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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挂历

(2026-07-16 19:41:30) 下一个

与毅相惜相知是在大学时代那时上海车辆少交通也不够发达,那时的我们没有多少零花钱经常去的地方就是我家门前的中山公园。

 

记得那是个周五年末的冬季进到公园里,毅说要给我一样礼物,接着从书包里拿出一本挂历;我很开心,迫不及待地要看内容,就把卷着的挂历打开摊放在大树下的一张长椅上。

 

这是一本山水画的挂历,我翻过封面,一个月一个月地看,有隆冬不衰的苍劲松柏,以及层层叠叠的巍峨峰峦;有山间飞流而下的瀑布,也有溪流潺潺流过的山谷;还有岸边的繁花草木,树下的平常人家;高士与童子、飞鸟与山羊;更有挂满藤蔓的果实、浓墨厚重的山石。远景、中景、近景,每一个月的每一张山水画面,都被印刷得极其美观。我看得投入,一阵风吹来,吹皱了画中的景致、吹得地上的落叶瑟瑟响,也吹起了我的长发飞扬,撩到了的脸上。用手轻抚着我的发,然后揽了一下我的肩,低声说道:「我就知道你喜欢。」

 

   接下去的一年随着这本挂历而流动,挂历翻过封面就是月份,过了元旦,很快寒假就开始了,我们一起看话剧、看电影,也有时间能去的家里玩了。

 

的家在永嘉路上的一栋老式洋房的三楼,一间正房很大,中间放着一张宽大的长沙发;沙发上方是西式壁炉被封后留下的木框架,上面放着一台卡式四喇叭收录两用机。放进一盘歌曲的磁带,我们听着歌走向右边大窗户旁的钢琴前,那是台聂耳牌立式钢琴,记得那天夕阳西下时的光线照射在钢琴上那富有质感的木质纹理,是如此的自然、古朴。

 

坐在琴凳上翻开琴盖,边握着我的右手边告诉我do re mi fa sol la si do的琴键位置和音区。看到的手指在跳动,弹出来的琴声流畅又好听,我也认真地一步步去领悟,终于能用右手敲出一句简单地曲调;没料到加上左手后,双手要同时用不同的指尖去触键,怎么样也同不了步伐。我跟自己别别扭扭了好一会儿,我知道我能把握画素描时的笔触,却无法协调左右手的旋律,那天的居然觉得我非常可爱。

 

 挂历翻到了月,寒假结束后步入新的学期,一开学我就很开心,因为上个学期考试综合成绩名列前茅,拿到了二等奖的奖学金。有个周末约我去他家,进门后便听到录音机里在放英语磁带,说父亲让他多听听原版英文,我知道那时的父亲已经在英国做医学研究,那一天说还要告诉我一件事,他也没有想到进程也许会很快的一件事,当我知道可能很快就要去英国读大学的时候,眼泪不由自主滴答滴答地流下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湿透了手帕。不久以后,就提出申请中断上海的学业了。

 

挂历翻到了月,离开上海前,我去南京东路的精品商厦买了一件正装的男式长袖衬衫送给他,领围四十二,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买男式衬衫是按照领围计算的。从上海先是去了北京,在等待各类资料和签证的同时,潜心自学了一些预科课程。我们没有告别,我们内心很有动力,我们对未来也有期待和希望。

   挂历翻到了月,已经身处英伦,陪伴我们的是往来的纸质信件,我从上海寄出的信,十天后能收到,等我收到他的回信是二十多天后;所以我们有时等不及上封信的回信就再寄出一封。我们相互想念、彼此鼓励,我们互寄照片、分享日常。

 

还是会经常出入家门前的中山公园当我走过并看到那些熟悉的公园小径、亭子、景墙、长椅、树影、月光,我都会想到;也会想到每次去的家,经过的那些道路、弄堂、门面、拐角、窗户和灯光。

 

挂历很快翻到了十二月,圣诞节前,我如期收到了来信和贺卡,信封大而厚,是里面衬着塑料薄膜、防止运输途中震坏物品的信封。打开信封,是一只很薄很精致的纸盒,掀开盒盖,迎面看到的是一幅美丽欢快的圣诞景象,印制在贺卡中间凸起的一块椭圆形丝布上面。

 

盒子的右边放有一支手工制作的红色玫瑰花,绿色的枝干和叶子惟妙惟肖,那是我见过的最美丽、最特别的贺卡,贺卡里有我熟悉的笔迹和亲切的话语。在那封信里,告诉我在学校的艺术活动上,他演奏了一曲「少女的祈祷」,那是他在繁重的学习生活中挤出时间练习,是一定要弹给我听的曲目,他相信千里之外的我一定能够感受到。

 

他还告诉我有一种新型的东西叫电邮Email,只需要几个小时就能把信发送给对方,还让我去打听上海有没有电邮。

 

那个年末的冬季,梦中有圣诞的烛光、彼此的思念,照亮着我们年轻的心;而那时的上海没人知道电邮是什么,我们能依靠的还是航空纸质信件。

 

一本挂历翻完了,又到元旦,我把挂历从墙上的挂钩上取下来,用两只手慢慢地卷,卷成一束圆柱。我用左手握着它,右手的手指在那十三张纸的边上一遍遍地划过;纸张的厚度在滑动的手指拨弄下,发出轻微的声响,如同挂在墙上的那只时钟的秒针,滴答滴答地走过。十三张纸的挂历是那一年的十二个月份加上一张封面,是赋予我们的时间和属于我们的一年,挂历没有封底,最后一张停止在十二月,而时间依然继续在走。

 

直到我大学毕业前夕,一纸规定自上而下,那便是国家规定大学毕业生必须服务满五年后才能出国。于是大学毕业后的我,考入了当时上海最早的四家外资银行之一的渣打银行工作。而在英国一路读书,读到博士,毕业后工作。

 

就这样年复一年,多了很多本挂历的厚度。在时间的前行中,在不同的城市,平行轨道上不再有交集的我们安静地分手。而心深处,我们一直记得那本挂历,还有那年的彼此。

   

(此文首载于二零二二年七月十六日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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