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两个特殊集团走向反动
(一)以林彪为首的枪干子集团要篡党夺权
继续革命理论的错误上文已提到,问题还在于这一理论是在毛泽
东选林彪为接班人的时候提出来的。
林彪这个战功赫赫的元帅、写入党章的接班人、唯一的党中央副主席、手握军权并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枪杆子集团,利用继续革命理论涉及面广又界线模糊作为手段,篡党夺权。
林彪为扫清道路以防后患,培植自己的势力,诬陷残害了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而且叶群(林彪之妻)、林立果(林彪之子)已有所准备。毛泽东通过林彪谈“政变经”,通过他要设国家主席,发觉他要篡党夺权时,先批陈伯达,以敲山震虎的方式来挽救他。林彪自知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作为军人出身,打仗果断凶悍的林彪,一不做二不休,要将毛泽东杀掉,这在“571(武装起义的谐音)工程纪要”中说得明明白白。林彪怎敌得过身经百战、以艰苦卓越的斗争,把共产党从濒于毁灭的境地拯救出来,并创建了新中国的毛泽东。毛泽东以政治家高度的敏锐观察事态,采取断然行动,使571的谋杀计划破产。紧接着举世无双、办事干练、周密、具有超群智慧的周恩来,简单一个电话询问他,就使他惊惶失错。遂林彪等人于1971年9月13日怆惶出逃,掼死在古蒙温都尔汉。
(二)以江青为首的笔杆子集团要篡党夺权
林彪枪杆子集团垮掉以后,江青这个对革命有过贡献、毛主席夫
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四人帮”笔杆子集团,认为时机已到,要篡党夺权°
这一点毛泽东已有察觉。1974年7月25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国家中央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大会上,江青等人指桑骂槐地“批周公(周恩来)”,借机篡党夺权。毛泽东得知后不仅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扣住江青等人的大会批判录音,不准他们发往全国,还揭露了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王张江姚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的宗派话动,由来已久。伟大领袖毛主席早有察觉,一再给予严厉的批评和教育,并对解决他们的问题有所部署。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主席批评王张江姚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十二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又批评他们说:‘不要搞宗旅,搞宗派要摔跤的,同年十一、十二月,在中央准备召开四届人大期间,毛主席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已作党的主席。’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重申‘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警告他们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同一天,毛主席还指示,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摘自《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11期第23页)。有一次刘松林(曾为毛泽东长媳)当面问毛泽东︰“听说江青要接班,这是真的吗?”毛泽东哈哈一笑︰“不会的,她不行!”连李纳也说:“想当武则天,你也没这个本事。”毛泽东批评江青不要搞“四人帮”了,你积怨甚多。但江青听不进。毛泽东对华国锋及王、张、江、姚、王海容(毛泽东的侄女)等人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这些事持异义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说准了,他毕竟是个政治家。
据报载新闻,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病重时,政治局常委们发觉他夫人要篡党夺权,向铁托作了汇报。铁托断然决定,将其夫人贬为庶民。直到铁托病危,处于弥留之际时,政治局常委们请示铁托,他夫人能否参加葬礼?铁托说,可以。在这一点上加以对比,毛泽东未对江青痛下决心。
毛泽东逝世以后,江青迫不及待,要召开中央全会,用她的特殊地位和影响,逼华国锋下台,并且准备动武。华国锋被迫,联合党内几位元老,一举粉碎“四人帮”,通过法律程序审判了“四人帮”,并判处江青“死缓”。
至此,十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但是“文革”的后遗症、“文革”的恩怨、“文革”的是非、“文革”的讨论和研究还远远没有结束。
八、什么是“文革”?
(一)陈云说: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
陈云说:“1、毛主席的错误,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2、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集体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3、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
(二)为什么邓小平肯定毛泽东发动政治运动的动机是好的
李慎明说︰“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我们党和国家历次政治运动中出
现的冤假错案,除了毛泽东本人应该负的领导责任外,也与各级干部中一些人的严重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干扰,特别是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以及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破坏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历次运动中受到冤枉的同志和家属及同事不妨查一查,直接负责人是谁?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几次明确肯定毛泽东发动历次运动的动机是好的根本依据。”
(三)年轻人被当局操纵利用,而成为政治的炮灰
葛剑雄(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说:“我们有过一个不正常的年代,
‘文革’的时候,毛主席号召大家说,你们要关心政治和国家大事。其实国家大事是关心不了的。以前的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关心政治是不正常的,实际上是被某些政治思维或者当局所操作利用。他们关心不了真正的政治,而是成为政治的炮灰。”
(四)“文革”中没有一贯正确派
“文革”中,上自领导下至人民群众广泛挨整,广泛作检讨,连毛泽东也作了检讨。目前还没有看到说自己一贯正确的实证材料。
(五)“文革”的表述
“文革”是一场︰两个特殊阴谋集团及其追随者,为篡党夺权,中间领导层的相当一部分干部利用矛盾、制造矛盾为保官,基层大部分群众为保命的大混战;是使人性大暴露并触及骨肉及生命的大血战!
