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般的深刻。
接着上次讲座讲，各位依然还是总统的角色。上回书说到在众声喧哗中，袁世凯决定变共和国体为君主国体，政体上基本保持不变，也就是延续新宪法下的参政院制，或者笼统概括说就是德国式的君主立宪制。
历史的结果我想各位也都知道了，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颁布《撤销帝制令》。对于这份文献，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也曾在他们的著作中多有引用，不过基本都是各取所需，总是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借着今天这个机会，我想对这份文献进行一下学术辨析，或者更直接地说对袁世凯等历史当事人进行一个历史审判。
好，先来看这份文献。各位要认真思考和权衡文献中所说的话是否客观？态度是否诚恳？记住此时你不是总统，不然你触景生情，进入角色了就不能客观评判了。
政事堂奉申令：
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钜，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傥有墨、葡之争，必为越、缅之续，遂有多数人主张帝制，言之成理，将吏士庶，同此悃忱，文电纷陈，迫切呼吁。
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不之谅。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
中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予更无讨论之余地。然终以骤跻大位，背弃誓词，道德信义，无以自解，掬诚辞让，以表素怀。乃该院坚谓元首誓词，根于地位，当随民意为从违，责备弥严，已至无可诿避，始终筹备为词，借塞众望，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计从缓，凡劝进之文，均不许呈递。旋即提前召集立法院，以期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俊转圜。
予忧患余生，无心问世，遁迹洹上，理乱不知，辛亥事起，谬为众论所推，勉出维持，力支危局，但知救国，不知其他。中国数千年来史册所载，帝王子孙之祸，历历可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让之诚，而一部分之人心，又疑为权利思想，性情隔阂，酿为厉阶。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 苦我生灵，劳我将士，以致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内省，良用矍然，屈己从人，予何惜焉。代行立法院转陈推戴事件，予仍认为不合事宜，着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曲政事堂将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 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庶希古人罪己之诚，以洽上天好生之德，洗心涤虑，息事宁人。
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
后面还有几句，我就不念了，因为与要讲的内容不大相关。
我提醒各位，如果你没有认真翻看过那段历史时期的众多文献，就是随便看了两三本历史书，请不要随意发言、下判断，咱不能像有些教授似的前一天说德州反堕胎法是恶法，后一天又说这事很复杂、不好做判断（张千帆讲座）；咱也不能像著名的历史评论家那样因为记者黄远庸被孙文的革命党人所杀，就说“对照刺宋（教仁）案民党所作鼓噪，一切尽在不言中”（刘仲敬《民国纪事本末》），业余的可以不拿证据就联想、就建立逻辑，专业的、科班的，总是要拿证据再说话才好。
我的意思是，各位都已经听我讲座这么多次了，即使以前不专业，现在也应该专业起来，要是还固执不进步，那真是没前途了。
书归正传，这个《撤销帝制令》到底如何呢？我虽然有我的答案和判断，但是为了不先入为主，也为了让各位心服口服，我先拿证据。可是这个证据，附带说明性的话，不管是当年的《政府公报》，还是已有的文献汇编，都得用十个小时才能例举完，我也不想让各位今晚都不睡觉，就以年谱的方式，将袁世凯更改国体这事的历史进行时，扼要地罗列出来，也就是这时各位可以将自己代入总统角色了。而且不仅要做总统，还要做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让各位做总统，是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让各位做法官，就是审理一个历史大案，相关责任人都要被追责，不能袁世凯说都怪我自己就将全部的历史罪责都塞到他头上。
