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草民的自留地

有文学有美术有音乐,不全是都是我的作品,还有我亲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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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组合论 第二章 命运环境论 第三节

(2023-12-03 09:30:50) 下一个

人是时间的产物,存在于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段落里。或者说,每个人都生存于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人文环境之中。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与社会中每个人的生存状态都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上说,人的命运又是社会人文环境的产物。人们通过各类主观活动能动地作用于社会,而又受到社会运行各类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命运因此自然具有浓厚的社会特征、时代特征。

人们常说,时势造就英雄。时势是什么?就是格局,就是态势,就是特定的时间段所具有的社会客观形势。如社会变革、朝代更替、战争爆发、社会动荡等等。在旧的时代的利益格局下,一个人的命运可能是固定的,卑贱的,永远无法得到某些东西,永远无法改变自身现有的生存状态。我国汉代开国皇帝刘邦、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都是典型的时势造就的历史英雄人物。如果不是秦失其鹿,天下反秦之势汹汹如潮的话,刘邦这个沛县的小吏,如何能够拉起一支队伍,逐鹿中原?朱元璋本是一个要饭的叫花子,还曾做过和尚,如果不是元末政治腐败,民族矛盾对立严重,各地反元斗争空前激烈的话,朱元璋就没有机会参加起义军,更不可能成为起义军领袖,最终推翻元朝统治,开创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三国演义》中的刘备,虽是中山靖王之后,正宗汉室“血统”,但无奈家道衰落,只得编织草席为生,尽管志存高远,也苦于无门崛起。恰逢黄巾军起义作乱,朝廷张榜征兵。刘备面对榜文长吁短叹之时,来了豹头环眼的黑大汉张飞,又来了枣红脸丹凤眼的美男关羽,三人搭话,相见恨晚,于是在张飞家的桃园敬香盟誓,结为兄弟,并共同组建了一支小队伍。经过几年的打拼,刘备之军虽然颇有气象,但仍然很弱小。经徐庶举荐,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在决定出山之时,透彻地向刘备分析了天下大势,确立了先取荆州为本,后取西川建国,北拒曹操,东联孙吴,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再图中原的战略构想。刘备在诸葛亮的帮助下,顺应天下大势,夺取西蜀五十四州,建立蜀汉政权,三分天下取其一。可见,刘备也是一个因时势造就的历史英雄人物。

时势造化弄人。它可以助人乘势而起,如大鹏之展翅,直上云霄九重,展现英雄的命运光辉;它也可以似泰山压顶,将某些看似强大的人物,挤压成粉末,落一个凄惨惨的命运结局。“苦命皇帝”崇桢,就是被大势所毁灭的一个大人物。崇桢皇帝朱由检,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他十七岁登基,当时国家内外交困,风雨飘摇。外有清军的侵扰和觊觎,内有全国性的大饥荒,以及各地饥民的揭竿而起,而给明朝以致命打击的,是李自成部和张献忠部的起义造反。崇桢皇帝在位17年,曾立志复兴国家,梦想做一代明君,他的确做到了旰食宵衣,兢兢业业。他的勤奋简直可以评定为帝王中的楷模。但是,他却生不逢时,在一个错误的时期被推上帝位。时代给予他特殊的身份,却没有给予他强健的体魄和坚毅的性格。历史为他提供了舞台,却是一个摇摇欲坠、无法一展身手的舞台。积重难返的国势和日益加深的危机,使得一度踌躇满志的他难以振作精神,生性多疑和刚愎自用的个性使他注定无法演绎中兴之君的梦想。公元1644年3月18日晚,在大顺军攻城的炮声中,崇桢皇帝与贴身太监王承恩吊死在煤山寿皇亭旁的树上。崇桢之死,标志着明王朝的灭亡,也标志着崇桢悲惨命运的落幕。著名明清史专家孟森在他的《明史讲义》中曾经这样评价崇桢皇帝:“思宗(即崇桢皇帝)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以矣。”可见,明朝之亡,非崇桢一人之亡;崇桢之死,非崇桢自身一己之因而死。明朝之亡,崇桢之死,乃天下大势使然。

有道是,时代朝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袁世凯的最终命运结局,也十分典型地证明了逆大势而行的悲惨下场。袁世凯是历史上的一位大人物,北洋军阀头子,满清末年内阁总理大臣,掌握了清政府差不多全部的权力。当时南北议和,袁世凯表示愿意顺从民意,推翻帝制,拥护共和,从而登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可是,袁世凯坐稳总统宝座之后,竟以一国总统之权威,巧设机谋,费尽心机,登基做“洪宪皇帝”,结果全国共讨,万人痛骂,短短的83天就呜呼哀哉,一命归西。个人的力量无论如何强大,与整个社会比较起来,都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犹如大海浪尖上的一片树叶。