九、“文革”的反思
(一)“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不能泛用
1、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及对象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主要是:镇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和一切敌对势力的反抗和破坏,防御国外敌人的侵略和颠覆活动,保卫和巩固革命成果。
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少,全国人口中农民占80%以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据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主张。即“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其专政对象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残余反动势力和其他敌视、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反动势力。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土地改革和工商业改造运动,中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专政对象的范围更加缩小,而享受民主权利的人民的范围相应地扩大。“文革”中其做法正好相反。
2、“文革”中大量被“整”的人,不属于专政对象
“文革”中大量被打成“反革命”的人、被划为“黑五类”的群众、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的人、被打成“走资派”的当权派,都不能算是上述所列的专政对象。
3、阶级消灭了,人民之间的矛盾就成为内部矛盾
邓小平早在1965年就说过:“阶级消灭了,就变成了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解决,否则非犯错误不可。”1957年邓小平在清华大学讲话时又说:“在苏联国内阶级斗争已经熄灭了,但斯大林还强调阶级斗争,结果在肃反问题上犯了错误。……社会主义制度要注意调整,阶级已经基本消灭了,就不应该强调阶级斗争,这会引起肃反扩大化,这对中国基本上也适合。”
可是,1956年的反右,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使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再到文革期间,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阶级斗争推到了顶点,反革命分子时时有、处处有。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是抓反革命,谁都怕呀!这就“灵”了。
4、敌我界线不明确引起大混战
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六年三月)》的第一句话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并对五种阶级的经济状况,所代表的生产力的关系及对革命的态度作了详细的分析。
得出结论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
毛泽东在这篇重要的文章里,把敌、我、友说得明明白白,并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简称十六条。其中第五条: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但是没有对当今的阶级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只能是根据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目标和《人民日报》社论(见本章第三条)来抓敌人。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值得反思。
第一、中国第一大政治要案,对中国的二把手、国家主席刘少奇问题的结论。十六条指出的“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究竟是谁,大家的确不知道。在十六条发表的前三天,即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被阎红彦压了十五天,但北京的红卫兵却已印发了传单,昆明的红卫兵是知道的,八月二十三日昆明地区的红卫兵掀起了“炮轰省委、火烧市委”找省委书记阎红彦理论的行动,要求平反,从此掀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序幕。这一反动路线的性质是毛泽东在其大字报中定的,是否敌我矛盾呢?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汇报会议上有一个讲话,红卫兵很快就有了传单予以报道,现将有关路线斗争的问题摘要如下:“把刘、邓大字报贴到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刘、邓二人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宁都会议洛甫要开除我,周(恩来)、朱(德)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们)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洛甫是顽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也是反对的。对刘少奇不能一律抹杀,你们有错误就改么!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召开的,时间这么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此外,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又一次谈到“五个月文化大革命,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有五个月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是可以理解的。”“我看冲一下有好处,多少年没有想,一冲就想了,无非是犯错误。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谁也不想打倒你们,我也不想打倒你们,我看红卫兵也不要打倒你们。”“不能完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也没有管好。”这两次谈话的语调与《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上的语调大不一样。看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属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基层群众,这是必须把握的政策界线。
一九六七年4月4日《红旗》杂志第五期,戚本禹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提出:“一定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让他靠边站。”
在基层,领导组织机关干部学习,大家细心研究过,所谓的“靠边站”,并不是打倒。因为大家注意到,在毛主席于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中央领导都参加了,刘少奇、邓小平的排位是靠边了一点,但仍然是站在第一排,仍然是国家领导人。
事隔不久,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了“伟大的历史文件”(指五·一六通知)社论指出︰“现在揭露出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个老机会主义者。在全国胜利之前,他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全国胜利后,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他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看来刘少奇的问题是升级了。
在学习和讨论中,群众私下议论有两个疑点:一是缺乏具体的事实,只是带了几顶帽子;二是既然在全国胜利前后,他都反党反社会主义,怎么让他长期当了中国的二把手?
到了一九六八年十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报告》,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党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毫无疑问,这是作为敌我矛盾处理了。
在人人表态中,也有人私下议论说,这仅仅是刘少奇的历史问题,不是路线问题。并不能说明刘少奇像该社论所说的他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内部的资产阶级的总代表。”
弄得基层群众无所适从。要知道,只有把总代表的矛盾性质搞清楚了,其他走资派的问题才好解决。
第二、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指出:“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
时隔不久,中共中央通过的十六条,其中第八条:干部问题。干部大致可以分以下四种︰(一)好的。(二)比较好的。(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多数。
“五一六通知”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一大批”,紧接着的“十六条”又说干部中“好的、比较好的是多数”。
群众中就有人疑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算不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果是,是少数吗?如果不是,那他当什么主义的当权派?什么是“一般情况”?弄得基层群众失去方向。人人都要学习中央文件,都要表态,这些问题不得不讨论。
第三、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及其追随者,在“文革”初期,积极地、创造性地贯彻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各项指令,挖了“三家村”在云南的黑分店,抓了黑掌拒的李孟北,揪出了黑后台高治国,横扫了一大批黑喽啰、牛鬼蛇神、反革命。殊不知,时隔不久,却成了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阎红彦犯了方向性、路线错误,他扶植的“三大总部”变成了“保皇派”。有人莫明其妙,想不通。
第四、正是“文革”初期积极贯彻执行以“四人帮”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指令,大?大打了一大批牛鬼蛇神、反革命等的这一部分积极分子,在“文革”后期把当初奋起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要求平反的造反派,打成“四人帮”的帮派分子,更是莫明其妙。
第五、林彪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这就不仅仅是莫名其妙,还莫名其巧,莫名其奥,莫名其等等了。
第六、两大派形成以后,就不是革与保的问题。八派保的干部,砲派坚决打倒;砲派保的干部,八派坚决打倒。都为了本派的利益(涉及芸芸众生的命运)而血战到底。
第七、到了基层,谁掌了权,“真理”就在谁手里。说你是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你就是反、坏、右,不是也是;说你不是反、坏、右,你就不是反、坏、右,是也不是。
第八、中央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指出“全国的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十二个,“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有二个。
当时在学习这个文件时,宿大勇就问:“怎么刘少奇又变为全国最大的走资派了?”
门友昰答︰“因为走资派的概念比较广泛,适应性比较强,用在哪里都可以。而且这次“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总得有几个嘛!”
