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派工作组
(一)历来的政治运动都要派工作组
派工作组才能贯彻中央和地方领导的意图,特别是直接领导运动
的领导人的意图。例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合作化、批“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运动”、“批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四清运动”等等。“文革”一开始,各部门、各单位都动起来了,领导人不知道怎么搞,都要求上级派工作组具体指导,派工作组势在必行。
1、历来的政治运动,都是对准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2、历来的工作组都是层层加码,否则就是右倾,就是调和,就是
阶级斗争熄灭论;
3、历来的工作组都要抓出成绩,都有任务,都有具体指标。
(二)刘少奇对工作组的指示
1、群众不要上街、游行;大字报不要上街,要内外有别等等。这是
政治运动中工作组的常态。
2、刘少奇批发了北大工作组认为学生的某些行动是反革命性质的简报。
3、各地大有发展和创新,把众多的群众打成反革命。其做法比北大工作组有过之而无不及。造成“方向性的路线错误”。
这就违背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即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当权的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三)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不言自明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社论指出:毛主席在这个文件中所说的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在被广大群众揭露出来了。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内部的资产阶级的总代表。”“现在查明,彭真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二月提纲》,就是他支持的,也就是他的纲领。”
六、云南“文革”的矛盾
(一)任何一次政治运动,地方都要紧跟中央
1、中央揭批了“三家村”,挖出了后台彭真,而且社论指出还
有“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云南揪出了《云南日报》主编、《滇云漫谈》的主笔李梦白,抛出了高治国。认为《滇云漫谈》是三家村在云南的分店,其后台是分管文教的省委书记处书记高治国。这一举措,第一、与中央作了相应的回应;第二、符合继续革命的理论;第三、省委是紧跟中央“文革小组”的,是正确的。
2、这些内容不涉及到基层群众,运动中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只是表态,拥护中央和省委的决定。
3、以阎红彦为首的省委,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大抓牛鬼蛇神,把大量的(何止是阎红彦预计的几万)群众打成反革命。这既符合中央的社论精神,还更激进、更创新。
云南省重点抓了教育部门和专业剧团,进行大换班、大清洗。决定政府机关不搞“四大”,转入“正面教育”。反革命也抓得差不多了,准备十月份结束文化大革命。
然而事与愿违,“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
(二)省委的主要成员是如何面对“文革”的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说︰“决不要以为决议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党员都会实行,总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实行。”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同一派红卫兵对立,让另一派红卫兵保驾。”“中央、省、市、县广大干部都那么豁然贯通,不一定,总有那么一些人不通,有极少数是要对立的。”“只有五个月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是可以理解的。”
说准了云南省委的问题,为什么不理解、不通、有抵触?
1、参加革命几十年,错误路线的头子都清除了。如今当权的都
是开国元勋,在战争中有贡献,在建设中有成绩。有些人要否定这些成绩,不是被打成了“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吗?“四清”运动中也抓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么突然就出现了“反革命集团”,出現了“两个司令部”特别是“五·一六通知”及继续革命的理论,几乎把所有当权派都置于了这次路线斗争的风口浪尖。无不诚惶诚恐。
黑格尔曾说︰“恶”比“善”有更丰富的内容。所指的是“在为生存协迫下”产生的“生存斗争”。这种斗争无异于动物的本能的蒙昩的“自我意识”。在这种蒙昩的“自我意识”下,“人无争则夭折”,于是人人都要为生存而斗,为命运而争。这就构成比“善”更丰富的内容。
阎红彦当然要考虑自己的处境和命运。毛泽东号召领导干部要
“挺身而出”、“引火烧身”。阎红彦未引火烧身,亦未及时和全面传达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把毛泽东的大字报扣压了十五天。阎红彥让秘书给陶铸打电话,要中央答复,云南省委是不是黑帮?陶铸说:“中央不好表态,李井泉在昆明,由李答复。”李井泉知道后对阎红彦说︰“云南省委在运动前和运动中,打掉了两个司令部,我看省委不是黑帮。”但是李井泉说了不算数。
