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MARTINI
希望感动别人就先感动自己
节选,来源 : script
20 年前，有两批特殊的大学生几乎都在 1982 年走出校园。这群特殊的学生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学员—— 77 、 78 级，入校时他们从 16 岁到 40 多岁不等。他们当年如何，现在又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可怕的 2.5 代
1977 年 8 月，邓小平请来包括周培源、苏步青在内的 40 多位教育界人士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会上，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应为武汉大学的查全性教授---非常感谢杨子提供确切资料,见留言部分)激动地站起来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当时，大学招生采取的方法是各级组织推荐“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青年”。邓小平询问身边管教育的刘西尧部长有关具体细节后，当即拍板恢复高考。
于是，这一年出现了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两大奇观：一是中央连续 44 天不停地开教育工作会议，决定第一次在冬季进行大学招生；二是这个消息一下就吸引了上千万的应试者。 1977 年 10 月 20 日，被他们永远地留在了记忆中。
中国儿童剧院编剧、北京师范大学 78 级学生陈传敏说“当时一个同学特别兴奋地骑车来告诉我，说要恢复高考了。我一下子就惊呆了，眼泪一涌而出。我跟同学反反复复地说一句话：这下有希望了！当时那种情况，有点像在黑夜里走路，四面全是黑的，什么东西都看不见。恢复高考这个消息，相当于前头突然冒出火光，当时没有别的念头，只想着赶快蹦到那儿去。”
消息在中国飞快地传播着，像火一样在高粱地、橡胶林、稻田、军营和车间里蔓延，带给无数在文化的黑暗中挣扎的青年尤其在农村的青年们一个巨大的希望。人们的命运和试卷再次联系了起来。
上千万的试卷需要大量的纸张，而当时国家并没有这个准备。中国人民大学姚裕群教授告诉记者，国家紧急调用纸张印刷当年考试用的试卷，那时全国都穷，中央决定：不增加群众负担，每个考生只收五毛钱考卷费，不足部分由国家补贴，试卷先调用准备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在记者的采访生涯中，再没有比追踪 77 、 78 级更让人激动的事情了。原本以为， 20 年前的风云一代，要找到他们的踪迹很难。可后来的结果是，只要记者将视野扫向中年的成功人士，总会不断发现 77 、 78 级的踪影。
由于这一批人包括 77 级、 78 级全体和 79 级的一半大学生，因此，国外有人给他们取了一个名称：“可怕的二点五”。而在国内，区别于老三届（ 1966 － 1968 年毕业的初、高中生），他们被称作“新三届”。
考试：百里挑一的精英
与现在近 2 ： 1 的高考录取比例相比，当年的高考可以说是十分艰辛。
当年北京电影学院宣布招生后，申请报名者居然逾万，而导演、表演、摄影、美术、录音五个系总共才招收了 153 人。
“从宣布高考到考试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能考上大学，说明这群人起码在文化上是出色的。而且在当年的环境下仍然坚持学习，这本身就很了不起。”陈昕认为，能从当年激烈的高考竞争中脱颖而出，这本身就是 77 、 78 级学员的一个重要特点。
自 1968 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到 1978 年，先后上山下乡的青年学子达到 2000 万人。在那个年代，学习文化知识被认为是不正经的事。多少走入农村的知识青年只能在劳动了一天后才能在夜晚挑上煤油灯学习，就算这样，有时也得“偷偷摸摸”进行。
“如果坚持读书，会被称为‘白专道路’，当时是用批判态度来看待读书的。在工厂，别说上班的时候看书，就连下班后看书都是领导所不喜欢的。”陈昕说。
大学生活：争分夺秒 追回青春
9 年前，当记者还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上学的时候，不断听到任课的老师发出这样的感叹，在他 30 多年的教师生涯里，印象最深，感觉最努力的就是 77 、 78 级的学生。
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产学联合中心主任倪军是上海交通大学 77 级的学生，他在今年 6 月重返交大的时候，很自然地想起当年的情形：“那时大家都珍惜好不容易得来的求学机会 ?老师经常劝我们不要太拼命?按时睡觉?劳逸结合。”
