裤衩儿还穿大花布的？”

我以牙还牙：“你都快四十了，人家刑具还没有用，你就招了？”

姐夫憨然一笑道：“招了就招了。我早就知道自己是软骨头，关键时候有你就行了。”

　　　　　　　　　　　　　　　　　　三

我 那时候经常闯祸。初中的时候，我对一个叫王秀子的女生非常一厢情愿，总喜欢坐在窗口看她经过。她喜欢穿红色的衣服。当她穿着玫瑰红的裙子出现时，我总是想 入非非。有一次，我看见一个男生给她献殷勤，就把那人叫到操场上打了一架，还把一块儿煤糕扔了过去，把人家的后脑勺儿都砸破了。煤糕什么东西？就是把煤面 子用水和好，制成坯子，晒干了烧火做饭，比砖头还要硬的那种东西。那个人命大，居然没有被我打死。

大姐和姐夫都被班主任叫去训话。班主任说丁强本来是个好苗苗，但最近上课时又写情书又发呆的，这样下去别说上大学出省了，连中学都毕不了业。

大姐回了家，黑着一张脸，二话不说就从厨房里拿了一根撵面棍儿。姐夫说：“别着急，让我和他先说说。”

他就把我从他背后拉出来，说：“强强，你这是怎么了？你不是说你想到北京去上大学吗？可你这么下去，别说北京了，就是山西大学也不行啊。你看我和你大姐，没赶上好时候，没上过大学。你条件这么好，你怎么就不开窍？”

大姐不耐地说：“他是猪脑子，跟他讲道理是不行的，要打！”

我躲在姐夫身后说：“你又不是我妈，你敢！”

大姐听了便象一个母老虎那样扑了上来，嘴里还喊着：“你个混帐连我的话也不听了！你吃了我家那么多饭，我都喂狗了？你给我吐出来！”

我道：“吃就吃了，吐不出来了！”

大姐推开姐夫又一次冲了过来：“不吐我就打死你！把你的屁股打烂，打得象菜花那么烂！”

我跑了出去。当下就骑车返回桥西母亲家里。我赌气说，我再也不去大姐家了。母亲说：“你还以为你是老几，就怕你以后想回都回不去了。”我说：“回去？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可 当天气变冷的时候，我就有些后悔自己的举动了。我从铁匠巷骑车回桥西，要三十分钟左右，一天往返四次，清晨即起，天黑回家。太原风沙大，每到黄昏起风的时 候，人就象在旋涡的中心，心里绝望而烦恼。尤其是当我骑到了迎泽桥上，在汾河上下那一片空旷开阔的地带，风刮得非常肆虐，骑到家里时，脸早已冻得麻木，等 渐渐暖和起来时，牙齿又冷得让人痛苦。我跟母亲说我还想回大姐那儿住，母亲说她说了不算，我得自己和大姐说。可事情都过去两个月了，大姐对我还是黑着张 脸，她那个样子弄得姐夫都不敢跟我怎么说话。一天中午，下起了大雪，我就到大姐家去了。没想到她那天倒班，在家。

姐夫见我来了，就要盛饭。大姐把碗夺了，说：“你不是说再也不来了吗？”

我扭头就走，姐夫扯住了我，又把一碗饭放到我跟前。

大姐说：“你是想吃完了今天这顿饭就走呢，还是以后就不走了？”

见我不说话，她又说：“要是只吃这一顿，我就不废话了；但要是还想象以前那么住下，你就得守我的规矩。”

我低声问：“什么规矩？”

大 姐就说了一大堆：不能和人打架，不能给女生写情书，考试要在年级的前五名之内。我统统答应。那天晚上，我在做作业的时候，大姐过来问我，那个女生漂不漂 亮。我说哪有什么女生。大姐说，“你千万不能分心。先要考上高中，再上大学。凭你的长相，只怕今后是女孩子跟在你后面追呢。”我说，我谁也不要。大姐就 笑，说，“那个人那么厉害呀。”我就吞吞吐吐地说，王秀子比我学习还好，以后肯定是要考到重点大学去的。我又告诉大姐说，她考哪儿，我就考哪儿。大姐叹口 气：“你这么小，说说算了，千万别陷进去，搞不好，会伤害自己一辈子的。”我见她头一次这么和我说这样的话，就大着胆子问大姐是怎么和姐夫认识的。大姐 说，她有次去医院看病时遇见了姐夫。姐夫多嘴，问了她一句话。如此而已。我问是什么话。

大姐说：“‘那位女同志，你是不是不舒服？’”

我不相信地看了姐夫一眼，他还在那儿折腾那堆电线。

“就那么一句话？”我问姐夫。

姐夫看了我们一眼：“就那么一句。不过，你大姐那时眼睛里根本没我，这几年才变了，眼睛里快没有别人了。”

大姐笑笑：“行了，少说一句没人把你当哑巴。”

后 来我悄悄问过姐夫，别人是谁。姐夫说是李家老大。我说人家没名字吗。姐夫说，是个外号，你知道人家名字要干什么。我说这外号听上去象个黑社会的。姐夫说外 号是不怎么好听，可人家又有钱又有权，活得滋润多了。不过，我看姐夫说话的口气，他根本不在乎那个姓李的人，大姐也不在乎。我后来常听见姐夫这么说：“我 要是象李家老大那么有本事，你就不会吃这么多苦了。”加级，分房子，提干，很多次他都半真半假地说过，还问大姐后不后悔。大姐说：“你要是他就糟了。”一 段时间，那个人成了一个他们夫妻间调侃的话题。只是有一次，我半夜醒来，听见里屋里大姐还在和姐夫说话。姐夫说：“其实那个人还是不坏的，你不要再记恨他 了。”大姐说：“我早就不恨他了，要是还恨他，我就对不起你了。”

我后来就很少去接送大姐了。大姐常在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踪 影。姐夫还是很执着，上下班的时候到南宫去接送她。他那一年更小心了，因为大姐有习惯性流产，而到冬天时她又一次怀孕了。他们每走到院子里的时候我就听见 姐夫在叮嘱大姐：你小心点儿，这儿有个坑。或是说，站在那儿别动，等我把这辆车往里面靠靠。

但大姐的孩子还是没有保住。

她有一天去上厕所，刚进去不久便凄厉地大叫了起来。院子里的人都跑了出来，姐夫冲进去，一会儿把她抱了出来，邻居们帮着，把大姐放在一个板车上。我姐夫让我回去告诉母亲，说完便拼命地蹬着板车走了。

我 和母亲赶到医院的时候，大姐已经稳定下来了。医生对母亲说，不要担心，只是宫外出血，已经控制住了。正说话间，大姐又在里面大哭了起来，一个护士手里抓着 一团血乎乎的纸，匆匆地走了出来，那个医生跟着她，我们跟着他们，一直走到一个女厕所门口。医生不让我们进去。两个人在水槽那儿把纸看了一下。我听见护士 紧张地说：“不光有血，连组织都看见了。”

母亲就问我什么是组织。

我说：“组织就是人肉，是一小块儿一小块儿的肉。”

