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军事管制
一、副省长揭发省委的问题。
周总理对云南省委的六点指示，对省委的领导班子触动很大。省委常委、副省长刘林元首先站出来揭露省委领导班子的问题。厅《雄鹰战斗队》弄来十多份铅印的传单，分发到各战斗队。全文如下:
(一)刘林元的一张大字报
按语：
刘林元同志工人出身，1927年入党，1928年开始任中共云南省委地下组织常委。1950年至1962年任云南工会主席，现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云南省副省长。刘林元同志一贯受阎红彦黑帮的排斥打击，现在他公开与阎红彦黑帮划清界线，揭发问题，用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我们对于刘林元同志的革命行动的态度是团结他革命，督促他革命，支持他革命。我们支持他革命造反，欢迎他革命造反。支持他大造云南省委，昆明市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支持他跟毛主席走，革命到底，保维(持)革命晚节。
此外声明一点，“周兴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了吗？”副题是：“三论与八·二三某些负责人的分歧”一文里，曾把刘林元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个结论是没有多少根据的、过早的错误结论。特此声明收回此份材料中的这点错误说法。而且最坚决支持刘林元同志的这种革命行动。
云南毛泽东主义砲兵团团部
昆明医学院毛泽东主义砲兵团 评论员
清 算 云 南 省 委 的 罪 行
当前，云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阵线已被打得七零八落。无产阶级革命派正以雷霆万钧之势进行着夺权斗争。但是，敌人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灭亡。现在全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应当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更进一步大联合起来。开展全面地夺权和巩固夺权成果的斗争。
中共云南省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了一系列的滔天罪行，阎红彦虽然抱着对毛主席的刻骨仇恨，叛党自杀了。但是，以周兴为主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仍然不执行周总理最近对云南省委的六条指示，他们继续了阎红彦的衣钵继续耍阴谋，作垂死挣扎。以阎红彦为首的书记处及其打手们，由于畏惧革命群众的阶级本能，拒绝参加造反派召开的大会。于元月四日全部逃跑后，造成了全省党政机关进一步瘫痪的场面，元月八日阎红彦叛党自杀后，他们对省委过去一贯反毛主席，反党的罪行不作深刻检讨，以致使广大群众和干部形成思想混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花招——经济主义更加猖狂一时。本来阎红彦死后，省委应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请罪。但在元月十二的会议上，他们不但不承认逃跑的错误，反而诡辩说：“不是逃跑，是被红卫兵冲散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曾提议应立即请求中央改组省委，秦基伟等人说：“我们要以周兴为核心，好好地团结起来”。请问你们还想团结起来干什么？
周总理六条指示下达后，以周兴为主的省委并未改变立场，这可以从周兴元月十五日晚在省级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提纲中看出，他们只是承认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小问题，根本不触及灵魂，还企图把罪责推到死人身上。周兴本人不但不检讨，反而大肆表扬一番;秦说：“他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与阎红彦有分歧”等等。事实果真如此吗？不！这是骗人的鬼话。近来，根据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他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所犯下的许多罪恶，证明周兴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我们必须彻底揭露。
在过去八·二三前后，省委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一再抗拒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已批判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阎红彦回昆明后,不向常委认真传达,只开了一个多小时的常委会,简单地说了几句,研究了一下召开地书会议的日期,会上声称在地书会上一起传达,但实际并未传达。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后，省委又召开了全省三级干部会，也没有解决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反而和群众更加对立。到会者学了阎红彦对付革命群众的一套办法，回去后和专县的革命群众对立。省委从运动一开始就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群众，将大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并且策划成立了《昆明院校红卫兵总部》作为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御用组织，不断挑起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他们在中等学校里把学生分成“红五类”、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和“黑六类”三种，扬言一九四五年后参加工作的不算革命干部，他们的子女不算革命干部子女。在红卫兵总部外，还操纵成立了一些保字号组织，进一步造成群众中的广泛对立。阎红彦在群众大会上，扬言成立工人战斗队要请示中央才能决定。但是在他们控制下的组织，又在一些厂矿内欺骗工人，成立一些保字号组织，引起工人间的纠纷。我在这里要求全省工人，特别是老工人同志，请你们挺身而出，揭发省委利用你们对党和毛主席无比深厚的感情，对你们所进行的一切蒙蔽，坚决地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联合起来，搞好夺权斗争，坚决地执行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彻底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更恶毒的是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各种关系，在造反派内部安钉子，搞“内线”，搜集情报，造红卫兵的谣言,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等等。他们害怕革命群众达到了无法形容的程度，把书记处办公大楼伪装成军区大楼，书记处的汽车全部换成军用牌照，从阎、周到他们信任的人员都换上了军装，在交通股那边开了道黑后门，偷偷摸摸出进。特别使人气愤的是，他们不但害怕革命群众，而且对部分常委也不放心，都防了一手，大量封锁消息。去年9月10月，正当他们挑动群众围攻南下小将和昆明炮轰派的同学时，把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不许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组织和挑动工农市民斗争学生”的特急电报压七天之久才发给常委。省委文革办公室的简报发了一百多期后即停发,到10月份即全部收走。省级机关文革办公室的简报也从四十七期后停发，(实际发到九十多期)。同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走卒等单位，省公安厅出的《重要情况反映》也跟着停发。就这样，他们认为不能信任的干部(常委)长期不给知道运动的真实情況，也不分配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工作。去年九月初，李井泉曾经来此，秘密布置如何对付南下串连学生的事件，部分常委就压根不知道。