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经历了几个重要时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如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1968年的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以及1977年的恢复高考。这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给全国广大百姓的命运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普遍的。1957年的反右运动,有50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戴上“帽子”,开始了各自痛苦的人生。有的坐牢判刑,有的被遣送到偏远地区的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也有的由机关、学校、医院等下放到农村工厂,由群众监督劳动。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的五十年代,这批知识分子无疑是国家的精英,有文化有知识有思想,假如没有这场反右派运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将成为各个领域的佼佼者,他们的人生历程将是一片光明与美好,命运肯定比一般人要好得多。可是,这场反右派运动,由于他们的直言,由于他们的冲动,也由于别的一些什么原因,他们的命运一下子从云端掉到泥潭里,受他们影响和牵连的还有他们的妻儿父母,亲朋好友。这里面演绎的苦难人生,可谓千姿百态: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老父床上奄奄待毙,幼儿流落街头……后来的影视作品、文艺作品和许多回忆性文章,都作了真实的描述与诉说。老刘是1951年的大学毕业生,据说解放前还是学校共产党组织的外围成员,这一点一直未得到证实。老刘大学毕业后,不知道怎么弄的被分配到一家国有大型企业,做的是写写画画的宣传工作。他不满意这份工作,加之为人耿直,也有点自傲,与周围同事的关系不够好,与领导也有不少矛盾。在19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他表现很积极,既大鸣又大放,还写大字报,言辞颇为尖锐。这里面既有怨恨情绪的发泄,也有真诚帮助党组织克服缺点的意思表示。运动后期,风向突变,各级党组织开始布置抓右派,老刘第一个被定为右派。老刘的人生轨迹由此彻底改变了。这天,他正要举行婚礼,突然来了一群保卫干部,将他带到会议室,宣布他为右派分子,并对他的右派言行进行揭露与批斗。他不服,甚至愤怒地争辩质问,结果招来一顿拳脚,破了头皮,断了肋骨。晚上,他拖着疼痛的身体,独自躺在床上,望着窗玻璃上的红喜字,手里拿着一张纸,那是与他领了结婚证尚未入洞房的妻子写的告别留言,心中的忿恨与不平,疑惑与无奈,如潮水般汹汹而来。老刘由于不配合不认错,在单位被批斗了好多次,身上留下的伤疤数不胜数。他被打成右派后,首先受连累的是他那位在公安局做政治保卫干部的弟弟,他弟弟是党员,是单位培养的干部苗子,本来已内定为政保科副科长。他的事出来后,弟弟的副科长告吹了,而且公安系统也不能呆,被调到商业部门当了一名普通干部。他的父亲知道了两个儿子的事情,急火攻心,血冲脑顶,口吐白沫而亡。老刘成了右派,办公室不能坐了,被安排到猪场喂猪。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批斗“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愈演愈烈。文革前期,工厂里隔三岔五就是一场批斗会,十场批斗会七八场有他,甚至经常由陪斗变为主斗对象。有一次批判会,有人检举揭发,说他经常偷偷地在猪栏里记变天账,还经常买报纸看,窥探方向,寻找机会,企图变天翻案。他反驳说,没有变天账,所记的都是养猪的一些体会。这一下人群激愤,检举者和另外几个冲上台来的群众,一齐动手,将他一顿暴打。他倒在地上,流了好多血,满口的牙齿全打脱了。从此,他只能吃稀的和软的食物,凡是需要咀嚼的东西,一概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环境的逐步改善,右派分批摘帽平反,老刘是最后一批摘帽平反的人。平反后的老刘已经五十多岁了,身体状况也不好,单位将他从猪场调到工会,管理图书报刊,直到退休。他终身未娶,非不为也,实不能也,谁愿意嫁给他这样的右派分子?他没有子女后代,弟弟和侄儿侄女们也不愿意与他往来,都说他是毛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六十七岁那年,老刘孤苦地走完了一生。

1966年至1976年发生在我国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与动乱。这个非常时期,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命运,也纷纷发生了非常态的变化。各级各地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被打倒,许多身经百战的老革命、老干部从高位上被拉下来,戴高帽,进牛棚,遭批斗,挂牌游街,身陷囹圄,甚至死于非命。曾经战功卓著、赫赫有名的贺龙元帅也不能幸免于难。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含冤蒙屈,竟无处诉说,无处申辩,任人宰割,饱受非人折磨,凄凉弃世。在遗体焚烧场上,连个真实的姓名也没有。