母亲身体晃了两下，靠在我身上，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大姐在一个多月后才出了院。我姐夫蹬着板车，母亲坐在大姐身边，不时为她掩着棉被。我自行车上挂着大姐用过的脸盆和被子，慢慢地跟在他们身后。大姐不时睁开眼睛问：到家了没有？到了没有？

我 大姐以后再也没有回过纺织车间。她到工会做了干部，名字好听，但只是组织些活动，发电影票，给职工分东西什么的。我姐夫在大姐住院后，跑到大姐单位的人事 科里，一反常态地闹，要人家给大姐换工作。人家说不行。我姐夫问为什么。人家说丁汝兰是市劳模，不当纺织工了，怎么行？姐夫说：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我老 婆反正是不能回车间了。但无论姐夫怎么说，大姐还是调不出来。姐夫就找了个人。那人给大姐的单位打了个电话，大姐就从车间里调出来了。

“你有这么神通广大的朋友？”我问。

“算不上朋友，”姐夫说，“强强，这事儿你谁也不能说。你要说了，我以后就什么也不告诉你了。”

大 姐从医院回来后，姐夫依然接送她上下班。有一回，我又跟他去接大姐了。在班车门口，姐夫说什么也要让大姐坐到自行车的后座位上，他则走着，推着大姐。走到 铁匠巷附近，姐夫对我说，我们先回去了，你自己慢慢走吧。然后他蹬上车，突然把身体从自行车上立起来，在无人的小巷里把自行车扭来扭去，大姐骂他疯了，他 只是大笑，两个人很快就消失在远处。我慢慢走着，不由幻想着自己今后会有的相似的幸福，我想拥有他们两个人一样的笑声。当然，载着我和王秀子的，绝对不会 是姐夫那辆破自行车了，而是火车、飞机、游艇之类更高级的东西了。

一年之后，大姐的儿子生下来的时候，我们都忙着给他起名字，酸的有 象黄书桓，土的有象黄保国，洋的有象黄约翰，怪的有象黄璜的，反正什么名字都有。念出来，连起名字的人都恨不得要抽自己嘴巴子。我一向没有什么文化的母亲 说，小名她已经想好了，叫棒棒。大名谁也不能起，得姐夫起。我姐夫脱口而出：“黄志达，志在必达。”我笑道：“这么有学问！”问他儿子将来要达什么志，姐 夫说，“没什么志，就是上个大学，找个好工作，不用象我们这么辛苦。”

棒棒生下来的时候，姐夫的录音机也快做好了。一个晚上，他叫我 和大姐都过去，得意地按了一下，棒棒的哭声就从里面响了起来。姐夫催我们说话，我说：“姐夫，你真的做成了？”他说：“我从不吹牛。”大姐这时正哄着棒 棒，说棒棒听话，睡觉吧。姐夫就把磁带倒回去，将我们三个人的声音重复着。他得意地问：“怎么样？”

正说话间，电停了。我遗憾地啊了 一声，姐夫叫大姐把所有的电池找来。大姐就借着月光忙碌了一阵，把电池都堆在姐夫面前。录音机又可以用了。姐夫说：“你们不能光说话，唱点流行歌曲什么 的，也对得起我的辛苦。”我让大姐唱。姐夫笑道：“她的嗓子不能听，一唱歌就会把棒棒吓醒的。”大姐笑着把棒棒递到姐夫手里，走到了里屋，一会儿她出来 了，哧地一声划着了一根火柴，火苗照着她微笑的脸。她把几滴蜡油倒在桌上，把蜡烛放好，说：“强强，你念一段外语吧。”

我就把英语书拿出来，结结巴巴念了一阵。姐夫抱着棒棒，拍着他的背，笑眯眯地看着我。

　　　　　　　　　　　　　　　　　　四

黄志达黄棒棒长到三岁的时候，依然还是一个干瘦丑陋的小孩儿。人们说孩子没有丑陋的，但他实在是丑，两只眼睛眯缝着，脖子里和背上全是象鸡皮那样的点子，就连我母亲都悄悄说：实在是丑，没一点你大姐的样子，丑得连你姐夫也不如，将来怕是连老婆都找不到。

但 等我大一的时候回来，棒棒已经脱胎换骨。我一走进大姐家的院子，就看见一个很清爽的小男孩儿，盯了我一阵后，就很伶俐地叫我六舅。我疑心自己听错了，便问 他他爸爸叫什么。他说：“我不光知道我爸爸叫什么，还知道我妈叫什么呢。”我就让他说。他说是丁汝兰。又问他怎么还记得我，姐夫已经从屋子里出来了，说大 姐经常拿着我的照片让棒棒看。

我说：“棒棒变得连我连不敢认了。”

姐夫得意地说：“可不，我以前都吓坏了，以为他会长得象我这么丑。”

过了三天我又去，棒棒在院子里和小朋友玩儿，见了我也不说话了也不喊舅舅了。我拉住他问，你不认识我了吗。他说认识。

“那我是谁？”我问。

他说：“你给我买个冰棍儿我就告诉你。”

“混帐！”我笑着拍了一下他的屁股。

走进屋我对姐夫说，“你这儿子刁得狠，长得象我大姐了，不知性格象了谁。”

棒棒在外面听见了：“我妈说象你！”

我对姐夫说：“你得管教一下这个小东西，他凭什么骂我？”

他说：“你凭什么先骂我儿子混帐？嘿嘿，你活该。”

棒 棒的聪明觉悟还体现下面这件事情上。我有年回去过暑假时，棒棒非要让我给他讲故事，讲了很多，棒棒还是不肯罢休，我就给他讲曹操兵败的故事。这故事是姐夫 在我小时被我逼急了编出来的。话说曹操仗败之后，带着败兵三千来到太原，当时汾河边上的洋灰桥还是一个摇摇欲坠破烂不堪的木头桥，一次只能过一人一马。每 次要走二十多分钟，姐夫便模仿着马蹄的声音：哒哒，哒哒－－－－－－哒的我烦了，说什么时候才能全过去。他说明年夏天吧。到了第二年的夏天，我想起了旧 事，便问他，人马总算过去了，后来呢？他说后来曹操又打了一仗，又是大败，又只好回到洋灰桥，哒哒，哒哒－－－－我说算了，你骗人。

我刚给棒棒讲起了这段三国，姐夫就笑，说：“你都上重点大学了，还是这点儿水平啊？”

我也不理他，只是给棒棒哒个不停。小家伙突然问：“六舅，曹操当时在汾河哪边儿啊？”

“东边。”

“他要去哪儿养兵呀？”

“山东，”我随口说。

他就跑了。

我就问姐夫他们最近单位怎么样。姐夫说清贫些，还不至于活不下去，但你大姐就不行了，一天到晚回来说单位要精简，工作都快保不住了。大姐说，你姐夫这个人胆小，已经愁得睡不着了。我问她，要是被减下来怎么办。

“我去做衣服，开个店什么的，”她道。

“算了，减下来就在家呆着，你那个身体还不如我的，”姐夫说，“我到外面揽点儿活，帮人家搞点儿装修什么的就行了。”

大姐就告诉我，姐夫现在晚上在帮一个公司看大门，早晨再去上班，很辛苦。

我听了很难过，说我毕业了以后，会想办法帮他们。又问姐夫他最近的肝指标化验结果怎么样。他说基本上还能控制住。

正说着，棒棒拿着一本地图走过来，“六舅，你错了。”