革命的同志们，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顽固地执行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从一九五九年阎红彦调到云南工作时就开始了。
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阎是参加了会的，他们就反对毛主席关于过渡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指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重大政策。他们这种反动措施是得到邓小平同意的。也就是于一川、孙雨亭反复强调云南是边疆，情况与内地不同，不要受干扰，应当集中力量抓好生产。省委三级干部会后，他们用宣传部的名义写了一个报告，狂妄地提出“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公开反对毛主席，当受到批评时，他们仍坚持不放(改)，又策划以狗头军师梁浩的名义说，是一时疏忽大意，并称文件未经阎红彦看过，阎则推说当时不在家，想以此蒙混过关。一九六五年反革命份子彭真来昆明，又给他撑腰说：不是什么方向性错误，考虑云南的具体情况，是认识问题。企图为他们开脱罪责。
省委还借口以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央的“八字”方针为名，派出工作队到思茅专区景谷县搞单干试点，大批解散人民公社。同时把极大部分的社队规模尽量缩小，相当一部分生产队只有十多户，有的三、四户，把为农业服务的专县工业基本砍光，许多县连最简单的新式农具都几乎不能修理，大大地削弱了农村生产力。把十二个专州市的农业中等技术学校全部取消，致使大部分贫下中农子女不能上学。他们这样反对毛主席，其目的就是想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转，复辟资本主义。
一九六四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带着王光美来推行他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把西南地区各省市党政军负责人都召集到昆明开会，由王光美作“桃园大队四清工作蹲点报告”，王光美杀气腾腾地把农村基层干部说成一团糟，根本不可信任。会后，省委即按其主子的旨意，组织了万人工作队，到安宁、宜良、大理三县进行第一批“四清”，全省大部分县都有县委负责人参加，因此都学了一套形“左”实右的东西，流毒甚广，一九六五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他们仍未实行，还是以刘少奇的机会主义路线来对抗毛主席。例如：马龙县仅10万左右人口，即将一千多贫下中农和干部打成反革命。工作队还采取法西斯暴行，以致使许多贫下中农被打死和打成残废，造成了农村中空前的白色恐怖。
省委在政治上反对毛主席，在生活上也是追求享受，腐化透顶，关于这方面的材料革命群众已揭发不少。在财政开支上对抗中央指示，当国家处于暂时经济困难时期，他们任意挥霍浪费国家财产请客送礼，大兴土木，修建高级招待所、舞厅、别墅和游泳池等等。还偷设“黑金库”为少数人服务，大搞特殊化，对刘、邓等人竭力奉承，一九六四年刘少奇来昆，他们为了讨好主子，专为刘来昆明一趟就花了二十多万元，这些都是广大劳动人民的血汗，我们一定要进行彻底清算。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士们，革命的同志们，我是省委常委之一，由于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所以工作中有许多缺点，思想上有奴隶主义，旧习惯势力的框框套套也不少。过去虽然对书记处有意见，对省委“一言堂”的作风不满意，但未进行斗争。一般说对书记处的决定和书记说了的照办。因此，对省委过去和现在所犯一系列路线性错误，我应当有一定的责任。我愿意诚恳地接受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改造自己，我决心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和广大革命群众共同战斗，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万岁！
抓革命，促生产！
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云南毛泽东主义砲兵团职工联络站
刘 林 元
1 9 6 7 年2月 8 日
毛泽东主义砲兵团“缚苍龙”战斗团翻印
1 9 6 7 年2月10 日
(二)砲派从批判刘到支持刘
门友昰评论说：“毛泽东主义砲兵团团部评论员说话倒也坦率。一月二十九日‘把刘林元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仅隔十二天，就承认‘这个结论是没有多少根据的’，并‘特此声明收回此份材料中的这点错误说法。’这么短的时间就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是他们作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吗？作了认真的分析吗？没有看到他们列举的论点和论据。”
晟翚说：“主要是看这个领导干部的观点、立场能否为我所用。”
杨诗云说：“既然没有多少根据，怎么就把刘林元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呢？这是服从于‘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的需要，南下三司及砲派的一部分学生，不是说大联合指挥部‘右倾吗？’‘走上层路线吗？’我多抓几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当权派，来反证自己的观点，看你还走不走‘上层路线’？”
党令泽说：“从这张传单的落款来看，刘林元参加了云南毛泽东主义砲兵团职工联络站。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不能戴右派分子的帽子。打倒谁保谁是根据斗争的需要。一位领导干部，要说你的优点并不难，要列举你的问题也容易。世界上完人是没有的。”
晁达说：“评论员的按语表明，他们认为周兴没有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这正是与八·二三某些负责人的分歧。你支持的我就要打倒。刘林元的这份大字报点了周兴的名，揭发了周兴的问题，正合口味。”
门友昰说：“左了右了这些问题都不大，这是造反派内部的问题，通过辩论，只要以理服人就可以解决。问题是有人插手，制造分裂就麻烦了。”
东方泥说：“已经有人插手了，这就是路线斗争的复杂性，只是有些内情我们不了解。”
二、造反派内部不能大乱。
(一)谢富治的讲话
近日又弄到一份传单，谢富治副总理二月十四日接见云南赴京代表小组讲话，专门谈到“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的问题。全文如下：
谢 富 治 副 总 理
二月十四日接见云南赴京代表小组讲话
电话记录，未经本人审查，1967年2月15日凌晨1点30分
问：今天总理接见了没有？
答：谢副总理接见了，还有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同志。
问︰主要精神是什么?