接下来，我主要依据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郭廷以的《中华民国日志》为线索做一下梳理，懂行的人一定明白，这显然是一种偷懒的学问。是的，确实是偷懒，甚至有些不专业了。不过，我敢保证不会故意遗漏所有重大的事件和相关责任人，虽然不能保证将所有事件和事件相关人员都罗列出来。
顺便说，当然我不会照搬郭廷以教授的成果，因为我对他并不完全放心，也曾在讲座多次批评过他。至于另外一本民国年谱，也就是各位都很熟悉甚至膜拜的刘仲敬兄编写的《民国纪事本末》，不多做评论，告诉各位，我曾试图从其中能找出一些更有价值的资料，不过结果是对我帮助不大。
我所选取的时间开始节点就从1915年8月14日筹安会成立这天开始。
8月15日，蔡锷赴天津与梁启超等人密商反袁。对此李新宇教授在《蔡锷与袁世凯》中写道：“恢复帝制的列车加速，蔡锷做出了一个判断：复辟帝制势在必行。既然如此，需要的就不是一般的反对，而是行之有效的阻击。谁来承担这个重任？英雄之所以是英雄，就在于置身历史的关键时刻，对自己有准确的估计，而且有足够的自信。这时的蔡锷已经是责无旁贷。既然如此，他就需要有所准备，不能暴露自己，在袁世凯面前，就更不能说真话了。”“面对这段历史，我总在想，如果蔡锷与袁世凯的交往更坦率一些，如果他在关键时刻能与袁世凯推心置腹，直言反对帝制，帝制运动的列车会开出那么远吗？遗憾的是，他们都不直言，而是隔着肚皮猜。”
我很懂得李新宇教授的拳拳之心，无论是出于爱护民主共和的心理，还被蔡锷本人功成身退的人格魅力所吸引，我也知道有很多学者对蔡锷、梁启超都赞誉有加，但是我想说：作为一个民国政府的重要议员，加上梁启超就是两个重要议员，为什么有不同政见要这么偷偷么么？不可以、不应该公开站出来吗？议会不是他们应该拥有的舞台吗？不知道可以使用合法的手段，或者联合其他议员一起抗议吗？另外，蔡锷与袁世凯之间不说恩重如山吧，起码也不是普通的私人友谊，朋友间不说肝胆相照，起码也应该坦诚相见吧？为什么就不能把反对意见公开化？袁世凯做总统时期到了发表反对意见就要坐牢或派红队诛杀的程度了吗？袁世凯真像是后来中国那些党派政客一样卑鄙无耻、凶狠残忍吗？同日，也就是15日这天，贺振雄上书肃政厅，指出筹安会“扰乱国政，亡灭中华，流毒苍生，遗祸元首”，并恳请肃政厅长代呈大总统，要求把杨度等人“严拿正法，以救灭亡而谢天下”。贺振雄被打击报复了吗？
8月16日，李诲呈文检察厅，认为杨度等人“倡导邪说，紊乱国宪，未经呈报内务部核准，公然在石驸马大街，设立筹安会事务所，传布种种印刷物，实属弁髦法纪，罪不容诛”，恳请检察厅“遵照民国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等按照内乱罪，从严惩治，以弭大患”。而且一文不见效果，后来又呈一文。他被打击报复吗？
梁启超、蔡锷师徒究竟出于什么心理，我实在无法把握，我只能说他们太中国特色了。这个中国特色，还包含另一层更深的文化，那就是即使人身安全有危险，难道作为国民重托的议员，不应该为新中国、为新中国公民冒一下险吗？如果民主共和真是他们的理想，难道不应该为理想而舍生取义吗？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说袁世凯于共和基本无知，我也承认，但是蔡锷、梁启超有吗？
而且，更为诡异的是，8月25日，在谷锺秀、徐傅霖、杨永泰、欧阳振声等下岗议员发表维持共和国体宣言的同一天，蔡锷、汤芗铭领衔的各省督军向袁世凯请愿帝制，云南督军唐继尧也签了字。
不公开自己的政治异见也就罢了，怎么还能这么阴奉阳违、这么明一套暗一套呢？我甚至这时忽然想起鲁迅的一句话：“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各位，你们不要忘了自己的总统身份，更不要忘了你身边如果有这样的人，你会怎么想？
8月30日，奉天将军段芝贵电各省长官以公民名义向参政院上请愿改革国体书。同日，外交部电驻外使馆，政府对筹安会并无成见，不加干涉。
8月下旬，蔡锷与西南各省军政长官密电往还，告以“处事持议务望稳静，以靖地方，而俾大局”。
9月1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开会，参政员沈云沛、周家彦、马安良、蔡锷等请愿改革国体，实行君主立宪。
9月3日，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更改国体。历史表明，梁启超没有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胁。