人生如此谢幕,命运给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伟人,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在那个非常的年代,人斗人,人整人,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兄弟为敌,如此种种之怪状,随处可见。在那个政治混乱,思想狂热,法纪废弛的岁月,人身安全也难以得到保障,各种荒唐的悲剧惨案轮番上演。例如,1967年8月初,广州城突然掀起一股打“劳改犯”的热潮,使广州市民陷入“红色恐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对于这股潮流,当事人和受害人至今还噤若寒蝉。据2013年4月22日《文萃报》转载的文章称,进入1967年夏季,武斗正酣的广州街头忽然传出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说是粤北“劳改犯”大暴动,将会很快前来洗劫广州城。消息传开之后,广州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广州公检法机关也是一片大乱,仅8月6日,公检法机关就多次受到冲击。8月8日,传闻市郊茶头一个农场的“劳改犯”500多人走掉400多。最权威的是《广州地方志》记载,8月10日,市收容遣送站放走84名收容人员和拒收樟木头收容所送来的两车共83名偷渡人员。之后,“释放劳改犯”的谣言不胫而走。据广州一位居民回忆:“当时,一德路商铺林立,由于害怕被洗劫,在顶层用杉木搭起天梯,互相联通联防,成了广州怪异一景。”此时,“不管什么人,打了再算”,“打死都不出声”,“劳改犯打死活该”等论调大行其道,形成一个“劳改犯就该人人喊打”的氛围。但若不是劳改犯呢?照打!谁也没有想到群众的思维已经落入危险的陷阱之中。有人于1995年开始调查,找到可能是第一例被杀害的人。文章这样记述死者家属的控诉:我哥“文革”前是广州七中的毕业生,本来他初中、高中的各科成绩一直很好,还特别喜欢唐诗宋词。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哥哥当时不可能被录取上大学。他那时想得多,精神渐渐不正常了。那天晚上,我哥吃完饭像往常一样去散步,谁也没有料到一夜未回。当时到处都搞“街道联防”,街街巷巷安了闸,晚上见生人过就打锣、追杀。全家人在焦急不安中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出去找人的父亲回来说,见到我哥在东山口一路车总站,被吊死在电线杆上。并且不是由我们收尸的,是政府处理,没有骨灰。广州培英中学一位教师回忆起另一个事实:“1967年8月12日早上,我从惠福路家里出来,走珠海中路到西门口,乘19路公交汽车返白鹤洞学校。上车之前,发现这路段有一个吊尸,上车后,沿路看得就多了,中山七路、中山八路,过珠江大桥、芳村……一直到白鹤洞,仅是从车上一侧(人多挡住,看不见另一侧),就数出10具尸体。那个年头,人们对“阶级敌人”充满了“阶级仇恨”。“劳改犯”属于“阶级敌人”,逮住就往死里打,毫不手软。好好的一个人,有人叫一句“这是劳改犯”,立刻就会有一帮人围上去,用木棍、铁管甚至用枪去消灭他。从人们的回忆看出,许多死者都是平民百姓,并不是劳改犯,而且就是广州市居民。事后,广州“红警司”曾组织公安刑警和中学生,分两拨点数各地的尸体,得出180多和190多这两个接近的数字,应该比较有参考价值。实际上到底有没有劳改犯逃脱这回事,谁也没有得出结论,成为“文革”时期的一宗悬案。

社会的不理性或非正常化状态,往往是思想狂热的杰作。在那种岁月里,仿佛一脚踏入了虚幻离奇的洞穴,所经所历,在今天看来却是那样的不可思议。“出身压死人”,“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或近亲属,被打入“另册”,剥夺了平等的政治权利,无法正常主张自己的命运。不少有才华有思想的无辜青年,在争取应得的政治权利的过程中,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潭。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阶级歧视现象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文革”兴起之初,一曲《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歌曲,把这种歧视更是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文革”时期因写《出身论》而在青年中引起强烈震动,最终也因此而遭枪决的遇罗克的遭遇,在当时出身不好的青年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遇罗克的父亲原是水利电力部华北电力总局的工程师,母亲是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私方副厂长,1957年双双被划为右派,当时遇罗克十五岁,他的操行一下子就从“优”变成了“中”。1960年夏天,遇罗克高中毕业,虽然他的文理两科成绩在班级和年级里是拔尖的,报考志愿时他还是只敢填报地质专业,以为报考这个冷门也许比较容易用优异的成绩掩盖父母的政治问题。结果,他还是榜上无名。后来有人查看了教育部存档的成绩单,证实他考得确实很好,但因家庭问题而未予录取。遇罗克此时家境已十分困难,父亲去劳改,剩下一家六口,全凭母亲几十元钱的工资度日。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也为了更好地锻炼自己,就响应号召,自愿上山下乡,成为北京市最早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之一。