“他们都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接受过底层的磨练，来自农村、农场、工厂、部队，从各工作岗位考过来的。进入学校后，他们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非常刻苦，活动范围基本上就是四点——教室、宿舍、图书馆、食堂。”陈昕认为，非常刻苦，珍惜机会是 77 、 78 级学员的另一个显著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沈杰博士认为：“ 77 、 78 级先读了社会这本无字的书，再读有字的书，有着很丰富的社会阅历，理解力和思考力很强；他们出身在经济很匮乏的年代，有很强的紧迫感，很懂得珍惜机会、珍惜时光。”
现任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的韩儒理是上海交通大学 77 级的学生，入校时已经是有了孩子的 “老学生”，才到交大，既听不懂上海话，又听不懂英语。据知情人士描述，当时他学习的情形可以用“发疯似的”来形容。在今年 6 月交大 77 、 78 级返校聚会的时候，班上的同学忆起那时的学习情况——“当时我们每周用于学习的时间竟然高达 90 小时。有一位同学家就住在徐汇区枫林街道，可他硬是一个学期只回了三次家，而三次加起来的时间还不足一整天，大家总觉得回一趟家，和留校的同学相比就‘亏了’。”
成功和遗憾
迄今为止，并没有调查数据对这群人进行统计，只在各高校的校友会中，记录着他们毕业 20 年后的成就。政界，有财政部副部长罗继伟，海淀区代区长周良洛……学术界，有知名学者魏杰、陈平原……文化界，有王小波，陈小奇……企业界，有清华同方的总裁陆致成，影视界，还有最负盛名的张艺谋。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科研处长陈昕博士认为，无论在政府还是科研机构， 77 、 78 级都已成为社会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从平时接触到的看，许多厅、处一级的干部都是这一代人。”陈昕说，“他们扎实的知识、久经磨练的心理基础以及道德素质造就了今天的成功。”
在记者接触到的众多 77 、 78 级学员中，他们大多都承认自己毕业后赶上了好时代，他们毕业的时候，整个中国百废待兴、人才断代，而全社会的思想又十分解放。正是这样的历史机会给予了他们大展身手的舞台。
的确，77、78级在政府、高校和文化艺术领域，均有很高的成就。但记者在采访中同时也发现，在商界，尤其在民营和私营经济领域，77、78级的成就显得并不突出。到新经济领域，就更难看到他们的影子了。
陈昕告诉记者，“‘下海潮’才开始的时候，以待业在家、没有工作单位的人为主。77、78级并不是当时的主流。毕竟，那时下海并不是说人人都愿意的。对于77、78级这些有着光明前景的人来说，放弃看得见的前程而投身尚处于摸索阶段的商界，的确需要非常的勇气和胆识。”
沈杰告诉记者，“在下海潮中，下海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淌了趟水就上岸了。”
人文关怀与责任感
“我们在精神的空白里填满了音乐的交响／我们在改革的大潮中探索着民主的理念。我们高举‘从我做起’的旗帜，我们用行动实现着‘从现在做起’的诺言。”当记者来到清华大学校友总会时，校友总会理事钱锡康研究员拿出了清华77级祁海鹰写的清华“一九七七级世纪宣言”。
“他们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大学生，有着自己的思想观念，很有理想，也有对社会的责任感与关怀。” 钱老师这样看待这一批学员。
陈昕向记者表达了同样的观点。“那个年代培养了一批理想主义的青年，并且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不是空话，而是‘新三届’实实在在的特点。”“他们进入学校后，很快开始了思想解放运动，典型的就有潘晓掀起的人生理想大讨论，那是全国范围内的全员讨论，放在今天，根本无法想象。那时大家也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乃至西方政治民主观念等的大讨论。对理想的追求远远胜过对金钱的追求。”
那个时代的人也同样忘不掉有句口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句话，当年被邓小平充分肯定。而提出这句话的，正是清华大学化学系77级的学生。
沈洁博士长期研究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他认为77、78级的学员是成熟、理性的一代，“他们是理性主义、理想主义和具有强烈社会关怀的一群人。”
那么，他们自己认为，当年强烈的“承上启下”历史使命感，到今天完成得怎么样了呢？
清华大学李艳和教授认为，20年来，大家都奋斗着，个人的轨迹与国家的发展直接联系。从他所见到的清华毕生生，能打上75－80分，也就是基本达到了要求。
清华大学校友总会钱锡康老师告诉记者，他们是否完成了当年的诺言，现在还没有到做出判断的时候，更应关注的是在今后，他们会怎样为国家服务。
