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新时代的皇帝游戏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句话放在今天的中国，精准得像是量身定做。从官场到商界，从媒体到学界，乃至社会舆论，都沉浸在畸形的“政治共振”之中：习近平的每一个喜好、每一句话，都成为全国上下行动的风向标，比皇帝时代还要精准有效。结果就是，决策被集中到了一个人的个人偏好之上，而全国上下则陷入了一种僵硬、战战兢兢的集体癫狂。

 

自“核心”确立以来，中国的政治逻辑，就进入了一种新的运作模式。习近平的讲话，不再是指导性的参考，而是绝对的政策指令；他的个人观点，不再是领导人的意见，而是必须贯彻执行的国家意志。他喜欢什么，全国就流行什么；他讨厌什么，全国就群起而攻之。

 

 

看看李嘉诚的例子，就知道这一模式运作得多么丝滑。李嘉诚不过是个商人，按照市场逻辑，他的投资与撤资完全是商业决策。然而，习近平对香港局势的某番不满，配合上对“资本无序扩张”的批判，结果，李嘉诚的撤资立刻被解读为“不爱国”、“逃跑”、“背叛祖国”，从党媒到自媒体，从微博五毛到央视新闻，一时间形成了一场“爱国狂潮”，齐声谴责这个昔日的“爱国企业家”。

 

李嘉诚的决定，不是基于政治，而是基于市场：香港经济下行、营商环境恶化，他自然要转移资产。这原本是一件市场行为，却因为“核心”的话锋一转，立刻上升到了“政治忠诚”的高度，成为全民讨伐的对象。这就暴露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当今中国，市场不再是市场，法治不再是法治，逻辑不再是逻辑，只有习近平的态度，才是决定一切的唯一依据。

 

过去，中国的政治决策还有一定的集体讨论空间，政策制定也有较为稳妥的程序。但如今，情况已经完全变了，变得简单粗暴：习近平的个人意志，就是最终决策；其他人，连附议都要小心翼翼，生怕错了节奏。

 

某省官员做项目时，首先考虑的不是经济效益，也不是社会需求，而是要先问：“核心怎么看？”于是，大量工程、项目，乃至城市建设，都是在“精准揣摩”习近平意图的基础上开展的。比如，他提出要“绿水青山”，结果全国各地一刀切式关停工厂，不管经济后果如何，只要显示出“绝对忠诚”就行；他说要“共同富裕”，于是资本家一个个被罚款、被抄家，马云、许家印等昔日风云人物，纷纷被“共同富裕”了。

 

这些官员和企业家都明白一个道理：在当今中国，法律是模糊的，市场是波动的，规则是随意变动的，唯一不变的，就是习近平的意志。所以，任何决策，都必须先揣摩习近平的喜好，确保“思想对齐”，否则随时可能被碾成粉末。

 

“核心”掌握一切的结果，就是下属根本不敢主动做决定。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你不可能比“核心”更英明，凡是“拍脑袋”的决策，最终都要看他点头。如果你的决定“核心”认可，那是你运气好；如果“核心”不喜欢，那你就是政治不正确。最保险的做法是什么？就是不做决定，什么都等上面的指示，确保自己“绝对安全”。

 

于是我们看到，官员们变得越来越保守，越来越谨慎，越来越不敢承担责任。遇到问题时，能拖就拖，能推就推，能绕就绕，谁都不想成为那个站在风口浪尖的人，因为谁都无法预测，今天习近平高兴的事，明天会不会变成“错误路线”。这种现象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的经济政策。习近平说要“防范金融风险”，结果银行收紧贷款，企业融资困难，市场低迷；他说要“房地产不能炒”，结果楼市直接暴跌，恒大崩盘，房企集体陷入危机。政策变化如此剧烈，但底下的执行者谁都不敢质疑，谁都不敢提出异议，因为谁都明白，质疑习近平的决定，就是在质疑整个体制的正确性，后果不堪设想。

 

最荒诞的是，这一切并不是秘密，而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实。官员们知道自己在演戏，媒体知道自己在撒谎，企业家知道市场环境被破坏，普通人也知道所谓的“政治正确”是怎么回事。但没人敢说破，因为这就像《皇帝的新衣》，所有人都必须参与其中，所有人都必须表现出对“核心”的忠诚，否则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更讽刺的是，这种模式已经深深嵌入到社会文化中，形成了一种可笑的“政治风尚”：只要习近平喜欢的，无论多么荒唐，都要全力支持；只要习近平不喜欢的，无论多么合理，都要坚决反对。正如李嘉诚的例子，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商业决策，也能变成政治斗争的标志性事件。

 

如果说古代皇帝还会因为决策失误而被大臣劝谏，那么现在的“核心”，已经不需要任何反对声音。整个国家都在执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极端模式，所有政策、所有舆论、所有社会现象，都围绕着习近平的喜好而展开。这种模式，让国家陷入集体愚蠢的怪圈——人人都在揣摩上意，人人都在自我审查，人人都在等待指示，而没人敢真正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