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栗子
老在异乡，怀旧当作补品
老师和老北京
一年八月我回了趟国，儿子和他的朋友佑，也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去了中国。佑第一次到中国，什么都感到新鲜，小包子一吃就是一大盘，他们在北京短短几天，然后准备去西藏。佑对北京的现代化很震惊，北京也是大得吓死人啊，可是他也很想看看传统的北京，儿子来问应该到哪里才能看到？我一下子想起了我们当年的小学老师。
贾老师是我们六年级时的班主任，我们是毕业班，正准备着升中学的考试，他每天给我们布置的作业没完没了的，当然和今天可怜的孩子们比，还不算太惨，可我们当年吃的也没有今天这么好啊。贾老师说：“新中国无论什么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光荣，可是，如果有人问我，你的学生都是做什么的呀？我说，大夫！或者说，掏大粪的！你们觉得哪种回答能给老师脸上增光呢？”
可惜，光还没有发出，文革就开始了，我们不再学习了，我们批评他，为什么掏粪的光没有大夫的光大呢？！尽管没人愿意当掏粪的。他张口结舌说不明白，平常他是很严厉的，文革一来，他的严厉也成了罪过，更有甚者，每天上课前必须唱一遍《东方红》，他一走神说成了大方红，绝对捅了马蜂窝，差点打成反革命。班里的调皮男生可有机会拿他出气，一个个跟他粗声大气嚷，他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不知所措地捋自己的背头，那是他的习惯动作，结果又捅了马蜂窝，学生喝斥他为什么留个流氓背头，为什么不留个小平头？！我不能去批评他，他那副无可奈何的表情看着好可怜，我其实很迷惑不解，那时谁又是清楚的呢，到处是混乱的人和事，中国正处于在劫之中，我们不过是一群十二、三岁的儿童，去比利时可以灭场火，在中国我们自己就是火。
这以后，好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早就各奔东西天涯种草，当年的老师们早就到了退休的年纪无影无踪，和儿时同学聚会大家不免提起贾老师，只是无人知晓他的下落，直到有一天，请公安局户籍警帮忙，人家一下子就找到了，我和一个同学按地址去敲门，还真就是我们当年的老师！老师家住在白塔寺边上，清一色的北京老房，狭小的街道，陈旧掉漆的木门，被踩成凹形的门槛，门口的破损的石墩……我走在里面，眼泪都要流出来了。老师说，那一片可能会保留下来，作为老北京的古老文化，可人们都盼着能住进新房，不再上公共厕所，不再在院子简陋的棚子里做饭，有暖气，有自来水等等，哎，我理解得不得了，可仍旧心中酸酸，历史就是一层压一层，要不考古都是用小铲一点点刨呢，所以，当佑想看老北京时，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老师家的那一片。我带着他们坐公共汽车前往，事先没有向老师打招呼，想他如果在就进去问好，如果不在就在胡同里转悠看民房，两不耽误的。
本以为以前去过，易如反掌，哪知我那迷路的本事又冒出来了，转了个来回，就是找不到老师家的门牌，正好经过公共厕所，见一个男人光着脊梁，穿着大裤衩，刚刚倒完尿盆从厕所出来，肯定是住在附近的居民了，我上前打听，话刚出口，发现那就是我们老师本人啊！老师尴尬极了，尤其佑又是外国人，不过儿子和佑都对老师毕恭毕敬非常的有礼貌。老师领我们去家里，火速穿上衬衣，聊天，照相留念，没有坐得太久就告辞了。一切都是那么简单，没有一点伟大的地方，可我却偏偏很感动，那每一个细小的情节，老师的尴尬，甚至他手中的夜盆，老师家中的陈旧摆设，放脸盆的木架子和架子上的脸盆……亲切自然令人生情，那种在现代化住房、抽水马桶、线条美丽的客厅里找不到的，那种在胸中压着却怎么也放不下的，那种叫人，至少叫我潮湿眼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