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余孽正在渗透美利坚

  自查理·柯克在公众场合被当众枪杀的那一刻起，美国的命运似乎悄然偏航。原本这个号称世界“自由灯塔”“言论自由”的国家，正在以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方式，走上了一条熟悉得几乎令人作呕的老路——举报文化复兴了。

  这一次，不再是红卫兵高举毛语录冲进课堂，也不是宣传队敲锣打鼓抄家逼供。而是披着“政治正确”“社会正义”的外衣，裹挟在一封封“举报信”飞向国务院、FBI、校方的邮箱中。已经有人应言获罪，失业，遣返，驱逐。。。。。。导致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这种病态的快感、对正义的狂热迷恋，让我仿佛看到了似曾相识的“文革年代”。那是一个孩子可以举报父母的时代，是老师可以因一句“走资派”被斗到跳楼的时代，是邻居之间彼此出卖、夫妻互相揭发、而所有人都以“举报”作为道德制高点的年代。

  而今天，轮到美国来体验这一切。

  最让我震惊的，是这波举报热潮中，华人群体正成为其中最积极、最专业、最“得心应手”的一支队伍。毕竟，血液里的那点“斗争经验”似乎并未随着出国而清除干净。

  最近，最出名的是某位远在澳洲的博主，竟然以手握“正义之剑”的姿态，公开举报一位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华人博主所表达对查理遇刺的不同看法。而观众弹幕却满是叫好之声，“举报得好”“早就看他不顺眼了”——颇有当年“今天我揭发父亲”的悲壮与得意。

  他们或许不明白，也许明白但不在乎，这种“举报癖”从来不是出于正义，而是一种深植于骨子里的仇恨、自卑与控制欲。他们举报的，不是“错误”，而是“自己无法容忍的他者”。

  我为什么如此反感举报？并不是因为我站在“被举报者”的位置，而是因为童年时那一次被“最好的朋友”出卖的记忆。从此，在我的认知里举报就是出卖。

  小学时，我和他是形影不离的朋友。某次午休玩得太投入，下午上课压着上课铃声跑入学校。到教室，恰逢老师不在，班里还乱哄哄的，班长也没记录。那学期末，我是班里唯一没有迟到过的学生。老师表扬了我，还准备给我颁发“全勤奖”。

  可就在这时，我的好朋友举手发言：“老师，他迟到过一次，哪天哪天中午……”他如数家珍，准确报出了时间、情节，还顺带拖下了班长。

  那一刻，我是懵的。我没有为自己辩解，只是看着他，一脸坚定又“正义”的神情，仿佛他成了《少先队员行为规范》的化身。而我，则成了个没有诚信的“不良少年”。

  奖状没了，老师训斥了我，甚至连累了班长。我失去了对朋友的信任，从那以后，对任何人都开始保持距离（这个世界上，只有越亲近你的人，才越会出卖你）。

  这一切，只因为一个小小的举报。

  很多人以为，举报是一种“公民责任”，是对错误的矫正。但他们忽略了一件事：举报，是不经过对话、不经程序、不讲情面的单方面“制裁”。

  在举报的语境中，没有申辩，没有澄清，只有审判和定罪。它是道德暴力的工具，是“权力感”的毒品，是在没有法庭的情况下完成处刑的“私刑”。

  今天的美国，正在沉迷这种没有法律程序、没有理性讨论的“道德私刑”。

  它摧毁的不仅是被举报者的名誉、职业、身份，更在慢慢腐蚀整个社会最宝贵的信任。

  当一个社会以举报为荣，它离全面崩塌就不远了。因为再没有人愿意说真话，没有人敢表达异议。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怀疑彼此，躲在屏幕后密谋“正义”。

  当举报成为风尚，自由就注定成为笑话。

  正如那位举报我的童年朋友——他在剥夺我荣誉的同时，也失去了我这个朋友。

  而美国，正在剥夺她自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