“我错什么了？”

“山东在山西的东边，要去得过东山，出娘子关。洋灰桥在姥姥家那边，靠西山。曹操要过了桥，就到西山了，出了西山，就得过山西西边，再过黄河，那他就越走越远，不是往陕西去就是往内蒙去了。他要去山东，根本不要过桥！”

我目瞪口呆，大姐姐夫则笑。

“你连七岁的孩子都哄不了，你能毕得了业吗？我是不敢靠你的，”姐夫说。

“这故事最早还不是你说的？是你说的臭！”我争辩道。

大姐把儿子拉过来，亲了一下。

我 回了北京以后，大姐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她已经下岗了，在桥西附近开了一个店，生意还马虎，只是刚开张，她又木讷，方方面面打点不过来。又说不光要对付税 务街道，还有些难缠的顾客。“但你不要担心，老天没有绝人之路。棒棒是个聪明懂事的孩子，成绩总是班里的第一名。有那么一个儿子，我和你姐夫什么苦都吃得 下。”

我一直没有把大姐和自谋职业者联系在一起，也不知道她的艰难。每次回家也很少到她的缝纫店里去过。

大三暑假的一天，我在姐夫家吃过饭，带着棒棒去给大姐送饭。那天刚下过雨，路上这里一个坑那里一滩水，大姐的店前用灰渣铺了一条小路。

棒棒突然说，“六舅，骑过去，骑过去！”

街 的那头停着一辆皇冠，象葡萄酒一样的暗红色。车身上滴着晶莹的雨水，幽红的漆面映着灰的建筑，绿的杨树，车轮附近到处是零落的树叶白花。在那个简陋陈旧的 住宅区里，它就象是一位绝代佳人。棒棒那个小家伙最喜欢汽车了，我便朝路那边骑去。这时，一个男子匆匆从大姐的店里走了出来，我来不及躲闪，一下子撞在了 他的身上。男子穿着考究，浅色的裤子上溅满了泥水。我连声道歉，他只是退了一步，头却连抬也没有抬，便朝那辆车去了。发动机响起的一瞬，棒棒摇着头，有些 遗憾地说：“好看是好看，就是车发动起来的时候声音太小了，不气派。”我好笑地说，“棒棒，那才是好车呢！”汽车从我们身边飞快地驶过，很快就消失在小巷 尽头。

走到店里，大姐正望着窗外，眼圈有些发红。

我问她怎么了，她说顾客对她做的东西不满意，骂她把布料都毁了。

“是不是刚才那个男的？”我问。

“是。还说早知如此，不如到商店去买。”

我说：“混帐！装什么装？那就早去啊！”

棒棒也用小手拍了一下缝纫机：“混帐！”

大姐便笑道：“你也会骂人了？”

大姐又问棒棒作业做了没有。他说都做了，还帮爸爸扫了地。大姐爱怜地看着他，突然自语一样地说：“有这么好的儿子，老天不是偏爱我还是什么？”

　　　　　　　　　　　　　　　　　　五

从 初中时为王秀子砸破了别人的脑袋起，我已经喜欢她好几年了。到北京上大学后，她已经很少穿红色的衣服了。她说她穿红衣服根本不象我想的那么浪漫，而是出于 一种无奈。我问为什么。她说她总是捡姐姐们的旧衣服穿，那时候衣服的颜色又单调，除了红的还是红的，她早腻了。她说她穿红衣服根本不象我想的那么浪漫，而 是出于一种无奈。如果她今后有了钱，她是一点红色也不要的。对她来说，红色代表穷，过去，无可奈何，没有口味。她要中间色、蓝色、丁香色，墨绿色、白色、 黑色……我说，好了，好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她又告诉我，她虽然象我那样在一个大家庭里长大，但却从没有象我那样，和兄弟姐妹们关系亲密过。

有一回，我们两个人躺在园明园一片金黄的芦苇里，她说她心里很难受。因为那天是她小妹妹的祭日。她伤感地说，“我小时候最恨她了，她死的时候，我还高兴过。”

她 有兄妹五个，家境贫寒。她小时最向往的是一双白球鞋，但母亲从来没有给她买过一次。所以，每当学校有运动会和演出时，她就一个人躲在家里用白粉笔往鞋面上 涂色。对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来说，穿着那么一双鞋在正式场合抛头露面简直就是耻辱。母亲很溺爱她的妹妹，从没有骂过她，秀子和妹妹吵架时，母亲责备的总是 秀子。秀子曾在夜里祈祷过世界上只有她，而没有妹妹，也想过如果父母的孩子少一些，她母亲对她的爱就会多一些。每一次这么想的时候，在她的黑名单上，她第 一个划掉的就是妹妹。一天，她下学回来，见院子门口围了一堆人。进去看时，地上有一滩血。邻居说，她的妹妹爬到一辆小轿车上玩儿，司机倒车时没有看见，把 她甩了下去……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没有爱过我自己，”她说。

我把她抱在怀里，告诉她，我爱她，胜过我爱我自己。

她泪光闪闪。

我 们喜欢在黄昏时到学院路上散步。秀子有各种各样的怪想法，比如说，看见一个将夹克衫和西裤搭配在一起，手里提着尼龙袋的面色从容的中年男子时，她说：这个 人最起码是个讲师。我说我同意，因为我的老师们基本上都是那个打扮。她又说她能看见我十几年后也这么在学院路上走着，红尼龙兜子里上课时放讲义，从食堂出 来时放馒头，后座位上夹着一袋大米，车把上挂着用粮票换的鸡蛋。我说，“你别糟蹋我了，你糟蹋我就是糟蹋你自己。”

“何以见得？”她问。

我说：“十几年后能逼着我到农贸市场拿粮票换鸡蛋的人，肯定是你。”

她满脸飞红：“我才不会嫁给你呢。不过，我在路上见到你的时候，我会说：啊呀，丁强，十好几年了，你怎么还这样儿啊？”

大 学的最后一年我才把秀子带给家人看。大家很早就知道我曾经为她差点儿把人打死过。秀子走进我家的时候，她的手微微发抖。我一一介绍着，她一一叫着大家：大 姐，姐夫，二姐……作为这个家里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儿子，我时常感到我自己不止是有一个母亲，而是有六个，且是六个特别爱我特别为我自豪的母亲。在我成长的 过程中，我曾被这些母亲强迫着穿过她们自以为最适合我的衣服，被她们干涉过我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和交什么样的朋友。她们为了我，不仅互相争吵过，还一起设计 过我的未来，想象过那个将来会成为我的妻子的人。当我做了她们认为不对的事情时，即使是在我上了大学之后，我的耳朵还被拧得发红过。所以，当秀子和我走进 母亲那个狭小的单元房时，五个姐姐和一些姐夫齐齐回头看着我们的时候，我突然有了冷汗。那天不光人多，大家还一人手里拿着半颗西瓜，正吃得昏天黑地。我们 家有那样的习惯已很多年，夏天时，吃过晚饭，把西瓜打开，一起说笑。那天，也是一样。大人们有的站在厨房里，有的坐在过厅里，我的外甥们则跑来跑去。