后来,情况逐渐变化,就云南的情况而言,在报纸上点名被批判、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六位将军(除王蕴瑞,其余5位均属昆明的)“靠边站”了。“1973年4月,解放六位将军的准备工作终于告一段落,正式决定六位将军离开湖南灰汤,到相应的地方等待分配工作。4月下旬,干部部以总政治部的名义电话通知了广州军区,请他们责成湖南省军区,派员护送秦基伟、李成芳、王蕴瑞、张力雄四位将军来北京;通知昆明军区,请他们派干部将胡荣贵、张子明两位将军接回昆明。”
“1973年5月,中央召开一次工作会议,秦基伟和李成芳被通知前往参加。开会期间周总理召见他们,对他们说,现在国务院人手紧缺,问他们愿不愿意到国务院工作。不久,叶剑英又召见秦基伟,叶帅肯定秦基伟经历了几年磨难还是朝气蓬勃,说明这几年你们靠边站没有白“靠”,要求他做好准备重新出来工作。”
“7月28日,秦基伟接到军委命令,祝被任命为成都军区司令员。很快,秦基伟奔赴成都报到,开始了新的征程。”
“过了不久,其他几位将军也陆续分配了工作。李成芳任国务院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胡荣贵仍任昆明军区副政委,张子明任铁道兵副政委,王蕴瑞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张力雄任江西省军区政委。
(摘自《京西宾馆那些年那些事》)
如此看来,中央正式文件点名的全国涉及十二人,云南省涉及二人,加上临时“靠边站”的五人,并不是“一大批”,而且都平反了,一个“走资派”也没有。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宿大勇又问:“这又怎么解释?”
东方泥说:“这就是《历史决议》所说的: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论点,我理解是毛泽东在在五·一六通知中所提出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而且被反革命集团利用。把某些工作上的不同意见,分析问题的不同观点,一般性的工作上的问题,认识问题,某些人的需要进一步弄清楚的历史问题等等,当着阶级斗争加以挞伐,甚至将诬陷强加于人。更多的是无限上纲上线地狠批恶斗,逼供信,非要把人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就造成众多人的冤假错案。”
“是呀!”马骉说︰“你说的‘造成众多人的冤假错案’,我见到有关材料上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叶剑英于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上说,(文革)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人。”
“这又是怎样造成的?”宿大勇问。
门有昰说:“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我们在讨论中所得出的‘文革的表述’只简单地作了概括,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二)正确认识“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1、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
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不是主要矛盾。”
2、不能热衷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一部分掌权的人利用“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提法,以及那个“灵”字。你反对我,就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我可以把你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一有风吹草动,一有涉及利益诉求的“群体事件”,用专政手段处理,一切就迎刃而解了。至少暂时是可以的。
阶级斗争顾名思义,是在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在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中产生的。少数阶级异己分子,在国外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破坏民族团结、滥杀无辜、破坏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分裂和叛逆祖国、闹“独立”等等。这是违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利的,这才应该算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对于这种现象绝不留情。那么,阶级消灭了,社会上是否有矛盾呢?有,既有敌我矛盾也有人民内部矛盾。工人、贫下中农属于无产阶级,也有犯法的,也有杀人犯,但他不能代表阶级的对抗。
3、一切按法律程序办
不管你是什么分子,属什么性质,是非、轻重等,由法律规定的具体杠杠衡量。
(三)中国法制尚需解决的问题
1制定一部《不同意见保护法》
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总结出的经验教训,提出要制定一部《不同意见保护法》,是非常英明并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的意见。
习仲勋说:“我长久以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保护不同意见。从党的历史来看,不同意见惹起的灾祸太大了,‘反党联盟’、‘反革命集团’、‘右倾投降’、‘左倾投机’等等,我经历过的总有几十起、上百起,但最后查清楚,绝大多数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属于思想问题,有些意见还是正确的。……因此,我想,是否可以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护法》,规定什么情况下允许提出不同意见,即使提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应该受处罚。”“我说的保护,是指保护不同意见者的一切权利,不受刑罚,也不受其他处分,这样才能让人畅所欲言。”“不要把不同意见者看成‘反对派’,更不要打成‘反动派’,要保护不同意见,要重视和研究不同意见。”
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法律,人人必须遵守,党员,党的领导干部更应模范地遵守。
2、法律应该对诬陷者治罪
中国的政治运动多,冤假错案多,弄得受害者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弄得受害者神精失常,含冤无底;弄得受害者四处呼救,疲于奔命。诬陷者、害人精却能受到重用,步步高升。即使对被陷害的人平了反,也没有对大量的诬陷者追究责任,诬陷者仍然逍遥法外,对这种政治扒手必须予以应得的惩治,否则贻害无穷。
(四)“文革”的劫难缘于封建主义而非资本主义
封建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是以等级制和特权为特点的封建制国家。国王或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等级和特权导制专制,专制“就是领导个人决定一切,凭自己的意志独断专行的思想作风”。
