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一月革命夺权
一、周总理讲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
二局的毛泽东思想大无畏战斗队，在机关走廊里又贴出一张用大字报形式抄写的传单：周总理元月十三日凌晨接见昆明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小组谈话纪要。时间:六七年元月十二日十九点——十三日两点三十八分；地点：中南海东会议室。共讲了九大问题。重点摘要如下：
(一)如何正确理解“文革”的新阶段：
周总理说：“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就规定了的，但是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有新的反复，1949年进北京城随着革命的深入，进行了三大改造，反右斗争，五八年提出了社会主义总路线，六二年提出了社会主义阶段的新任务，强调社会主义教育，六三年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前十条，六五年提出了二十三条，同时进行了戏剧文艺改革。
“姚文元的文章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讯号，序幕是批判三家村，党内发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五月十六日批判彭真反党集团，六月一日公开号召就是聂元梓的大字报，纲领性的文件是十六条、双十条，全面公开，因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全面反扑，我们必须全面进攻，现在是进入第二阶段，总进攻，全面铺开，讯号就是上海“告上海市人民书”，“告上海市人民书”就是进攻的讯号，因为工农群众和学生运动不同，怎么表现政治统帅一切，工农是主要力量，既要革命，又要生产，老搞不行，要有舆论准备，一，中央发了号召，“告上海市人民书”是舆论准备，人民日报，红旗社论舆论准备，贺电都是舆论准备，你们那个地方也要做舆论准备，中央已经号召了嘛(念贺电最后一段)，你们要响应上海的号召倡议和中央的号召。
“我打电话给刘殷农同志，叫他们写一个告昆明市、云南省人民书，局面会很快得到扭转，可以改变面貌。
“他们(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强调生产，破坏革命，这正是运动初期的状态，但慢慢会转的。他们有两步，一步是空喊革命，搞经济主义，实际是强调眼前利益，要个人增加工资，算旧账，把国家利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利益抛开不管，落到空喊革命，破坏革命。第二个，他们会把矛盾上交，保守派比你们还“左”，提出极“左”的口号，使领导无法答复，然后到北京来，你们赶快回去，戳穿他们的阴谋，揭穿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新反扑。你们要站得比他们高，看得比他们远，工人停工支持你们，责任在省委，但不宜长，取得了第一步胜利，回去后要说服他们上班了，如果有一部分提出经济要求，就会被利用，就容易上当，就会闹矛盾，当权派就容易各个击破，分化你们的组织。矛盾上交，他就躲开矛盾，这个不行。你们上京来的五百多学生、工人，我们要见他们，把这个说清楚，你们既抓革命，又抓生产，既反对抓生产压革命，又反对搞经济主义，作好舆论准备就可以了，工作做好，群众就会站到你们这边来，所以这一段的特点是从学校到工厂，从工厂到农村，学生与工农相结合，你们准备迎接新高潮到来。
(二)怎样正确理解抓革命，促生产：
“就是刚才我说的，既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并立的，首先是主导方面，有了人的思想革命化，就会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生产就发展，革命造反派有了革命的干劲，生产一定上去，其他已经解决了。”
(三)革命学生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