答：革命造反派团结起来，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大联合，双方首先停下来。
问：把原话讲下来，好吗？我们记录下来。
答：好。左派内部有缺点、有分歧，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共同对准大方向。不要自己内部的问题拿到外面公开。不要公开在外面，贴大标语，更不能撒传单，更不能写大字报在外，像这样做都是不对的。现在你们两派内部要停止争吵，可以由你们哪一边先停止，如果那一边不停止，也不要计较这些。
另外，谢副总理又讲道：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解决。一般不能叫托派，托派是很坏的敌人。而且不是一般的敌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提倡这样搞。
他举了清华的例子。“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中央哪里提过这个口号？报纸上也没有提过。全国也没有这个口号，哪里也没有提过这个口号，听说昆明街上都是标语，这不好，这是你们造反派内部自己的事情，不要公开出去嘛，主要是造反派内部自己要批评与自我批评。
对于干部问题：
当前大联合大夺权是主要的方向。要搞三结合，你们要赶快打电话回去，叫家里面停止论战。
黑龙江的那个报告与社论都是很好的，非常重要。
对于干部，你们要发动机关的革命干部、革命群众来分析，召开中小型座谈会，来分析对比嘛。只要不是“三反”分子就要照红旗第三期社论办。关于干部那一段是主席亲自修改的，修改最多的就是那一段。对犯错误的干部大家要认真分析。
代表问道：
云南有一个不好的情况，所有的上层干部都靠边站。与上层干部接触就说是“走上层路线”。
谢副总理说：
这不好，不能这样看，这些老干部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都是革命几十年，经验较丰富，都要争取团结，犯错误的要允许别人改正。关于走上层路线这个口号，在北京也有这么一股风，凡是有当权派参加的造反派，就认为不好，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走上层路线这个口号可能是当权派和保守派提出的，他们想挑起造反派内部的矛盾，把造反派打成保守派，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特别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他们被抓出来以后，恨不得把所有的干部都打倒。一定要认真分析，不能采取一律打倒的态度，一定找出一个比较好的来，否则三结合就搞不成了。
云南省邮电局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总队翻印
1967，2，18
(二)做两派的团结工作
看了这份传单大家议论道：一、谢副总理明确地批评了提出“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这一方，但还是造反派内部的问题，做两派的工作，停止争吵，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要大联合、大夺权;二、要搞大联合，就要注意老干部问题，只要不是“三反”分子，都要争取团结。我们的确像谢副总理说的，“一定要找出一个比较好的”，这“一个”就是米宜超，准确得很(大家笑了起来)。而且我们有好几个当权派参加了造反派，这也是正确的;三、他们想挑起造反派内部的矛盾,把造反派打成保守派。218号信箱“捍总”的人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他们也要打倒厅长郗维润了。但这不是造反派内部左与右的问题;也不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是“打翻身仗”的需要。
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于2月19日在拓东体育场举行镇压反革分子大会。
这天天气晴朗，艳阳当空。革命的工人、农民、战士、师生及机关干部约十万余人，手拿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红艳艳的旗帜迎风招展，“毛主席万岁！”“坚决镇压反革命！”等巨幅标语，把整个会场汇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显示了无产阶级的无比威力！
会前，中央军委、国务院来电，同意召开这次大会，并派云南军区三百多名人民解放军到会维护大会安全。主席团宣布这一喜讯后，“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到会群众无不欢欣鼓舞。
为了捍卫文化大革命，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昆明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对反革命分子及一切反革命组织进行了坚决镇压。当法警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押入会场时，十余万革命群众怒不可遏，“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不准地、富、反、坏、右分子乱说乱动！”“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组织！”“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等口号震动晴空。主席团详细地宣布了判处和逮捕的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在这些反革命分子中，有潛入我省刺探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大革命情报的李竹筠；有书写反动标语、反动打油诗，攻击文化大革命，自称“总司令”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邹建华（年仅20岁，家庭出身官僚）；有组织“中国社会动力党”反革命组织，散发反动传单的反革命分子代树孝等。