邓小平说︰“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的终身制。”“个人指定接班人,与终身制一样,也是封建主义的做法。”“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民主集中制破坏了,集体领导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夏衍说:“科学与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思想,没有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扎根。两千多年的封建宗法思想阻碍了民主革命的深入。”“没有经过彻底的民主改革,封建主义也没有彻底反掉,就进行对资本主义的三大改造,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在这之后,就总是想方设法将社会主义搞得纯而又纯,于是一次又一次地搞政治运动,甚至希望将血液都全部换过,于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刘源在河南竞选时说:“这十几年,我与全国人民共同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大灾难。我的家死了四个,六个进监狱。”“我走过唾弃和侮辱的狭道,曾几次被抛入牢房,在那里埋葬青春;在饿得发疯的日子我像孤儿一样生活过,像狼一群憎恨世界。那些年,我咬着牙活下来。谁曾目睹过父母在悔辱的刑场上,在拳打脚踢中诀别?谁曾亲眼见过有人往九岁的小妹妹嘴里塞点着的鞭炮?”“今天,回顾以往的苦难,我绝不允许让别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经历这样的痛苦!我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说话。为了避免灾难重演,就必须铲除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实现民主。不管有多难,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去争取民主”“只有与封建残余去搏斗,与人民一块,一锹一锹填平封建观念的鸿沟,我才能永远在人民的怀抱中。”
胡耀邦于1980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时说:“从制度上说,十月革命到现在63年了,从我们自己讲30年了。革命成功以后,党没有搞好,国家制度也没有搞好,权力过分集中,终身制,铁饭碗,能上不能下,这方面我们比资产阶级差。这个问题必须从制度上下决心解决。”
可是,长期以来,一些红头文件和社会舆论,一些领导讲话和群众发言,把一切腐朽的、丑恶的、落后的、民主的、自由的、人性的、业务的、技术的、抒情的,其至谈情说爱之中的某些表现等,都冠以资产阶级思想加以批判,从而得出结论︰“我国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还比较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比较多,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还比较严重”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全国上下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用封建专制的手段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扼杀了民主与法制,而让封建主义厉行其道。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邓小平说︰“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在铲除封建专的基础上发展了民主与法制,使社会取得进步。
虽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民主与法制有自身的问题,但是有哪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能够发动“文革”,整倒一亿人,打死两千万人?有哪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经过法律程序将国家主席关押起来,以至被迫害致死。这还不算,其家中还被逼死了四人,六人被投入监狱?有哪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有“路线斗争”,而且全国从上至下搞得如此残酷惨烈?
邓小平指出:应“对于封建主义遗毒的表现,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
1、破坏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讲民主,不讲集中,必然导致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只讲集中,不讲民主,是官僚主义的集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对中国的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是走群众路线,能听不
同意见,不专断。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毛泽东就广泛找文艺界的人士座谈,听
取意见。写出意见初稿之后,又交给与会者讨论,最后形成文件。
在延安,一天一个农民说:“怎么雷公不劈死毛泽东!”保安处的同
志要逮捕这个农民。中共西北局书记高岗一天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个情况。当毛泽东得知是因为征粮过多而引起的,马上命令边区政府减少三分之一的征粮数,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并发话放了这位农民。
1937年11月,王明由莫斯科飞回延安,言谈举止给人感觉,他是共
产国际派回来的,是斯大林派回来的,是来帮助指导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尽管他“下车伊始,咿哩哇啦”,毛泽东还是遵敬他、重用他。后来在政治上有了分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八路军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王明更多的是强调“统一性”。指出所谓“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建立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毛泽东与王明常为一些问题争辩,吵得不可开交。事实证明,毛泽东是对的。在整风会议上批判了王明的错误。在党的七大召开之际,选王明为中央委员,毛泽东出面做思想工作,说“如果说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不应该选举,我看就不如采取这样的原则,即︰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已经承认错误并且决心改正错误,我们就可以选他。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党在原则上是不含糊的,与资产阶级不同,我们必须有‘承认错误并且改正错误’的这样一条原则,在这个原则上去选他。理想主义是原则性,现实主义是灵活性,理想主义的原则性与现实主义的灵活性要统一起来,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现实主义。最后,他表明自己对选举王明表态,“你们不选他,我一个人选!”终于让王明当选。并没有把王明的路线错误当敌我矛盾处理,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
由于张国焘率红军第四方面军闹分裂,另立“临时中央”,以及在河西走廊战斗中惨败的错误,引发了对张国焘的大规模批判。许世友作为张国焘的心腹爱将更是首当其冲,大会小会挨批斗,许世友想不通,串连部分将校准备离开延安,投奔留在四川省的旧部刘子才。林彪得知后,逮捕了其主要成员。毛泽东深思熟虑,深感问题严重,不是许世友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四方面军将校以及万余名士兵是否“臣服”中央的问题,否决了林彪要枪毙许世友的主张。亲自到抗大向整错了的人陪礼道歉。