五姐把一颗西瓜从中间开成两半，“这是你们的。”

秀子看了看，说了一句话：

“我胃口小，只吃一块儿行不行？”

说实话，那种瓜并不大，因为不大，大家才一人拿了半个吃。

“行啊，怎么不行？你别客气，就当是在你自己家里一样，”大姐说着就叫姐夫去切瓜。但秀子又说了一句话：“我去切吧，我喜欢切成块儿放在碗里用叉子叉着吃。”我听了就在桌子下面踩了她一脚。

秀子话音刚落，大家就立刻安静了下来，连孩子们也不跑了。静得真是连一根针掉了都听得见。

五姐也算个太原市文学届的名流，经常写些教女人怎么坐站吃穿、美丽动人和擒拿配偶的文章。她听了那话便走进厨房，很快就用一个盘子盛了几小块瓜，端到了秀子面前。她然后微微笑着对孩子们说：“你们以后也得斯文点儿，你看你们，哪儿象吃瓜，倒象洗脸。”

大家马上也恢复了正常。

秀子走了以后，我问大家王秀子怎么样。

大家都说不错，说罢就又接着吃瓜。五姐快人快语：“强强，你是想听我说实话，还是说假话？”

“当然是真话。”

“长的很漂亮，做派很精致，”她说着已经忍不住笑了。

四姐说：“你不就是一天到晚在教人精致？”

“嘿，那不过是文章，这可是生活啊！”五姐反驳。

大姐说：“人家不就是没象你那么抱着西瓜大吃嘛。”

五姐反驳说：“不是没象我，是没象你，没象大家！每个家有每个家的传统，强强说王秀子也是在大家庭里长大的，可她比我教出来的那些女读者还出色，你们愿意让强强找这么人吗？”

姐夫笑道：“你住嘴吧，再说一句话，强强就要恨你了。”

大姐说：“你要再说，连我也要恨你了。我看人家挺有个性，实话实说。胆儿小的，一进来看见我们的样子，吓都吓跑了。如果人家把你给的那半颗瓜吃了，你可能又会说别的了。”

我追着大姐走到厨房里：“大姐，你说的是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你了？我平生最恨别人干涉他人的恋爱。做家人的，最多只有资格给你提一些参考意见，说多了就过分了，”她说。

“我想一毕业就和她结婚，”我说。

大姐看了我一阵，微笑着：“好啊！希望你将来老了想起自己的恋爱时，还是觉得那块儿煤糕不扔不行。”

　　　　　　　　　　　　　　　　　　六

我 在毕业的时候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把医放弃了，去药厂工作。二是做实习医生，去北京一家医院的急诊室，但会清贫。我心里是想去医院的。但秀子说，去药厂 吧，医和药都差不多，医就是药，药就是医。我知道她是装傻，便说：如果医能和药一样，男的就和女的一样。亲爱的，你就和我一样。她想不出别的话反驳我，只 好说：医院就医院吧。

我们没有家，她和我都住集体宿舍。我的室友因为我和秀子新婚，特意把宿舍让给了我们，自己则搬到隔壁和别的哥儿 们挤了几个晚上。但他的日用之物却没有搬去，一早一晚，他都得过来拿东西。他先小心地敲门，跟我很不好意思地道歉，说他不是成心的。他一会儿拿走了短裤， 一会儿又回来说他忘了牙刷。他是个妇产科大夫，我不能让他臭烘烘地去上班，玷污了我们医生的职业形像。我把东西递给他之后，就又接着和秀子温存，发誓说： 凭我的能力，几年之后我一定再也不会在这种地方住了。她闭着眼睛问我那会住在哪儿。我说：住一个独家的小楼，面向大海，听得见涛声，闻得见海风，落地的窗 子，满院的鲜花，阳光是阳光，蓝天是蓝天。她说：你说的不是北京吧？我说：当然不是，是加州海滨，总有一天，我会带你到那里落脚的。她嘻嘻地笑：你是个骗 子，不过我原谅你。

秀子那时还没有象后来那样能入骨三分地挖苦我，我还有很多庆幸的感觉，觉得我妻子不俗，觉得自己真是找到了象大姐和姐夫那样相濡以沫的爱情。

新 婚的生活很快就不浪漫了起来。我记得有那么一夜，室友去外地出差，我和秀子已经上了床。半夜两点的时候，室友回来了，见了我们非常尴尬，说他没想到，要知 道秀子在，他就会在火车站蹲一夜的。秀子躲在被子里对他说：你出去一下好不好？室友便到走道里等。秀子开始穿衣服，内衣、衬衣、衬裤、毛衣、外套、大 衣……我问她你要去哪儿。她暴怒地说：哪儿都行，只要不是这里！她往楼下冲，我在后面追，在宿舍楼下面的小路上，我拉住了她。

“我们有了房子就好了，”我说。

“你哄鬼。你们室主任都四十了，还和老婆挤在筒子楼里，他老婆把他的内裤洗了就挂在女用洗手间里。图案是米老鼠！你不知道吧？！”

“大家刚来时都是这样，慢慢就会好的。”

“什么是刚来？刚来是三天，一个钟头，最多不超过一年！就算你是刚来，他也是刚来？”

“你要我怎么样？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你我也得那样，谁都要经过这一步。”

“我就不想那样！”

“不那样你要怎么样？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就是不那样！”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办？”

“走，出国！”

“我什么时候说我不走了？！”

“你连托福都没考，你根本就不想走！”

两个人吵着，叫着，拥抱着。回到宿舍来，室友已经酣声如雷。秀子和衣躺在我的怀里，眼睛看着窗外，直到天色微明。

她 自那以后就再也不来我的宿舍，说她不能丢人了。后来每当我要碰她的时候，她便把我的手拿开，说她不能为一时的生理快感而害人害己。在我们结婚后的两年里， 她怀孕两次，也人流两次。都是她做的决定。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我的室友是主刀的医生。他悄悄对我说：“你老婆是医盲，你难道也是？她以为子宫里长的都是猪 油，多刮一层她就能苗条一点儿对不对？”他又说：“我从没见过女人躺在那儿了，还能象你老婆那样谈笑风生的。”我辩解道秀子其实是个胆子很小的人，说笑一 下不过是给她自己壮胆罢了。室友冷笑道：“那也要看是怎么说笑。”他然后又说，秀子想做结扎，他不干，说这事儿他不能不让丁强知道。秀子就笑道：“你和丁 强说干嘛，他还不放心你的技术呢！你没准儿会把韧带当成输卵管的。”我听了以后不语。室友又说，“她不是没把她放在心上，就是没把你放在心上，横竖你小子 以后是没好日子过的。”

我和秀子婚后第三年的元旦是在她的办公室里庆祝的。她点了几根蜡烛，和我举杯说：“争取明年就考出去，下个元旦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加州过就是在芝加哥过。”她之所以提到芝加哥，是因为她的一个大学同学在芝加哥念书。他叫徐力，一直鼓励我们俩出去。