沈杰认为，当年77、78级肩负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承前已经做好了，20年中国的发展，77、78级是不可埋没的社会力量。而在启后这方面，还正是他们在承担的历史使命。
沈杰认为，每一代人都有对社会对历史的贡献和局限，放在更长远的历史长河里，77、78级对推进中国的发展功不可没。他们是值得骄傲的一代。
一个班级的20年—— 对清华大学化学系77·2班的调查
80年代，一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整整影响了一代人。即使在今天，这句口号仍不断被人用以自勉。
20年过去了，当年这句口号的提出者——清华化学系77级2班的同学（清华的习惯，称为化72班），如今都在何方？
历史的回忆：“我们曾经很灰心”
“这个口号是在我们读大二的时候提出来的。”李继定，这位如今的清华化学工程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说。
正是这个35人的班集体所喊出的口号，首先在清华得到共鸣，继而被《中国青年报》报道，后来邓小平看到了，在一次讲话中高度肯定。继而再逐步成为影响一代人的口号。
“那时才经历文革，大家虽然学习刻苦，但过去的经历突然都被彻底地否定，很有找不到方向的感觉，思想上出现了空白，”李继定向记者说起当时的背景，“过去虽然苦，但想着美国的黑人都在垃圾堆里捡东西吃，全世界都等着我们去解放，都不觉得自己在吃苦；等到国门被打开后，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对于过去的崇拜与疯狂，大家都有受骗的感觉，对于社会的发展也挺灰心，都觉得挺没劲的。”
“为了给大家鼓劲，辅导员谢新优和团委书记贾成玉组织了大家讨论，谈论得挺实在，也没什么高调。大家都在说困惑、说灰心、说没劲。”李继定回忆着，他告诉记者后来有位安徽同学王文一站起来说：“总是灰心、没劲也不是办法，对大家也没任何好处，我们换一个角度，过去的都过去了，该琢磨的是现在该怎么办。”随后，王文一提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想法。
王文一的提议，得到了班上同学的积极响应，于是讨论的思路沿着王的提议继续下去，班上的团支部也据此提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作贡献”的战斗口号，并拟定十一条具体措施。当时的团支书是北京籍学生程宜荪。
毕业分布均衡 如今成就突出
程宜荪后来去了美国。化72班的35名同学中，如今定居国外的有6名。自1982年毕业后，他们走出了各自不同的道路。
据调查，35名同学中，如今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0名，政府机关10名，企业9名，出国定居6名。从比例来看，分布比较均衡，但是，1／3以上的同学在工作20年内没有从事自己的专业。
35名同学中如今分布的区域也同样呈现了均衡的特征，国内的29名同学中，北京、上海的10 名，省会城市的10名、天津1名、深圳1名（广州没有），其他城市共7名。当年就业由国家统一分配，而现在的毕业生，特别是对于名牌大学的应届生，大部分就业范围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
如同社会上的认识，文革后的第一代大学生在各行各业都走向了领导或骨干岗位。在化72班，国内外的90％以上同学都当上了单位或部门的主要领导，而在研究领域的，其科研成果亦颇为丰硕。
记者在对该班10余位同学采访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对自己过去的成绩大都看得很平淡，就连职位也是在记者的询问下才肯道出。谭世语接受采访时说，我在重庆大学做老师，三次专门询问下才了解到其为成绩突出的教授，化工学院的党委书记，前副院长；李继定，这位自称在班上属于干得很一般的学员，直到记者看到他的资料才发现其为德国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大学博士后，在微观模型用于流体相平衡预测的研究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国家级多项奖项获得者……
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越发钦佩这群文革后第一代大学生的成就，但限于篇幅，无从一一道来。
全文：
http://web.wenxuecity.com/BBSView.php?SubID=culture&MsgID=204650
纪念难忘的岁月！
TO Flamenco_Girl和旧金山夜话 ：是啊三十年前这段历史非常特别，非常值得回顾并总结！相信文学城有不少我们的同辈人！今天突然发现点击快上一万了，才知道文章已被推荐上城门，看来是有不少朋友对此题目感兴趣呢！谢谢网管！
旧金山夜话新朋友,您可别光顾看山水钓鱼儿呵，这梦虽远去,激情犹在不是吗?
君不见,
夕阳无限,
重彩霞光天。
诗怀飞韵赋华章，
依旧好河山!
