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惩罚的非法院机制：哈佛与哥大事件的治理范式转型

 

《文明系列·制度教育篇（补章）》

 

制度惩罚的非法院机制：哈佛与哥大事件的治理范式转型

 

　

 

一、引言：当大学不再无罪

 

哈佛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曾长期代表美国制度自信的上层结构。它们培养总统、主导思想、链接全球，是制度文明的象牙塔。

 

但在2025年盛夏，两所大学却相继被联邦政府施加“非正式惩罚”：

 

哥伦比亚先行缴纳21.1亿美元“和解金”，

 

哈佛则传出将支付5亿美元以息事宁人。

 

这不是法院判决，而是一种新的制度节拍：

 

通过联邦安全认定、财政谈判与政策威慑，迫使传统学术机构服从一种新型规训逻辑。

 

制度正在发生转向。它不再主要依靠法院这一形式正义装置来主导冲突解决，而是依赖行政裁量、财政杠杆与合规机制，构建一种“非法院化的制度惩罚体系”。

 

　

 

二、行政仲裁机制的兴起：谁在判大学的“制度罪”？

 

哈佛与哥大不是被法院裁定“违法”，而是被白宫主导的国家安全系统“评估为风险目标”：

 

   司法部国家安全司（NSD）评估其与外国资金或政治势力有关联；

   教育部与财政部联合施压，审查其资金披露、科研合作与学生录取程序；

   国土安全部一度暂停签发部分F-1签证，暗示“制度不安全”；

   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设定谈判框架，主张参照哥伦比亚大学案例执行“对价换合规”；

 

这些机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仲裁者，却通过多部门联合节奏掌控，将高校推入“非正式审判程序”。

 

所谓“仲裁者”，不再是法官，而是行政结构的集体意志。其特点是：

 

  不给判决，但制造持续性不确定；

  不诉讼，却以行政权为威慑；

       不设罪名，却设定了“制度不安定”的主观标签。

 

　

 

三、罚而不判：合规协议如何取代司法正义

 

哥伦比亚大学缴纳的21.1亿美元，哈佛预付的5亿美元，都不是法律赔偿，而是“合规性转向的预付款”。

 

它们没有承认违法，却不得不付钱、改制、接受监督。

 

这一逻辑源于美国近年来广泛应用于企业的制度机制：延缓起诉协议（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 DPA）。

 

在DPA框架下：

  被监管者“承认部分制度风险”；

  同意支付费用、内部改革、第三方监督；

  检方则“暂缓起诉”，保留未来追责权力；

  若未来合规，则彻底“既往不咎”。

 

本质上，这是制度领域的“软罚而硬控”机制：用不设罪的惩罚，达成非自愿的服从；用模糊合规代替清晰定罪，使制度边界始终可调。

 

哈佛与哥大的缴纳，不是因为承认，而是因为“无法不缴”。

 

　

 

四、川普时代的制度转向：从诉诸法院到施压和解

 

川普治下的制度逻辑与以往政府不同。他强调非司法性控制机制，以速度、节奏与话语重建制度权威。

 

在这一框架下，司法体系因其“程序正义”特征被视为“效率不够”，而行政部门可通过如下手段快速达成“惩罚性目标”：

 

1. 制造不确定：公开质疑高校的国家忠诚度；

 

2. 建立舆论环境：将哥伦比亚大学事件设为“示范模板”；

 

3. 谈判条件：用财政部作为落地执行机构，要求直接支付；

 

4. 设置对比：若不服从，则“吊销签证/停止拨款”已在预设中。

 

这是一种典型的制度“去程序化”治理方式：目的不是赢得诉讼，而是通过制度威慑迅速达成政策意图。

 

　

 

五、大学如何被制度重编：从自治堡垒到安全对象

 

哈佛与哥大支付的，并不仅是金钱，更是学术制度自主性的让渡。随着联邦安全结构的嵌入：

 

  外国资金将全面追踪；

    实验室合作需提交国家安全影响评估；

   留学生招生将受国家原籍、学科敏感性等评估限制；

    教师言论亦在“政治风评”中受到微调压力。

 

大学原本作为“制度边缘自治体”，如今被纳入国家制度安全框架之内，角色转化为“制度对象”与“合规节点”。

 

从“制定者”变成“被规范者”，正是本次制度惩罚的实质目标。

 

　

 

六、制度文明的惩罚功能是否仍透明可控？

 

这不是一场单纯的教育拨款争议，而是一场关乎制度边界的重新设定。

 

当美国制度从司法主导的“形式正义”转向行政主导的“制度惩罚”，我们必须追问：

 

制度是否还能保持自我限制的边界？

 

仲裁是否仍接受公开约束与责任归属？

 

哈佛与哥大之所以缴纳巨额“合规费”，不是因为它们输掉官司，而是因为它们输给了行政权力所制造的“不确定性”。

 

在制度文明的深层中，这种变化比罚款本身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