“学生同工人结合有几种方式，一个是学生在工厂点火，但一定要通过工人，因为工人是主人，强扭的瓜不甜，一定要工人有造反的种子，他们把火点起来。有文化的关系，你们是支援的力量，不是主导的力量，他们是主力。代替的办法，包办的办法是不允许的。串联不要到车间，去车间只允许参观，大字报要布置在车间外面，开会可大、中、小结合;第二，工学院的可以实习，到厂内去，实习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推动革命，向老工人学习，老工人要教你们，思想感情就通了，说话就顺了。但要与厂里的领导、老工人商量，安排得当。第三，不是学工的，如文理科，中学生，下厂劳动。形式很多，但有一条就是革命靠自己，不靠包办代替。靠工厂的造反派自己闹革命。对农村公社的串联也是这样，不能包办代替。
“同机关串联，不要使业务停顿，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促业务，革命造反派起来，以他们为主，你们帮助。北京有个新情况：群众起来，领导不通，一怕躲起来，就像云南省委一样，这样就促使造反派把矛头指向群众，阎红彦回去后，就是不解决问题，没有站在造反派一边。领导躲起来。这样就使造反派把矛头转向群众，找保守派。保守派有三种类型，一种表现好了，可以参加造反派；二种是中间的，可以不去动他，争取他；第三种就会表现得比你们还‘左’，形‘左’实右，自己树起一个造反派旗帜，也造反了，比你们更‘左’，把领导抓去斗，胡斗了，搞得没有人搞工作，使业务停下来，有各种各样的造反派，这种革命不是真正能闹得好的，这样一来，真正革命的就要站出来，做事，即使过去犯过错误的，只要肯干，改过自新，带罪立功，就要让他革命。工厂、农村、企业、有特点，你们要学习‘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自己研究。”
其他还谈到学徒工串联问题;支边人员是否可以回原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关于六三年以来下放退职人员要求复职怎么办的问题等等，从略。落款是“昆明革命造反赴京代表小组整理”。
(四)再解剖一个云南
还有一张大字报传单:周总理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的讲话(摘要)(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
云南最近出了一件事，是想避开也不行的。就是因为云南省委，对李井泉的领导不满，但是不是站在正确的方向来斗争呢？阎红彦从本位出发，得不出正确的结论。三省落后性相同，但是四川顽抗、搞白色恐怖，打击群众，因此还有人起来反抗，四川的盖子还没有完全揭开。阎红彦是一肚子不满情绪，群众起来后自杀叛党。不管你过去有多大的功绩，过去的几关都过过了，但是顶过的关过不去了。他上不请教主席、不读毛主席的书………对林彪同志的报告不看，读语录是说说的，作报告也是说说的，下不请教群众，怕群众怕得要命，然后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位置呢？也是根本不民主，个人说了算。军区党委也要想一想，主席为什么要大民主呢？我们应该想一想，哪一点应请教主席，哪一条不符合要求，哪一点对同志不以平等态度待人。阎只批判李井泉，而根本不批评自己。他和高岗不一定相同，他是以和高岗不同自我标榜，上不请教主席，又不自我批评，势必走到反党的道路上去。反高岗使阎背上了包袱，平时只是抓生活，不抓阶级斗争。思想历史根源如此，必然要走上绝路。对红卫兵不欢迎，是防是挡。十月工作会议后还是依靠保守派压左派，对造反派不相信不支持。十月以后，支持造反派是对的。元月四号，左派冲向军区大院，阎红彦、周兴一齐逃跑，逃到西山，后又在西山开省委会，要周兴去见群众，群众叫周兴滚回去，阎红彦滚出来，更不敢出来了，把军区暴露在群众面前，冲向了大楼，把赵健民揪出来，一说群众是反革命，二说阎红彦的去向知道也不告诉群众，群众恼了，把他押在车上游街了。
…………赵健民完全歪曲事实，咎由自取，叫阎红彦出来见群众，陈伯达同志打的电话，阎听后问周兴说怎么办？周说睡觉吧！明天再说。我们这里急如星火，不负责任，如此威风，吃眠尔痛几十片就自杀了。这么大的事情，用这么一个态度，不单是压制群众，而且是反抗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抗拒中央的领导，阎自绝于党和人民。
接着周总理又说了给云南省委的六点建议。然后接着说道：阎之死，有人要把责任嫁祸于红卫兵，红卫兵一定要调查真像。王府井的传单说，阎被谋害，赵被重伤，这显然是有人指使。阎红彦是自己可耻地解决了。斗争锋芒不能指向军区，军区也不能当防空洞，进入军区责任在省委，中央呼吁撤出来，希望他们抓革命促生产，矛盾不上交。中央各部和省委谁都没有过了关，高高兴兴地回去，准备过好这一关，是否能过关，决定于本人，今天就说这些。相信绝大多数人能过好这一关，林总叫我做思想工作，我就讲这些。
大家围着这张大字报传单议论开了：
