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佛合一“的云冈石窟 ----- “佛教中国化”系列之二

                  佛教在印度诞生后，通过官方和民间的各种渠道，逐步向各个方向传播。陆上传播的主线是通过丝绸之路，由商人、使者和僧人边走边传：从印度 → 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 → 西域（新疆） → 敦煌 → 河西走廊 → 长安、洛阳等地； 或者是通过游牧民族通道，从西域 → 蒙古高原 → 鲜卑、匈奴等游牧部落 → 随民族迁徙进入北方地区。 东汉、曹魏和西晋时期，洛阳成为中原最早的佛教中心，白马寺就是核心传播场所。公元 398 年，道武帝拓跋珪统一北方，建立了北魏政权，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结束了持续一百多年的战乱。北方地区正式进入北朝，与南方的宋、齐、梁、陈对峙，史称南北朝。

         北魏是个鲜卑人的政权，他们先在草原接触佛教，再带进中原，将佛教当作国家信仰，建寺、译经和开窟， 使佛教成为北方主流的宗教。 但物极必反，寺院拥有大量土地、人口和财产，极大地削弱了国家的兵源与财政，强大到了让皇权感到威胁的地步。于是在公元444 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灭佛运动，史称“太武灭佛”。 皇帝下令毁佛寺、焚佛经、杀高僧、坑沙门，北方地区的寺院、经像和僧团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公元 452 年，太武帝被杀，笃信佛教的文成帝拓跋濬即位。他深刻地理解到鲜卑政权需借佛教整合胡汉、凝聚人心、重塑正统；于是下诏复佛，佛教由此从毁灭走向空前繁荣，再次成为北朝的核心文化。文成帝对佛教的最大贡献是由皇家主导推广佛教，开凿云冈石窟， 推行“政教合一、帝佛合一”的理念，将皇帝塑造成现世的如来佛形象，佛教由此成为皇权的神圣外衣。

                   公元460 年，文成帝任命了汉地高僧昙曜为沙门统（全国最高僧官），主导佛教的全面复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造云岗石窟。 文成帝给了昙曜三件 “无敌资源”： 1. 皇家出钱、国家工程国库直接拨款，无需民间集资； 2. 调集全国最高级的工匠石匠、塑匠、画家、铜匠和建筑师； 3. 确定云冈石窟为北魏皇室祈福道场，地位等同于皇家宗庙。

          昙曜是云冈石窟的总设计师、开创者与灵魂人物，他首创 “帝佛合一”的石窟形象，把帝王形象等同于佛陀，实现 “皇权即神权” 的政治宗教合一。 这样既巩固了北魏统治，也让佛教获得最稳固的皇家护持。 他主持建造的“昙曜五窟“ （编号为第 16—20 窟）中的主佛分别对应北魏的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位先帝，是神权与皇权合一的纪念碑式石窟群。

           其中的第 20 窟为露天大佛洞，主佛高 13.7 米，对应的是文成帝，这是云冈石窟的标志。大佛结跏趺坐，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抚膝；面相方圆、广额丰颐，双耳垂肩，眉间有白毫，唇上可见八字胡；身着袒右肩袈裟，衣纹厚重呈阶梯状折带，保留西域佛教的艺术特征；背光为舟形，饰火焰纹、飞天、化佛，雕刻精美；胸部以上石质坚硬，保存极佳，俗称 “白佛爷”。 它完美结合了西域佛教塑像的高鼻深目和衣纹样式，与鲜卑民族的雄健审美，是 “云冈模式” 的经典范例。

         继文成帝之后，孝文帝拓跋宏继位。他下令“全盘汉化”：全国改汉姓、说汉话、穿汉服、与汉族士族通婚、推行中原官制、采用汉族礼乐等。这些深刻的改革措施使得北方的民族大融合得以真正完成，为后来隋唐大一统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孝文帝也积极推进云冈石窟的建设工程，把云冈从 “皇家纪念窟” 变成了 “国家大工程”。 

          此时期的窟龛数量暴增，贵族、官员、僧人集体参与，形成层楼叠阁、气势恢宏的大石窟群。历经几十年的修造，终于雕凿出了前朝难以媲美的十五个石窟（1至15窟）， 约占云冈大型作品总数的三分之二。此时期的代表作是第五六两窟（双窟），体现了云冈石窟中最华丽和精美的风格。 其中第五窟是孝文帝为纪念父亲而修建的洞窟，窟内的坐佛是云冈石窟造像中最大的一座，高达17米。拱门两侧，刻有二佛对坐的场景；窟的四壁满雕佛龛、佛像；造像内容丰富，雕刻技艺精湛，佛、菩萨、飞天、力士、火焰纹、帷幕等装饰极繁、布局严谨。该洞窟曾在清代被包泥彩塑过，所以才会呈现出艳丽的炫彩。