会上，工农兵学商等革命造反派代表进行了发言。会后，用两辆指挥车作前锋指挥，十多辆摩托作先导，将犯人分别押在五辆卡车上绕场示众。接着分两路队伍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三)中央下命令,北京的同学都从各地撤回。
二月底拿到一份传单，中央几位负责同志比较全面地谈到云南省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请看：
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关鋒、戚本禹等负责同志
接见云南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谈话纪录
(二月二十六日凌晨零点十三分至三点五十五分，
于人民大会堂东会议室)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参考).;
(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关锋、戚本禹同志进入会场时，大家热烈鼓掌)
伯达和康生同志向同志们问好后，请大家谈谈对云南文化大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的看法。
康生同志问：“哪一位是高仰义？”高起立回答后，康生同志问：你是哪个学校的？是怎么到这云南的？又问了其他一些情况，高仰义同志一一作了回答。康生同志说：“清华的同志不是决定要回来了吗？”
过了一会儿，代表们仍然没有人发言，伯达同志再次动员大家讲。他说：“你们现在是两个大联合，还可以再搞一起一个大联合吧！今天是来跟大家交换意见，请大家随便发表意见，不要拘束。我们是来请教的，是来当学生的，你们不讲话，我们就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了。”王力、关锋同志接着说：“你们怎么不讲话，是造反精神不够吧。两个组织的负责同志先讲，杨树先同志先讲吧！”
杨树先同志站起来发了言。
杨发言后，伯达同志又说：“随便谈，热闹一点，不一定站起来。”接着，王云仙、施志汝、夏明富、陈志荣等同志先后发了言。施志汝同志发言中说到来北京是请罪的，王力同志说：“没有什么罪，请什么罪？”陈志荣同志发言中谈到当前搞不搞三结合，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标志时，康生同志说：“我插问一句，你说的三结合，是革命的三结合，还是合二而一的三结合?”陈回答后，康生同志接着说：“对，不要误解，应当有个界限。你们不要来一趟北京把革命的锐气和革命干劲都磨掉了，你们一来就是请罪，我们听了不舒服，有什么罪呢!你们不要再请罪，再请罪我们就要走了，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嘛！分歧没有坏处，争论不怕，分久必合，先分后合嘛！内部矛盾也不那么容易解决嘛！北京还不是吵架吗，清华、北大还不是常吵架，现在还不是在一块开大会呢！分歧、争论，是大联合的前奏。不要有什么难过，不是有罪，而应当看了红旗三期社论后，把干劲鼓起来，干革命更有力量。原来我倒希望你们在这里交交锋，当然，你们说自我批评为主，这个精神是对的。但不要请罪，造反有理嘛！夺权以后，问题可多呢！要在斗争中去联合。云南的运动发动的晚，差了好几个月，斗争还不彻底。”王力同志说：“要看到有敌人，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夺权，要讨论敌人是谁，研究敌人在干什么。同志之间要分清是非，不是不分是非地讲团结。毛主席的公式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没有是非没有敌我，这种团结是假的。”“要强调在对敌斗争的基础上去搞团结。”伯达同志说：“要在斗争中联合，要在复杂的斗争中搞联合，光在旅馆中搞联合是不行的。”关锋同志插话说：“分清是非，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戴大帽子。”康生同志说：“对的，不要谩骂，不要武斗。”王力同志说：“还有喷气式！”伯达同志说：“还有砸，到处砸，这些都不好。”
康生同志又问陈志荣：“你们的分歧是否在冲击军区的问题上？”陈答：“以前就有了，南下的同学在冲军区以后提出‘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 ‘反右倾’……”王力同志即问：“南下的同学是吗？”高仰义同志说：“是”。戚本禹同志插话说：“这个口号是反动的，是提倡群众打内战，是转移斗争大方向，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在全国这是一种思潮，企图制造混乱，要特别注意。”康生、王力同志介绍了一下蒯大富反右倾、反托派现在都认错了的情况，然后说：“清华有一个时期转了向，现在已转变过来，承认了错误，不对就改嘛！”康生同志说：“真理就是要反复的。”戚本禹同志说：“当然，那些提法的发明权在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王力同志说：“这是原则问题，必须分清是非，才能讲团结。”