2、阎红彦毕竟是久经世面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处理群众突发政治
事件上,能力超强。在八月二十三日那天向“一部分大、中学校革命师生的讲话”,的确正像赵健民所评价的,“水平很高,很有辩证法,既没有伤害‘左派’的积极性,就是右派也抓不住什么把柄”。
但阎红彦并没有兑现他的诺言︰即“对省委的批评,提出意见,都
很好。我们能够立即改的,马上就改。”“你说对了就对了,说错了就算了。”而是在省三级干部(省、地、县领导干部)会上发泄不满。在阎红彦的言行影响下,各级领导干部的抵触情绪总暴发了。拒不为打成反革命的教师、学生、机关干部平反,而且组织一部分人保自己,挑起群众斗群众,准备秋后算账。于是广大群众产生了极大的义愤。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傍晚,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在检阅台召开《彻底揭发批判黑省委顽固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省委书记处经过讨论,决定拒绝出席,会后书记处成员、常委及省委各部委负责人纷纷下乡躲避。夜十时许,群众激于义愤,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群众怀疑阎红彦躲在昆明军区),要阎红彦出来见群众。一月十六日中午约十一时,在红卫兵找阎红彦的过程中,赵健民说了辱骂群众的话,被戴了高帽子游街。
一月八日凌晨近一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找阎红彦通话,在电话中说︰“出来见一下群众,不要紧的。”因为陈伯达的普通话讲得不好,只是问了他是不是阎红彦,以后的话是汪东兴代讲的。阎红彦预料现在出去,不会有好下场,在上下两头夹击下,留下遗书︰“腾波︰我对不起你,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自杀身亡。
3、阎红彦在遗书里为什么要点江青的名呢?矛头可能是针对毛泽东的。阎红彦曾经隐晦地说过︰“他一个人说了算,”“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
4、须知继续革命的产物是批《海瑞罢官》,是深挖“三家村”,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也是陈伯达、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主导的。在这几个方面,云南以阎红彦为首的省委干得十分得力,并有发展创新。
如把云南日报主编、《滇云漫谈》的主笔李梦白抛出来,打成“三家村”云南分店的黑掌柜。
把分管文教的高治国抛出来,打成“三家村”云南分店的黑后台。
把在《云南日报》副刋上发表过杂文、散文的大量作者打成“三家村”分店的喽啰、反革命,被批斗、管制。
把大批学生打成“黑五类”,把大批学校领导、教师打成反革命。
把一些知识分子打成“资产阶级右派”、“资产阶级权威专家”,把
大批机关干部、文艺工作者打成牛鬼蛇神,而且有的人被打伤致残,被逼疯逼死。
云南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之时(群众只是要求省委承认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为广大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思想就抵触,而革群众的命,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却大刀阔斧,不惜余力。
(三)阎红彦的死打开了云南“文革”的缺口
1、周恩来对云南省委的六点指示,明确指出︰“你们必须坚定
地、彻底地批判过去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其实质就是要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要为打成反革命的广大群众彻底平反。并要省委做好保守派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觉悟过来,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而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2、中共中央、国务院给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的支持电,明确表态,
“你们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坚决彻底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完全支持你们。”
3、云南省委常委召开会议,集中揭发了阎红彦和省委所犯的错误,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根本的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来对待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矛头不是对准我们自己,不是革我们自己的命,而是革人家的命,不是放手发动群众起来革命,而是想方设法压制群众起来革命。结果把文化大革命引入了歧途,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4、保守派失去了支柱,逐渐瓦解。一部分人认清了形势,转变了立