在生产劳动之余,他同几个境遇相似的伙伴刻苦攻读,此时他对自己的前程,还抱有些许幻想,“少年幸遇读书风”,就是他那时写下的诗句。1962年,大学扩大招生的消息传来,他和伙伴们非常振奋,以为作为社会青年去报考,就不会再有人作梗。他积极报考,考后觉得很有把握,不料又是名落孙山。这时,传来蒋介石企图反攻大陆的消息,征兵开始了,他又立刻报名,“大学不要,我们上前线去,战斗会证明我们有一颗赤子之心!”然而,他们连检查身体的资格也得不到。新打击落在旧伤口上,使他倍觉疼痛和惶惑。1964年初,他因病离开农村。两个月后,他被分配到科技情报所做翻译资料的合同工,后来又到一个小学代课,始终未能得到一个固定职业。无论他付出什么样的努力,表现出多么出色的能力,但没有人敢要一个右派的儿子。正是因为多年来为出身问题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使他在“文革”时大胆写出了令人振聋发聩的《出身论》。这篇文章发表在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的创刊号上,这份报纸只出了这一期就停刊了。文章开宗明义就提到出身对青年造成的伤害:“特别是所谓黑五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的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文章提到,每年大学招生完毕,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受优待,不少大学还设立“贫协”一类组织,与团组织并列。文中说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用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历年积淀下来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文中敢于公开大胆地宣称,盛行一时的那副著名的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是真理,而是绝对的错误。他说,它的错误在于,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而实际上,社会影响也罢,家庭影响也好,都是外因,而人是能够选择自己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唯家庭出身,强调血统,这貌似立场鲜明,貌似有阶级观点,其实,这是阶级偏见。“按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当时关于阶级政策,最权威的解释是:“一我们有成分论,二不唯成分论,三重在政治表现。”甚至不少高级领导人谈到出身问题时,也以这段话教导青年。遇罗克却指出,这是不看对象,是把背叛本阶级的个别分子讲的话,用在这些分子的子女身上了。而成分和出身,却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哪里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其次,他提出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他揭穿了当时最流行的“既看出身,也看表现”这一观点的虚伪,他说:“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究竟一个人所受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表现好的,影响就好;表现不好的,影响就不好。这和出身毫无牵涉。”在中国整个社会将阶级斗争之弦绷得紧而又紧、官方媒介反复强调不同阶级之间不仅谈不上什么平等和爱,甚至也绝不能存有一丝调和和温存的时候,他却敢于公开宣称:人的政治权利,应该是平等的。这实在是太超前了!然而,这也正是这篇文章的真正价值所在。至今读来,仍让人对他思想的深刻、批判锋芒的尖锐感佩不已;而文章中声声血泪的控诉,尤令人感到不平和沉重。遇罗克为自己这篇思想解放宣言而遭逮捕,并被枪决,付出了所能付出的最沉重的代价:生命,以及全家被株连。

“文革”是一个特定的混乱年代,也是思想专制最严酷的时期。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物质和精神都极度匮乏的中国大地上,流传着一种故事梗概完全相同而文字长短不一的读物,被称之为手抄本。影响最大的有两本,一本是描写归国科学家的爱情故事《归来》,另一本则是淫秽读物《少女之心》。《归来》的作者是湖南长沙人张扬,他于1963年根据真实故事写成了一本描写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初稿,小说主人公苏冠兰的原型就是自己的舅舅。这部感动了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国人的手抄本小说,与其作者张扬的命运,紧紧地捆在一起,几经磨难,履死地而后生。从小说的初稿《浪花》到《香山叶正红》再到《归来》,小说三易其名,历经十几稿,张扬也从一名中学生成为一位知识青年。1965年,张扬插队到湖南省浏阳县的中岳公社。在劳作之余,在乡村的土屋里,张扬怀着对文学的热情不断修改着小说,直到1970年第一次入狱,才不得不停下来。那时,张扬因为对“文化大革命”提出怀疑,跟浏阳一中的一个红卫兵小将在通信里头说了一些黑话,什么“要砍倒那淋漓的偶像”,“识破蒙太尼里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红衣大主教”,其实很明显都是指向林彪及彻底否定“文革”的。后来这个红卫兵小将被捕,抄他的家时发现了张扬的信。张扬因此被抓,作为反革命送进浏阳的看守所。