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长岛客
文革期间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80年代赴美留学，00年代“海归”回国，退休后定居纽约长岛
公元493 年，北魏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原国都大同降为陪都。他承接云冈石窟的皇家传统，在洛阳的龙门开凿石窟。孝文帝于公元 499年去世后，其子宣武帝继位，继续兴建龙门石窟；其中的宾阳三洞就是为孝文帝、文昭皇太后和冯太后所建，这是北魏皇家石窟最高规格的代表作。与云冈的“帝王即佛”的佛像不同， 宾阳洞中的佛像并没有以孝文帝的形象出现，而是强调“朕以皇帝之尊，护持佛法，功德无量“，和“朕是佛在人间的代表和护持佛法的圣王”。
位于宾阳石窟佛像上部的南北两侧原有两幅石刻，北上侧刻的是《孝文帝礼佛图》，南上侧的是《文昭皇后礼佛图》，两幅石刻共同组成了《帝后礼佛图》。 石刻上分别以孝文帝和文昭皇后为中心，被侍从们前后簇拥着，组成了南北相对的礼佛行进队伍。《孝文帝礼佛图》中戴冕旒的孝文帝穿着衮服，后有执华盖的二、执羽葆的二人；再后有众多的头戴笼冠、身穿广袖宽博朝服的侍臣们紧紧相随，孝文帝正以左手二指拈侍者捧来的香。
《文昭皇后礼佛图》刻有文昭皇后礼佛行列，头饰华冠的皇后左臂张开，右手执一炷香，右侧有持莲花的盛装女官，前有捧持香炉与花盘的侍女二人，左上角处有一持莲蕾的双髻少女。皇后的身后依次排列着妃嫔与宫女们。最后还有二女侍持羽葆。
两幅礼佛图尽管人物层次错综，却又和谐统一，显得动中有静，充满了既肃穆又祥和的气氛，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帝王显贵们崇信佛教的盛景。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如此精美绝伦的石刻雕像，在宾阳洞中保存了一千五百年之后，竟然在二十世纪初被盗。（请见我2025年11月的文章《帝后礼佛图命运》）。如今《孝文帝礼佛图》被成列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文昭皇后礼佛图》则在美国堪萨斯城的纳尔逊 - 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
随着北魏王朝的衰落和灭亡，龙门石窟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处于低潮和零星开凿的状态。 但在此之后，龙门迎来了第二个开凿高潮。 这次主导开凿的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 – 武则天。
武则天出身崇佛家庭，唐太宗驾崩后入感业寺为尼，奠定了她的信仰基础。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是政治权谋、个人信仰与文化建设的深度交织：她以佛教为合法性武器登上帝位，又以皇权全面扶植佛教，将其推向盛唐巅峰，同时完成了佛教艺术的彻底中国化。公元690年，武则天唆使僧法明和薛怀义等伪造《大云经疏》，宣称武则天是弥勒佛下生，当为阎浮提（人间）主。 她随即颁《大云经》于天下，令两京及诸州各建大云寺，藏经宣讲，全国造神。 武则天登基后自号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将皇权与佛教 “金轮圣王” 理想绑定。 她以皇权推动了佛教的全面繁荣，组织翻译各种佛经，完善佛教经典体系，使佛教义学达到盛唐高峰。她建寺造像，大兴土木，重修白马寺，以薛怀义为寺主，成为武周佛教中心。她还在全国广建寺院、造像、写经，佛教艺术与物质文化空前发达。在所有兴佛措施中最重要的，则是武则天以政治意志、巨额资金和皇家权威，将龙门石窟推向佛教艺术的顶峰。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把自己塑造成“佛本身”的皇帝：朕 = 弥勒佛下凡 ---“朕即是佛“。
