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赴日考察回来，紧接着就到上海宝山钢铁总厂，这个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和日本共同建设、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化钢铁厂，一建立就点名把父亲调去日语教育培训处，担任日语教研组组长。在宝钢工作的那些日子，父亲早出晚归，每天来回的路上不止四个小时，教学任务相当繁重，父亲却兢兢业业、乐在其中。
有一天，父亲把教学用的一台录音机和一盒空白磁带带回家，第一次接触到录音机的我，把自己的话录下来放给自己听，惊叹世上居然有如此神奇的东西。看我那么开心，父亲也无比开心。
在宝钢期间，父亲以丰富的教学经验自编教材、带领教研组老师们，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日语人才，可谓是桃李满天下。可惜的是当时位于宝山的宝钢属于郊区，而为了我用市区户口升学考试，父亲不得不离开宝钢。
随后父亲正式调入华东政法大学，我家也随之搬入校园住宅区居住。有一天父亲请来一位木匠，历时数天，用实木打造而成了一只书橱和一张书桌；木匠手艺很好，做的还是那种欧式的脚，牢固又新颖，父亲非常高兴，我也很兴奋，看到校园里来来往往的大学生，既好奇又充满了向往。
有一次，我去到父亲正在上课的「东风楼」，跨过绿化带爬上那栋老式建筑外面的水泥沿，站在上面往里面看父亲给满满一教室的大学生们上课，远远的只见其声听不清内容，但知道父亲在教刑事侦查，知道当时的系主任曾是父亲的老上级、也是平反后得以施展才华的知识分子之一。
父亲的忙碌没有停歇，因为八十年代国门刚打开而掀起的出国潮中，年轻人都在学外语，不断来找父亲的人还是很多，或授课或办学。父亲除了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夜大学上课，还与一位年长的老师一起创办了业余学校，聘请有能力老师们来上英语和日语课等，借用交通便利的中学教室作为场地，在休息日开班，从而大大方便了那些边上班边学习的年轻人，报名学习的人更多了。记得当时有个男生来家看望父亲时笑着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怎么觉得上海每家每户都有人出国。」
我正式去父亲的课堂里上日语课时已经是九十年代了，第一堂课印象深刻、无比精彩，记得下课时整个班级里的学生们都意犹未尽、学习兴趣高涨。父亲上的课实在太好了，我也分明看到了父亲作为一代知识分子、一个老教师的人格魅力。不久之后我去日本留学，进学校第一天的日语测试中我得了第一名，奖品是两张最高金额的电话卡，拿到卡当天就开开心心找了个电话亭给父亲打电话。
父亲在六十五岁那年以高级职称在华东政法大学办理正式退休，退休后继续被回聘。直到父亲把爷爷接来上海居住后，便逐渐减少授课，他也终于可以每周两个下午，与爱好桥牌的老师们一起打桥牌了。八十岁那年，在上海高校退休教职工桥牌比赛中，父亲与固定搭档一起拿到了第一名，那次比赛也正好是在母校同济大学举办，所以父亲特别高兴，拿回家一大盒糕点礼盒，说是奖品之一。
父亲八十岁那年的生日，也请亲朋好友聚会吃饭，我把与父亲一起办学的那位老师也请来了，父亲精神矍铄、脚下利索，完全看不出八十高龄，他们坐在一起笑呵呵地拍下了合影。
八年前，父亲与母亲一起来到旧金山后，每天看新闻和电视，每天阅读世界日报。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搭乘度假的邮轮，享受了蔚蓝的海岸、欢乐的旅行。九十岁时还往返了一次上海和旧金山，而每当说起那些年的困境、挫折、排挤、不公，父亲总是对我说这样一句话：「那时候大家都一样。」
父亲九十五岁与世长辞，九十五年的人生，从中国的北方到南方，从地球的东方到西方，一个普通知识分子，人生一半时间站在讲台上，那漫漫岁月里，那些事和人、那些镜与鉴、那些我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一切，如今都已经成为了往事。
（此文首载于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世界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