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五月，徐二终于来到了美国著名的山城——昔日的钢铁之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同年七月，杰夫·贝佐斯的Cadabra（后来改名为Amazon）在西雅图的车库中开张。九五年五月的中国重庆，依旧是春雾茫茫。观音桥进城的唯一道路，穿过嘉临江大桥，绕过枇杷山，最终通向解放碑。那时的南坪长江大桥还是联接市区和南岸的主要通道，城市里没有轻轨，也没有飞驰的私家车，只有稀疏的公交车和缓慢前行的人群。
徐二的老友周华一早从道角出发，辗转四次公交车，足足用了三个小时来到观音桥送别。道角，那个远离主城区的偏僻工厂区与农田，正如他们的青春，一去不复返。一路上，细雨忽然从天而降，打湿了车窗。凉意顺着空气蔓延到车内，徐二忍不住打了个寒战。手背轻轻碰到了周华的手。周华察觉到了，靠近他说：“你怎么冷得发抖？”他的语气里透着几分关心和不舍。两人都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让周华的体温从他贴近的白衬衫前胸传递到徐二的后背，像是要把离别的寒冷驱散一些。
徐二和周华是从初中到大学的铁哥们，友情深厚。而前面不远处，徐二的妻子徐真抱着他们四岁的女儿月月，哼唱着那首《黄土高坡》。徐真是周华的表妹，初见徐二时，两人都还是青春年少，对爱情一无所知。
那时是七七年，刘心武的小说《爱情的位置》刚刚发表，十几岁的徐二第一次从收音机里听到了“爱情”两个字。他以为自己无意中收到了台湾的敌台，心中慌乱不已，赶紧关掉收音机，心里还忐忑不安地跑去问姐姐徐晴。徐晴一听笑了：“你这小收音机，大白天的哪能收到敌台？”然后，她随手打开了收音机，里面正好是播音员的声音：“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刚才播放的是刘心武的小说《爱情的位置》。”徐晴从此笑话弟弟的无知，而那一刻的尴尬与青春的懵懂，成了徐二记忆深处的一个片段。
当飞机缓缓降落在匹兹堡国际机场时，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刻。徐二透过窗户，看着金发碧眼的陌生人们匆匆而行，内心涌动着无法言说的兴奋与不安。希望与恐惧，激动与茫然，都在与姐姐徐晴的拥抱中化作了一股暖流，直达心底。
姐夫潘勇紧紧握了一下他的手，“Welcome to Pittsburgh,” 他笑着说。潘勇曾是徐二的高中学长，也是市里的高考状元。此刻的他，正在匹兹堡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身上承载着家族的荣耀与期望。潘勇的父亲早年留学苏联，后来成为湖北大学经济系的教授，撰写了几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教材。然而，这样一个曾经辉煌的知识分子，却在文革中备受煎熬。八十年代初，潘勇的父亲因肺癌去世，这给潘勇的成长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潘父去世后，母亲将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潘勇身上。潘勇自此从少年时的胖子逐渐变成了沉默而敏锐的青年。他的聪慧与压抑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性格。徐爷曾在家里说，潘勇的面相看起来不是个善主。这话曾被大家一笑而过，直到多年后，徐二才隐隐觉得爷爷的话也许有些道理，但到底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至今仍难以定义。
回忆起徐爷去世的那天，徐二正在工厂里作全面质量管理的汇报。当时，工厂上下都知道徐二这个年轻有为的小科长。他是工厂中的中流砥柱，多次为工厂制定规章制度，组织全厂的干部培训。那次汇报，他刚赢得满堂掌声，胡秘书便匆匆赶来，递给他一张加急电报：“您爷爷出车祸了……”
徐二那时手里还攥着汇报的稿子，掌声和荣誉瞬间变得遥远而模糊。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从此将被这一个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推向更远的他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