我 在北京念书和工作的时间共有十年。北京给我留下的印象很特别，不安和诱惑连在一起。比如长安街的风景很美，但我却是一个过客，那种雍容之气让我总是充满了 敬畏。又比如北京的公园不错，但我的身份尴尬，忙着谋生已经无心欣赏，但仍会对亲戚朋友说，北京最美的地方是某某公园的柳树或某某园林的芦苇。好像我真地 习惯了北京，和北京有了默契。北京是一个要么能让男人站起来要么摔下去的地方。摔的人居多，所以当一个人摔倒的时候，人们都因为习以为常，已不在乎听到头 骨粉碎的声音。但当一个人侥幸站了起来的时候，他却也听不到应该听到的喝彩。站立本来是一个非常动人诱惑的过程，但到一个男人终于能够站起来的时候，他却 会询问自己，以往的坚持究竟值不值得，甚至还会怀疑自己过去的神经是否出了问题，因为很多能在别的城市轻易得到的东西，在北京，人却要多付出十倍百倍的努 力。我一直就是那么仰视着陌生的北京，蜷缩在北京，心态一直和它有着无限的距离。我逃离北京的时候是二十八岁，对我来说，站立不站立已全无诱惑了，站着和 躺着一样都是空空荡荡。其实，我在把秀子都赔给北京之后，就已经开始知道，自己的人生连空荡二字都算不上，只能用负数概括。

后来，在太原的一家医院里，一个病人听见了我的北京腔后，问我是不是个北京人。

我说：你不是拿我幽默吧？


　　　　　　　　　　　　　　　　　　七

我的一个同事出国后，把他在学院路的房子借给我住。这样，在结婚三年之后，我和秀子有了一个借来的家。

那年夏天，徐力从美国回来探亲，从北京过站。秀子对我说，以前很内向的徐力健谈了，甚至还豪爽幽默了。

他到我们那里来了几次，对我们说，饭店他是不去吃的，豆浆大饼就行。他还在我家的冰箱里发现了秀子做的一碗红烧肉，也不管上面的白油，拿起一块就放在嘴里大嚼，说：“真它妈地好吃！”

我老婆笑着说：“美国人民连肥猪肉都不给你吃，你回来算了。”

笑得温柔，细致。我出神地看着她。

那一晚，徐力在我家喝醉了。我把他扶到沙发上，让他躺下。我要离开的时候，他突然拉住了我的胳膊，含糊地说：“丁强，你真傻，出去要干什么？”

我笑道：“你不能自己发财了，就不让我出去蹭点儿油。”

他又说：“你知道什么？你以为出去是享福对不对？我这几年倒是挣了好几把美刀，本来这次回来也是想要孝敬父母的，可一回家才知道，我妈已经去世了。我妈去世了还不说，我大哥前年也出车祸死了，嫂子已经改嫁了，我连我侄子长的是什么样儿都不知道。”

他嚎啕大哭。

我愣了一下，不知该说什么好。

他 已经酒醒了，坐起来说：“人死了，家里都没有告诉我。说不告诉我是因为我走的时候连机票钱都是借的，回来了也不能让死人复生，反而会增加我的负担。我妈已 经六十了，我开导自己说人都是要死的，哭一场也就过去了。可我大哥才三十五岁，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死了兄弟比死了父母还让人难受，我自己的好多地方也 跟着我大哥一起死了。”

徐力第二天醒来，有些不好意思地我们说：“我昨晚失态了，你们别为我的醉话就不想出去了。还是出去的好，象丁强这种医生，一年最少也可以挣十几万美金。”

秀子说：“梦里去挣吧。他已经联系了好几次了，没有什么结果。”

我 老婆对于徐力的热情超乎了我的想象。在那个星期里，她给徐力介绍了六个对象。登门而来的女子都很美，有的真美，有的假装，有的年轻得象国家妇联要保护的未 成年儿童，有的则已经在婚姻的市场上丧失了年龄优势。我突然发现我老婆的口才非常地好，她象个人贩子似地对那些人推销着徐力，但她却很无私，因为她把那桩 过埠新娘的生意做成之后，并不会得到任何回扣。徐力在她给女孩子们的描述中，也变得英俊高大了起来，就象她以前眼睛里的我一样。

徐力没有看上任何一个：这个个子太高了，那个体型太单薄了。或者那个还行，但学的是东语系，出去和文盲差不多，他就象进城干部找了农村老婆，以后一辈子会在经济上站不起来。或者说那个学计算机的还可以，就是太美了，出去了怎么会和他安心过日子？

我实话实说：“老兄，你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你不是在国外，这些人连头都不会低下看你一眼的。”

“丁强！”秀子厉声道，然后又笑着对徐力说：“丁强就是直性子，你不要见怪。”

徐力离开我家之后，我和秀子大吵：你为什么那么积极？他不就是在外面念个书吗，穷得连他妈死了都不能回来安葬！你欠他什么？他凭什么看不上人家！不就是因为他在美国吗？你没看见他穿的鞋，鞋底儿比你的高跟鞋还高？哪个女孩子配不上他了？你怎么了你？

秀子很长时间也没有反驳。当我以为她正要认错的时候，她镇静地说道：“我没怎么着，美国两个字让他长的比你都高。”

说完她就打开门，竟走了出去。

那一夜，她没有回来。

两天以后，徐力要回美国了。临行前，他来我家吃饭。我有些醉意，吃过饭就去睡了。不知过了多久，客厅里秀子和徐力的对话传了进来。

“真对不起，这次什么也没有帮你，”秀子说。

“有你这片心就行了。”

说这话的当然是徐力。

“象你的条件不会没有人爱的。其实那些女孩子各个不错，你怎么一个都看不上？”

“她们没有谁象你。”

客厅里沉默了，时间对于我，则象停滞了。

“不要这么说，我已经是有家的人。”

“相识恨晚。”

我老婆先是沉默，然后就抽泣了起来：“你说你上大学的时候就喜欢我，你那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望着天花板想，房顶这时候要掉下来就好了。我死了，我就不会这么痛苦了，我也可以成全她了。

徐力走后的那个晚上，我对秀子说：“我们离婚吧，你和徐力去吧。”

她有些吃惊地看着我：“你疯了？”

“没有，你这么年轻，再晚一些就出不去了。我不能耽误你。”

我望着她，心里滴血，眼里有泪，恨不得要跪下来求她。只要她说不走，她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秀 子开始哭，说了很多话。她说我是她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当配偶成了最好的朋友时，我还能说什么？），除亲密关系之外，还是彼此之间的后援（这下连朋友都不象 了，倒象邻居或是同事似的，她还要说些什么？）。丁强，我很痛苦，你不知道我多么爱你，我有多痛苦（是的，我真的不知道，亲爱的，你得告诉我！）。我知道 我无耻，但我控制不了自己，同时爱着你们两个人。我们是患难的夫妻，我们在北京过的是什么日子，你这么逼我去选，你也太狠心了……

都 是我的过错。我已经无话可说。走出了家门，我一个人朝健翔桥走去。我想起很久以前我们在学院路上漫步的情景，她喜欢把手装在我的口袋里，和我的手指交错在 一起。有一次我的口袋破了一个洞，两个人的手指都露了出来。她便一次次把手放进去笑着。后来她从破洞里把中指竖起来说：“你知不知道这个手势在英语里是骂 人的意思？”我把她的手按下去，故意说：“不知道。”她不死心，又说：“如果你交了两份大排的钱，食堂卖饭的却给了你一份，你会说什么呀？”