“周总理这三天简直是连轴转地接见云南的赴京代表，讲话、解答各种问题;给省委打电话提出六点建议;给造反派通过长途电话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劝其退出军区大院;给造反派发支持电;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的讲话，等等。一讲就是四五个小时，连我们听传达和看传单的人都累昏了头，不知总理累成什么样子！”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就是搞经济主义，矛盾上交，给中央施加压力，以破坏生产来压革命。周总理明察秋毫，说准了云南的问题，说准了我们单位的问题。”
“造反派要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迎接第二阶段的文化大革命高潮。”
“周总理对保守派三种类型的分析，也说准了我们单位的问题。他们也要造反了，除了喊打倒刘邓陶李阎以外，更主要的是要打倒周兴、郭超。比我们更“左”，把领导抓去胡斗了，因为以周兴为首的省委承认了错误，郭超讲了真话。”
“省委承认错误以后，保守派已经出现分化，周总理分析的三种类型，是在教我们如何做保守派的工作。”
“周总理在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的讲话中，补充了两个细节。一是阎红彦‘吃眠尔痛几十片自杀了’;二是(北京)“王府井的传单说，阎被谋害，赵被重伤，这显然有人指使。”如不是得知是吃眠尔痛自杀的，那真是说不清楚了……”
“是，是，”一位白白胖胖的、北方口音的中年妇女说道，“是经法医解剖以后，发现胃里还有不少没有消化的眠尔痛片，才证据确凿地确定是自杀的。否则还真难说清。”
“阎红彦不是有一份遗书吗？”
中年妇女说：“那是因为已证实是自杀，才见到遗书的啊！”
“这说明《一·八政治悬案》所提出的几个可疑的问题，并非空穴来风。”
中年妇女问：“什么悬案的疑问？”
“是几个目击者写的发现阎红彦尸体经过的传单。”
中年妇女说：“我没有看到。”
(五)欢迎革命干部起来造反
这位中年妇女在走廊里大声说道：“我支持218号信箱的造反派造杲建义的反，以杲建义为首的厅‘文革’小组和一小撮保皇派，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还逼死了人。死保黑省委，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杲建义犯错误不是偶然的，是有根源的。这个人一贯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搞封建专制那一套，横行霸道，粗暴无理，听不得不同意见，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搞白色恐怖，令人发指。今天我也要造反，要向他大吼一声，让他出一身冷汗，这也是治病救人！”
高如璊大声说：“欢迎革命干部行动起来造反！”大家鼓起掌来。
中年妇女说：“我要写大字报，哪里有笔墨纸张？”
晁达说：“走走，到我们那里去！”
进了办公室，他们先唠起嗑来，看来他们是老熟人了。然后中年妇女说：“能不能找一个人帮我写一写。”
晁达说：“可以，现成的笔杆子在这里，你说吧让东方泥帮你整理一下,抄成大字报贴出去。”
中年妇女说得还是蛮有条理的，显然，她是有备而来。说了杲建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种种表现以后，又说了许多他的粗暴作风，动不动训人、骂人等等。写了好几张纸，最后签上名——佘慜和日期。
东方泥说：“啊！你的毛笔字写得漂亮嘛！”
晁达说：“她是北大的高才生哩！三八式干部。”
东方泥说：“啊！老资格的知识分子。”
佘慜说：“高才生谈不上，在北大上了一年学，热血青年，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我的同学现在有的是教授，有的当了大官，我什么也不是。”
贴完大字报，和大家打了招呼，并说以后还要写大字报，就大摇大摆地走了。
东方泥好奇地问：“这位领导我还是第一次见，是哪个局处的？ 晁达说：“是机关党总支副书记。因为身体不好，常年未来上班。
她老公是云南省军区的一位副军级领导。杲建义背后在会上曾几次批评她：养尊处优、小病大养、官太太作风，把着茅厕不屙屎，白吃人民的饭，这种人让她回家当专职太太算了……。这回佘慜抓着机会反击了。管她的，她敢放炮，只要说得对，我们就支持。”
二、树欲静而风不止
(一)“捍总”要打“翻身仗
厅机关参加“四清”工作团的同志全部都回来了，工业处办公室又回来了几个人。因为各局处陆续成立了好几个战斗认，“文革”运动都以战斗队为核心开展活动和串联，厅“文革”小组已失去领导、组织和号召力。每天下午的学习，虽然显得不那么严肃、正规，但十分活跃，思想开放，言论自由。敢想敢干。大家是因为观点一致，同心同德才走到一起的，所以战斗队的凝聚力特强。