公元672 年，武则天以皇后身份捐钱两万贯，敕建龙门的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 她不仅全程主导工程，而且还在公元675 年完工时，亲率文武百官参加开光仪式，在伊水东岸设擂鼓台礼佛，确立皇家最高规格。 奉先寺是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艺术最为精湛的一组摩崖型群雕，其主佛卢舍那佛高17.14米，头部高4米，身披袈裟，面容丰满秀丽，双目宁静，嘴角微翘。梵语 “卢舍那” 意为 “光明遍照”，与武则天自名 “武曌”（日月当空）相呼应。 寺内的九尊大像包括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及力士等十一尊大像，布局得当，雕工精湛，显示了盛唐雕塑艺术的高度成就。奉先寺的选址与地质条件密切相关，利用了这里的山行、水势、朝向，以及地质的天然优势，造就了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及群雕的无限光辉，使人们在仰视时由衷地感到庄严、肃穆、神圣而非凡，给人以无穷的魅力。 卢舍那大佛将皇权与佛教合一，成为武则天统治合法性的视觉宣言。佛像以她为原型，面相丰满慈悲、光明遍照，既是报身佛象征，也是 “神皇临人” 的权力宣言。
武周时期（684-705）的龙门则成为皇家宗教与政治展示核心。龙门石窟造像达 296 例，占唐代总数 66%，皇室、贵族、官员、外国信徒（天竺、新罗等）随即竞相开窟造像，弥勒信仰成为武周时期主流造像题材。
龙门石窟推动了佛教艺术彻底中国化：佛像从北魏 “秀骨清像” 转为唐代丰满圆润、端庄慈祥的中国式理想美，人情味与世俗化显著增强。佛像的衣纹流畅自然、层次丰富，融合中原服饰审美；雕刻技法炉火纯青，圆雕、浮雕、线刻并用，线条表现力达到顶峰。 佛龛的布局也趋中国化：奉先寺等大型窟龛模仿中国宫殿殿堂结构，主次分明、秩序井然，完成佛教石窟从印度形制到中国殿堂化的最终转变。
最后是确立皇家造像范式与历史地位，武则天龙门石窟留下的卢舍那大佛这一巅峰之作，将唐代造像推向全盛，彻底完成佛教艺术中国化，让龙门成为盛唐气象与皇权神化的永恒见证，由此还影响敦煌和日本奈良等东亚佛教造像风格。
龙门石窟是在皇权主导下，佛教教义和艺术形式在中国完成本土化并全面普及的里程碑；它既是立体的大乘佛经，也是古代政治、文化、宗教融合的宏伟史诗。一句话总结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度绑定佛教的帝王，她以皇权将佛教推向盛唐顶峰，完成了佛教从 “外来宗教” 到 “中国文化” 的最终融合。
较之之前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将从佛像艺术彻底的“中国化“了：一是佛像的面相，从 “西域胡人” 变成了“中原汉人”：云冈早期的佛像深目高鼻、脸型方正、眼神威严，像印度 / 中亚人。龙门早期佛像脸型瘦长、眉目清秀、神情温和，完全是汉人面相。唐代的龙门佛像圆润丰满、端庄大气，是中国式的理想美。佛的外貌彻底本土化，不再是外来神，而是中国人心中的圣人。 二是服饰，从 “贴身袈裟” 变成 “褒衣博带”：云冈早期佛像衣纹紧贴身体，薄衣透体。龙门的佛像穿上了中国衣服，体现了中国的礼仪审美。三是气质：从 “威慑神力” 变成 “儒雅慈悲”：云冈早期佛像雄壮、威严、有压迫感，强调皇权与神力。龙门的佛像眼神柔和、表情宁静、气质文雅，突出慈悲、智慧、内敛。符合中国文化追求的温和、含蓄、中庸和仁爱精神。 四是洞窟形制：从 “印度石窟” 变成 “中国殿堂”，龙门洞窟模仿中国宫殿、殿堂结构，有前廊、后室、龛楣、帷帐、龙凤装饰，把佛教石窟变成中国式的神圣殿堂。 最后是题材与精神：融入中国的伦理与审美，出现了儒家化的供养人和家族造像，强调忠孝、祈福、平安、现世幸福。 艺术上追求和谐、对称、典雅、庄重。
一句话总结，云冈石窟是北魏帝国的雄浑宣言，记录了佛教艺术从西域到中原的第一次大规模融合，标志着佛教艺术中国化的开始和过渡期；而龙门石窟则是龙门石窟是大唐盛世的典雅长卷，是佛教艺术中国化的成熟与完成。云冈石窟是将外来的佛慢慢变成中国人的佛，而龙门石窟则将佛变成中国人心中的圣人。
武则天之后（705年武周王朝结束），龙门石窟从盛唐巅峰转入持续衰退，此后历经中晚唐、五代、北宋，元、明清，整体规模锐减、风格世俗化、题材转向、破坏加剧。龙门石窟衰落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中心转移，皇家支持断档。北宋时期定都开封，洛阳降为西京，仅具陪都地位，失去政治辐射力与资源倾斜。 宋以后的历代政治中心远离洛阳（元在大都、明清在北京），官方大规模开窟的动力与财力彻底消失，仅存零星民间补刻。而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乱，唐末的会昌灭佛、后周世宗灭佛，都重创了佛教势力，龙门作为中原的皇家石窟受损尤甚。 再加上中原地区的战乱，导致经济衰退，无法支撑动辄数十年、耗费数万人力的石窟工程。
