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制度视界 史识即兴随笔

邹英美美德, 制度文明笔记,海外原创,即兴随笔,笔落于Lake Michigan与The Pacific Ocean之间。
个人资料
文章分类
归档
正文

制度之殇与正义之辩:从“拜登曲线”到奥巴马追责的宪政底线

(2025-07-21 09:10:57) 下一个

 

 

《文明系列·制度文化篇(特别篇)》

 

制度之殇与正义之辩:从“拜登曲线”到奥巴马追责的宪政底线

 

 

 

一、图尔西·加巴德站了出来

 

2025年7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在一场公开听证会上掷地有声地宣布:

 

“美国情报体系在2016年大选后,曾在奥巴马总统主持下,有组织地封锁真实情报、误导国民、干预选举制度运行。我们必须启动追责。”

 

她随后提交超过一百份机密文件,指控包括奥巴马本人、时任CIA局长布伦南(Brennan)、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Clapper)等人,在2016年12月刻意压制“俄罗斯未篡改美方投票系统”的情报评估,转而推动“通俄门”调查。

 

这是对制度本体的操控,而非普通执政误判。

 

这份长达八年的制度裂痕,终于在她手中被撕开了。

 

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制度动作,不是党争,而是一次联邦机构内部对宪政底线的反问。它不只涉及一位前总统的道德评价,更触及整整一个时代的制度合法性。美国再次回到那个老问题:

 

制度本身是否还能被信任?

 

或者更直接地说:

 

如果一位总统操控情报系统、干预选举机制、误导公众认知,那美利坚共和国还是宪政国家吗?

 

这一刻,整个国家回想起了上一次“制度争议后的沉默”——1960年,尼克松选择了体面的忍让。而今天的问题是:如果制度已经不再体面,还能再忍吗?

 

 

 

二、高贵的克制:从1960年尼克松的“制度忍让”说起

 

1960年,美国大选战至白热。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以极微弱差距败给民主党的约翰·肯尼迪。

 

根据当时统计,尼克松在全国普选票仅落后十余万张,而在伊利诺伊州与德克萨斯州,多方确凿证据指向民主党机器操控计票,包括芝加哥“死人投票”与德州选务部门人为滥权。

 

尼克松幕僚建议立即诉讼翻盘,他本人却做出出人意料的选择:

 

“我不想因为一个总统职位,破坏全世界对美国选举制度的信任。”

 

他承认败选,等待四年后卷土重来(1968年成功当选),并由此确立了一个共和体制中至高的美德:制度忍让(institutional forbearance)。

 

那是一个制度尚有文化基础的年代。当时的政治精英普遍认为:败选不可耻,破坏制度才可耻。

 

 

 

三、拜登曲线与制度信任的临界点

 

六十年后,这一信念在2020年的深夜被重新拷问。

 

当年大选,唐纳德·川普在多个战场州领先,但午夜后拜登票数出现“垂直上升”,尤其在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威斯康星等州。

 

“拜登曲线”一词由此而生——数十万张邮寄选票集中清点、且几乎一边倒支持民主党,造成图像化“跳跃”,引发广泛质疑。

 

尽管各州完成了合法认证程序,但制度上的裂痕无法回避:

 

    1.    多州通过州法院临时更改投票规则、延长计票期限,规避立法审议;

 

    2.    部分计票中心限制观察员监督,媒体封锁相关报道;

 

    3.    社交媒体平台集体屏蔽亨特·拜登家族丑闻,舆论一边倒。

 

这一切虽未被认定为刑事舞弊,却动摇了制度最宝贵的资产:被普遍接受的公平感。

 

1960年,尼克松选择沉默,是因为制度仍可信;2020年,川普不再沉默,是因为制度已不被信任。这不是同一场较量,也不应要求同一种克制。

 

 

 

四、两次容忍之间的制度断裂

 

川普的行为固然激进,但根本问题不在于情绪,而在于结构:

 

        第一次容忍,是对制度的礼让;

 

        第二次容忍,若仍选择沉默,就意味着纵容体制化欺诈。

 

如果每一次选举都允许程序操作而无人问责,民主的外壳将失去实质内容,最终走向“程序合法化的非民主”。

 

正如有人所说:

 

“不是输了不服,而是赢的方式已不值得信服。”

 

这才是2020年之后,美国真正的制度焦虑来源。

 

 

 

五、图尔西·加巴德的制度叩问

 

2025年,图尔西·加巴德作为国家情报总监,选择代表“体制内部”发声。她不是政治对手,不是川普的私人律师,而是一个制度中人,站出来清算制度本身的错误。

 

她的刑事移交建议(criminal referral),不是针对意见不同者,而是指控制度操盘者。她问的,不是“奥巴马错没错”,而是:

 

“当总统主导情报封锁、误导选民、启动不实调查,这种行为应否在制度内承担代价?”

 

若司法机关接手,这将成为美利坚共和国制度史上第一次对前总统以“叛国之名”正式调查的行动,远超过水门事件时对尼克松的潜在起诉威胁。

 

 

 

六、国际语境下的制度自证

 

当全球威权政体纷纷以“选举”为外衣进行合法化操作——

 

          俄罗斯修宪至2036年;

          中国强调“全过程民主”;

         伊朗、委内瑞拉、土耳其皆模拟选票机制——

 

美国若仍回避内部问责,将失去最后的制度优势。

 

选票不再是自由的证明,而成了统治的工具。

 

在这种大局下,清算奥巴马不是破坏制度,而是恢复制度的最后努力。不是为了打击某党,而是为了告诉全世界:

 

“我们不是完美的共和国,但我们仍是能自我修复的共和国。”

 

 

 

七、总结:制度越界之后,唯有自我清算才能保全正当性

 

图尔西·加巴德的追责行为,或将成为一场制度风暴的起点。但这场风暴不是毁灭性的,而是清洁性的。

 

民主的胜利,不能只靠选票,还必须靠制度诚实。

 

如若不纠正制度犯罪,选票本身就失去意义;如若不敢追责体制操盘者,制度本身将成为套在共和国身上的空壳。

 

1960年,尼克松选择信任制度;

2020年之后,美国必须选择——

是否还值得人们信任它。

 

这是共和国真正的十字路口。是忍辱继续沉沦,还是刮骨疗伤走向复原?

这一切的答案,正藏在我们是否还愿意“向制度问责”的勇气之中。

[ 打印 ]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