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悼穆翁》之附录

悼穆翁

悼穆翁（正文）

 

（附录）

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吴声华的纪念文章《忆臧穆教授》

臧穆教授是中国著名菇菌分类学家，山东人，1930 年生于烟台，2011 年 11 月 10 日于昆明去世，享年 81 岁。臧教授父亲是金融家，年少在上海学习，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东吴大学是教会学校，报告以英文写作，因此臧教授那一代的中国本土真菌学家中，他的英文是最好的。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教职，结识中国苔藓学之父陈邦杰教授的学生黎兴江女士，并结婚。

黎教授是著名苔藓学者，大学毕业后于中科院北京植物研究所任职，之后再获聘于昆明植物研究所任职至退休。臧教授于 1973 年起亦受聘昆明植物研究所直至退休。臧、黎两教授不仅感情深厚，也有分类学共同兴趣，对于中国真菌与苔藓学研究卓有贡献。

 我与臧教授夫妇初识于 1990 年初夏，当时我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念博士。那里召开东亚苔藓国际研讨会，中国主要的苔藓学者都来了，除了开会，也停留一段时间研究赫大丰富收藏的苔藓标本。臧教授个性爽朗，笑口常开，富于人情味。他擅长书画，喜欢唱戏与历史故事，文采亦佳。臧教授夫人黎教授也是健谈热情。一次我到动物系的图书馆帮个台湾同学影印昆虫学的老文献。在废纸堆中见到一位大陆留学生写的诗作，其中有提到六四的伤感文句，诗文写得极好，就捡起这几篇诗文，从署名找到这个博士生，和他聊了几句。有政治方面的顾虑吧，他显得有些不自在。我把诗作带回给臧教授看，他颇有感触，沉吟片刻即写就一首绝句感想交给我。文思敏捷令我吃惊。

当年八月我由芬兰到德国里根斯堡 (Regensburgh) 参加国际真菌学研讨会，臧教授夫妇也出席这项会议。遇到台北医大的苏庆华教授，听到臧教授和苏教授提起共同发表文章的事，后来想起就是樟芝新种的文章。会后我和臧教授夫妇搭德国杜宾根大学欧宝温格(Oberwinker)教授的便车拜访杜宾根。我与欧宝温格教授和他的学生 Ewald Langer 夫妇 (当时是男女朋友) 是前一年他们来台采标本时认识的。我们借着到德国开会之便拜访他们。

我1990年底毕业，翌年初申请到科博馆工作。1992 年我请一个多月公假到中国大陆几个植物标本馆研究我硕士阶段研究的蔓苔科标本。在芬兰时认识几位大陆苔藓学者，也想去认识大陆的学术研究情况。第一站到北京植物所，刚好臧教授夫妇到北京开会刚结束，找我去聊天。臧教授削一颗萝卜给我，甜脆可以生吃的，里面是红肉，他说是北京特产品种，俗称“心里美”，到北京一定要尝尝。北京之后我去沈阳、上海、广州和昆明看标本。在昆明植物所看的蔓苔科标本，认为有两个产自西藏墨脱的标本可能是新种。多年后黎兴江教授发表新种，说我当年在昆明有研究过，加我为共同作者。昆明有一天，当地食用菌研究所邀请当地几位菇类专家座谈，主题是新食用菌的开发问题，臧教授也让我一起去，当时因两岸未如现在开放，他说我是来自广东微生物所。几位专家的发言大体皆冠冕堂皇甚至慷慨激昂。臧教授虽是菇类著名学者，只是满脸笑容，招呼聊天，座谈中没什么发言。回程中他说当天几位的发言没啥意义，他都不想讲话。第二天一大早，我发现相机在前一天的公交车座位忘了拿，臧教授听我说了，马上打电话到公交车单位，坐车冲过去把相机拿回来。我们坐在公交车最后排，所有乘客包括司机都没注意到这个相机。

臧教授爽朗好客，英文好，外国人到中国做野外工作，都喜欢请他安排。1995年我参加在昆明举办的第二届两岸真菌学研究会，会前参加由臧教授带领，欧宝温格教授和两位法国学者也加入，前往滇西北丽江和滇南西双版纳的真菌采集。臧教授的学生杨祝良在欧宝温格教授那里念博士，也一同前往。之后有几次前往云南的野外工作也由臧教授或杨祝良博士带领。臧教授多次带领日本学者团队在大陆的野外工作，我在 1998 年参加一次他们的滇东北之行，臧教授安排细心，宾主尽欢。

臧教授夫妇两次访问台湾，第一次是1993 年出席第一届两岸真菌学术研讨会，当时大陆代表团手续赶办不及，研讨会因此延期，反而臧教授夫妇由日本过来如期抵台，刚好参加真菌学会年会。那趟臧教授还在科博馆做专题演讲，及讲习大型真菌鉴定，彭金腾及陈建名博士有出席讲习会。臧教授在讲习会中介绍菇菌种类时，所写出的拉丁学名连同作者名一并写出，是我至今从未见的，见识到臧教授之博闻强记。