后来林彪叛国逃跑摔死了,张扬就承认通信里恶毒攻击的就是林彪。由于情势所变,1972年底,张扬被释放了,回到原来的乡村土屋,继续埋头改写小说。他竟不知情的是,这部小说初稿经他弟弟的手已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在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书名,《氢弹之母》、《归来》、《归国》等等,其中有一本流传到北京,是一位工人从湖南衡阳带过去的,没有封面,也不知道叫什么书名,他看完以后,就做了一个封面,取名《第二次握手》。结果以北京为辐射点向全国扩散的时候,书名基本上都叫《第二次握手》。在当时“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风声中,张扬在小说中对周恩来的赞颂,引起了姚文元的注意。姚文元在电话里做了这样的指示: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不是一本一般的坏书,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是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就这样,在大人物的关注下,1975年1月,张扬“落网”,被关进长沙某监狱,被内定为死刑。在狱中,张扬认定自己的小说是歌颂真善美的,自己是无罪的,不断地给有关部门写信申诉。在多次申诉未果之后,绝食是张扬狱中斗争的一部分,身体成了文字以外的又一件斗争工具,两次绝食,最长的一次竟达十四天之久。1978年,中国结束了“文革”动乱,全面平反冤假错案,该案平反获得了胡耀邦的支持。1979年1月18日,时年三十五岁的张扬终获释放。四年的牢狱之苦使得他的身体状况到了崩溃的边缘,体重不到四十公斤。可为了《第二次握手》的公开出版,张扬在北京结核病医院的病床上支起小书桌,短短的五十多天,完成了二十五万字的定稿。1979年7月22日,《第二次握手》终于由手抄本变成沉甸甸的铅字,在北京王府井书店首发。这本书累计印数达四百三十万册,至今居新时期以来我国当代长篇小说发行量的首位。三天后,《人民日报》为小说的出版发表了题为《正义得到伸张,冤案得到平反》的文章。

遇罗克和《出身论》,张扬和《第二次握手》,其命运的遭逢际遇,令人唏嘘感叹不已。时代的大起大落,带给芸芸众生的是大灾大难、大悲大喜。时代风云变幻这只无形的手,又常常是那样的强硬,使人无法抵御它的捉弄,身不由己,命也不能由己。

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特定时代的社会大背景而自主作为。在那所谓革命的年代,同时也是封闭的年代,形成了一个独特命运形态的群体——“老三届”(即1966年、1967年、1968年初高中毕业生),老三届这个命运独特的群体,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他们的成长经历大致相似,生命底色大抵相同,头上顶的是同样的太阳,嘴里唱的都是同样的歌曲,心中秉承的都是同样的意志,血管里流淌的都是同样的鲜血,可就是每个人都不知道,命运会在何时把自己遣送何方。对于老三届人来说,不可能理解,不可能选择,不可能超越的东西太多了。反过来,历史又要他们用命运去承负过重的责任。这的确是一个残酷的事实。1968年掀起的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了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的命运。老三届毕业生,怀抱单纯的热情理想,落藉到中国社会最底层,历经各种磨难,使他们不仅深入了解了中国广大乡村和农民的真实情况,还体会到社会人生的诸般严酷世相,从而形成一个独特群体的独特个性,以及一个独特的共名——“知青”。知青的命运,就像一杯定额分配的苦酒,喝与不喝,都由不得自己,“上山下乡”运动已成为不可选择的现实。这场前后历时10年的知青运动,共有2000万人卷入其中,若按家庭计算,估计约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城镇家庭受到波及。

老三届那代人有着浓厚的“生不逢时”的味道,出生在激烈变革的1949年前后,那时他们的妈妈们可不会像今天的准妈妈们,还懂得保胎期及胎教之类;到了十来岁长身体时,遇上三年自然灾害,缺吃少穿,身体发育受损;到了该上大学的岁数,又碰到“文革”和“上山下乡”,学历因上帝的笔误和历史轨迹的偏差,被定格在初中、高中,虽然后来的高考恢复以及“电大”、“自考”等,改写了一些人的学历,但所占比例很小;好不容易“文革”噩梦结束,又集中面临返城、考大学、找工作、找住房、找对象、结婚生子,然后,还要为今天已和当年自己同样年龄的儿女考大学、找工作操心,等一切奋斗得差不多了,也到了该下岗回家的年龄。他们那一代人的最可悲处,就在于人生的每个年龄段,都不能做那个年龄段应该做的事情。时空断代,人生错位。至今,几乎每个人内心深处都留有各自在那段历史时期的抱撼和隐痛,一些人谈起,还会对当时被裹挟在社会剧烈的变动中,被强行拿走自己的未来而心有不平。如果把老三届这个群体放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观察,明显感受到他们的整体命运始终伴随中国现代政治而跌宕起伏。几乎每次社会大动荡,他们都成为主要载体,或者说是主要的牺牲品,凸显出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所大学中的实验班角色。如果把他们这个群体放到同时代的国际社会中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整体经历不仅绝无仅有,而且具有不可复制性。他们是在国际社会都在向都市化发展迈进中,主导了一场反历史前进方向的社会大迁徙。