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长岛客
文革期间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80年代赴美留学，00年代“海归”回国，退休后定居纽约长岛
殷墟考古发掘的最大成果之一是先后出土了约十五万片甲骨。尽管出土的甲骨大都刻有文字，但如何识别和“破解”这些文字，还需要专家们的努力。这就像法军士兵在1799 年的埃及发现了罗塞塔石碑，上面刻有三种文字，但当时无人认识。直到1822年由法国学者商博良全部破解，人类才首次读懂古埃及铭文和纸草，由此建立了古埃及历史与文明学。甲骨文的情况也一样，在当时的学界，以下四位专家对“破解“甲骨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是罗振玉先生（1866—1940），字叔言，号雪堂。自1906 年起系统搜集甲骨，前后共购藏甲骨三万余片。 罗先生对此加以系统收藏与著录，并于1910 年出版《殷商贞卜文字考》，考释了 485 字，将卜辞人名与《史记?殷本纪》商王名对应， 证明卜辞为殷王室档案。这是甲骨学的第一部系统专著，由此把商代从传说推向信史，也标志中国古文字学进入 “甲骨时代”。此后他在1915 年出版《殷虚书契考释》，1916 年走访安阳，确认当地的小屯村为殷墟遗址。罗先生一生著作约 180 种，校刊书籍超 600 种，《殷虚书契考释》和《三代吉金文存》等至今仍是研究甲骨文的基础文献，由此被推崇为“甲骨四堂” 之首。 可惜其晚年当上了伪满洲国的 “监察院长”，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帮佣，为世人所不耻。
其次为王国维先生（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王国维对甲骨学的贡献有三： 一是在1917年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系统考证出商代先公先王的世系，证明《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商王世系基本可靠，把甲骨文的研究从 “认字” 提升到重建商代历史的高度，商朝信史由此确立。二是对甲骨文字作了考释与体系化研究，考释了一大批关键甲骨文字，把零散文字变成可读懂的商代档案。三是与罗振玉先生共同创立了“二重证据法”，即用地下出土的新材料（甲骨文、金文、简牍、石刻、考古遗物等），加上地上流传的古文献（如《史记》《尚书》《诗经》等）互相印证、互相校正。此理论的经典的研究成果是用甲骨文字证明《史记?殷本纪》可信，这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真正起点，中国古史研究由此从 “猜” 变成 “证”。
再次是董作宾先生（1895—1963），字彦堂，号平庐。与其他几位不同的是， 董作宾在1928 —1934 年间主持和参与了八次殷墟的考古发掘；在此基础上于1933 年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被公认是中国甲骨文史上划时代的名著。董作宾对甲骨学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甲骨断代学，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用甲骨来分期断代，分甲骨文为五期：第一期为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为祖庚、祖甲；第三期为凛辛、康丁；第四期为武乙、文丁；第五期为帝乙、帝辛，这对甲骨学的研究有重大推进作用。董作宾还曾用甲骨文撰写对联：大好风月对尊酒，小有林泉集友宾，兼具学术严谨性与艺术感染力。
最后是郭沫若先生（1892—1978），字鼎堂。他在1928 年后流亡日本，从几乎不识甲骨文，到后来居上，成为一代大家。 郭沫若对甲骨文的研究有四大贡献：一是开创甲骨文 + 唯物史观研究范式， 第一次用社会发展理论解读甲骨，把甲骨从 “认字” 提升到研究历史， 由此将甲骨学真正成为历史科学。二是撰写了两部甲骨学名著： 1933年的《卜辞通纂》， 精选和释读了甲骨八百余片； 和1937年的《殷契粹编》， 精选和释读甲骨1595 片。两部著作引用的材料极珍贵，考释多创见，史称郭氏甲骨双璧。 三是文字考释成就极高，考释了大批难字和关键词，对卜辞语法、文例、祭祀制度研究极深，他的很多释字至今仍是定论。 四是用甲骨文重建商代社会性质，明确论证了商代是奴隶社会， 将把甲骨材料用于农业、手工业、商业、战争、祭祀和阶级结构等领域的研究，真正做到了以甲骨证史。 郭沫若的研究与罗振玉的文献整理、王国维/罗振玉的二重证据法和董作宾的田野考古视角等形成了宝贵的互补关系。
以上四位的研究确认了甲骨文是商代王室用于占卜决策、记录神谕与重大事件的官方文字，其核心是 “以卜决疑、以文记事”。当时几乎所有重大决策都要通过甲骨占卜，向祖先与神灵问吉凶。 占卜的内容一是祭祀：问祭神、祭祖的时间、祭品、仪式等； 二是战争：问出兵、胜负、敌方动向等；三是农业：问年成、降雨、收成等；四是天象与灾异：问日食、月食、风雨、旱灾等；五是王室生活：问生育、疾病、田猎、出行、祸福等；六是问治国与管理：问诸侯、边疆、贡纳等。这些刻辞构成了商代最原始和最可信的王室档案。
由于以上四位的字或号里都带有“堂“字，后世称他们为”甲骨四堂”。具体来说，罗振玉（“雪堂”）是甲骨文的发现者、整理者和奠基人；王国维（“观堂”） 是用甲骨文证明历史；董作宾（”彦堂”）是殷墟科学发掘第一人和断代体系的创立者；而郭沫若（”鼎堂”）则是用社会史视角研究甲骨文的革新者。 考古学界对他们的评价是 “雪堂（罗振玉）导夫先路，观堂（王国维）承上启下，彦堂（董作宾）考古实证，鼎堂（郭沫若）以史证字“。
“四堂”的研究，直接把汉字的源头从 “传说” 变成了 “实物证据”，确立了汉字三千年一脉相承的铁证。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和形成体系的成熟文字；将有文字可考的中华文明，从周代向前推到商代，让汉字不再是 “后世追记”，而是当时人们亲手写下的文字。 殷墟考古之前，没人系统研究商代文字；在此之后，直接诞生了中国古文字学最重要的分支 —— 甲骨学， 由此确立了甲骨文的历史地位。
迄今为止，国际公认的主要古文字系统共有四大类：一是苏美尔楔形文字（约公元前 3400 年，两河流域）：它是最早的成熟文字，刻于泥板，公元一世纪后失传。二是古埃及圣书体（约公元前 3200 年，尼罗河流域）， 特点是象形 + 表音，公元四世纪后消亡。三是玛雅文字（约在公元前后，中美洲）：其字形、书写规则和功能用途都极具辨识度，16 世纪后中断。四是汉字（甲骨文）（约公元前 1200 年，中国）： 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现代汉字，至今仍由全球超五分之一的人口日常使用，这是人类唯一延续至今的自源古典文字。
殷墟遗址发现的甲骨文，成就了这“四堂”；而“四堂“的合力则对甲骨文的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由此也成就了殷墟。可惜的是“四堂”中的罗振玉后期侍奉伪朝，王国维1927年投湖自尽，董作宾1949年去了台湾，此后对中国的考古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只有郭沫若，我会另文介绍。
截至 2026 年，已查明的甲骨文的单字总量为4500个，已破译数量约为 1270–1300 个（占比约30%），这说明研究甲骨文的研究是一项长期而持久的工作。可喜的是几十年来，国内甲骨文研究以国家级科研院所、顶级文博机构和重点高校为核心，形成了“收藏 + 研究 + 数字化 + 活化” 的完整体系。各大研究机构和高校都有专业团队在系统和科学地研究甲骨文，中华文明由此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