场;一部分顽固派仍坚持己见,采取对立的立场。
5、南下三司的少数红卫兵,不听周恩来的劝阻,提出“造反派内部
必须大乱”,批判八二三派头头的右倾,并将砲兵团从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分离出来。后来得知这背后是有“摇鹅毛扇的”人挑起和支持的。砲兵团需要扩充势力,大量吸收原保守派的人马,保守派中的颃固派找到了出路,起死回生。虽然后来的八二三和砲兵团的分歧,不同与原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歧,但因保守派参加砲兵团以后,获得了中央承认的造反派的合法外衣,特别是在原革与保斗争得厉害的基层单位,早不见晚见,旧恨新仇加在一起,使两派的斗争更加复杂、尖锐。
6、两派争相夺权以后,省委已经瘫痪,两派的斗争更上一层楼,云
南的形势未能照中央要求的那样发展,直接导致军事管制。
(四)云南“文革”的矛盾在于军队
1、“文革”初期,中央要求军队不要介入地方的事务,地方也不要
干预军队的事务。避免事态的复杂化。
2、但是省委书记是昆明军区政委,两军是维护国防安全的;省军区
是维护地方政权的,都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军队与地方在工作与人事方面、在亲戚朋友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运动一开
始是不介入,但是实际上已介入(如︰材料送军人保管,有军队干部去),在现在形势下,两条路线斗争非常尖锐情况下,不可能不介入,介入要支持左派。
3、云南的革命造反派是在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发展起来的,尽
管以后有分歧,但中央仍承认两大派都是革命造反组织。只是做工作,要两派团结,要联合起来向走资派作斗争。
毛泽东曾向汪东兴说过︰“我们军队里也不那么纯,军队里也有
派嘛!不知你们信不信?我们军队里几十年来经常有人闹乱子。”
军队里的派与历史有关。中共的革命不是统一集中力量一次暴动成功的,而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经过艰苦卓越的长期斗争完成的,比较分散。有几方面军,有多个革命根据地。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化整为零,深入敌后,打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开辟敌后战场。这时期形成了四大“山头”: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和新四军。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建立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冀鲁豫、苏南、淮南、豫皖、苏边等大小24块抗日根据地。还有白区的地下党,很自然地形成了条条块块。云南就有国防军、省军区武装部、云南的边纵游击队、地下党、南下工作团等等。
这些条条块块在战斗中结成了战友关系,比较亲密,并不奇怪。在对敌斗争中这就是团结,在和平时期也相安无事。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原来在历史中形成的亲密关系就形成“山头”。位高权重的人拉一个“山头”,势单力薄的个体就选择强势人物寻求庇护,强势人物在“山头”里获得支持和利益;其他成员在“山头”里获得保护;一般成员借“山头”的强势,互相帮助、提携,形成一个利益集团。
4、昆明军区党委内,有的领导干部支持八二三,有的领导干部支持砲兵团;云南省军区领导班子亦如此。昆明军区四大总部,也分成两派,都有无形的与历史有关的内在联系。从总体上看,属国防军的两军军代表支持八二三;属省军区武装部的军代表支持砲兵团。
5、夺权以后建立的是革命造反派指挥部,属群众组织,只有一部分亮相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参加了夺权。其余的有的靠边站持观望态度,有的作检查,有的被审查历史。中央要求夺权后,要建立有军代表、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两派都开始将支持本派的领导干部保护起来。两派都有军代表支持,都有老干部组成的参谋部。八派保的干部砲派要打倒,砲派保的干部八派要打倒。军代表、干部支持的群众组织利用派性;派性掩护军代表、干部支持的群众组织。
什么抢枪,是发枪。军队领导、军代表表态,老干部指挥,机关干部文攻,工厂工人、学生武卫,杀得昏天暗地。
到这个时候,两派都面临一荣俱荣,一毁均毁。形势逼着大家与派生死与共了。
6、两派所要保的干部,所要打倒的干部,都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理由,都有充分的材料,也符合继续革命的理论。如果由于所保的干部有问题,而否定某一派,就涉及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民群众的问题,是不可取的。中央就采取将有问题的干部暂时调离,由中央审查。仍做两派的团结工作。在两派代表赴京研究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学习班时,连毛泽东也出面作两派的工作,让八派支持的领导干部周兴到砲派学习组去,多听砲派的意见;让砲派支持的领导干部陈康到八派学习组去,多听八派的意见。
7、在两派对等的情况下,成立了省一级的“三结合”领导班子——省革命委员会。但从上到下的两派,面和心不和,明无山头,暗有礁。而且到基层单位,某派的人处于少数时就很难对等了。
(五)划线站队
1、中央军委经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批准,任命军委工程兵政委谭甫仁为昆明军区政治委员。主持云南的工作。