上山下乡是这代人并不幸运的历史,但这一难忘的经历磨砺与奠定了他们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品质,使他们成为社会人生经验最丰富,从而精神世界也相当丰富的一代人。甚至,许多不能写进教科书里的人生哲理也由特殊的生活经历教会了他们。因此,上山下乡多少弥补了他们所受教育的不足。他们的偏执狂热,在那些偏僻乡村,在那些贫穷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中间逐渐冷却下来。他们的人格缺陷,也是在那种严酷艰苦的环境中,多少得到一些纠正和改变。并不是说贫下中农比知青更先进、更文明,而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越是偏远的乡村,其遭受政治风浪的波及就越少;那里人们的生活也越正常、越接近人生的自然常态,这是扭曲的时代才特有的扭曲的纠正方法。所以,“接受再教育”的历程,造就了共和国历史上这一代人的特殊性格和优良品质:即不贪婪、不谗佞,更不会因一己之私利而背叛自己坦荡做人的初衷。然而,无论如何,老三届这一代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如果用代与代之间做比较,他们是受害最深的一代人。一位学者曾这样分析评价:他们在了解国情、了解基层和个人意志品质锻炼方面确有一定的优势,然而为此“得”付出的诸多代价中最沉重的莫过于青春的逝去和知识结构的欠缺。此一“失”终生难以弥补。这代人中每位佼佼者身后被埋没的同龄人的基数比任何一代都高,换句话说,这是淘汰率最高的一代,被淘汰者并非完全因为他们无能,很多是出于历史的阴差阳错。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历史进程的改变,往往也改变着千百万人的命运。我国1977年恢复高考的伟大决定,影响和改变了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给1966年以来的3000多万初、高中毕业生带来了命运的惊喜与希望。1977年8月4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全国科技、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决定恢复高考。文件规定招生对象为: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岁,未婚。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出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以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1977年底,全国570多万人报考,录取23.7万人,录取率百分之四点八。1978年7月,618万名考生参加高考,录取了42.7万人。据统计,全国高校77、78、79三届共招生88万余人。这88万人统统被人们称为含有特殊意义的“新三级”。这些由老三届变为新三级的大学生们,人生意义非同寻常,他们是绝处逢生的一批苦命儿,是人生道路上浮出水面的幸运儿。从此,他们出人头地,毕业后很多人官运亨通、财运亨通、学(术)运亨通,真应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古话了。据张晓霞所著《中国高层智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披露,影响当今中国发展进程的“京城四少”(即四位中青年经济学家),除钟朋荣外,魏杰、樊纲、刘伟都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大学生。魏杰生于1952年10月,是一位极普通的农家子弟。1977年,魏杰考取了西北大学管理学院(或称经济系),两年后参加了研究生考试,被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招至麾下,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留西北大学任教。1984年底,魏杰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博士生,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的门徒。1988年,魏杰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并破格晋升为经济学副教授;1990年破格晋升为教授,调任经济系担任系主任;1991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樊纲1954年出生于北京,上大学前是一名上山下乡知青。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樊纲考取河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又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经济学硕士;硕士毕业后被公派美国国民经济研究院及哈佛大学作访问研究;回国后,1988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93年成为博士生导师。樊纲现担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经济研究》杂志主编。樊纲在经济学研究领域著作颇丰,观点又往往有惊人之处,再加上他年龄的优势以及他所担任的职务的重要性,所以被视为经济学界的一颗新星,一匹惊世骇俗的经济学“黑马”。