涂晓雷同志接着发言。他说：“本来，我是憋了一肚子气……”康生同志说：“憋了一肚子气，在这里不讲，带回去不好！”王力同志问：“他们提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据是什么？”涂答：“我们兵团有三人，另外还有南下同学一人，曾提出过‘打倒阎红彦，解放周兴’，‘欢迎周兴投降'，‘打到阎红彦，争取周兴起义’，等口号……”王力同志说：“只是这个口号就能叫右倾机会主义？这个口号主要还是打倒阎红彦嘛！周兴起不起义是他的事，为什么说是右倾？反右倾这个口
号是不是还在提？这是个原则性问题，这是个原则性错误，是制造分裂，完全抵制中央。这个口号是从清华井岗山来的，是转了向了。还有反托派的口号也不对，都是反中央的。恐怕南下的同学还是一律撤回来好。你们那个‘打倒阎红彦，争取周兴起义’的口号根据当时情况可以提嘛！争取他起义是对的，如果他不起义，这个口号还可以换嘛！撤出军区的问题，你们执行总理指示马上撤出，你们正确，他们不撤出，他们不正确。”康生同志说：“不撤出军区这是个原则错误，革命不革命，首先看对解放军的态度，是左的是右的，是真革是假革命，首先看对解放军的态度，这是个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一点含糊。”涂晓雷同志接着谈到大联合指挥部也有错误，戚本禹同志说：“是什么错误，是不是打人？他们与你们一起犯的嘛！”涂晓雷同志说：“ ‘新云南’整了‘大联合’许多材料。”康生同志说：“你们搞了他们的材料没有？”答：“有”。康生同志笑了，说：“你们两方面都搞了嘛！”
此时南下造反兵团高仰义马上接着发言，自井岗山《八·二三》战斗团成立以来，我们是支持《八·二三》的，是支持黄兆琪的。但黄兆琪处理问题老是犯“右倾”，黄兆琪的右倾由来已久了，是老右倾了。接着便列举了八桩事例证明黄是犯右倾了。当他说到提出“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这个口号是在中央提出要大联合之前时，康生同志说：“也没有提大分裂吧！”关锋同志说：“元旦社论就讲到了大联合啰！党中央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中正式提出大联合，而你们还坚持这个口号，要反右倾，就更不对啰！”关锋同志在高仰义同志继续发言中还插话说：“我看北京的同学是否少讲一点，还是让云南的同志多讲一点好！”
黄锦华同志发言，讲到了分歧的另一些问题。王力同志插话说：“革命造反派内部也要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关锋同志说：“目标要对准敌人！”
周继文同志发言中淡到了大联合指挥部中有人要大抓托派时，康生同志说：“抓什么托派？反右倾机会主义不对，抓托派也不对。”戚本禹同志说：“他们是以错误对待错误，这样做是不对的。”
当刘志宏发言谈到他们工厂工人反对制造分裂、反对经济主义，反对“打倒XXX”，反对所谓“反上层路线”反对“造反派必须大乱”时，康生同志说：“你们做得对！”戚本禹同志说：“乱只能是乱敌人，乱是有阶级性的，你们有水平！”王力同志说：“蒯大富有缺点，有错误，能提出打倒蒯大富吗？不能那样提，我们不是打倒，对他们的缺点、错误应当批评、帮助，不能是一棍子打死！”还说：“谁提出的反上层路线？这个口号一点阶级性也没有，没有阶级分析地乱提！”关锋同志说：“这种提法，不讲阶级，如果这么说，你们到北京来是不是走上层路线？应当分清上层是哪个司令部的，是刘邓司令部的，还是毛主席司令部的。”
最后，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谢富治同志分别讲话。
陈 伯 达 同 志 讲 话
北京南下的学生，应采取当小学生的态度下去。另外，下去是学习，不要包办代替那一个地方的革命。这一点，在你们南下时我们没有谈过(戚本禹同志：谈过了，人民日报社论也有)。可能在座的人还没听到过。总的精神，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讲过了，人民日报社论也讲过了。下去的学生不管到什么地方，到工人中去，到农民那里去，到机关去，到旁的学校去，首先是当小学生。这是毛主席历来的教导，永远不能忘记。如果是当指挥官的态度下去，那是不行的。
南下的学生，它的作用应当作分析。有它积极的因素，也有它消极的因素。积极的因素就是他们到各地方去带了些革命气氛，但当那里的群众起来后，他们还呆在那里就成了包办代替，就会犯错误，积极因素就会变成消极因素。现在有一个建议，请北京的同学都从各地方撤回来。中央已经下了命令了，如果不撤回，呆下去，还在那里作指挥官，一定会犯大错误。你们反映的一月份冲军区问题、提出“革命造反派必须大乱”的问题、“革命群众内部必须大乱”的问题，这些口号都是错误的。我们正在根据毛主席的方针，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团结，反对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相反地你们要搞“大乱”。南下同学不要因为我批评、群众批评而抬不起头米，永远不得翻身，不要这样。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你们应该把错误当作肥料，吸取营养，作为经验教训，可以帮助你们将来走上正确道路。犯错误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继续坚持错误，被人们指出了，还是继续坚持，就危险了。现在赶快回头，作为一种经验。你们有正确的经验，有错误的经验，两方面的经验都有了。如果一个人光有正确的经验，没有错误的经验，不会成材，不会有出息。你们要从积极方面去想问题。新问题复杂得很，你们受了一次锻炼。犯错不要难过，从积极方面想，接受了教训，就会更好的战斗，正确的战斗。我的意见你们考虑对不对。犯了错误不要难过，如果不坚强战斗，那就不对了。
