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樨肉与桂花蛋——关于鸡蛋的闹剧

在中华菜谱中，若说哪个菜名最具“蒙骗性”，木樨肉(又称木须肉)一定榜上有名。它听起来似乎风雅雅致，仿佛是深秋时节，一盘桂花飘香的文人佳肴，结果端上桌来却是鸡蛋炒肉片。还有人干脆加了木耳、黄瓜、胡萝卜、黄花菜，变成“木樨大杂烩”，堪比一场锅里炒出来的“语言谐音秀”。

 

“木樨肉”的“木樨”二字，是中餐史上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语言奇观。据说在明朝，太监当权，对“鸡”“蛋”两个字极度敏感。鸡，自不必说，阳气十足，是权力阴柔化的太监最怕听的字。而“蛋”呢？那可更是“身体上的隐痛”。于是，宫中上下对与鸡蛋有关的言辞三缄其口。鸡蛋炒肉？不行，得换个名字。于是，有人灵机一动，将鸡蛋比作“木樨”。木樨是桂花的古称，桂花黄白细碎、香气四溢，炒碎的鸡蛋在颜色与形态上似乎也能与之对仿，于是便有了“木樨蛋”“木樨肉”。

 

这个解释今天看来，也许未必全然准确，但它传达出一个核心事实：在传统中国文化中，语言是可以被权力与禁忌随意支配的，哪怕是一道菜名，也要为宫廷避讳让步。这种命名方式，就像给“板凳”改名叫“托臀神器”、给“厕所”叫“净室”、给“太监”叫“中官”，听起来都庄严其事，但细细一琢磨，全是掩耳盗铃的语言游戏。

 

炒鸡蛋的另一个神名，就是“桂花蛋”。而“桂花蛋”这道菜，“桂花蛋”听起来多么诱人，仿佛是秋风送爽之时，桂花与蛋的交响曲。但真相是：它里面没有一丝桂花，全部是鸡蛋打碎之后炒到碎如米粒，鸡蛋被炒得碎碎，蛋花假扮桂花，故名之“桂花蛋”。炒鸡蛋时，通过高温快炒，使蛋液形成无数细碎颗粒，颜色金黄，状如桂花，因此被称为“炒桂花蛋”。若再与鱼翅等名贵食材合炒，便可名曰“桂花翅”。好一个“虚实结合”，让人以为是在品桂花，实则是“蛋之碎者也”。

 

 

这便是中华文化中的一大趣味现象：词汇的使用不讲实用主义，而讲“意会”，不管有没有真的桂花，只要你感觉像，那就够了。这就如同“蚂蚁上树”里没有蚂蚁，“夫妻肺片”里没夫妻，“佛跳墙”里没佛，“龙须糖”也并不是从龙身上拔的。每一道菜，都是命名与实物严重错位的喜剧。

 

我们常常说，中文博大精深。诚然，中文的表达力丰富，语义层层叠加，赋予了语言极大的弹性与美感。但从“木樨肉”与“桂花蛋”中我们也看出，这种“博大精深”，很多时候是一种语言障眼法，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一种自我麻痹。

 

你不能说它不好，因为它的确展示了语言的多义性、比喻性和想象力。但你也不能说它就好，因为它成为回避现实、掩盖真相的一种工具。正如明代的太监不愿意听“鸡蛋”两个字，于是就有人用“木樨”来代替；而今天的人不愿意直说“炒鸡蛋碎”，就给它冠以“桂花蛋”的美名。这是一种文化上的“绕路精神”：不直说，不白说，非得兜圈子。

 

当我们今天再点一道“木樨肉”或“桂花蛋”，恐怕已无人真去追问“为什么叫这个”。语言的魔法已被庸常生活消解，那些菜名只成为一种符号，一种“看不懂但又默认”的约定俗成。这其实是另一种荒诞：我们对荒诞习以为常，丧失了追问的兴趣。这种语言与现实脱钩的状态，不再像以前那样带着一丝讽刺和自嘲，反而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传统”。

 

中国菜肴命名体系中，本应有大量喜剧元素，但人们却越来越严肃地面对它。你若在饭桌上大笑说：“这‘木樨肉’根本就是鸡蛋炒肉啊！”反而会被人白眼：“谁不知道啊，你没吃过中餐？”讽刺的是：我们能接受这种荒唐的命名，但不能接受指出这种荒唐的人。

 

“木樨肉”与“桂花蛋”，是中华语言中两颗挂在菜单上的滑稽蛋。它们的存在既可被视作对语言艺术的玩味，也可被视作对现实直言的逃避；既是一种美学，也是一种遮羞布。我们或许可以继续欣赏“木樨肉”的别致，也可以接纳“桂花蛋”的比拟，但别忘了，在语言赋予它们高贵名字的同时，也让我们更难看清锅里的真相。真正的博大精深，不是把鸡蛋叫成木樨或桂花，而是敢于说出：“这就是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