哈哈
几万里云和月。
念去去，
往事烟波，
人生几何？
梦已远去，
激情犹在，
去何处，
找旧时书箔？
也罢，
也罢，
垂钓南湖，
坐看天水一色！
偶应该改口叫声阿姨啦...嘻嘻...
很高兴结识杜姐你-这些佼佼者中的一员。
你好朋友!说得对..因为年青,就好似有了轻狂与挥霍的资本..
有些不同的是我们这一批大学生生于忧患,长于动乱,好容易有读书的机会对学业前途就特别珍惜
大学四年可能是人生成长中比较重要的一段时间。很狂: Believe: the sky is the limit. Indeed, tons of them have their dream come true.
Thank you for sharing.
再次感谢
不过晚枫所说73年发生的事我已经没印象了,73年,我刚刚上调当老师...是不是招考工农兵学员?
好些句子被我划了杠..它们击中我心底,引起强烈共鸣,使我边看边发出由衷感慨....
伟大的杨子,为这些珍贵资料俺向你致敬!!
(以前看你到处玩还以为你是个小孩子,太不识庐山了嘿嘿..)
查全性的大儿子，跟我是同届，但不同系（他是物理系）；
查全性的二儿子，跟我是同系，但不同届（我教过他一门课）；
查全性的二儿子，跟我内人是中学同班。
1977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考场再次打开大门，570万名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
回忆30年前的高考，人们由衷敬佩邓小平拨乱反正的魄力，也不会忘记一位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武汉大学教师查全性，正是他首倡恢复高考，促成邓小平一锤定音。
元月23日，珞珈山脚下的资深(教授)楼。82岁的查全性院士精神矍铄，他一把拉开窗帘，满眼苍翠，山中湿润的空气吹了进来。
查院士从房间里翻出1977年8月7日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汇编的第9期《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共4页，纸张已发黄，约1200字，上面记载着改变上千万人命运的一次发言：查全性首倡恢复高考。
“有机会向小平同志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对我来说是很偶然的。因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让我去参加那个会。”查全性院士平静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当时，我是武汉大学副教授，52岁，‘文革’发生后没机会上讲台，一直在实验室搞科研，事先对会议内容心中无数，所以没做准备。”
1977年8月3日，查全性接通知赶到北京饭店，发现出席会议的有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等著名科学家以及科学院和教育部的负责人。坐下来后，才知道邓小平要参加。
会议刚开始时，专家们尽说些小问题，而且还都是纯粹的专业话题。因为当时“文革”刚过去，知识分子大都心有余悸。
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这席话令查全性感同身受，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大纲，开始发言：“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教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招生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他建议：“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一定要当机立断，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查全性一言既出，举座惊讶。因为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有关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送到邓小平手中。也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
没想到，邓小平听完后，向查全性点点头，然后环视四座问：“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吴文俊、王大珩等科学家都表示，赞同查全性的意见。“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邓小平略一沉吟，一锤定音。
消息传得很快。
第二天，新华社驻会记者找到查全性，开玩笑说：“查老师，知不知道你昨天扔了个重磅炸弹？”
在查全性看来，自己当时提出这一议题，“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只是我有机会说几句真话。而我敢于说，主要是觉得说了可能会解决问题。”
从1972年开始，武汉大学招了几届学员。那时候，大学生中有程度好一点儿的，也有程度差一点儿的。因为还有一个口号叫做“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所以一切教学都得照顾班上最差的同学。这样一来教学水平根本没有办法保证。
对这些情况，许多高校教师与查全性一样都很了解，也十分不满，但又无可奈何。
那次座谈会开始时，查全性等人以为，像邓小平这种身份的领导人，能够在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顶多再讲几句话，就很不错了。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会议期间，除了有一个半天小平同志有外事活动，非得走不可，就给大家放了半天假。其它时间，小平同志都按时参加，认真地听代表们发言，很少插话。
这种气氛让大家意识到，“小平同志很有诚意，是想解决一些问题。”
扔这个“炸弹”之前，查全性也不是完全没有顾虑。因为，废弃高考、实行推荐上大学，原先都是毛主席决定的，而当时“两个凡是”的旗帜还在高高飘扬，说这种话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将真实意见说出来。“如果说了，兴许会起一定作用，冒一点风险还是值得的；如果不说，错过这种机会太可惜了。”
座谈会结束后，查全性回到学校，向学校传达了座谈会的情况，也向家人说了在会上发言的事。
查全性一家五口，夫人张畹蕙是他的老同学，当时担任武大化学系教师；大儿子初中毕业后下农村3年，回城当工人5年，当时在武重车间工作；女儿1976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钟祥劳动；小儿子还在读初中。
“那时，两个大孩子都在努力适应环境，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追求进步。虽然心里也想上大学，但当时大学招生的机会绝少轮到他们。所以，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可能会发生重大改变，更没想到我个人会对这个事有什么影响。”
查全性的大儿子听了情况后，还曾担心地说：“假如再搞‘反右’，你肯定就是头号大右派了。”
但是，重大的转折终于真正发生了。
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关闭了11年的考场再次敞开大门，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回来了!