我们在北京到过一些大学、中学，凡是我们到的地方，都是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去当小学生，在座的同学有的会知道。老是讲当小学生，你们可能有些听不进去，实际上我们自己也感到不那么容易当小学生。我们现在还要继续当小学生，在座的都是我们的先生，包括正确的经验、犯错误的经验，不那么正确的经验，我们在这里学了一些东西，我们感谢你们。意见对不对，请你们考虑。
讲到大联合的问题，不是无原则的联合，不是离开革命大方向的联合。要在革命的原则上，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在群众斗争中，搞革命的大联合。刚才康生同志讲过，不是和稀泥，是革命的大联合。你们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现在有这样一个意见，不知对不对：你们在北京是否能促成大联合？北京的同志的讲话有的可能对你们有启发，可以促使你们大联合，但主要还是回当地去解决问题。实际上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必须就地解决，希望你们赶快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就地搞大联合。“三结合”，就地闹革命，这样好不好？
刚才和云南省的一些同志谈过这样一些问题：边疆地区、很乱的地方、要害部门，可以实行军事管制。军事管制的目的，还是要发动群众，搞革命的“三结合”。
最后一点小建议：今天广播了上海体育战报两篇文章，请大家学一下，明天报上登出来。
我的话完了。
康 生 同 志 讲 话
伯达同志讲的，代表我们文革小组共同的意见。我们的意见还是建议性的，供参考讨论，事情主要靠你们做。也许我们对情况不很了解，建议不符合实际情况，你们讨论研究一下，哪些对的就做，不对的就纠正。(伯达：我们不能包办代替。)十六条的精神主要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是毛主席的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因此，希望北京南下的同学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刚才讲了南下同学的缺点，但这是在你们巨大成绩基础上讲的，南下的同学到云南煽风点火，成绩很大。军区的同志讲，黄兆琪同志是在高仰义同志帮助下把群众运动推动起来的。不能因为个别缺点而否定这个成债。我们还记得，阎红彦等一小撮人对南下的同学有反感，要揪他们的一小撮。这个情况云南省有，别的地方也有。应当看到他们的巨大成绩。我们看问题要有分析，要有阶级分析，革命的分析。对事情要一分为二。他们有自我批评精神，要欢迎。另一方面，希望同志们在大联合中同样地对自己的缺点、毛病也要有自我批评精神。两方面要互相学习、互相批评、互相帮助。这样，大联合的工作才能做好，三结合的工作才能做好。这一点是大家共同的、一致的要求。
你们来北京半个月，是有成绩的。几次交换意见，你们说没有交锋，今天补起来了。今天我们是有意让你们交交锋，有的同志说有一肚子气，带一肚子气回云南干什么？出了就完了嘛！目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分清是非，达到新的团结。希望你们很快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在革命斗争中建立“三结合”，促成革命大团结。现在看来你们的前途是光明的。特别在军区李成芳、张子明以及其他同志的帮助下，你们是能够团结起来，实行“三结合”，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同志们学习了红旗社伦，人民日报社论，提高了思想水平、政治水平、政策水平，这次来还是有很大成绩的，促进了同志们的思想进一步提高,这是大团结、大联合的最重要的基础。
在当前大联合问题上，有两个基本问题要注意。一是所谓打倒一切、排斥一切、怀疑一切。这种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各学校、各地方都存在。这是很反动的，是不对的。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还有人提出“反上层路线”，这是没有阶级观点的，不是无产阶级的，不是正确的阶级路线。这种思想不排除，就不能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建立革命的“三结合”没有三结合也就不能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团结。当前障碍大联合，大团结的三结合的就是这种打倒一切、排除一切、怀疑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希望同志们从自己头脑中，回去也在同学中，排除这种思想。刘志岩同志，你们那个从解放军派去的党委书记，如果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是站在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上的，你们就要保。不要怕保，因为他是革命的。当然，是刘、邓司令部的就要反，不要听到“保”字就害怕，一定要有阶级分析，要看保什么，是毛主席司令部的，是无产阶级的，就一定要保。不要一概反对。当前出现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是运动的主要障碍，同志们要特别注意。