9月3日，蔡锷密召云南的戴戡自黔来京，密议讨袁计划。
9月6日，参政院推举联芳、梁士贻、陈国祥、汪有龄审查9月1日的更改国体的请愿。当天，袁世凯派杨士琦到参政院发表宣言：“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因为“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以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
同日，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告中国公使陆宗舆，中国不要变更国体，否则可能会引发动乱。同时电告日本驻中国公使，中国更改国体可能会影响中日关系，不要急于表态。
9月9日，肃政厅呈请总统取消筹安会，袁世凯命内务部查考，明定范围，示以限制。
9月11日，云南督军召开会议，准备武力反对更改国体。同日，赞同更改国体的《亚细亚日报》上海分社被炸，十余人伤亡。
9月13日，政事堂知照内务部：筹安会只限于国体讨论，不涉及其它。
9月15日，陈独秀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第一期上栏目“国内大事记”第一条是：国体问题。
9月19日，“变更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成立，沈云沛为会长，那彦图、张镇芳为副会长。秘书长梁士贻的名字也被署上。郭廷以在他编写的年谱上用括号注明“据云”是他人代署。
9月20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会议，建议于年内召集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善法，以解决国体问题。同日，袁世凯令宪法起草委员会按原计划照常工作。这等于说袁世凯此时还没有决定更改国体。同日，陆海军部组织国防会议，王世珍为会长，蔡锷为副会长。这表明蔡锷这时仍然被袁世凯信任、提携。
9月23日，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密电陆宗舆，如果袁世凯诚意连日，日本政府愿意帮助他。
9月24日，沈云沛等组织的请愿团向参政院请愿，反对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
9月25日，袁世凯恣复参政院，主张提前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
9月26日，筹安会副会长孙毓筠通电各省长官，在省、县士绅中选取一人，召集临时国民大会。同日，陆宗舆电曹汝霖，商量让政府派重要官员赴日商谈合作事项。
9月27日，大隈重信命日本驻华公使汇报：更改国体是否会引发动乱。
9月28日，参政院议决以“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问题，并指定梁士贻、汪有龄、陈国祥、蔡锷、王劭廉、施愚起草办法。各位请注意，这是参政院决定的，总统不是决策人，如果追责，也应该明白冤有头债有主的粗浅道理吧，总不至于像2016年美国那些华人，声援遭起诉的纽约华裔警察向白宫表达抗议，结果人家很无奈地答复说：“白宫不能插手决定州检察官或者地区检察官是否对某人提出起诉，对于此案，纽约市警察局和地区检察官才是此案更多信息的最佳来源。”我猜想美国人肯定在心理说：21世纪的中国人，还分不清三权分立吗？怎么心理和行为上辫子还没减掉？
9月29日，朱启钤、梁士贻、周自齐、张镇芳等十人联名致电各省长官关注国民代表。同日，大隈重信命日本驻英国大使询问英国对中国更改国体一事的意见。
9月底，已出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的蔡锷，密函黄兴，告以国内形势及拟赴西南发难计划，征求意见。
10月1日，参政院开会讨论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10月2日，英国驻中国公使朱尔典会晤袁世凯，称英国不会干涉中国内政。10月3日，统帅办事处密电各省长官，询问治安和国体意见。10月4-5日，各省回电：治安无问题，且均主张君主立宪。10月6日，参议院累计收到各省建议改帝制的代表请愿书为83件，要求参议院举行国民大会更改国体。10月4日，袁世凯会晤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称国体问题将由投票决定，之后将聘任外国专门人才协助各部行政事宜。