1949年后，龙门石窟得到了妥善的保护。1961 年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现存窟龛 2345 个，造像 10 万余尊，碑刻题记 2800 余品，佛塔约 80 座。2000 年被列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是人类艺术创造力的杰出代表，是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
云岗和龙门，都是由帝王推动的佛教盛举，一旦帝王的势力不再，石窟就自然会衰落。从另一方面来看， “佛教中国化”离不开佛教本身的演化，尤其离不开“理论的创新”，请看下篇《达摩西来—华林寺》。
注意：部分照片取自网络
文中有“她以皇权将佛教推向盛唐顶峰，完成了佛教从 “外来宗教” 到 “中国文化” 的最终融合。”的说法，值得商榷。
为什么“最终融合”显得过度？
佛教在中国的落地、生根与转化，是一个跨越数百近千年的文明工程，而非某一位帝王的单点成就。从东汉传入到宋代成熟，佛教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本土化过程，涉及思想、制度、艺术与社会结构的全面重塑。
黑格尔曾说：“世界历史的进程从不因一人之力而完成，它是精神自身的缓慢展开。”
佛教的中国化正是这样一种“精神的展开”，绝非武则天一朝所能终结。
一， 义理的本土化：思想的深层转化
佛教要在中国扎根，首先必须与中国固有的思想体系对话。
格义时期以道家语言解释佛理，是最初的理解尝试。
三论、天台、华严等宗派的建立，是佛教义理真正“中国化”的关键阶段。
禅宗的兴起，更是将佛教推向“心性论”“顿悟”等中国哲学传统的核心。
梁启超对此有极精确的概括：“佛学之入中国，其变化之大，非一朝一代之力所能致。”
这句话恰好说明了义理本土化的漫长与复杂。
二， 艺术的本土化：石窟、造像与壁画的演进
佛教艺术从犍陀罗风格，到云冈的雄浑、龙门的秀美，再到敦煌壁画的成熟，是一个持续数百年的审美转化过程。武则天时代的龙门奉先寺确实是巅峰之一，
但它是北魏以来石窟传统的累积成果，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
罗丹说过：“艺术是时间的女儿。”
佛教艺术的中国化，正是时间与文化共同雕刻的结果，而非某一位统治者的瞬间塑造。
三， 社会结构的本土化：制度的长期演化
佛教要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必须融入社会结构：
寺院经济的形成，僧团制度的规范，戒律与中国礼制的协调，佛教慈善、教育、医疗功能的社会化。
这些制度性变化从东晋到宋代不断演进，武则天只是其中一个重要节点。
马克斯·韦伯指出：“宗教若要扎根，必先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
佛教在中国的制度化，正是这一过程的体现。
四， 思想的本土化：三教互动的文明工程
佛教最终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因为它与儒家伦理、道家哲学长期磨合：
儒家吸收佛教的心性论，佛教吸收儒家伦理与道家玄学，三教合流成为宋代思想的基础。
这种深层文化融合，是一个文明层面的长期过程，不可能由某一位皇帝“完成”。
汤因比说：“文明的成长来自长期的互相吸收，而非单一力量的压制或推动。”
佛教的中国化正是这种“互相吸收”的典型案例。
武则天的贡献:
武则天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度绑定佛教的帝王之一，她推动了佛教的：
国家化,皇家化,政治化,艺术高峰化（龙门石窟）。
她让佛教在盛唐时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其从“外来宗教”向“国家文化核心”迈出关键一步。
但这一步是高峰，不是终点；是关键转折，不是最终完成。
费正清对此有一句极为贴切的评价：“中国文化的形成，是无数时代共同塑造的结果。”
武则天是其中耀眼的一环，但绝不是全部。
更准确的总结：“武则天将佛教推向盛唐巅峰，使佛教在中国完成了从外来宗教向主流文化的关键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