刘伟生于1957年,是军人的后代。刘伟当年填写报考志愿时,并没有想到会考上北京大学经济系,甚至连经济系到底是学什么,都不太清楚。从中国恢复高考制度的首届大学生,到1992年成为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1994年成为北京大学及全国最年轻的博导、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前后花了十七年的时间。短短十几年就已获得学术最高职称及荣誉,达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需要奋斗终生才能实现的目标。刘伟及其一代学人,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专业人才,在现行体制不变的条件下,会长期受到政府的扶植和关照。鸿运当头,命途灿烂。因为这一代经济学家,本身就是经济改革的成果象征,同时,也是一定发展阶段的既得利益者群体。

时至今日,许多“新三级”的学子们,在登上学术或事业的一定高度后,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忆及当年,感恩高考制度恢复这个伟大的历史机遇,庆幸自己的人生命运因此而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从而能够领略人生的许多良辰与美景。每每回忆,这些人都会百感交集,豪情澎湃,沉浸在昨日脱离苦海的幸运和这之后成为社会名流的辉煌中。这一切,都因为一个上大学让他们自己有了天壤之别的变化。“新三级”这个群体是辉煌的,他们填补了“文革”后的知识分子青黄不接的空白,也因为恢复高考的幸运,成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期人才短缺的应急力量,以至于在这之后成了社会中坚力量。

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在非正常的社会人文环境之中,芸芸众生,不论是普通百姓,还是上层精英分子,大多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走向,掌握自己的命运状态,甚至无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包括干什么,不干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不少人对那一段被选择的人生经历,至今仍有一番复杂滋味在心头。曾被打成“右派”的那批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基本如此。“老三届”那个群体,大多亦如此。还有哪些树为各种典型的先进人物,以及各领域的拔尖人物,他们的身上也有很多被选择的鲜红印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全国著名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典型邢燕子,1958年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组织“燕子突击队”。1960年,《河北日报》、《人民日报》报道了邢燕子生产自救的事迹,全国形成规模浩大的学习邢燕子的热潮。毛泽东主席5次、周恩来总理13次接见过她。她先后当选为共青团九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执行主席,中共九大代表,中共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三大代表。邢燕子现在的家在天津北辰区,客厅陈设简单,墙上悬挂的放大的老照片格外惹眼。这些照片记录了年轻的邢燕子受到毛主席、周恩来总理接见的光荣时刻。邢燕子说:“我这一生,就跟说笑话似的,一会这样一会儿那样,全是急转弯。我没想出名,却出名了,还闹到中央去了;我没想当官,却有了一大堆职务;可是等我想继续革命工作的时候,却突然什么也不让我干了……你说是笑话不是?”邢燕子的一生都是被党选择的,无论经历多大的政治风波,从来没有违背过党的意志。邢燕子最早从天津回乡,目的很简单,就是“回老家跟爷爷作伴”。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然成为一个全国知名人物,成为一个时代的偶像。她所在的天津市宝坻县大钟庄公社司家庄大队是个穷队,村里劳动力少,为了解放妇女劳动力,她先是办了个幼儿园,后来干脆带着女团员组成了“燕子突击队”。“燕子突击队”很快从7个人扩大到16个人,这样一来,妇女就在这个村干起来了。邢燕子带着突击队冬天砸开三尺厚的冰窟窿结网打鱼,晚上搞生活自救打苇帘子,三个月就给村里挣了3600多元钱。那是1960年,正值农村最困难的年头,许多回乡知识青年与农民纷纷流入城市躲避饥荒,国家正需要树立一个“发奋图强,扎根农村,大办农业”的青年典型。邢燕子的事迹被发现后,立刻在全国造成一个空前的宣传声势,各大报刊、电台纷纷报道,邢燕子还被邀请到福建前线和各地学校作报告。郭沫若专门为邢燕子写了首题为《邢燕子歌》的诗。“一出名来信的就多了,成麻袋成麻袋地装。”这些信里自然有不少表达爱慕之情的,其中不少还是部队的干部。这下惊动了当地领导。要知道,邢燕子是扎根农村的典型,万一她要对外面的人动了心,离开了农村,那影响可大了!“党对我的婚事就开始重视了,特意从唐山地区调来一个副书记,专门对我加强培养。最后替我选了村里的生产小队长王学芝。”王学芝是村里的困难户,兄弟四个,家里只有四间房,但他1956年就入党了,是个老党员,思想好,政治可靠,是“党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可邢燕子不同意,不是嫌他家穷,而是觉得对方年龄太大了。