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出生在中国的东北，九一八事变时他未满四岁，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中度过，所以父亲会日语，这个特长在很久之后派上用场了。
长大后父亲参加过进步学生运动，到了考大学的年纪，一路南下考取了好几个大学，我亲眼看见的是一张南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可能因为父亲当年没有去，反而留存了下来。父亲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留在了上海工作生活；他极少说小时候的往事，但我知道在东北老家，父亲从小在各方面都很优秀，小名叫明珠，是大家族中孩子们的榜样。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只有回过一次东北老家，原因是奶奶病重。那年代，从上海去东北可谓是千里迢迢路漫漫，父亲带着我坐了两天两夜的大轮船，下了船继续坐火车换汽车才能到老家；那年我六岁，依稀记得奶奶在医院里，很多人见到父亲很热情。
我还记得东北的兔子肉很香、高粱米粥很甜，记得坐船时早上醒来发现父亲不在身边，一个人在偌大的船舱里吓哭了，父亲回来说是洗脸去了，我才安心。
父亲大学毕业工作，到后来受到牵连被割了工资，我并不知道发生过什么，因为那几十年里经历过三反五反、整风运动、大跃进，还有十年文革；但在八十年代初，我从一位来家里看望父亲的老校长口中得知，父亲与大批知识分子一样得到平反、恢复名誉。
遥想那个年代，在上海静安区的一个中学里，父亲当了一届又一届的班主任，在课堂上，教学生们数学、物理、电机、英语等各种知识，承担了好几个课程的教学任务；在课堂外，无论是野营拉练的路上、还是去外地历时数月的学工学农期间，父亲身体力行，教诲学生们要有毅力、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在生活中，没课的下午经常会去学生家里，跟他们一起下围棋、讲棋谱，打桥牌、讲解规则。
很多学生，特别是七四届的一个班级里的学生们，经常会来我家玩，在他们的心目中，父亲就像慈父一般和蔼可亲，是老师又胜似亲人，什么事情都会跟老师说，我家里一个放照片的铁盒子，里面有很多学生的报名照，都是他们送给父亲留念的。
父亲作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随遇而安，与母亲成家后住进了外公的老宅，一个地道的上海大家庭，过上了相对安稳的日子。那些年的上海，物质贫乏的岁月里，读书的年轻人极少，中学毕业要么「一片红」去「上山下乡」，要么按「档次」分配决定命运，即便如此，在我家里，总有人晚上来家跟父亲学日语。
记得有位男青年，每周都来一两次，坚持学习了很多年，低声跟着父亲研读、认真做笔记，有时候临走前我看到他会把十块钱默默地夹在父亲的书本里。父亲每次给他上完课后，男青年就回去再教他妹妹。
我的记忆里，父亲不是自己在看书，就是在教书育人，家里有限的书籍被翻阅了一遍又一遍，特别是一本日语版俳句、一种古语短诗的书，还有一本厚而小的日语原版字典，蝇头小字的印刷字体旁，有很多手写的密密麻麻的注解和例句。
父亲精通日语，这在当时的上海凤毛麟角，所以经常有形形色色的人找上门来寻求帮忙。有一天有人上门给父亲看过一些东西之后，父亲沉默不语了；原来是由父亲翻译的文章，被别人盗用陆续发表在刊物上，父亲选择了沉默，自那以后也没有再翻译过东西。
到了一九七八年，中国恢复了高考、改革开放开始了，急需人才的时代到来了。先是G部一位父亲的老校友，特邀父亲作为陪同翻译加入考察组，一起赴日本进行考察；他们去了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参观了很多日本企业，亲眼目睹了日本先进与现代化的一面。
一张张的彩色照片、集体照上，看到的是一张张年富力强、充满活力的脸与笑容，我为父亲而感到高兴。虽然非常辛苦，但父亲还是把服装费和每天的餐费补贴省下来，带回来一台二十寸的彩色电视机，当时上海最大的是十二寸黑白电视机，所以当彩色电视机里美丽的画面展现在眼前，仿佛看到年过五十的父亲也开始有了起色。
（此文首载于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世界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