“靠。”

她大笑：“我还以为你真的不知道呢！”

我想到那里，不由苦笑起来：她真的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回了家来，秀子说她爱的是我。我问：“这么快？你敢肯定你不爱他了？”

她点头。

夜 里我刚醒来，就见我老婆的两只大眼睛象夜猫那样地闪亮着。我静静地躺着，听到自己的心在暗夜里痛苦地跳着，听见自己脑子里一些没有头绪的思考，我甚至觉得 自己还听见了她眼珠轻轻转动的声音。我下了床，走到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秀子背对着我望着窗外的夜色。一些银杏树的象扇面一样的叶子，和着一些星光从窗 帘的缝隙间映了进来，装饰着我们那个静如死水的卧室。我不想坐到她对面看她，虽然我并不知道她的心路已经蜿蜒到了何方，但我知道，任何一个方向里都绝对不 会有我。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是两个人近在咫尺而心却远隔千山万水。

“秀子，我们还是分开吧，”我轻声说。

“你怎么了？”

我说：“我们分居吧。你知道你已经不在这里了。”

“胡说，我这不是和你在一起？”

我说：“心不在了，还有什么一起！”

半 年以后，我把我老婆送到了北京机场。为了她的出行，我几乎用尽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我大概是生活里最虚伪最高尚最爱老婆也最无用的一个男人了，我已经和她离 婚了，但我去送她的时候依然柔情似水，痛不欲生。当我把每一点积蓄都化作她行囊里的那些零碎时，我的痛苦却并没有随之减轻。以后的很多年里，我的朋友和亲 人们，不止一次地说到王秀子是一个没有心肝不顾廉耻的女人，而每一次我都会为她辩护。我并不是不曾恨她，她把我抛弃在了北京那样的地方，而我一个人是没有 勇气面对北京的。但为了她在我的集体宿舍里受过的委屈，为了她在手术台上装出来的无畏，为了她那些由于贫穷而不能跟上时尚和体现品味的衣着，我不能让自己 恨她。

她朝海关走去的路上，一直没有回头看我，我在人群里踮起脚，看着她穿着淡蓝毛衣的身影消失着。我挤到了人流的前面，从匆匆的行 人中捕捉着那点蓝色，如果我不那么看她，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她突然折了回来，疯了一样地跑了过来，吻着我，揪着我的头发，用指甲掐着我的皮肉，抱住我的脖 子，毫无羞耻地哭着。

她说：“你一定要来，用不了一年你就可以来，我拿的是全奖，你不会有问题的。”

我摸着她的头发说：“我答应你，我一定去。”

　　　　　　　　　　　　　　　　　　八

很 长时间，每当看到一个穿淡蓝色衣服的女人的身影时，我都会想起秀子。哪怕那点兰色是掩藏在万紫千红之中，象提示悬念一样仅仅露出一角或很快闪过，我仍然会 想起秀子在我面前最后消失的瞬间。秀子的影子还在一些女人的项链的宝石上晶莹闪烁过，在她们的戒指上优雅地映着阳光把我的眼睛刺痛过。所有这一切都会让我 想起她，她在我的生命里是如玫瑰一样鲜艳地登了场，却象月光一样缓缓地消失着。

送走她之后的某一天，我把电话断了。我之所以那样做， 是因为黑夜里电话的铃声让我害怕，我怕在突然拿起电话的一瞬，听见她的呼吸，心跳以及她头发摩擦话筒的声音。她的声音仍如妙龄少女一样温婉动听。她哀伤地 从太平洋的那边叫着我的名字，清晰得象仍然躺在我的怀里一样。但暗夜无边，一切都已遥遥远远。

我开始一边清理着我们的旧物，一边盘点着自己和她的生活。在一本旧书里，我发现了一张我高中时的合影。在郊外的草地上，秀子大笑着，她坐在离我很近的地方，看上去仿佛是躺到了我的怀里。

在没有北京之前，在没有托福之前，在没有徐力之前，我曾坐在教室的窗口，望眼欲穿，等着穿玫瑰红裙子的她经过。

我 开始在深夜里把耳机戴着，听各种伤心的音乐。半夜醒来，静电的声音刺激着我的耳膜，我头痛欲裂。我听过很多曲子，象萧邦那样华丽精致的痛苦，还有一些港台 歌曲里的闲愁。但听的最多的是二泉映月，听那种倾诉的感觉，觉得自己不时地被一个无比温柔的灵魂触摸着。我想着那个盲艺人风流热闹的一生，往者匆匆，烟花 知己无数，但最后接纳他的女人让他安然去死的女人，平常，善良，让他死得轻松宁静。归宿是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而我曾以为最后同我一起营造归宿给我双手的 人，就是那个我在窗前等过的人。我在阿柄痛苦的觉悟里苦笑。

我的朋友们说我自从离婚之后非常细腻，说我这时候再去下手，定然会套到最美丽的人鱼。

我不喜欢泡吧，不喜欢风月场里的女人。我象一只蝙蝠那样昼伏夜出，眼睛里血丝密布地坐在我的老计算机前，和网上自称是女人的人们说话。

我 坐在网络的虚无空间里，在词语暧昧的聊天室里游走，我的网名越来越大胆无耻，每一次上去时，我便说自己是北京的单身医生，想和善解人意的中年女人说话。一 个叫温柔少妇的人很快和我成了好朋友。我们的对话起初很简单，ＨＩ！是吗？你在哪儿？在哪里上网？你做什么工作？把电话给我吧！你今天想我了吗……直到有 一天，我们相互挑逗着，我失控地从字里行间中跌跌撞撞地走着，无边的网络把我引到那个面容模糊的女人跟前，她说她愿意紧紧地抱住我，吻我，安慰我。

她又说：亲亲，你是知道我能给你什么的。你知道我心里想和你说的话吗？只要你愿意……

我似乎看到她胸脯起伏，双目含春。她的呼吸越过无尽夜色，温熏暧昧地吹动着我前额的头发。

我说：我知道，宝贝。

温柔少妇沉默了很久，一行字出现在屏幕上：那你快说啊，亲亲。

我的热血上涌，仿佛感到一个女人的如兰的芬芳和饱满的肉体就近在咫尺，我心旌摇荡。

她又说：亲亲，我等不及了。

我一下拔去了电源。屏幕一片黑暗。我坐在那里，人仿佛从万丈悬崖上踩空，在不可控制的坠落中一边恶心着我的无耻，一边等待着灵魂最后着陆时我脑浆四射的毁灭，和头骨破裂的那声轰然巨响。

我把右手比成一只枪的样子，食指顶在太阳穴上。

“啪！”

我轻轻说。

半 年之后的一天，我经过健翔桥。仍是一个夜晚，两面楼房的灯火闪烁的窗户里流泻出我早已失去的幸福。人行道上有两个年轻人正在散步，男孩子用手从女孩子灰色 的风衣后绕过去，把她揽在怀里，她的头埋在他的胸前。两人亲密无间地走着。我很久以前也这样过，我握着秀子的手，对她说：我爱你胜过我爱我自己。再早些 年，我的大姐姐夫也是如此地满足于这种简单的爱情，象西方人的婚礼誓词所说，“无论是好是坏，是富是穷，是健康还是疾病，唯有死亡才能把我们分开。”