         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平城（大同）降为北都。佛教的根基虽在，但已不再是国库全额支持，而是由中下层官吏、平城百姓、留居僧人和邑社团体集资开凿。 这些窟群虽然数量较大，但多数洞窟规模狭小，布局多样，洞窟形制也有差异，明显不同于云冈早中期整齐划一的皇家石窟。此时期的石窟以第39窟为甚，窟内的中心塔柱是云冈石窟中规模最大、 保存完整的一座中国传统阁楼式塔，在云冈石窟中独具一格。窟北壁主像为圆拱二佛并坐龛，龛楣内雕坐佛，上沿雕飞天与缨络，窟楣两隅侧面雕供养群像。

      第38窟北壁下层雕刻的“缘橦杂技”，属于表现俗界的场面，它是百戏杂技项目中的一种爬杆活动。画面中一人顶竿，一人缘竿爬至竿中腰，一人在竿顶仰卧，旁边有以横笛、胡笳、排箫、阮咸、箫、细腰鼓等乐器为其伴奏的乐伎；如此多样的佛教故事画面呈现，是云冈晚期洞窟之最，也体现了匠人高超的艺术表现力。

        公元534 年 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国力日衰，并最终灭亡。此后的石窟虽偶有零星补刻，但再无大规模工程。

          云冈石窟通过皇家支持、艺术汉化、全民参与、石窟传播，深刻地影响了后世佛教艺术与思想发展。石窟对“佛教中国化“产生了两个重大影响： 一是让佛教从 “外来宗教” 变成 “国家信仰”， 将“皇帝 = 如来佛“的观念刻进石头里。 佛教从此获得最高级别的政治地位，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同时也确立了“皇权主导、教在王下、政教合一”的中国佛教的基本模式。  二是确立了 “佛教艺术中国化” 的路径： 佛从印度人变成中国人； 衣服从贴身薄衣变成宽袍大袖 ；精神从威严神力变成儒雅温和。云冈最伟大的历史意义是将外来佛像变成了中国人的佛像。

       云岗是中国佛教造像的 “总源头”，它为后世的佛教造像树立了标准范式，直接影响了此后的龙门石窟和敦煌莫高窟的形制与造像风格。后世在中国看到的几乎所有石窟，都带着云冈的影子。可以这样说，没有云冈，就没有后世中国的佛教造像艺术。

              云冈石窟在隋唐以后日益衰落，二十世纪初战乱不止，盗损严重，文物走私猖獗，大量佛头和造像被盗凿流失海外。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位先生曾在1933 年考察云冈，并发表《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首次将其推向国际学术视野。1949后，国家设立了专门的保护机构。 2001 年，云岗石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评价其为 “世界佛教雕刻艺术的杰出典范”。

         参观云冈石窟时，我特别注意到了在2008至2013年期间，大同市政府对云冈石窟的整治。这是云冈石窟自开凿一千五百余年来最大规模和最彻底的一次环境与本体保护工程。 时任大同市长耿彦波用铁腕治理云岗石窟：一是关闭和迁移了石窟周边数十座小煤矿，切断了最大的污染源；二是将109 国道改道，结束 “煤车穿越景区”的历史；三是清退核心区违章建筑，拆除景区内 20 余家餐馆和民居，将200 亩核心区设为 “无人保护区”；四是修复生态，窟前蓄水造湖、植树造林，改善区域小气候，降尘保湿； 同时还对洞窟本体进行“外科手术式” 科学保护，让云冈从 “煤都角落” 重回世界文化遗产应有的地位。经过修缮的云冈石窟现存主要洞窟 45 个，大小窟龛 254 个，造像 59000 余尊，雕刻面积 18000 余平方米。

       如此大规模的              修建工程耗资惊人， 耿彦波主政大同期间（2008—2013），云冈石窟与大同古城两地修复的总投入约500 亿元 （你没看错，500亿人民币），在当年全市财政收入仅约 100 亿元的情况下，耿市长靠着 “贷款 + 财政自筹 + 上级补贴 + 经营城市 + 社会参与” 的组合模式解决了资金问题。无论后世对云岗的修复工程评价如何，仅从文化遗产的保护来看，修整后的云冈石窟在世界上绝对名列前茅。

     云岗的故事结束了，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方兴未艾，请看下篇：《“朕就是佛”—龙门石窟》

 

注：部分照片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