厅“文革”小组占据了最好、最大的办公室。厅长郗维润的大办公室也鹊巢鸩占。现在“捍总”的总部虽然已经垮了，但厅“捍总”并没有解散，而且活动更隐蔽、更出新招，扬言要打“翻身仗”。
厅长郗维润回到单位以后卞焘向他解释道，因他长期在滇西领导“四清”运动，所以机关“捍总”暂借用了他的办公室，现在厅长回来了，他们还没有找到供战斗队活动的地方，问是否可以再借用一下，召集一下会议，放放队里的东西。但他本人可以回办公室，无碍。厅长说，没问题，没问题。厅长很少待在他自己的办公室，多半在厅办公室的几个科串来串去。郗维润调到218号信箱不久，即带领工作团到滇西抓直属单位的“四清”运动。他在厅机关未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厅机关的干部与他之间没有什么对立情绪。他回来以后，见人就打招呼，承认自己在滇西片派了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大家认为他的态度较好。但他唯独对“捍总”的人，对他原来重用的祝建林表示冷淡。东方泥心想，这位厅长对政治方向还是非常敏感的。而祝建林也远离郗厅长，尽管常在办公室里遇着，但很少搭话。而对杲建义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老祝却积极批判，表明了他的立场，以争取群众的信任。在办公室里郗老当爱找东方泥套近乎，在一些事物的看法上好像有共同点，很谈得来。东方泥与他不拉近、不疏远，保持一定的距离。
“老东”有一天晁达说，“看来，郗老当对你有好感，他另有所图。”
“我一个业务干部有什么可图的？”东方泥不解地说。
“你为人低调，行事沉稳，这跟业务没关系。”晁达说。
“他并不了解我。”东方泥疑惑地说。
“他长期当地委书记，搞群众工作，什么时候什么问题用什么人，他心中有数。你分析问题摆事实讲道理，有一定说服力，群众认可，这一点很重要。”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昆明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发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倡议，八·二三、砲兵团的各战斗队积极响应。逐步壮大起来的218号信箱的造反派也立即行动起来，除了抓好本局处的业务工作以外，也积极投入整治盘龙江。
东方泥又回到了盘龙江工程指挥部。很快他又拿到几份传单交给晟翚。
(二)周恩来的嗓子讲哑了
第一份传单摘要如下：周总理会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所属组织成员大会上的讲话(六六年九月廿六日，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周总理首先对会见他们较晚表示抱歉。接着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代表林彪同志、代表国务院以及他个人，向大家问好！同时向首都大专院校的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各个学校的红卫兵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总理说：“我曾经接见过首都大专院校的其他两个司令部所属各校的红卫兵。许多话，已经跟那两个司令部所属的红卫兵谈过，今天第三次向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的另一部分(显然这是首都三司)战士来谈，难免有许多重复。”首先讲了红卫兵中间出现的多数和少数的问题。总理说：“你们现在有二十四个学校，将来还有更多的学校参加。这个总司令部的红卫兵的革命造反队伍，绝大多数在学校是少数，但也有个别属于多数，总的来说，你们目前处在一个少数的地位。”“你们虽然居于少数地位，但是，仍旧敢于坚持你们认为对的革命造反的真理，这一点是值得称赞的。”“特别是由于过去北京的大专院校普遍地派工作组，去代替当时被批判的学校的当权派，不管这个当权派的错误性质属于哪一类，但是一般地说都被批判了，而派去的工作组，一般地说又代替了原来的当权派的地位，这样就造成了工作组与学生对立的局面。这个时候，许多学校的红卫兵开始对工作组的领导进行批评，乃至对他们的包办代替发生怀疑，对他们压制不同意见的行为产生反感。这在开始是少数，你们今天在场的少数派，绝大多数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产生的。所以在工作组的问题上，你们是有优先发言权的。”