毛泽东是在无数革命的事件和紧急关头中体现了他的才能,才被党内大多数拥戴的。延安时期把他在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里有创造性的见解,概括为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并在革命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当时,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有最后决定权,得到中央委员会认同。
邓小平说:“但是,由于胜利,他(毛泽东)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左’的思想。”特别是“反右派”和“反右傾机会主义”两个全国性的大运动,把发表了不同意见的人打成反革命以后,谁还敢提意见。即使周恩来几次提出反“左”倾,就被毛泽东批评了几次,周恩来连连作检讨。正如邓小平所说:“谁不听他(毛泽东)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
解放以后,革命大功告成、工农群众翻了身,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望极高。毛主席万岁声一浪高过一浪,歌颂毛主席的歌曲,一首接着一首,这是过去皇帝也未曾享受过的。虽然他曾对喊他万岁表示过反感,但未明文禁止。1956年初夏,毛泽东突然生出要游长江的念头。当时罗瑞卿、王首道、汪东兴都坚决反对。毛泽东烦燥地对罗瑞卿说:“你不让我游泳,无非是怕我死在那个地方么?”罗瑞卿不安地解释说:“保证你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所以我不能让你冒一点险。”但毛泽东坚持要?,罗瑞卿没招了,说:“那这事得向中央请示汇报,才能决定!”毛泽东也来脾气了,说:“你向谁请示汇报?中央主席就是我!”以后在一段时间之内毛泽东见着罗瑞卿都不理他。这就不言而喻了,到这个时候,谁对毛泽东提意见,谁不同意他的意见,哪怕是好意,都将倒霉。
不实行民主集中制,大大小小的事情一个人做主,就是家长制,家长制就是封建专制社会的产物。
“文革”中周恩来说:“至于阎红彥尽管他对党有贡献,他不是高岗分子,高岗压迫他,(他)和刘志丹在一起,也不满意李井泉,他和中央谈过,他到云南前,还专门和我谈过,他说李井泉不民主、专断。”“他批评李井泉不民主,自己相反也是这样。”“阎红彦上不做毛主席的学生,下不做群众的学生,中与各级的干部专断。”
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那次著名的“窑洞对”就提出找到“恶性周期律”的办法,那就是民主。但是解放以后,执政了,地位变了。此时至少有三种情况障碍对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一、夺取政权时提出“要民主”“反对独裁”的口号发动群众,是乱国民党;夺取政权以后,怕乱了自已,强调集中;二、对上要求民主,对下实行专断,办事才顺心,才易行;三、自已挨整时深感民主的重要,平反了,官复原职,权力大了,同样专断。分不清决断和果断与专断之间的界线。还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走的是武装夺取政权的路。战争期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战争环境,情况瞬息万变,必须果断行事,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有些情况容不得汇报请示,讨论集中。解放后,地方干部绝大多数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个人专断已经成为习惯,在老一辈的中高级干部中这样的实例还不少。此外,党委一把手执政,缺乏制衡与监督机制,也是原因之一。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民主集中制民主必须先行,没有民主的决断(当然是指重大问题的决断,而非鸡毛蒜皮的事都要民主)就是个人专断。
民主集中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要不断地实践,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定出具体的,可执行的条文遵照执行。否则“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2、争夺皇权
(1)林彪被指定为接班人写入党章之后,就在为篡党夺权作准备。叶群曾对吴法宪讲:“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林彪和毛主席相比,相差很远,拖不过毛主席。如果在最近几年不让副主席接班,那等于开了一张空头支票。”他们已迫不及待了,要抢班夺权,要当国家主席。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为林立果选“妃子”,已经把林立果置于皇太子的地位了。
林立果从小在特权环境中长大,目空一切,飞扬跋扈,不可一世。要谋害毛译东的571工程纪要就是他策划、制定,经林彪首肯,由他领导一帮人具体实施的。林立果仅仅是个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秉承叶群的旨意,吴法宪把他安排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并授权:林立果可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三年来,吴法宪已经把林立果封为空军的“太上皇”,他明白,林立果是林家“太子”。据空军作战部长鲁珉说︰“林豆豆(林彪女儿)曾对他讲,林彪在他眼里也过时了,也不行。”“在林立果眼里,中国就应该他来搞。”他在准备武装起义,他要是夺了权,那就是皇帝了。
(2)江青作为毛主席夫人,地位特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形的特权盖过所有人。这使她的脾气非常古怪,喜怒无常,难以伺候。照顾她的卫士说:“江青对我们卫士的使用,总是显示她那自以为无可非议的高贵地位。”李敦白(美国人,早年来中国参加革命工作)说:以前“觉得她这个人贤惠得体,她不多说话,不突出自己……”到了文化大革命见了一次面,“我发觉她已经完全变了,”“变得非常偏激、厉害、霸道。”“就像狄更斯《双城记》里那个充满仇恨的老太太。”她动不动就斥责身边的工作人员犯“欺君之罪”。这是过去皇帝对下臣的斥责,说明她已经把自己置于皇帝的地位了。可不是吗?她一句话就可以把她的秘书送进监狱。毛泽东也曾批评她“容不得人,你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有哪一个是和你共事到底的。”一次陶铸邀请陈毅出席一个文艺作品的评审会,并告诉他,这是江青亲自过问的事。意即这个会不同于一般。陈毅谢绝参加,陈毅说:“凡是江青过问的事,我一概不沾边。”可见陈毅是非常了解她的。连元帅都回避她,我惹不起,躲得起。
美国中国现代史女副教授,名洛克珊·维特克,于1972年夏季访问中国,曾经采访过江青。“谈话时间长达60多小时。不仅大谈个人经历和私人生活、文化艺术,而且大谈解放战争的‘历史’,甚至说西北战场就是她‘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还谈了不少党和国家的机密”;“1977年,维克特在美国出版了以江青谈话为主要内容的一本书,名为《江青同志》。该书没有见到翻译成中文的文本”(据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说明江青要与毛主席平起平坐了,她要接班了。但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的,传说是由香港出版的一本《红都女皇》,该书在社会上引起一些不良影响,导致在全国追查谣言。尽管此书与维特克的《江青同志》风马牛不相及,但有人揣摸她的心态,称她《红都女皇》,还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这是她本人造成的,能怪谁呢?
