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素阿那是外婆的妹妹。「阿那」(谐音)的叫法是属于老上海的叫法，小时候在上海的大家庭里「阿那」辈份的不至一位，所以加个前缀便被我们叫成了「吃素阿那」。
听大人们说因为年少时身体不好生过重病，吃了素、信了佛之后才慢慢地一切都好了起来，后来就长期吃素食了。吃素阿那的丈夫我们叫他「爹爹」，他们都吃素，不仅信佛教，在当年还是上海佛教协会的会员。
我没有见到过自己的亲外婆，外婆去世那年我尚未出生，俗话说长女为母，外婆的长女我们的大姨妈便扮演母亲在家庭中的角色，在每逢过年或重要的日子里，都是大姨妈带领我们大大小小十几个、浩浩荡荡地去看望吃素阿那。
那年代我们的大家庭位于上海的宣化路上，步行大概十五分钟去曹家渡16路电车的终点站坐车，一路上大姨妈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关照我们几个小孩子，跟我们说第一要叫人，其次要有规矩，不能乱跑不能随便进房间、不能大声说话更不能插嘴、吃饭的时候即使眼前最近的菜也要夹碗里靠近自己的那部分菜等等。
乘坐四五站到澳门路下车后往吃素阿那家走的一段路并不长，走到弄堂口时大姨妈还会停下来再关照我们一遍，这种千叮咛万嘱咐的状态是去一次重复一次。
吃素阿那的家与我们的大家庭有点相似，也是位于一条弄堂走到底的一户大宅子，大门也是宽宽的总共四扇，中间两扇对开门进去就是一个大客堂，但是里面的结构布局与我们大家庭的宅子就完全不一样了。踏进客堂后往左往右往里都能走得通，有很多房间，大而静，整洁又雅致、古朴也考究。我们每次总是像捉迷藏一样地去数房间，因为不是所有房间的门都开着，又不能随便进去，所以每人数出来的还不一样，为此还要研讨一番。
吃素阿那家房子虽大居住的人却不多，除了阿那和爹爹，还有两位女性的长辈，在见面叫人的时候，总是让我们也叫其中一位「爹爹」，对此直到现在我还是不得其解，为啥女的也能叫「爹爹」？
一般情况下我们上午去，吃素阿那就会留我们吃午饭；如果下午去，便留我们吃晚饭。我们每次去是开心的、也是拘谨的、更是好奇的。
光是听吃素阿那说话的声音就好听得不得了，绵言细语，娓娓道来，这样的声音足以让我们能静下来去听、想听。吃素阿那的长相亦是温婉无比，和悦可亲，她的面孔如牛奶一般的白嫩，没有一丁点的瑕疵，整一个不染尘埃，超然脱俗的样子，以至于小时候的我总是认为信佛教的人都如吃素阿那一样，散发出来的是美丽、善良和好心肠。
在吃素阿那家每次吃饭时的素食也是无比新奇，跟我们平时吃的蔬菜或素的食物做法和烧法很不一样，特别好吃，然而坐在大人一起是不能不断地去夹菜，因此饭后的嘴巴里总有一股意犹未尽的味道，脑袋里总闻见自己还要来的余音。
有一次饭后吃素阿那讲了一个故事给我们听，大意是师傅带着一个弟子去看戏，要求弟子头上顶一盆水并不能让盆里的水晃出来，等戏看完后师傅问弟子看到了什么？弟子回答说「不知道戏里讲的是什么，因为看戏的时候一门心思只顾及着头顶上的盆了。」于是，师傅告诉弟子，「信佛教也要一心一意，就像你对待头顶上的那盆水一样。」接着又拓展开去继续说到做人做事都需要一心一意，才能学有所专、才会学有所成。
这个简短的故事一直留在我年幼的心里，并影响着我的成长以及后来的职业生涯。
还有一次吃素阿那给了我们几本佛教方面的书，我回家翻阅时发现即使识字也完全看不懂，可能因为年纪小当时只觉得佛教太难了。几十年之后，我买过一套台湾圣严法师的书，其中「正信的佛教」读了几遍感觉自己还是入不了门，即使如此，从字里行间还是让我感受到了那种对信仰的纯粹，那种有信心但不迷信的人格魅力，就如我从小认识的长辈吃素阿那那样，值得敬仰。
吃素阿那没生孩子，后来领养了一个儿子有了子嗣，儿子结婚后育有的二子与我们是同辈，但我总共只见到过他们两次。一次是在大客堂后面走廊旁边的一间厢房里，大家坐在一台黑白电视机前看电视，他们的年纪比我大三四岁，不说话，我也是不能说话的，也不觉得尴尬。还有一次便是吃素阿那往生的那天。
记得那天大姨妈匆匆地只带着我一个人去，那天天气很好，那一天也是我第一次通过一间放有两只黄色拜垫的佛堂，进入到里面吃素阿那的卧室，只见吃素阿那安详地躺在床上如同睡着了一般，房间里有六七位佛友正在念经，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听了很久，第一次听到念诵经文原来是这样的，怡淡平和，没有悲泣，仿佛在展现一个通透的世界、一种纯粹的人生，那一次也是我在吃素阿那家呆得最久的一次。听大姨妈说吃素阿那当晚往生了，那一年好像是一九八三年前后，夏季里，具体年份记不清了。
遗憾的是去过那么多次的吃素阿那家却没有拍过一张照片，家里存留下的老照片里也找不到她的身影，但是吃素阿那的样子和她的声音是记在心里了。
（此文首载于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世界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