再一个问题，是怎样“三结合”。我们看到三种“三结合”。一种是按照毛主席革命的思想，建立有广大群众代表，有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所领导的解放军的代表，也有革命的干部代表。这是革命的“三结合“。这是毛主席所主张的，是正确的“三结合”。所谓革命群众的代表，其中工厂“三结合”的工人，不仅包括新工人，也包括老工人;干部还要分技术干部、一般干部、领导干部。对老工人，特别是老技术工人，不要看他造反晚就歧视。对造反晚的老工人，新工人，一定不能歧视。革命不分时间，造反不分先后。不能因为有些人起来得迟就说是保守派。参加过农民运动工作的同志都知道，常常是坚定的贫雇农，不是立刻就起来了，首先起来的往往是一些勇敢分子，但贫雇农起来后就坚定得很。解放军就更不用讲了。第二种“三结合”。是折衷主义的“三结合”，杨献珍的合而一的“三结合”，也是和稀泥的“三结合”，大杂烩的“三结合”，这不是毛主席所倡导的，是不能抓革命，也不能促生产的。第三种是假“三结合”，利用团结的名目、“三结合”的名目，实际是复辟，搞了半天，统统都回来了。这就更加复杂。这是破坏革命的“三结合”，实际是分裂，是复辟。因此，夺权问题上要分析。我们要的是革命的“三结合”，不是合二而一的“三结合”，更不能复辟。
此外，在夺权斗争中，去年红旗十三期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要好好读一下。这篇文章讲，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的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是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党，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只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领导权，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并不是所有干部、十七级以上干部、“长”字号、“正”字号，都是坏的。不是这样，而是相反，绝大多数是好的。还有我们的党员、团员，是否都是不好的？不是的，大多数也是好的。这些基本的思想，在夺权斗争中必须认识清楚。这个前提认识清楚了，才不会犯错误。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这个斗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史上没有过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不是像在国民党社会中那样夺权，不能像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那样夺权，因此，夺权只能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不是对所有的当权派都夺权，不管三七二十一，不分青红皂白却去夺，都非犯错误不可。不理解这一点，不记住这一点，那就什么也没有了，就连毛泽东思想也没有了。所以，刘志宏同志，你们那个厂，听你的说法，到底是夺权，还是不需要夺权？(刘志宏同志说，党委书记刚来，我个人认为是好的，但他屈服于其他党委委员的压力，红旗举得不高，造反派有气愤。)那恐怕还是要夺权。(伯达：党委书记是好的可以帮助夺权。)(关锋：黑龙江就是第一书记潘复生领导夺权。)不是统统不分青红皂白都夺权，不然，还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十七年的社会主义也没有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也没有了。一定要从阶级观点看问题，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能是一小撮。(伯达，普遍夺权，全面夺权的口号是不对的。)如果全面夺权，那么他们(指李成芳、张子明等军队领导同志)的权你们夺不夺？解放军的权你们夺不夺？如又夺，就不“全面”了嘛？(伯达：厂矿还是有好的、比较好的，总是大多数是好的。)不是所有车间都夺权。再一点，夺权以后，省的名字，中央已有通知，不要用“人民公社”这个名称，临时权力机构可以叫革命委员会。有的地方(如上海)用过“人民公社”这个名字，现在也要改了。
还有一点，和同志们交代一下，即斗争方法问题。十六条讲了要文斗，不要武斗，中央的文件历来强调这个问题。但现在各地有些斗争方法不符合十六条，例如，戴高帽子、挂黑牌、游街等等，不知云南情况怎么样？(李成芳答：现在专县搞得还没有停止。)(王力：中央有一个通知，地方也要按军委八条命令办，你们学习了没有？)(李答：学习了。)要大量宣传，单单学习还不行，要用。有些报纸上登什么“喷气式”、挂牌子，这些做法只能脫离群众。(伯达：“砸烂狗头”这些话以后也不要用。)还有下跪，是封建主义的做法。这些都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是坚决反对的，毛主席说：造反有理。有理就讲理嘛！既然有理，为什么要搞那一套？搞那一套说明你没有理，是形左实右！(关锋：讲不过人家，就学毛著，调查研究。)过去用过那些做法的不要再算账了，今后不要再用。(伯达：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是毛主席的话，毛主席的主张，你们要把中央精神传下去，回去要大力宣传。已经搞了的，不要再搞就行了，不要再追究了！)