“他岁数比我大六七岁呢”。可爷爷喜欢。爷爷认为王学芝老实厚道,将来不会出问题。“我听党的话,也听爷爷的话,我就这么着同意了”。那些年,邢燕子的名气越来越大,职务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从村、公社、县、市到省,从妇联、共青团到贫代会,大大小小16个职务,“经常半夜三更从被窝里掏出来去开会。”后来邢燕子反映到周总理那里,说每天开会脱离群众,才让她只保留了上一职(天津市委书记)、下一职(司家庄村委书记)。丈夫一个人在家不会做饭,熬的咸粥就着馍馍吃都咸。孩子出生以后,他又承担起了原本该是妈妈的任务。“我们两人从结婚到现在从来也没吵过一次嘴,可是也没说过贴心话,更不像一般的夫妻那样一起去逛个马路什么的,看电视也是这些日子才看到一块儿。”两个人都内向,不爱表达,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邢燕子头几十年太忙了,先是没有机会说,后来是习惯不说了。她感叹自己这一辈子“值”,却分明又透着些隐痛。她最受不了的是有一刊物介绍她是“文革干部”,她说自己是1960年出来的,和“文化大革命”没有什么关系。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她受到巨大的冲击。在一个闷热的小屋里被关了一个月,接受清查,要她说明和“四人帮”的牵连。让她做检讨的时候,她拒绝了:“要从‘文化大革命’说起我说不着,因为我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皇派,批刘少奇那也是统一安排,我有什么可检讨的呢?我是共产党员,是老老实实带着群众劳动的,没有停过一天生产去造反闹事,天天在地里拉沙、治碱、弄庄稼、搞绿化,干活吃苦有什么错?”那些日子里,邢燕子被贴了无数的大字报,她伤心得吃不下饭,关在屋子里哭。而这些委屈她没有和任何人谈起过,直到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说了一句话:“邢燕子是党培养起来的,不是‘四人帮’培养的。”她的问题才算清楚了。1981年,四十多岁的她突然被调到一个知青农场。那是一个生活条件比她的村庄更差的地方,杂草丛生,蚊子成群,虽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职务,她仍然要去拾柴打井挑水,去养猪场干活。1983年,她被解除了天津市市委书记的职务,1987年又被解除了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的职务,1989年党的十三大召开,新的中央委员与候补中央委员名单里也没有她的名字。此时邢燕子已经明白,自己的历史使命从此结束了。邢燕子真正退休是在2001年,退休前的岗位是北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一切听党的,党需要当就当,党不需要当就不当。”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人们有着不同的命运状况。处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背景之中,他们的命运底色大致相似,但他们的命运境遇及状态,则各有不同,甚至也有天上地下之差。这里有个能否“识时务”的问题。所谓“识时务”,就是了解形势动态,顺从时代洪流,适应变革或正在变革的社会环境。“识时务者为俊杰”,自古以来备爱追捧与推崇,成为能否建功立业开创人生命运新天地的头等才智。事实上,命运格局恢宏,命途通达顺畅的人,十有八九都是“识时务”的高手;那些命途多舛,命运格局糟糕的人,在变化了的时代和社会环境面前,往往表现得麻木不仁,甚至是与之相对抗。以1977年恢复高考为例,作一简单剖析。据统计,当时全国有3000多万符合报考条件的初、高中毕业生,参加报考的570多万人,报名参考的人数还不到符合报考条件人数的五分之一。尽管这些没有报名参考的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没有认识到高考是改变人生命运的重大机遇,难能可贵的机遇!假如那些没有报名参考的人都报名参考,假如参考之后又有人考上了,那么这些人的人生际遇与未参考而拥有的实际命运状态,肯定迥然不同。在“时务”面前,“识”与“不识”,给人带来的是命运的两极现象。譬如说,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50多万名知识分子,虽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的前期经历也大致相同,但他们的后期经历,以及平反改正之后的经历,则各有不同,甚至天上地下:有的人受不了这种冤屈,愤然自杀身亡;有的人始终不低头,不认输,愈遭打压愈反叛,最终身心两残;有的人(即大部分)默默忍受,图存求变;还有的人不与暂时出现的恶劣环境争峰,坚守心中的信念与理想,尽可能地暗中准备和创造条件,以求来日大展身手……王蒙、丛维熙、刘绍崇、张贤亮等一批“右派”作家在摘帽平反之后,其创作激情如岩熔喷溅,其优秀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为我国文学艺术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他们的人生价值也得到最大的彰显,他们的人生命运也骤然升腾。王蒙还以作家身份从政,担任国家文化部部长职务。如此种种,难道不能给我们以宝贵的启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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