各位，如果你是总统，面对这么多民意，是不是得有点行政上的表示？有人可能会说，这都是假的，袁世凯不应该相信。可是你怎么知道这是假的呢？你不能站在后来者的视角，在全部信息都占有的情况下就做对当年做判断，这是后见之明。你置身当年，你怎么判断真假。就像美国大选，你问问美国人，他们能判断出选举到底有没有舞弊吗？当然，中国人都能下结论说：舞弊了！或没舞弊！然后双方吵成一团。也有朋友问我的意见。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不能从那些公开报道中去做判断。
10月7日，朱启钤、梁士贻、周自齐等联名发电给各省长官，建议国民代表大会应推举袁世凯为皇帝，并委托参政院为总代表。同日，云南军官二次会议，决定以武力反对袁世凯更改国体。10月8日，袁世凯政府申令谨守约法，尊重民意，以解决国体。同日，公布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议定国民大会组织法，以国民会议初选当选人为基础，选出代表组织。10月10日，通令北京内外文武官吏维持秩序，国体变更由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同日，国民会议事务局电令各省、县长官，对于初当选当事人应付完全责任，使当选人均能驰驱。10月11日，朱启钤、梁士贻电各省长官，示以君主立宪要旨，希望能够达到目的。10月12日，唐继尧电请早定国体，以图永久治安。10月13日，蒙回王公呈请施行君主立宪。
各位，如果你真是总统，面对这么多真真假假的信息，如何辨析真假？你告诉我你的能耐，我回头给袁世凯发个微信。如果你真是总统，你觉得让参政院出面组织解决国体问题，然后确定了国民代表大会来最终裁决，你认为程序上有问题吗？如果程序上没有什么大问题，你作为总统是不是要听命于国民大会的意见呢？
就在国民大会选举之际，袁世凯面临着巨大的外交压力，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来自日本。因为10月14日，日本内阁决议干涉中国更改国体的内政。10月16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幡酉吉电东京外相石井：中国无乱像可供日本干涉之借口。
这虽然给袁世凯带来外交压力，但是国体讨论已经箭在弦上，又不能终止。再说，最关键的是，袁世凯也不能说终止就终止。于是10月19日，参政院决定以“君主立宪”为国体投票的标题。10月23日，朱启钤、梁士贻、周自齐、张镇芳、阮忠枢、雷震春、袁乃宽等拟定推袁世凯为帝电告各省。10月25日，国民代表大会开始选举。
看到中国这边看来真要更改国体，10月26日，日本外务省商请美、法、俄大使加入英日劝阻帝制行动。10月28日，日英俄公使面见外交部长，劝告延缓国体变更，以免发生动乱。10月30日，外交部电驻日公使陆宗舆，商谈日本可能认可更改国体的条件。11月3日，法国驻华公使访外交总长陆徵祥，劝告延缓更改国体。同日，日本外向石井电告陆宗舆，对北京更改国体不满，可能会另做计议。11月4日，美国答复日英，中国更改国体纯属于内政，任何干涉属于侵犯主权而非正常。11月5日，日使小幡酉吉面见外交部部长再次劝告。11月6日，日本外相石井严厉质问陆宗舆中国更改国体事。在各国压力下，11月9日，外交部表示，本年内不推行帝制。11月18日，日本内阁决定对中国更改国体事进行干涉，由外务省令日本驻英法俄国大使向各国提议，共同宣示信赖中国政府维持国内秩序之保证，延期承认中国帝制，直至欧战结束。
这边在搪塞各国，那边依然紧锣密鼓。比如11月5日，国民代表选举完毕。11月7日，朱启钤、梁士贻等电各省，各国劝告为干涉内政，无缓办之理，请速办推戴。11月11日，国民代表赞成君主立宪制过半数。11月11日，外交部通知四国公使，变更国体以为大多数国民所定，中国政府当选适当时机，谨慎行事。
11月11日，蔡锷离京去天津，住日本医院，并派王伯群赴滇桂联络，告唐继尧、陆荣廷预为准备。11月18日，蔡锷秘密离开天津东渡日本，后转香港经越南河内赴昆明。11月21日，梁启超请辞参政，袁世凯给假两个月。11月22日，蔡锷派人呈文袁世凯，恳请续假三月，并请将督办经界局事务暨参政院参政两职派员署理。11月30日，蔡锷派人呈文袁世凯，请求赴日就医。袁世凯批令：呈悉。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各位是否可以看出，直到这时袁世凯还很相信蔡锷和梁启超。这真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12月7日，各省代表陆续到京。12月11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审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投票1993票，一致推戴袁世凯为皇帝，并将推戴书送达。袁世凯推辞不接受，并回复说：“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