我 决定离开北京。秀子的信堆在一堆啤酒瓶子前，有的拆了，有的依然封着。共三十二封。上面贴着我陌生的有异国情调的邮票，她的地址上不再叫她是王秀子而成了 秀子王。她的信从她年底离开北京写起，第一个月八封，第二个月五封，第三个月两封……然后两个月之后又写了一封，然后又五封……

她去的是得克萨斯而不是芝加哥。她说她没有找过徐力也没有想起过他。她说她错了，她以前爱的是我，现在是，将来也是。我知道她说的是真的。但我和她却不会再有未来。

她走的那一年，我又一次陪她去医院做了人流。不过那一次，从她子宫里吸出来的“组织”却不是我的骨肉。

她以后便再也没有给我写过信。她的挣扎到那里为止。其实我们的世界早就走到了尽头，我不应该有一点突兀和惊异的样子。但她的戛然而止令我有了被遗弃的感觉。我体内的器官和脑液早已绞结错位，再也不可复原。

我 回太原的时候，我十年的北京生活浓缩在一只皮箱里。在我的一本字典里，夹着一张照片，是她在我身边大笑的那张照片。她的笑容象玫瑰一样长在我心里，一边深 深地植根着，一边用针芒残酷地划过我的心肌，令我时时刻刻都在滴血。我不知道那样一朵美丽的玫瑰何时才会腐烂成肥，然后继续为我的痛苦提供营养。

站台上，大姐和姐夫正在清晨的阳光下等着我。大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回来就好了，回来就好了。”

姐夫把我的头发使劲地揉了一把。我一时觉得自己脆弱无比，嘟囔道：“你不是想让我哭吧？”

他不语，接过我的行李，一个人朝前去了。

 

　　　　　　　　　　　　　　　　　　九

我在太原市一家医院的住院部工作，生活和北京相比，简单，琐碎，但非常温暖。五姐忙着为我张罗 女朋友，但我总是拒绝。她便痛骂我是没有出息：“你在北京就是装死也能装得过去，回来干什么？”又说王秀子根本不值得我这么伤心，现在的女人到处都是， “凭你的条件，别说是找一个女人，就是找三个都不嫌多。”五姐大概是气急了吧。但她和大姐他们一样，也是因为爱我。

我的单位坐落在桥 西。除了去看大姐一家，我平时懒得连汾河也不过了。旧迎泽桥和洋灰桥已经在几年前被炸得粉碎。大姐说炸迎泽桥的那天，她就站在围观的人群里，当桥头轰然坍 塌的那一刻，她的眼睛都潮湿了。如今的汾河两岸，一座新桥横跨东西，河边覆盖着绿草，点缀着鲜花。昔日磷峋剥蚀的河岸，被水泥和大理石砌得比我的牙齿还要 齐整闪亮。每当夜色降临，汾河两岸总是人来人往，水色在栏杆和彩灯的装点下显得华丽无比。据说这条被改造了的汾河，已经再现了古时汾水滔滔禽鸟忘返的美 景。而我知道，汾河在很多年前就早已死了。从一九六三年它那古老的河道送走了最后几只运粮船后，它便日益干枯，积弱不堪。而如今，它那仅有的几滴乳汁，也 再也满足不了这个城市里那些向往着华宅和汽车的人们了。

我和老母依然住在那个老式的宿舍楼里，早出晚归，生活倒也安静。只是我大姐和 姐夫的情况却越来越让我担忧。我隔了一段时候又去铁匠巷，却见四个东北客住了那两间平房。说是房主把房子租给他们了。我赶到大姐的店里，一进去就问她为什 么。她说棒棒的学费越来越贵，姐夫最近身体不好，也不能出去打点工贴补家用了。铁匠巷的房子租出去可以多少有些收入。我说棒棒的学费差多少，我来出。她 说，我什么时候要过你们的钱。我又问她棒棒在哪儿，她朝后边指了一下。我推开门，见棒棒正坐在一堆花花绿绿的衣服里，写着作业。我说，“你爸呢？”“他在 后面浇花。”我就走到院子里。姐夫有些黄皮寡瘦地，见了我便说：“我还正想找你呢，我肚子最近不大舒服。”

我心里暗暗吃惊，忙问他怎么不舒服。他说肚子胀，打嗝，胃口也越来越坏了。我又说，“你的肚子多长时间就这么大了？”他笑说：“不长不短，十个月。”见我没笑，才认真起来，“你没回来的时候就开始长了。”

在我的催促下，姐夫和我去了医院。第二天又去，抽出了三千毫升的腹水。他有些慌了，但还是强言欢笑说：“我还以为我是长了一肚子好下水呢。”

我姐夫的肝脏在挣扎了十几年之后，终于疲惫不堪，再也不愿承载任何负荷了。

从 我回到了太原的第二个月开始起，姐夫三次住进医院，又三次偷偷跑了回来，说他受不了医药费的重压。向来镇静的大姐也有些急了，到处寻找治病的良方。她有一 次问我，“你学了那么多年的医，你姐夫就好不了了吗？”我说能好，但希望非常渺茫。她一怒之下大骂我是个没用的废物，但很快地，她就镇静下来，说，“你没 有希望，我自己去找希望。”

她让姐夫辟谷，他便饿了三天的肚子；她让他练气功，他就强打起精神把四肢拖着去练了。她还从五台山的塔院 寺求了供献回来，又找了个风水先生，把家里的摆设重新安置了一下。姐夫让我劝一下大姐，说肝是长在他身上的，他已经是好多年的肝病患者了，比谁都知道他自 己是怎么回事。而我却一直劝不出口。大姐总是爱说：你总得给穷人一些活路吧。我不能把她的那点活路也挡死了。

从他们三个人的睡房到后 面那个窄小的院子里，有一道近三寸左右的门槛。姐夫有段时间行走不便，大姐买了一个轮椅，把姐夫抱上去坐好。推到那道坎儿的时候，大姐就说：“国华，你要 忍着些，又要颠你一下了。”大姐身材弱小，每次推之前总是先吃力地哼一声，轮子上不去，她就推第二次。后来我给她做了一个板子，轮子不会卡在那里了。但每 次把姐夫推到院子里晒太阳后，她总是汗湿了。她把姐夫用单被包好，又回去踩缝纫机，没有顾客的时候就跑出来问他要些什么。以前是姐夫照顾她，现在则反了过 来。有一次，我见姐夫吃着一堆看不出颜色的东西。我就问他那是什么补药。他笑说：“哪是补药，是你大姐做的饭。”“好吃？”我皱眉道。他把身子靠过来，悄 悄说，“简直不是人吃的东西。不过，她是好心，说她以后要把做饭的活儿全包了。她是怕我累着了，死得就更快了。”

棒棒那一年已上高中，我又一次提出要棒棒和我去住，姐夫则又一次拒绝，说他去日无多，能看儿子一眼就是一眼。我说，“可这么一种环境，你们让他怎么考大学？”