1977年冬天，举行了至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570万学生报了名，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这些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
查全性的大儿子、女儿参加冬季高考，一个考上武大物理系，一个考上武大化学系。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教授与他们同住一楼，有3个子女同时考上大学。捷报传来，张畹蕙在楼下见到吴教授，连连致贺：“恭喜！你们家连中三元！”吴于廑也喜不自禁地说：“同喜！同喜！我们两家五星高照！”
如今，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许多已成为社会的精英和栋梁。查院士的大儿子、女儿大学毕业后，先后出国深造，获得美国博士学位。查全性说：“我那次发言，也使我子女们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1980年，查全性被评为中科院院士。除了在1978年至1982年担任化学系主任外，他一直未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他说：“我不是那块料，个人的能力、性格都不适合从事行政工作。”
如今，查老仍在指导博士生。只要天气晴好，他都要到实验室去。闲暇的时候，他爱到珞珈山的小径上散步，“武大的环境很好，在山林中走一走，神清气爽，特别舒服。”
三十年来，高考和高等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上世纪80年代，高考上大学是公费读书、毕业分配工作，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高校并轨、扩招、学费增加、自主择业，再到本世纪初的分省命题、自主招生。高考一直牵动着亿万人的神经，在争议中前行。
对于如今的高考，查老说，高考肯定要改革，到底该怎么办？还是应该多听专家的意见。
他认为，“一考定终生”肯定不是好办法，理想的高考制度是：大家参加统一笔试，再加上学校推荐加面试。这样就可以对一个人得出比较准确的评价。不过，实行后者的前提是社会风气要好。
“如果高校能实行‘宽进严出’的招生办法，则会更好。”他曾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里斯大学考察，发现该校每年招生10万，第二年这些人只剩两万，最后毕业时不到一万。通过逐步淘汰，学生质量得到了保证，被淘汰者学到了一定知识，也不太痛苦。
他认为，“可惜的是，我们目前的社会风气不允许这些东西。相对而言，目前的高考让大家都经过一个相同的检验过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公正，仍是一个比较好的制度。”
查全性：著名电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化学部院士，教授、博导。1925年生于江苏南京。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1957年至1959年在前苏联留学。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其编著的《电极过程动力学导论》是我国电化学界影响最广泛的学术著作和研究生教材之一。
"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应改为“武汉大学的查全性教授“
查全性教授的爸就是明国初期的大教授。
查老教授的儿子也是77级毕业的教授。
刘西尧部长武大毕业的，所以吗!他应当是授意来发表这一段话的。
73年，我曾参加过那次所谓的全国性恢复高考的考试，考试后发生的一切沉重地打击了我。那段历史和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刻骨铭心的留在了我的记忆里。直到今日，三十几年过去了，可我时常还在夜里做那个上得了考场却上不成大学的噩梦！
77，78。。。我与它们就没缘了！
。。。
“据说这次文革后的首次高考，全国共有五百七十多万人参加，大多数是来自文革以来一千七百万下乡知青，累积了十年的没有机会上学的中学生！其中有二十七万人被录取，录取率不到百分之五。这二十七万人中有我！ 何其幸也！由此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也赶上了这班车，真是何其幸也!
---说得好，真是十分准确的描述！
难忘的四年大学生涯，特殊的一段人生经历。。。
对我个人来说印象最深的情节不是读书却是参加体育运动----百米赛跑跑到腿肚子抽筋倒地的狼狈，代表大学参加市乒乓球赛屡战屡败的羞惭，和当四年女篮校队队长转战江湖之大爽，呵呵。。。
特存此文以纪念自己三十年前那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