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on Musk 的 DOGE 调查揭露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令人震惊的腐败。但这只是 DOGE 工作的开始可以预见，未来还会有更惊人的发现。
去年，当我站在雅典的帕台农神庙前时对这座建筑奇迹的惊叹转瞬即逝, 想到了长城两者同样是统治者以国家之名对人民施加苦难的见证。曾经被认为是最先进的政治制度的雅典民主，最终陷入了帝国野心和内部腐败的泥潭，正如今天的美国现代西方民主的巅峰所经历的一样。
如果历史上曾有一个政府接近哲学上的理想国，那便是公元前 5 世纪伯里克利统治下的雅典。
在民主立法者梭伦（Solon）进行改革后，被誉为民主之父的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奠定了雅典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随后，在被称为民主捍卫者的伯里克利（Pericles）领导下，雅典民主达到巅峰，同时雅典成为当时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当时的雅典民主制度倡导公民参与、法律至上和公共问责，理论上这样的政府应当能抵御腐败。然而，即便是在民主的黄金时代，腐败和衰败依然不可避免。
伯里克利本人操纵了民主机制，以巩固自己的权力。他利用国家财政修建庞大的基建项目，如帕台农神庙，以提升雅典的国际地位，并增强自己在民众中的威望。他还挪用提洛同盟（本应是防御波斯的军事联盟）的资金，强行将雅典变成霸权国家，甚至镇压盟友，将整个城邦体系变成了帝国。最终，伯里克利的政策导致了雅典与斯巴达之间长达 27 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这场战争摧毁了雅典的民主制度。因此，当你站在宏伟的帕台农神庙前时，你不应只看到它的辉煌，还应看到它脚下掩埋的累累白骨。
如果说雅典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摇篮，那么美国便是其巅峰。美国宪法精心设计了制衡机制，以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然而，尽管有这些防腐机制，官僚主义、浪费和腐败依然不可避免地滋生。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原本是为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经济支持而设立的机构，但实际上已沦为政治操控的工具，并成为税款浪费和腐败的温床。
如果连美国西方民主的巅峰都无法避免腐败，那么政府本身是否不可避免地走向堕落？换句话说，所有政府是否在本质上都是坏的？
如果说民主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腐败的进程，那么专制政权则彻底被腐败吞噬。在这样的体制中，腐败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治理的基础。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领导层永远不受问责，政府将公民变成完全的服从者。更可怕的是，在专制政权下，人民甚至无法公开批评政府的腐败，任何异见都会被镇压。而在民主国家，尽管腐败存在，至少仍有揭露、批评和改革的可能。
政府的存在意味着强制性。正如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常识》（Common Sense）中所说：政府即使处于最好的状态，也不过是必要之恶；而在最坏的状态下，则是无法容忍的。 政府之所以能够运行，依赖于对法律执行、税收征收和军事力量的垄断。而这种垄断，使得掌权者天然具有利用权力为自身谋利的倾向。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 Machiavelli）在《君主论》（The Prince）中指出，统治者必须以维护自身权力为首要目标，而道德不过是政治手段的一部分。他的观点不仅是对统治术的指导，更是对政府本质的揭露治理本身就需要操控、欺骗和强制。
因此，政府的腐败并非偶然，而是其存在的逻辑结果。历史证明，即便是最完善的政府体系，比如古希腊的雅典或现代的美国，也无法逃脱这一命运。而专制国家的腐败更是制度化的，因为它们缺乏民主制衡，腐败反而成为了一种统治手段。
政府是一个悖论：它既是必要的，又是邪恶的。每一个政府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腐化、低效和自我服务。民主制度可能会延缓这一进程，而专制国家的腐败因缺乏制约，反而成为治理方式本身。
因此，我们只能得出一个不可回避的逻辑结论：政府在哲学上是天生败坏的。 它可能是必要之恶，但它绝不值得被信任。政府的权力越大，其腐败就越深。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对政府保持永远的警惕，推动透明度，并尽可能限制其权力。
一旦人们停止质疑政府，他们便已经成为它的奴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