3、伴君与羊伴虎
伴君如羊伴虎是过去封建王朝的常态,不知多少仁人志士被害。当今,这种封建专制意识在共产党内的某些要人身上也表现了出来。林彪要打倒罗瑞卿就是一例。
- 林彪一直是罗瑞卿的上级。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
怀任国防部长,原总参谋长黄克诚因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而被免职,经林彪向中共中央提名,罗瑞卿任总参谋长。由于林彪经常生病,经常不在北京,有些事情罗瑞卿就请示毛主席办了,或者毛主席有什么指示,罗瑞卿就布置执行了。有些重大一点的事情,事后报告了林彪,有些事情当时因为照顾他的病,也没有告诉他。这在政治上、组织上没有什么错。因为毛主席是党的主席,也是军委主席。林彪就对罗瑞卿不经过他直接向毛主席请示决定问题表示不满,又说不出口。1965年下半年林彪授意李作鹏等人写揭发罗瑞卿的材料。林彪写信给毛泽东由叶群送材料并作口头汇报。12月8日至16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长达十个小时的发言。诬陷罗瑞卿三条罪状:一、反对林彪,封锁林彪,对林彪搞突然袭击;二、反对突出政治;三、向党伸手(详细内容见罗平汉著《文革前夜的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会议进行到第三天;才通知罗瑞卿出席会议。林彪在会上宣布:撤销罗瑞卿的各项职务。罗瑞卿想不通,给周恩来打电话,要求去见毛泽东,去见林彪,希望把问题解释清楚。周恩来告诉他不能同毛泽东见面后,罗瑞卿又立即给林彪打电话要求见面。周恩来见此情景,感慨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会后,罗瑞卿遭遇隔离审查。
“文革”期间,罗瑞卿更是遭到泯灭人性的摧残,跳楼自杀未遂,造成腿部严重骨折。仍把他用箩筐拎到(有报纸上登的照片为证)首都体育场挨批斗。
这就是刘源所控诉的“封建法西斯”,这是刘从自己遭遇中得出的结论。
- 田家英自杀了。江青的秘书阎长贵与戚本禹讨论这一问题时,
戚说,田家英自杀最主要的和最根本的是毛主席不信任他了。阎长贵又问,毛泽东为什么不信任和抛弃给他当了将近20年秘书的田家英呢?戚明确回答:这主要是田家英和刘少奇的关系。他说,毛泽东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田是主席办公室副主任,当毛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而换上刘少奇时,田家英没有辞去主席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而继续留任。田给刘少奇打电话,询问应该怎样工作,刘说︰你过去怎么做还怎么做。在这以后的日子里,他经常到刘少奇那里去,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田家英和刘少奇都主张“包产到户”。田家英把这种主张向主席报告,主席问这是你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田家英说是自己的意见。主席认为他说的不是实话。
戚本禹说:“江青有一次和我谈话,郑重告诫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最忌讳‘结交诸侯’,这‘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不能“结交诸侯”这句话。我觉得田家英栽就栽在这个问题上。(摘自《同舟共进》2011年第11期阎长贵/文)
- 李必达调任黄永胜秘书时,他27岁。1968年“杨、余、傅事
件”发生后,经林彪提议,黄永胜取代杨成武当了总参谋长,李必达随黄永胜进京。过了没多久,李必达就发现自己跌进了是非的漩涡。江青和林彪两大集团,为了共同的夺权利益,时而勾结,时而对抗,搅得鸡犬不宁。在李必达眼里,其所作所为都是违背党章和军队记律的。但是作为秘书,首长交待的事情又不能不办,想脱身都难。李必达觉得此处不能久留。有一次,李必达向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提出:“我大学毕业以后在基层待的时间太短了,别说懂得作战,就是带部队我也不懂,我当不了总长的秘书,是不是把我下放到基层去锻炼一个时期?”
项辉芳说︰“你下放锻炼的要求我同意,但你要听首长的安排。可以到北京卫戍区作战值班室去锻炼,有什么情况要即时向首长报告。”很明显,这是要把李必达作为一个钉子安插在卫戍司令温玉成的身边。尽管项辉芳三番五次动员李必达,但还是被李必达拒绝了。李必达不肯就范,就被罚去烧锅炉。
温玉成原为黄永胜的副手,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他是先于黄永胜调到北京任总参谋长,“杨、余、傅事件”后,又兼任了北京卫戎区司令员。黄永胜及其夫人把温玉成称之为黄永胜的先遣部队,是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重要一着棋。温玉成进京以后,周恩来从大局出发,非常重视温玉成,许多重要的外交活动都让温玉成出面。而江青从她个人野心出发,对温玉成也抓得很紧,把中央样板团交给温玉成管。特别是1968年中央安排黄永性访问阿尔巴尼亚,江青坚决反对,要温玉成代黄永胜访阿,并亲自提议谢富治、温玉成、刘贤权参加军委办事组的领导工作,这极大地引起了林彪、黄永胜的警觉。这时项辉芳利用过去老关系,以各种借口不停地找温玉成的秘书打听温的情况,而且也对李必达动起脑筋,便有了上面提到的安排李到卫戍区的打算。
党的九大前后,李必达从各种渠道获知的消息令他吃惊:林彪在九大选举期间,大肆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要一些代表投这个的票,不投那个的票,连周总理得到的选票还不如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得到的多。叶剑英、陈毅、聂荣臻等老帅得的选票刚刚超过半数。他担心他们会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继续进行这种分裂活动,所以在4月26日召开九大的当晚,写好给毛主席的信,揭发林彪反党集团分裂党的活动,希望党中央采取有效措施,防范这种事情的继续发生。
但是李必达毕竟太年轻,过于天真,他以为黄永胜与温玉成之间有矛盾,所以信写好后,径直去找温玉成将军。
遗憾的是,李必达于4月27日凌晨把信交给温副总长,林彪28日就收到这封信,29日李必达就遭抓捕。(详细情况见尹家民著《红墙知情录》当代中国出版社)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高处不胜寒。不同的高度寒度各异。有的人被整了,甚至被整死了,还莫明其妙。也许这就是“官场政治”或称“皇权政治”吧!