大姐一会儿说让棒棒去，一会儿又说不。我就让棒棒自己决定。棒棒坚决地说：“我不走，我去了姥姥家反而会分心。”我就知道自己再说什么也是多余了。

姐 夫没住院之前，我常常去那里看他。有一回坐在他们家的小院子里，我跟大姐说着姐夫吃了那些药以后要注意观察些什么反应。姐夫看着我们俩，一直不说话。我把 他从院子里背到屋里，刚把他放下，他突然说：“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有用的，强强。你在我家白吃了那么多年的饭，这下我总算把本钱捞回来了。”他是笑着说 的，我却无比辛酸。我找了个借口走到院子里，眼睛已经潮湿了。我是那样地憎恨着自己的无能。我真的想救他，但我就是倾尽我所有的人力财力，他也是无可救治 了。

他的主治医生是个年轻女子，充满了一些只有病人才会有的乐观。当姐夫的进食量越来越少时，在我大姐的哀求下，这位医生竟然同意考 虑我大姐所说的人工进食管，说那样也许才能保证病人摄取到基本的营养。“别担心，挺简单的一个手术，就是在肚子上开一下刀，”她对我姐夫说。把手术说得象 吃一片止痛药那么容易。我坚决反对，说她疯了，忘记了自己是个医生，而和家属想得差不多。大姐却让我住口。只要姐夫能呼吸，就是他变成了植物人，大姐也不 会放弃的。

大姐和医生走出去以后，姐夫突然抓住了我的手，一向温和甚至怯懦的眼神突然咄咄逼人：“强强，你说我到底还有没有救？”

那样的目光下，我是不能撒谎的。我摇头。

他又复归了往日的安静，半躺在那里，想着什么。

我 大姐是那种一生都在和生活抗争的人，在生死大限面前，她依然旧习不改。在姐夫拒绝了进食管和营养液之后，在主治大夫告诉她已经全无希望的情况下，她还是绝 口不提“死”那个字眼儿。仿佛那样，她就可以躲过那一劫。她不止一次对姐夫说，等明年棒棒考上大学之后，她就会把这个店关了，她要和姐夫一起去旅游。她说 得非常写意，一会儿说他们会到四川峨嵋山上看佛光去，一会儿又说要到陕西去看兵马俑。姐夫每次都是微笑地说：老伴儿，你得自己去了，我到时候就入了土了。 大姐装作没有听见，又说等棒棒结了婚以后，他们老俩口怎么去给棒棒看孩子，姐夫叹口气，又说：我是不想看了，你要去就自己去吧。

这样几次三番，两个人就一直那样玩儿着猫捉老鼠的游戏。直到有一天，大姐又说起了她的旅行计划，这次去的是上海。姐夫突然扭过头对我说：“强强，你去叫个出租来，我要到商店去。”

我问他去干什么，他说：“买一身好料子，做一身好西服，我不能就穿着这身老虎皮入土。”

大姐却说，“做身西服就做身西服吧，要去上海，你还真得有件象样的衣服。”

姐夫突然提高了声音，“你要去上海就和老李家的儿子去吧，我反正到时候就已经死了，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已经有很多年没听见他们说起那个人的名字了，不禁目瞪口呆地看着姐夫。

大姐勃然大怒，手一挥，把姐夫身边小桌子上的药、水、书，统统扫到地下：“你想死就死好了，你一天到晚死来死去想吓唬谁？你死呀？你怎么到现在还赖着不死？！”

姐夫苦笑着看着她：“你不要再这么骗自己了，我是怕等我死了以后，你活不下去啊。你……”

大姐竟把助听器摘了下来，狠狠地朝姐夫的身上扔了过去。她走到了屋子里后，就再也没有出来。

姐夫把头转向我：“你答应我，你会好好照顾她。她要是有一点闪失，你小心你有一天到了那边之后，我踢你的屁股！”

他装得气势汹汹地，但看我的眼睛里却充满了哀求。我使劲地点了点头。

我推着我的自行车走了出来。刚走到大路口上，就听见大姐在后面喊着我的名字。夕阳里的她好象是陷在重重大雾之中，跌跌撞撞地朝我走来。很多年来，我是第一次意识到，象大姐这样一个人，也有不得不屈服的时候。

她问：“真的不行了？”

“真的，”我说。

她绝望地看着我。是那种从心灵深处渗透出的彻底无助的绝望。

她抓住我的胳膊，“没有他我怎么办？就真的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了？”

我摇摇头，“没有，大姐。我姐夫是真的不行了，他最多只有一年的时间了。”

她就站在人来人往的路上，痛哭起来。

　　　　　　　　　　　　　　　　　　十

我 的有钱的病人却没有大姐和姐夫那样的痛苦。就在那段时间，医院里住进来一个商人。他说他小便时疼痛，也不象以前爽快，怀疑是不是前列腺出了问题。他把病房 当成了旅馆，经常开着车去他的公司。护士们很喜欢他，他总给大家带礼物来。好像大家都知道钟楼街的哪个店是他的，五一路的哪个店又是他的。我有一次听见两 个护士议论他，说他人品很好，不嫖不赌，几乎就和丁医生一样。我听了想笑，不嫖不赌，本来理所当然的事却成了美德。但当我把“几乎”那两个字想了一下时， 却叹了口气。

一天去查房的时候，我见到了那个人。他果真和大家说的一样，没有一点暴发气。他人体型中等，文质彬彬。初谈一下，竟还是 北京某个名校的老毕业生，和我的母校仅有一墙之隔。我们便坐在那儿，谈了一阵北京，学院路，体育场，天气。他问我为什么会离开北京。我说是因为家在这里。 他说他不信，要是因为家的原因，毕业的时候就应该回来。我嘿然不语。

他看了我一阵，很认真地说：“因为女人？”

我点头。

“她在太原？”

我说：“不在，跑美国去了。”

他又看了我一阵：“那你怎么不往美国跑，倒跑了回来？”

“不回来不行。”

“不回来不行？”

“是。当时去北京是为她，现在回来也是为她。”

“你看，女人有多厉害，”他调侃地说：“到了美国那么远的地方，还是能让你回太原你就不敢留北京。”

病人叫唐凯丰。不是前列腺肥大，而是性病。

那天，我去把消息通知他的时候，他正在病房里看报纸。一个护士走进来说：“唐先生，你刚才出去的时候，你太太来了，问你今天的情况。”

“下次她再来，你就说我刚刚死了，”他说，然后忍不住笑了起来。

女孩子象被他特别信任了一下，高兴地跑了。

“你们结婚几年了？”我也笑道。

“十年，我是她原配，”他的声音里有些讥讽的意思。

“现在象你这样的，是人原配的倒有不少，”我说。

他笑：“小伙子，小心你的舌头。”

我又说：“你结婚好像很晚，你们关系还好吧？”

他说，“这和我的病没什么关系吧？”

我坐下来：“有点儿关系，唐先生。你没有前列腺炎，你这么年轻。”

“也不年轻了，四十五岁，前列腺那个东西四十岁以后长，好象每年长几毫米吧？”

我笑：“但也不是那么长。那样疯长，还不长成了西红柿。”

他又说：“我有一回在厕所里碰见两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两个人小便的时候都是滴滴答答地，象水龙头坏了关不上似的。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他年轻时尿五百毫升的尿，五秒钟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