参政院又上第二次推戴书，请求袁世凯迅速正位登基，并解释说：“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为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为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不管你对更改国体时持什么意见，总还是要承认这番解释在逻辑上，能够自洽。反正不管你们服不服，我是挺服的。
12月 12日，袁世凯复参政院，承认帝制，接受文武百官祝贺，令各部进行筹备，但为外交承诺，不可操之过急。
到这时，有人可能会说，12月11日袁世凯辞谢推戴书一看就知道是做戏，中国人最会做戏了。是的，一天之内，前后反复难免不让人这样猜想，尤其是对袁世凯这样的政界要人，我们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漏网一个。没问题，在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面对一群没有信仰的官僚和民众，怀疑是必须也是必要的。不过，在怀疑之外，要了解两个材料是。一个历史评论家唐德刚说：“余曾于袁大总统的起居注中，按日细计之，老乘客在后座煞车减速，盖不下十余次之多也。”另一个是被中国骂了几代的曹汝霖，他在回忆录中说：袁世凯接受拥戴书后说：“当今国事艰难，全国人民代表恳请更定国体，并推戴予即帝位，既是万众一心，予亦义不容辞。惟时局艰难，当此大任，无异跳入火坑，予为国民，亦不能不跳，尔百僚当共济时艰，建立新中国，以副人民之望。”为此曹汝霖接着回忆道：“百官听了跳火坑的话，都窃窃私语，何以新皇帝第一声，即说此不祥之语。”
各位，不要忘了自己身为总统，你能完全拒绝参政院和国民大会的决议吗？你要知道，你那个总统是民选的，你虽然是最高行政长官，但是你的权力来自于公民的授权，你的职责是听命于他们并为他们服务。现在他们要求你不做总统了，做皇帝，目的是救国家和民族于水火，你能说坚决不做皇帝？这可是人民选择了你，你能负人民的重托吗？可是你按照人民的意愿来了，后来因为失败了，于是全中国人骂了你好几辈子，说你从戊戌政变时就不坏好心，说你1908年被贬时就心怀恶意，说你1911年辛亥革命时就蓄意篡权当总统，说你当总统还不够非要当皇帝，你说你委屈不委屈？你说你浑身一百个嘴，然后再跳进黄河里能说得清吗？如果老商我为你说几句公道话，就有人说这不合逻辑呀。
事情没有完，有几件事必须得提一下，不然历史不够完整。12月14日，袁世凯令参政院推荐君主立宪宪法起草委员会。这个事件表明，袁世凯的国体君主制并没有放弃宪法，而且可以说是紧锣密鼓地就开始了制宪工作。
12月14日，日本外相石井对陆宗舆的备忘录表态：若中国三四个月不发生暴乱，可不再追究。12月15日，五国公使向外交部表态：对于中国更改国体，持静观态度。
12月16日，清内务府咨文参政院，声明皇室赞同袁世凯实行君主立宪制。
12月21日，蔡锷与滇军军官及外地来滇爱国志士举行会议，主张立即兴师讨袁。12月22日，蔡锷与滇军军官等举行会议，决定立即发动反袁护国战争。
得到消息的袁世凯表示惊诧，他说：“君主立宪既以国民公决，铁案如山，无可稍易，举国上下皆无反对之余地！若以一二人私意，遂可任意违反，推翻不认，此后国家将凭何者以为是非取舍之标准？无可为准，任听人人各逞其私，更复何能成国？”同时，他还辩护说：“共和元首之即位，例有守法之誓词，载在《约法》。所誓者何？誓遵民意所定者也。以共和国之元首，一切应以民意从违，此义推之古今中外，无可不通。设民意欲共和，而元首欲帝制，是谓叛民。反之而民意欲帝制，元首仍欲共和，亦为叛民。”
袁世凯所说，尽管是在自我辩护，但是你能说他满嘴荒唐言吗？你认为他没有在宪政框架下做很有道理的辩解吗？再来看袁世凯12月29日下令免去唐继尧、任可澄、蔡锷官爵时说 话：“……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但唐继尧、何可澄既有地方之责，无论此项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抑或奸人捏造，究属不能始终维持，咎有应得，开武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均着即行褫职，并夺去本官及爵位勋章，听候查办！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应着褫职夺官，并夺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令来京，一并听候查办！此令。”