4、酷刑下的逼供
(1)辽宁省宣传部的干事张志新撰写《刘少奇是我们党杰出的领袖之一》,文章说︰“对刘少奇问题的决议,我是有疑问、有保留的,是不信服的。”因此将她投进监狱。她不服,据理力辩,被打得遍体鳞伤,仍不屈服,最后竟被判了死刑。在押往刑场前,因害怕她再说什么,残忍地把她按倒在地,割断了她的喉管。张志新在被割喉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党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自己的女儿!”任仲夷得知此情后非常气愤地说︰“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变了质,就成为法西斯。”
(2)孙维世是烈士的女儿,周恩来夫妇的养女。“文革”期间把她关在北京德胜门外的监狱。审讯人开始问孙维世如何到苏联去学习的,在苏联受过什么样的“训练”,苏联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对她有什么指示,让她回来搞什么破坏活动……,她拒绝回答。接着,审讯的人又追问她有关周恩来和朱德的事情,孙维世就明白了抓她的目的。因为孙维世的父亲与朱德、周恩来的关系较密切,江青、叶群就想从她的口中得到关于朱德和周恩来的“材料”。无论实施怎样的逼供,她仍坚贞不屈,只呼喊:“打倒野心家,保卫毛主席!”皮鞭、木棍一起向她打去,将她打倒在地。为了防止孙维世在审讯时再喊口号,这伙人给他戴上了胶皮防毒面具。这个东西被强硬地套在头上,人的呼吸立刻感到困难,甚至喘不过气来。连当年参加审讯孙维世的一个专案组成员都说︰“那不叫审,那叫整,说得具体点就是侮辱人,就是蹂躏。”她被整死了,躺在地上,只穿着单簿的內衣内裤,身上布满伤痕。沉重的脚镣手铐仍紧紧地锁着她的四肢。这不正是刘源所控诉的封建法西斯吗?
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
其他的如人治、特权、反动血统论、世袭、刑不上大夫、一人当道,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任人唯亲、任人唯派、卖官鬻爵、官官相护、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山头主义、结党营私、一朝天子一朝臣等等,无不打上封建主义的烙印。这些现象就发生在我们周围,有些是我们自己经历过的,不乏实例。有些前文已提到过,不必再作蜻蜒点水,滴漏孤鸣。
(五)再谈“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这是
毛泽东在“文革”中讲的一句名言。这种理念不是“文革”时才有,这是在共产党进入北京的前夕就已形成,号召中共党员在夺取政权以后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因为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的执政党,党员领导干部大权在握,资产阶级,吹牛拍马、附炎趋势的各路人马等拉拢腐蚀,以便从中得利;当领导的又不严格要求自己,不好好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思想增长,一切贪污腐败、糜烂生活方式接蹱而至。
1、毛泽东对党内腐败的担心并不多余
1952年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揭发了许多问
题。据何志明报道,(1952年)4月23日,西南局报告中央,据不完全统计,此时西南地区处理貪污千万元(旧币,1万元折合新币1元)以下的94638人,306人受到行政处分,195人受到刑事处分(摘自《文史精华》2015年第2期)。西北局报称︰“天水专区税务系统初步检查,贪污干部占全体百分之三十强。陕西二十七个公安局长中,有七个贪污。泾阳县七个区长以上干部因贪污被撤职。已发现有县级、专区级重要干部贪污,如渭南分区副司今员马华廷有很多贪污行为”。中南局报称:“江西金豁外派干部三十六人,即有十五个贪污,十一个因此脱离革命逃亡回家;遂川县外派干部五十八人,只二人不贪污。”河北省报称︰“石家庄市整风审干中查出两个干部即貪污三千万元;军区一个团十个连长有八个贪污。”(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10期 纪彭/文)。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为了严肃党纪国法,把贪污分子、党的高级干部张子善、刘青山,公审枪毙了。他们俩人贪污总计171亿多旧币,相当于今天171万人民币。按当时的物价,可以买小米5000万公斤。这一举措起到极大的震摄作用。全国人民无不叫好,世界舆论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2、“文革”的失败使毛泽东在做法上作了一些纠偏
毛泽东充分估计到,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要保证党不变色,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只有广泛发动群众,采取“四大”的方法,由下至上地进行监督,只有自我革命,才能做到。结果这种方法导致“文革”的大血战。毛泽东到“文革”中期已感到有问题了,他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要解放干部;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已经晚了,收效甚微。直到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孤注一掷,要谋杀他的武装起义被识破,在怆惶叛逃中掼死在温都示汉,从反面得到深刻的教训。
但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理念没有变,这是他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只是在做法上作了一些纠偏,作了一些自我批评。如︰
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向周恩来、叶剑英说︰“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1973年12月2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处理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任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作点自我批评呢!”
1974年底毛泽东指示解放干部,让华国锋、纪登奎、汪东兴、吴德四个人负责。他批评专案组说:“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
经过八九年的审查,每个人的材料都有尺把高,就是看一遍也要几个月。周恩来提出一揽子解决办法,说︰“先放人,后作结论。”“凡只有口供,没有证据的,就相信本人的交代好了。”“主席批了二十几个案子,作为典型案例。凡是和主席指示相类似的,一律按主席的意见办,不要再请示了。”
经过5天的紧张工作,3月6日,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等写出《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简称《报告》)。《报告》说:“根据毛主席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由中央专案第一、三办公室和“五一六”专案组所管的670个审查对象(不包括林彪反党集团有关人员)中,被关押的有350人。670人中“大多数人的问题已经基本清楚”,“对上述审查对象,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拟继续关押外,绝大多数予以释放。”
华国锋说:“主席看到解放干部的进展很慢,就提出要看中央“一办”、“三办”审查的干部的全部名单。他要全部看,一个不落。”
毛泽东为了推动解放干部,5月17日对贺诚、傅连暲等人的问题作了批示。他在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报告上的批语是: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印发中央同志。
傅连暲被迫致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5月,从秦城监狱及政法干校、交通干校等监护的地方放出350人。
3、毛泽东希望领导干部对他发动“文革”有所理解
他要树立一个典型,作为榜样,这个人就是纪登奎。纪登奎原为河南省委秘书长,在“文革”初期也受到很大冲击,但他能正确对待,毫无怨言,勇敢地革自己的命,积极地站出来亮相,和革命群众一道,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从1951年至“文革”期间,毛主席在列车上13次召见他。对他的经历、水平、胆识、人品是有了解的,是满意的。在党的九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轮到纪登奎发言,毛泽东向大会代表说︰“他叫纪登奎,是我的老朋友,山西人,长期在河南工作。”纪登奎很清楚楚,毛主席比他大30岁,属于两辈人。他算不上毛主席的老朋友,这是对他能经受“文革”考验,能正确对待“文革”,不计前嫌的肯定和鼓励。后来纪登奎调到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要职。
毛泽东承认“文革”有错误,给了“文革”三七开的结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三分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没有全盘否定“文革”。
毛泽东在晚年,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他一生做了那么多的伟大事业不提,却偏偏要提这个充满矛盾,使他的继续革命理论与实践翻盘的十年内乱。他深信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不错,他认识到“文革”有错,这都是被事实证明了的。他想纠正“文革”的错误,来总结教训,自圆其理论,已经来不及了。他希望后人理解他的初衷。
这是毛泽东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被眼泪和鲜血拌合的苦难更刻骨铭心。
4、权贵封建集团的贪腐是否又应验了毛泽东的论断?怎么办?