“因为少数派批评了工作组，工作组就和它对立，依靠多数整少数，挑起学生斗学生。”“少数处于被压制的地位，自己的意见得不到申张。相反地，还受到工作组指使的那一方的打击，甚至于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方法，如斗啊，围攻啊，乃至于打人啊，监视啊。”“是属于路线性、方向性的、方针性的错误。”“这类错误带有普遍性，不仅北京有，甚至在全国，这种错误也几乎很少例外。为什么这样，那来源就不是仅仅一个学校或者那个学校工作组的错误啦。主要负责在于派工作组。在北京，工作组都是市委派的，而市委之所以派这么大的工作组，是由于当时中央工作的同志批准了同意了这种主张，有的还坚持。这个错误责任主要由上边来负。”
“你们这个总部所属的二十多所学校，据我知道的至少有一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里有的是工作组里本身或者主要负责人没有认识这个情况，没有做深刻的检讨，没有向在工作组领导的时候受压制、受排挤的少数派同学承认错误，赔礼道歉，没有宣布被错加了‘反革命’啦'非法的’啦，‘右倾的'啦等帽子，统统取消。”“我代表中央说一句，这些错误的东西统统应该一扫而光。”
第二份传单：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各地在京革命师生代表时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卄七日下午，记录稿)
讲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二、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三、关于平反和档案材料的处理问题；四、关于大民主问题；五、谈谈组织问题；六、长征式的全程徒步串联的问题；七、谈谈到北京来请愿的问题；八、有几个不成熟的问题和大家谈谈；最后回答几个具体问题。
第三份传单：周总理对全国红卫兵代表的报告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
讲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备战备荒为人民；二、阶级斗争问题；三、炮打司令部问题；四、多数少数问题；五、今后的斗批改如何搞；六、民主集中制；七、组织问题。
第四份传单：周总理接见首都高校红卫兵(多数派)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纪要
时间：1O月22日5：00——11：00
地点：中南海礼堂
北航红卫兵代表、地质学院红卫兵代表、矿院红卫兵代表、农业大学红卫兵代表汇报情况后，提出一些具体问题，总理作解答。
其中关于阶级路线问题，总理说：“红卫兵组织应该怎样贯彻阶级路线——应该按第五条不能搞唯成分论。唯成分论是谭力夫的理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红五类的提法哪一个正式文件中提过？拿来我看看，出身不好愿革命，应该欢迎。不要搞的比共青团，共产党还要高。
第五份传单：周总理在“首都及外地半工半读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大会”上的讲话
时间：1966年10月31日下午：4：20——5：25
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
(以上传单中的具体内容不全录出)
周总理耐心细致、深入浅出地谈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理论根据、步骤方法；对红卫兵组织革命性的三大前提，作了明确的阐述；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错误、不足、缺点都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对一些具体问题都做了详细的解答。
周总理说：“我四个多月，每天接待，说话很多，嗓子都哑了，就是恢复不了。”还说：“昨天晚上，我跟你们的代表谈了差不多半夜(四个多钟头)，我今天也不可能一件一件都举出来。”还说：“你们851个学校，不可能每个学校的问题都回答，是怎么样，靠你们在运动中用斗争来证明”。
第六份传单：林彪同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218号信箱的造反派，发出倡议，积极投入盘龙江的整治工作。那天，来了不少同志，参加省级机关“红炮兵”指挥部的各战斗队全部来了，其他的同志也来了不少，厅长、副厅长及大部分处长也来了。唯独以杲建义为首的“文革”小组及“捍总”的人没有来。他们认为各战斗队都是平等的，“红炮兵”没有资格指挥“捍总”的人。