各位，如果你真是袁世凯，你能想象出这些文字背后他的难以名状的心情吧？
在讲座快要结束之际，我想请问各位，你们是否注意到：民国初年的那些大人物好像并没有出现在年谱中，比如袁世凯的终生好友徐世昌，比如被形容为北洋“龙虎狗”的王世珍、段祺瑞、冯国章，比如曾做过副总统后来又做参政院院长的黎元洪，比如袁世凯的好朋友兼机要局局长的张一麐。我声明，不是我故意遗漏他们，实在是这一时期他们都赋闲在家。我知道很多自由派学者常在文章中赞赏他们的不合作态度，认为他们不与袁同流合污，是高风亮节。可是，我有不同意见。作为有重要影响力的议员和政府公务人员，在面对国家的大是大非问题时，仅仅退避三舍就可以吗？他们每个人身上不负有国民重托吗？这种消极抵抗不是间接地促使袁世凯更改国体吗？如果他们公开站出来，再联合蔡锷、梁启超等人，起码在64个议员中也会形成一股重要的反对力量，这样就会严重地影响议会和袁世凯做决定，结果在如此关键时刻，他们不是动刀动枪，就是做逍遥派，我真是为这些中国精英人士感到悲哀。如果历史真有一天可以公正审判，如果袁世凯需要打五十大板，那么这些不作为的人也应该打五十大板。
在讲座即将结束之际，我想简单回答一下朋友们问起的问题，一个是袁世凯更改国体为什么失败。
我想失败的原因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来谈：
其一是袁世凯从始至终也没有铁定心更改国体，很多时候他很犹豫，所以行动上也很被动。等到蔡锷他们起兵后，他也没有想真正镇压，所以即使仅有三个省（云南、贵州、广西）宣布独立，他就已经打退堂鼓了。
其二是那些赞同君主立宪的官僚们，并非是坚定君主制者，尤其是各省长官多墙头草，所以无论是前方领兵的还是后方的文职，都是见机行事者，这也是中国哲学、中国文化最闪光的地方，绝对的中国国粹。
其三是冯国璋、张勋、李纯、靳云鹏（山东）、朱瑞（浙江）等联合各省取消帝制的密电，这等于釜底抽薪。在这一点来说，如果更改国体运动中，还有人应该表彰一下的话，冯国璋可以算一个。
这里我要顺便提醒两点。一个是蔡锷起兵不要太高看，因为云南那点兵力，包括战略物资，都不足以成就大事，他们的影响主要在声势和道义上。另一个是很多人写文章常提起的“二陈汤”，也就是四川将军陈宧、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和湖南将军汤芗铭（一说包括唐天喜），他们临阵反水，是在袁世凯已经宣布停止帝制之后，属于落井下石。
其四是外部原因，最大原因是近邻日本。除了刚才年谱中涉及的那些事件外，还有3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树立日本在中国的权威，推翻袁世凯，视南方两军为交战团体。3月17日，日本奉天总领事电告外务省：有日本人策动宗社党起事。这期间，袁世凯派周自齐作为特使去日本游说，日本政府拒绝接见。然后是英、俄、法、美等官方层面多不支持袁世凯，原因主要是一战正在进行，他们不希望中国有政治动荡。
另一个是关于民主与选票的问题，我在上次讲座和答疑中说选票也得有条件，意思是选票很重要，事关国体问题，因为它标志着每个公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有权利决定自己国家的事情。但是，现实中的中国人，即使年满18周岁的人，能不能算得上是合格的公民吗？具备基本的价值判断能力吗？我保持不乐观，不然《巨婴国》那本书就不应流行。这是第一。第二，如果承认选票不是万能药的话，那么它被做文章的可能性几乎可以说就是现实性。我的意思是，代议制下，即使吃瓜群众忽略不计，单说那些各领域的精英，我也不很放心。因为如果一个自由派的历史学教授可以在标举反教科书的著作中公然写着“这种以借款为标志的怀柔政策，其背后隐藏着非常险恶的用心”，“通过大量的日元借款”，“从根本上掌握中国的金融，进而控制整个国家的命脉”（《军阀与五四》）；一个自由派的北大法学教授可以张嘴就说美国总统“统治”美国，还在假设问题时说：如果他们（指美国）不还钱（指中国政府买的美国国债），我们如何如何；一个四处讲文明史的博士大言不惭地说任何宗教不改革原教旨主义，就不能适应现代文明，以及基督教除了犹太教那个“爹”，还有一个希腊文明的“妈”云云。
如果连中国时下著名的自由派教授们都是这种思想状况和认知水平，何况那些浑身上下都流着毒汁的其他人，对于这等思想状况下的民主和选票，我个人是有些心有余悸的，真的担心忽然有那么一天有选票了，再玩不好，蔡锷式的人再冠冕堂皇地说什么“为四万万人争人格”，只会留给世界更大的笑柄，也将会再次验证盐碱地的确难以长出好庄稼。
不过，我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真正的选票不会那么轻易到来。好，讲座终于结束了，各位总统可以下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