1999年我由国科会申请补助邀请臧教授到科博馆研究真菌标本三个月。黎教授一同过来，义务协助鉴定科博馆的苔藓标本。期满前我再申请科博馆文教基金会补助两位一个月在科博馆研究标本。期间周馆长请两位吃饭聊天。淡大化学系吴嘉丽教授来拜访好友臧教授夫妇，也请臧教授画一幅云南的老茶树，作为吴教授一本新书的封面。兴大谢文瑞教授安排两位到南部走一趟，他们对中国历史有共同话题。东海大学林善雄教授邀请臧教授夫妇一起到家里过圣诞夜。臧教授夫妇的好友赖明洲教授一次带他们出去，回来后臧教授津津乐道说去参观一位植物爱好者建立的植物园。之后我亦有机会拜访这位黄庆贤先生的植物园。臧教授夫妇抵台第一晚先住我家，次日我安排他们看租房，其中一间是我家附近的漂亮两层洋房，屋主见到是大陆学者，好心说远方而来应该要照顾，愿意以月租五千元的特别价出租二楼整层，附全套家具。另一间是科博馆附近的套房，较小且显得陈旧，月租要七千元。我以为他们会选择前者，虽然坐公交车要半小时到科博馆，这在外国是很正常的，况且也可搭我的车一起上下班。臧教授夫妇居然选了后者，他们说是来工作的，住科博馆旁才方便。并且当天就搬行李过去，不想多麻烦我们。

臧教授有数十年的糖尿病史，晚年更严重，影响到眼睛和行动。2004 年两岸真菌学研讨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我通知臧教授夫妇及赖明洲夫妇同去参加。臧教授夫妇那趟先顺道去看敦煌石窟，了却多年心愿。2005 年上海召开的国际食用菌研讨会臧教授也受邀提出专题报告，那时他行动已不便，说是从新疆回来后身体突然不行了。我去他住的旅馆看他，离开时臧教授虽行走不便，仍坚持一路送我到旅馆门。

 

杨祝良博士、陈秀珍小姐、臧穆教授、陈复琴博士和本文作者2006年于昆明植物研究所

 

 

2007年两岸真菌研讨会在长春召开，我再通知臧教授夫妇参加，会后共游长白山，这年臧教授的身体又好转了，走路无大困难。多年前臧教授提到他父、兄皆早逝，他可能也不长寿，且遗传的关系不是因着癌症就是糖尿病。臧教授享寿81 岁，应该超出他早年想象，他晚年食用磨粉灵芝，或许有助于身体健康。臧教授提过和他同年的有张树庭教授、陈瑞青教授和吕理燊博士。2009 年在科博馆召开亚洲真菌学研讨会，我打电话希望臧教授夫妇能出席，并拟准备专人照顾，他最终还是因身体状况不佳，不愿麻烦别人而谢绝了。

臧教授极聪明，却是视名利如浮云，对物质条件要求很低。他多数时候如弥勒佛般笑呵呵，大声说话，大声招呼人。直肠子而热情洋溢，乐于助人，事必亲恭不劳烦他人，毫无架子。他谈到一些人事物，激动的时候眼睛常是含着水光。臧教授在1999 年评科学院院士并进入最后阶段，然没有成功，他看得平常，说以后不选了。我感觉真菌学研究对臧教授而言不是顶了不起的事。他对于绘画、书法、集邮、石头收藏、唱戏、历史研究、打太极拳以及朋友交往似乎还更来劲。每到年节他就写一堆卡片、书信给国内、外朋友。我觉得臧教授更像是艺术家而不像科学家，如果走艺术或历史研究可能早就当上了院士。一次我问臧教授好友，著名的生物画家曾孝濂先生，对于臧教授书画的评论。曾先生有些含蓄，说臧教授的字比较稳定。臧教授的画有些文人画的味道，笔墨不大繁复，比较简单的表达形貌趣味，不太追求技巧及艺术成就，全然的忠于自己。他记忆极强，对于历史人物及事件说起来是如数家珍。多年来臧教授在《中国食用菌》写“菌物学家科海萍踪”专栏，介绍国际菌学家的生平事迹，一写就是两百多则，可见他对于人物观察之兴趣、广博与深入。

 

臧穆教授 2007 年于长春召开第八届海峡两岸真菌学术研讨会

 

臧教授急性子且动作快，当时使用的显微镜效果不佳，多孔菌并非其擅长，加上艺术家性格，发表樟芝新种时在一些特征描述上出了错误，引起之后樟芝学名使用的争议。由于他的樟芝新种发表符合植物命名法规的规定，模式标本是樟芝子实体，而且他当初描述错误处已得到修正与澄清。2010 年11月在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委员会真菌委员会的讨论中，支持樟芝学名须以他和苏庆华教授的发表学名为依据。2010 年 7 月我到昆明附近做野外工作，也去探望臧教授夫妇，是最后见到臧教授。当时他行走不便，几乎不出门了，主要在家工作。虽老矣，头脑还很清楚灵活。1990 年在芬兰时，一次下午茶，赖明洲教授宣布请臧教授夫妇编写《中国孢子植物辞典》，2011 年初我收到臧教授夫妇寄给我两本厚实内容丰富刚出版的书。他们完成了 20 年前的工作承诺，请我转交一本给赖教授夫人。赖教授几年前英年早逝，可惜未能见到此书出版。

未有不散的宴席！臧教授满腹的才情与历史故事，丰富的学、友交流终有停止之日，虽余音仍绕梁不已。臧教授的学识、豪迈、文艺、宽广、乐于助人与温暖力量，成为极具影响与感染力的人间经典。

 

            发布日期：2013-01-14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