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八九六四”30周年的一个纪念)
(按语:此篇在国内写于2019年8964三十周年之际,一直未能发布,今在海外首次发布。李英之,2024年5月31日)
今年是“8964”三十年,我的记忆中特别闪现出一些物与事,记在这里,算是一个纪念。
一封电报
这封电报是我在一本书中偶然发现的,显示是89年6月5号发出的,是从江苏涟水发到北大历史系的,发给我的。发电报的是我叔叔,电报内容说是我奶奶病危了,让我赶紧离京回江苏老家涟水。因为当时北京已经发生了六四惨案,全国全世界都知道。所有孩子在北京读书的京外的父母亲人都会非常担心焦急,我的叔叔也一样,于是拍了这样善意欺骗的电报,半年后我才知道实际上我奶奶并没有病危。但是20岁的我是一个太较真的人,根本就想不到这是“欺骗”,于是赶紧准备离京回江苏,我是6月8日晚上赶往北京火车站的,但是没走成,晚上骑自行车返回,后座还搭了一个北京理工大学的学生,似乎是88级的,在一个路口停下时我和戒严部队的战士发生了严重的口角,结果被带进就近的派出所抓了起来,收容审查半年后才出来。所以,这封电报这样一个偶然的事情实际上对于我的人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实际上就是因为八九年的积极参与,就是因为这半年的关押,青春时代所受的刺激太深了,导致我此后三十年的努力:推动六四平反,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这就是“苦难”的反弹,对很多人都是如此,似乎是个规律。如果没有这封电报,我留在学校又会发生什么呢?我的被抓导致我母亲和大姐夫从乌鲁木齐来北大寻我,当然不可能见到我。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们所住的北大43楼一楼的楼梯间那儿,堆着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电报,简直像一个小丘坡一样的,有一米多高吧。这都是全国各地的父母担心自己的孩子纷纷来电报催他们回家呢。
一本日记
我上大学的时候有记日记的习惯,这是初中的时候我的班主任王露斯老师教我养成的习惯,我还约略记得初一时我开始记日记时写下的那些最初的篇章的样子。这些年到处跑到处搬家,许多东西都丢在路上再也找不到了,但是很巧的,这本日记还在,恰恰是记载我89年1月份到6月份的大学生活的日记。这里面就记载了当时我参加八九年民主活动的一些情况,包括所行所遇、所思所想。日记的扉页上写着“救中国”三个字。我们那时候受的教育的确就是关心国家热爱国家啊,一直就是受这种教育,对我来说就更重些。
我前段时间在海外发表的《我在八九年》一文中就引用了不少这本日记中的内容。当时我在广场上绝食时也写了日记,是一个淡绿色的练习本,在学校商店里买的。这个本子在我6月中与戒严部队士兵发生口角被抓起来后就被他们搜走了,再也没有给我。我还记得当时去广场绝食时还带了几本书,好像包括《民主的危机》吧。
一个小葫芦
这个小葫芦呢,是我当时关在北京的看守所里请别人编的。看守所里流行编织这个东西,线就是用送进来的新袜子的,把袜子拆了。看守所里很多时间都是静坐,也不让随意看书,也出于无聊吧,突然间抓了那么多“暴徒”进来,大概各地都塞满了,我们一度还被转移到北京的某个中学的地下室关押,那正是暑期,学校没有学生,地下室热得要命。帮我编织这个小葫芦的也是个被抓的学生,叫章华,是外交学院的,他大概关押了5个月,后来我们几乎同时被释放的,他父亲是中国驻中东某国的大使。这个小葫芦上织了几个字:“1989,思鸿行远”,这字有两层意思,首先是期许自己如鸿鹄一样高飞远行。
一面未展开的布幅
2009年“八九六四”20周年的时候,我觉得总要有人好好表达一下的,以为纪念。我个人也很着急,开始我给北大88级的一个相识的学生打电话,说要去北大门口去大声呐喊:你们忘掉六四了吗?!后来我没去,想弄别的。这个同学说他徒步从北大走到了广场,算是纪念。最终我写了一个布幅,上面是“平反六四”四个大字,我准备带着这个布幅去天安门广场去展开。我应该是2009年6月4日那天中午以后去的,当时我给本系本级的一位同学打电话说了我正在去。他劝我不要这样做。那时我太太刚怀孕几个月,我是2008年10月结的婚。但是我还是去了,进入广场全都要安检的,警察检查了我的包里,只看到相机之类,但是那布幅折叠后就放在包后面的一个袋子里,拉开拉链就可以看到的,但是检查的警察就是没有去拉那个后袋的拉链,我也就进去了,如果他发现了呢?
我进去后,发现广场上道路以目,似乎人人眼神都不对劲,都等待着什么要发生,也或者是很多便衣。我想着把布幅展开,正对着国旗,但是谁能给这拍照呢,也许我还没有来得及掏出来,就被人上来按倒在地了。盘桓了两三个小时,我也没有掏出来,我大概是担心后果了。后来清场了,人们都离开了,我离开时遇见了几个年轻人,他们是居住在欧洲的华裔或留学生。我们一度遇见了外媒记者,但是错过了被采访,后来我们在附近的胡同将布幅展开了,还拍了照片。我为此事写了短文,题目大概是:2009年6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上一面未展开的横幅。此文发在海外多维网的我的博客上,但似乎没引起什么关注。
李英之, 20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