各厅局的造反派来了不少。工地上干得热火朝天。
中午吃饭休息的时候，东方泥把六份传单交给了晟翚。当即有几个人就伸手要过去，非常专注地翻阅起来，但份量太多，没有看完，表示回去后再慢慢看。
党令泽向东方泥讲了这么一台事：
机械修理厂的造反派，在批资反路线的过程中遇到极大的阻力，他们认为根子在于218号信箱党组副书记杲建义态度顽固，为厂里执行资反路线的几个当权派和保皇狗撑了腰，而218号信箱机关的造反派右倾，批资反路线软弱无力。他们开了一辆卡车来，抓杲建义去游街，打一下他的威风。结果抓错了人，把米宜超副厅长抓去抹了黑脸(黑帮)和黑手(背后操纵)，戴上高帽子游了街。因为米宜超也是四川人、老红军、矮个子、团脸。什么都吻合……
“你们事先要说清楚嘛!”东方泥说。
“我们事先不知道啊！把米宜超送回来我们才知道。他见到我们只是笑笑，洗洗脸和手就上班了。凡是见着米宜超被抹了黑脸的人，都说修理厂的造反派这样乱抓人是错误的。千折南知道以后，立即找到米老当赔礼道歉，並打电话找到机械修理厂造反派头头，说明了情况，批评了他们乱抓人不对。这几个造反派头头也深感的确做错了事，立即赶到厅机关来向米老当赔礼道歉。米宜超笑笑说，没得事、没得事，毛主席说了嘛！戴高帽子，抹黑脸脱帽洗完脸，立即上班工作。……”
米老当做了替罪羊，还能这样豁达，真不简单，真佩服，真值得尊敬。”东方泥感叹地说。
“谁不是这样说哩！有良心的人都对他表示慰问。他在群众中的威望一下子就剧增了。”
“杲建义呢？是什么态度？”
“没有什么表示。”
“这就不对了”
“思想境界不一样，素质不一样。”
办公室、工业政策处的一些人详细看了东方泥拿给他们的六份传单，大家又议论了一番。文革以来，周总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的召集人。当前最重大最紧迫的事就是“文革”，白天黑夜都有人向政治局汇报“文革”的事，而且正如周总理说的，都是些“急如星火”的事。首都、各省、自治区、市、地、县；各学校、机关、厂矿的群众组织都有上访的，都要求总理接见，解答问题。都要求总理能到本单位去讲，去帮助解决矛盾。你们听传单上的这段记录：
……………………………………………
底下由矿院红卫兵代表汇报情况，提问题，总理解答：
问：有人强迫我们解散。
答：过去长期压别人，现在人家反过来回敬两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算打架。中央没有说过强迫解散的问题。
问：出身不好的人也打人，是否阶级报复？
答：要调查。一般不是。我就反对打架，过去我也说过(这时有人说请总理也到我们那里说一说；总理答：我不是孙猴子，到处都去)。
学校的东西被占几天也无关，人家占了扩音器，你还有口嘛，还可以用舌头嘛，只要你坚持正确的还怕什么？
问：有人说：“不打不成了，我们已经成立了敢死队。”
答：这就不行了。美帝来了，你们组织敢死队，我赞成，人民内部不要打。
……………
党令泽说：“总理说，我不是孙猴子，到处都去。关于有的学校少数派夺印的问题，总理说，我不回答，否则我不成了万金油？这是已经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才说的话。”
门友昰说：“出身不好的人也打人，是否阶级报复？这个“也”字和设问都意味深长。”
晁达说：“文革当中待解决的矛盾、疑问、困惑、见解、感情、立场、冲突、打架、武斗，多如牛毛。毛主席、林彪同志讲大政方针；陈伯达、王、关、戚讲理论，发动群众；周总理忙于处理具体问题和救火。”
晟翚说：“但是原则问题总理还是要说的，该批评的还是批评。我念一段给你们听。‘有人说：对中央领导同志可以怀疑。总理说：毛主席、林彪同志不能怀疑，对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不要随便怀疑，没有事实根据就怀疑，那怎么行呢？怀疑一切是错误的。政法学院还有没有人贴我的大字报(答：没有了！)请回去告诉他们：我过去保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领导，政法学院有人要给杨秀峰同志戴高帽子游街，说他是黑帮，根据就是他先后与陆定一、彭真领导共事，这样推理怎么行？………杨秀峰同志只是和他们一般正常工作关系。最高法院院长随便戴高帽子游街，这像什么样子？让全国警察看了，有什么感想？会有很坏的国际影响。现在国家控制军队、法院、宣传三大工具，大民主也算到了顶头，要不要有点儿集中了？凡事不要做过头，北京戏曲学校请山东的演员来演《智取威虎山》，认为他们过去生活太讲究，于是只给吃窝窝头，连咸菜也不给，我看出演杨子荣的演员武打时气力就不足了，人也比以前瘦了。有些地方甚至不让京剧团演出，认为老演员多，江青同志要我转告大家，不要那样。”你们看事情无论巨细，都要总理亲自出面讲才行哩!”