2、谭甫仁深感在权力机关中两派对等的情况下,讨论任何问题都很难形成决议,必须分清是非。就来了一个“划线站队”,砲派被划为站错队的。毛泽东说︰“有人说站错了队,站错了队站过来就是了。”“文革”中的是非很复杂,这是毛泽东处理“文革”事务的英明之举。竟管谭甫仁也强调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但是“文革”中两派杀红了眼,既然砲派是站错了队,站在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立面,他们的行动都是错误的。八派绝不放过这个机会,就新账老账一起算。
3、218号信箱机关把砲派的头头,参加砲派参谋部指挥武斗的老干部,直接参加武斗的积极分子等,抓来批斗其所作所为,戴白袖套,注明是什么分子,隔离审查,有的人还挨了打。最后,对几个人提出了党内和行政处分,报上级待批。
4、由于省一级领导班子仍然是两派成员对等掌权,218号机关所上报的对几个砲人的处分意见不了了之。
“划线站队”把一派打成站错队的,这顶帽子伤害了一大批人,在全国罕见。连中央不便干的,毛泽东没有干的,谭甫仁干了,罪莫大焉。
直到谭甫仁被敌人杀害了,砲派的人还是不放过他。林彪事件之后,中央布置全国查林彪线上的人和事,砲派的人却要“批谭批派”。醉翁之意不在酒,批谭的目的在于批派。
(六)清理帮派体系
谭甫仁被敌人杀害以后,中央调安平生来昆明主持云南省革委会的工作。
云南搞了“划线站队”,砲派是站错队的,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立面。这次中央文件指出,毛泽东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了严重错误。砲派观点的人员认为砲派对了,是对着毛泽东的错误干的,而八派是错误的。砲派绝不放过这个机会,是秋后算账的时候了。
1、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到昆明不久,砲派的冤家立即把八派的头头抓来游街、批斗。各地(州)市、县的砲派上行下效,都把八派的头头抓来游街、批斗。八派的广大群众都惶恐不安,等着挨整。
2、胡耀邦说︰文革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所发生的特殊事件,不要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但要说清楚自已在文革中的表现、问题,总结教训,承认错误,提高认识。于是,全国、全省开展“说清楚问题”运动,整党也要说清楚了问题,才能恢复组织生活。经过多次说清楚问题,八派的一部分群众终于过了这一关。
3、胡耀邦因“核查右倾”、“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犯了错误,受到批评,自己作了检讨并主动提出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赵紫阳出任党的总书记,但胡耀邦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4、全国进行核查“三种人”(即:1、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2、帮派思想严重的人;3、打砸抡分子。),云南在电视上宣告,逮捕了八派的三个头目,并判了刑。一号八头、省革委会副主任黄兆琪判刑十六年。云南省委发出红头文件称︰云南只有一个帮派体系。这指的是哪一派,虽未明说,但大家心知肚明。
5、全省又开展清查“三种人”的补课。各机关、厂矿都举办学习班。八派的人,特别是机关干部(因为在政权单位),大部分都参加了。218号信箱机关学习班的领导和积极分子是砲派的人。被清查的八派对象,人人检查过关。因为住的是集体宿舍,规定不准串连、禁止两人以上私下交谈,并派积极分子跟踪盯梢,上厕所也不例外。学习班组织管理严密。对每个被审查的人都整理有文字材料。
6、全省经过周密的揭批审查,报公检法系统批准,在省体育馆开宣判大会。开除工职、开除党籍,逮捕了一批人。218号信箱系统除被逮捕的人以外,凡参加学习班的人,都下放到基层单位干体力劳动,改造一年,有的人时间更长,并将其材料装入档案“记录在案”。原领导班子内的八派人员,除极少数留在领导班子里以体现政策外,其余均撤职或辞职。
云南的“核查”把一派打成帮派体系,这顶帽子伤害了一大批人,在全国罕见。
当时的省委为什么这样办?也许有其理由,只是基层群众不知道,这是个谜。
7、中央有文件指出,文革中的两派都是错误的,都是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产物,没有一贯正确派。
既然如此,省委把一号砲头李毅作了降职处理,从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降到省卫生厅副厅长,以后又降到省红十字会医院副院长,以后又降到省红十字会医院门诊部主任。最后未经党支部讨论,上级党组织通知开除他的党籍。
8、李毅很想不通,他是在知青插队时,中共村党支部根据他的表现吸收他为党员的。他并不是“造反有功,入党有份”才入的党。核查时有些问题请一些当时战斗在一起的老干部证实一下,说明一下时,这些人竟像怕瘟疫一样,吓得避开他。而当年要求群众组织保他们时,却是哭哭啼啼都来找他的。他算是看透了,曾表示说,如果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儿子要参加,我首先把他的腿打断。
了解内情的许多人也认为李毅很冤,“划线站队”时,八派把他整得很惨,还牵连到他的父母也挨了整;现在曾经依附砲派的老干部都官复原职了或高升了,他手下的小砲头都升了官。而砲派的问题却让李毅一个人(或几个人)来承担,让李毅一个人(或几个人)来证明两派都是错误的,都是继续革命理论下的产物,没有一贯正确派。
有人认为︰原来是用李毅作挡箭牌,现在用李毅作替罪羊。
这个问题,也许只有李毅本人才说得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