近些年来反腐所取得的成绩,充分显示了贪污腐败已成为窝案,抓
着一个,带出一帮。例如对周永康(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被立案审查以后,被他提拔重用的五任秘书都因贪污而纷纷落马。世界上最大石油公司之一,中石油,曾被周永康攫取很多私人财富,国有企业成为权贵家族的“提款机”。他的妻子、儿子儿媳、兄弟侄子、娘家和亲家,皆因涉嫌巨额贪腐接受调查,引爆了整个国内的舆论场。令计划(曾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也是帮派结盟,据统计,在已落马的60位高官中,与令计划同为山西籍的落马高官有11位,位列各省份之首。他的妻子、兄弟、侄子,也无一例外地因涉嫌贪污腐败接受调查。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月22日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提出:“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搞封建社会那种‘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之道!”“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摘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道出了问题的实质。
据《新民周刊》王煜、黄达蓉报道,2015羊2月12日《华盛顿邮
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中国“二奶杀手”张玉芬的故事。张玉芬的事业成绩包括抓出“一名铁路局长有17个二奶”。一个小局长包养17个二奶,这不奇怪,这完全是封建残余势力所为,很具有中国特色。皇帝不是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吗?到民国时期讨小老婆成风,国民党的军阀杨森(1949年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讨小老婆是出了名的,他公开的妻妾12位,生了43个子女。暗地里还不知道有多少,有些儿女连杨森本人都不认识。这不属于资本主义,这是封建主义,女人是权贵官僚的附属品。
从报刋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可以看出,权贵封建阶级不是资产阶级,却比资产阶级恶劣。例如:
江西省萍乡市这座曾经的“江南煤都”,因“塌方式腐败”而闻名全国。
原萍乡市委书记陈卫民,坦白交待与多位情妇之间有权色交易。他既有长期固定包养的情妇,还形成了“以情妇养情妇”的贪腐模式。作为掮客的情妇,事先约定分成条件,后进行权色交易,帮老板们换取佣金或提成,再按约定比例给陈卫民。陈再用这些钱去包养年轻的女孩子。后来中央加大了打击力度,陈怕出事,下决心与一位长期包养的情妇分手。对方提出100O万元的分手费。陈为了息事宁人,最后只能满足情妇的要求。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萍乡市原书记陈安众“道德败坏,腐化堕落”,与陈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女人“多到数不过来”。在整个江西官场,陈安众也因“烟、酒、嫖、赌、毒”五毒俱全而出名。“一位老板为他找小姐,花了20万。然后,他为老板办事。”
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从上任到案发,70个月约2100天,从他家中搜出上亿元现金,日进账47619元人民币。还不算他平时挥霍掉的。据说,“执法人员从北京一家银行调去16台点钞机清点,当场烧坏四台。”这还未必排第一。2013年12月底,原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马骏飞,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死缓。在他呼和浩特和北京的住宅中,查获的现金包括人民币8800万元、美元419万、欧元30万、英镑2万、港币27万、黄金43.3公斤。上述两罪赃款合计超过1.3亿元。以其任职22个月计算,平均日受贿20万元。
从揭发出的这些权贵封建阶级分子的案例来看,几乎都有情妇,都包有二奶、三奶,都有姘头,都有与多个女性通奸的情况。有的甚至是权奸,这比强奸更恶劣。继成克杰、李纪周、李嘉廷之后,通奸愈演愈烈,从雷政富开始,刘铁男、冀之林、余刚、蒋艳萍、张秀萍等一帮雄雌都在乱淫。
这是很有封建特色的,权色交易、权钱交易,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2O14年揭发惩治了徐才厚、苏荣、周永康、令计划四个权贵集团高官。他们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权钱交易、拉帮结伙、互相利用、沆瀣一气、腐败谋私;一人当道、鸡犬升天;为非作歹、独霸一方;领导关系、秘书关系、官商关系、官黑关系、裙带关系等,所有封建社会的腐朽残余都占尽了。
从揭发出的这些权贵封建阶级分子的“悔过”书来看,大多数一开头都是“我是农民的儿子”。因为血统论的余毒尚在,非“农民的儿子”很难进入现今的权贵集团。这些农民的儿子,刚出道时,表现还是好的。由于位高权重,又缺乏监督,就栽倒在权贵封建阶级腐败的深渊里。
过去把这些都当作资产阶级的腐朽现象,不确切。
这是否又应验了本节文字开头引用的毛泽东那句有名的论断?怎么办?
有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