展玉君说：“总理说得对，凡事不要做过头。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不是做过了头，才走向了反面。”
总理的讲话内容极其丰富，要抄成大字报，几天也抄不完，决定以后根据需要逐步抄出。
后来，大家认为林彪同志的讲话对当权派极为重要，立即抄成大字报贴了出去，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十二日)
对毛泽东思想有两种人：一种人拼命学毛泽东思想，有的人学得好，挨打击。因那时管思想的最高机关中宣部陆定一那一帮人，上面还有根子，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诬蔑学毛著象吃宣威火腿，天天吃就腻了。诬蔑立竿见影，说没有太阳就见不到影子。甚至恶毒攻击，胡说什么现在学毛著好的人，将来打起仗来是汉奸叛徒。这些黑帮对毛泽东思想充满了敌视仇恨。一种人不学毛著，处于落后或中间状态。
对待政治思想工作也有两种人：一种人重视政治思想工作，一种人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甚至捣乱。我们的干部对待工作的问题也有两种人：一种有干劲，有工作成绩。但是性情急燥，得罪不少人，运动中大字报最多，过不了关，大家群起而攻之，要求罢他的官。
一种人是老好人，什么事情也不做，什么事情也不参加，谁也不得罪，人事关系搞得好好的，选举的时候能得多票。运动中贴他的大字报也很少。
所以我们对干部要求全面考查，全面排队，全面调整。我们按毛主席讲的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五条原则，提出了三条方法，主席同意了。
一、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毛泽东思想的罢官。
二、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
三、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的罢官。
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全面的调整，那些犯错误的，甚至犯严重错误的人，只要他们接受教育，坚决悔改，还可以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考验他们，至于那些不可救药的就坚决罢官。不这样就打不破死气沉沉的局面，一旦有事要搞颠复活动的就是他们。
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依靠常委全体同志，文革小组同志，以毛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思想办事，不能用另外的做法，不能有两种方针，两个司令部。不能以想当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对台戏，要一元化，紧跟主席。主席处理问题有全面考虑，高瞻远瞩，还有他的想法，有很多想法，我们是不理解的。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群众的智慧，一切请示主席，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有时也免不了犯错误。跟不上主席思想怎么办？办法是朝朝夕夕的不坚持错误，随时修正错误。主席是世界革命的天才，我们同他比较，差别很大，错了赶快改。中央给我们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思而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作好，我也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林彪(对中央文革)：
你们的工作碰到困难，有很大的困难。运动开始蓬蓬勃勃，中间泼冷水，泼下去了。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会中间夭折，资产阶级就会重新得势，我们要打败仗。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变人的灵魂，把旧思想打垮。我们不是单从思想上着手，一方面从物质上着手，发展生产，提高技术，一方面从精神上着手，改造人的思想。生产力重要因素是人，发挥了人的因素，要改变思想观念，提高对社会的责任感。这是一句话可以说完，作起来要经过反复，经过无数次斗争，批判，表扬，在整个思想战线上进行大的斗争，才可能把人改造过来。斗争经过许多低级阶段到达高级阶段。两条战线，物质战线，精神战线。我们文革就是搞精神战线的。我们的两条战线向前进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在这两条战线上前进的总火车头。我们像火车一样，两条铁轨上前进，不要像修正主义国家那样，搞物质就是倒退，必然复辟，非出修正主义不可。我们一切工作要以毛泽东思想领先，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个精神战线抓住不放，要把这场战争顽强地打到底，脑袋中打了胜仗，物质的就能打胜，这並非是小事，是大事。
你们这些同志，这几个月起了作用，今后还希望起更大作用。当然泼冷水，泼下去靠主席思想扭转过来。不然大的压力下来顶不住。大石头挡住通不过。
文化大革命是创举，苏联没有，修是必然的。
现在鱼目珍珠混在一起，必须把鱼目和珍珠分开，把珍珠交给群众，免得人民见不到文化，见不到光明，鱼目和珍珠混在一起，让他们自己挑选有困难，我们现在需要告诉他们毛泽东思就是珍珠，大家要负起责任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