还有一件事要向同志们交代一下，就是关于大字报，也要一分为二。毛主席说：有革命的大字报，有反革命的大字报。反革命利用大民主，利用大字报，反对我们，如“联动”就是。这是一个一分为二。还有一个一分为二，有质量好的，有质量不好的。有的是低级趣味，如现在流行的“砸烂你的狗头”，(伯达：是没话说了，才这么说。)是人头，不是狗头！如果是狗头问题就不大了，是狗头就不会实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这一点，你们跟红旗、人民日报学一学，他们没有说过这个话(伯达：什么混蛋啰，油炸啰、绞死啰，枪毙啰，这些话没有意思。)(关锋：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怕这个，将来他们还会抓住这些话反过来整我们。)(王力：这里边有些东西已经搬到国际斗争上去了，影响我们的国际威望。这都是因为没有道理把人家整倒。)各团体、各学校的报纸上有很好的文章，如三司的夺“私”字的权那篇文章，上海体育战报的文章等。有些文章写得生动活泼，我们写不上来。但是，另一方面要注意，有马路新闻、谣言可多啦，(王力：体育战报上有两篇好文章，但就是在同一张报纸上，登有一个消息，说伯达同志讲了，庄则栋四十大板是假的，时传祥劳模是假的)(伯达：有些人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人。)危险的是有些青年不喜欢看人民日报，偏偏喜欢看马路新闻，听那些谣言。红卫兵的报纸确有些好文章，但不能传播谣言。有的还惹乱子，如说朝鲜政变、越南政变。朝鲜就来向我们抗议。有些恐怕是坏人故意的谣言，我们上了当，登了这些谣言。这些谣言登在报纸上，写成标语贴在马路上，减低了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意义，降低了文化大革命的威信，使国际朋友看了感到文化大革命原来是这个样子！(王力：建立权力机构以后，对这些要检查，要控制，要定出一些规矩来。有的还要取缔。)(伯达：这是低级趣味，是资产阶级的，不是无产阶级的。)有些报纸喜欢把戴高帽子的、挂牌子等等，印成照片，画成漫画登在报纸上，如有一个叫“百丑图”的，印的那么漂亮(王力：是谁搞的？署名是工农兵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这种东西无论省报(《湖北日报》登了)、红卫兵报都不要登，当然，更重要的是不要采取这种斗争方式。各地千万不要传播这些东西，你们来北京不要带这些东西回去。北京有好的经验，但也有坏的东西，对北京的东西也要一分为二。
总之，你们这次来北京，不要难过，不要灰溜溜的，不是带罪来的，而是带功来的，革命有功，不是有罪。革命过程中犯错误的事是常常有的，不要因为受批评就难过。(王力：当然，你们也要全面一些，体育战报上说的好，从零开始。)有功的时候，不要吃老本，不要躺在功上睡觉。高仰义同志特别要注意，听说你在云南有些本钱，不要靠吃那些。大革命飞跃发展，稍微自满一下，就会落后。过去是人家的先生，群众起来以后常常又变成学生，我相信同志们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军区的领导和帮助下，在自己的努力下，一定能把云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把大联合、“三结合”夺权斗争搞好！
谢 富 治 同 志 讲 话
今天中央文革同志非常重视云南的事情，除江青同志身体不好没有来以外，全部都来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作了重要指示，(伯达：不是指示，是交换意见。)还有中央文革的其他同志也讲了话。你们来北京收获不小，回去把这些讲话讨论一下。(康生：订个君子协定，我们的讲话不要明天又印出去上大字报。我们的讲话不都是对的，记录也不一定准确，有时各派又根据自己的理解，各取所需。)(伯达：君子协定也不容易定，我有一次讲话，说好不要录音，不要印，还是印了。)(康生：容易订，但不容易执行。有时讲话可以冲口而出，如“君子协定”，科学地说是革命协定，如果捉小辫子，可以说有四旧哩！这里有什么君子！今天是交换意见，云南的运动是靠你们自己研究一下。)(伯达：今天的意见，对的，你们吸收，不对的，就丢掉。)(王力：有些是中央决定的，应照办。)
接着康生同志读关锋同志一张字条：“云南省委同志要站出来革命，要挺身而出，积极出来抓革命促生产。”王力说：原云南省委的同志要负起这个责任，由军区负责组织临时班子。康生说：你们要抓生产，这是国计民生问题。关锋说：把生产、市场抓起来！就是有过，也要将功补过。有错误，信不过，可以考验嘛！共产党员应当挺身而出，把生产、市场抓起来，信不过可以考验嘛！造反派应当给他们一个机会。(有人问：民主党派的权夺不夺？)康生说：民主党派的权夺他干什么！还想当资产阶级？当国民党？
看了这份传单，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得很热烈，一致认为应该很好地学习其内容，它涉及诸多方面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但是要使两派联合、团结，谈何容易。南下三司部分红卫兵提出的“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已经被人利用了，像置入群众组织内的癌细胞，迅速扩散。南下的学生到云南的初期，煽风点火，成绩很大。但是也有消极因素，制造了分裂。他们已经到了成事不足，慁世有余的时候了。下命令让他们撤回去，非常正确。大联合指挥部分裂成两派对云南所造成的遗患，是南下学生始料不及的。就像一大块肉，各人分一块去了很简单，但如何加工却大相径庭，还不了原啦！
马骉说：“应了一句俗话——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晟翚说：“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百是我们战斗队的宗旨，这是对的;我们战斗队的在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的发言以及所写的大字报都是讲理的，以理服人，包括被整得最惨的马骉，都是讲道理的，别说是骂人，甚至帽子都让他们自己戴，很克制，符合中央的精神。”
门友昰说：“关锋有一句活值得注意：将来他们还会抓住这些话反过来整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