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尼亚纪行

2012至2013年间，曾应德国联邦文化交流总署（以下简称DAAD）邀请，多次参加DAAD年度奖学金生的评选工作，去巴尔干地区的波斯尼亚和黑塞格维那、马其顿、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四个国家面试年度奖学金生的候选人，以下记录了在阿尔巴尼亚工作期间的一些见闻。

一

从维也纳国际机场登上乘载着一百多个旅客的双引擎客机，在起飞后穿过冬季懒洋洋的太阳光照射下缓缓散去的云层，然后转往东南方向，经过大约一个小时飞行，飞机进入了“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的领空。从舷窗鸟瞰白雪覆盖的大地，空旷的山间零星散布着几幢简易农家小屋，它们仿佛是这一片人烟稀少的山区中肉眼可以识别的地标建筑。开始迅速下降的飞机在机翼的剧烈颤震中迅速穿过紊流层，它像一个巨大的山鹰翱翔在起伏连绵的巴尔干半岛山脉间，在进入低空后经过一阵急剧盘旋，最终缓缓地降落在阿尔巴尼亚首都的地拉那国际机场。

这座机场以马其顿出生的阿尔巴尼亚族修女德莱莎（Mother Teresa）[1]命名，对外也叫德莱莎修女机场。走下璇梯随乘客人群进入机场海关，面前出现了醒目的大幅标语“欢迎前来山鹰之国”以及该国的标志 —— 双头鹰。由于护照有效期将至，两位身着警服、有着巴尔干人中罕见高大身材的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开始询问入境目的和接待单位，在得到满意的回答之后，其中一人用很标准的德语说了声：“旅游愉快”，随即便很有礼貌地给出了放行手势。

尽管飞机因晨雾导致低能见度而未能及时起飞，又因出关时核对护照有效期而耽误了出关时间，接待单位安排的出租车司机仍然在机场大厅里，手举“DAAD”字样的指示牌耐心地等待客人。上车后简单地寒暄了几句，热情的司机便驱车前往旅馆。一路上，这位司机除了蹦出不连贯的英语单词外，几乎不能表达完整的英语句子。从他的表述中大致可以了解到：他在一家私人企业工作，企业所有员工都来自一个大家庭，大家除了给自家的企业工作，也都在想办法增加额外收入，例如开出租车去机场接国外来的客人。到达旅馆后，司机主动帮忙搬旅行箱。原打算给他一点小费，但这位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司机红着脸谢绝了小费。后来听在当地工作的DAAD同事说，在这个国家，人们没有给小费和收小费的习惯，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属实。

下榻的旅馆位于宽阔的烈士-人民大道（Bulevardi Deshmoret e Kombit）南端，这是一家与外资联合经营的企业，旅馆设施和客户服务与西欧旅馆业的行业标准并无二致。底楼大厅一侧的整个墙面上是一幅幼稚派风格的马赛克壁画，画面描述的可能是某种图腾或是传说中的某个动物形象；大厅另外两侧分别是：由若干会议室组成的会议中心以及由餐厅、酒吧和咖啡室组成的休息区。餐厅提供意大利菜，食材主要是巴尔干人喜爱的牛羊肉、海鲜类以及生蔬菜和水果。装修考究的酒吧通宵营业，随时可以为入住的客人提供服务。咖啡室里的一个封闭式玻璃房一直延伸至外面的花园，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人们依然可以坐在洒满阳光的玻璃房里喝咖啡、品尝各种糕点。在旅馆休息的近三个小时中，抓紧时间读完了所有申请材料，随后利用晚上活动前的几个小时，与同行的DAAD部门主任一起去市区散步。

二

烈士-人民大道是一条由南向北的马路，最南端是阿尔巴尼亚的最高学府地拉那大学。这条宽阔的马路是在意大利占领时期为检阅士兵而建造，延路两旁是巨大的建筑物。也许可以这样解读殖民统治时期建造这个工程的政治意义：殖民统治者用军事阅兵威慑殖民地人民，以示殖民统治不容挑战。旅馆北侧有一座铁栏杆围起的建筑物，这是前国家内务部的所在地，是个曾经令人不寒而栗的部门。

沿大马路向北去不远，进入眼帘的是一个类似金字塔造型的建筑物，它曾经是霍查（Enver Hoxha）[2]的陵墓。霍查早年曾经留学法国，回到祖国以后，参加了当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1939年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后，霍查加入了反法西斯地下斗争，以后成为游击队组织的最高领导人之一。1946年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霍查出任部长议会主席，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1940年代末期，霍查追随斯大林路线，与邻国南斯拉夫交恶。1960年代初期，中、苏两国关系开始恶化时，阿尔巴尼亚是唯一站在中国一方的社会主义盟友，不久后，阿尔巴尼亚与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此后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视阿尔巴尼亚为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为该国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1985年霍查去世后，他的建筑师女儿设计了这座陵墓，其主体框架采用白色大理石和红色钢架，并用大面积玻璃窗覆盖在表面。从设计直至建造耗时多年，陵墓竣工后，霍查的遗骸被安放于陵墓中。到了1992年，霍查的遗骸被迁往另一处公墓安葬，原来的这座陵墓被改成了国际文化中心。

图1：霍查陵墓

从这里向西拐入乔治·菲什塔大道（Bolevardi Gjergj Fishta）[3]步行约五百米，再沿北边的穆罕默德·乔勒沙大街（Rruga Muhamet Gjollesha）[4]走过约一公里，这就来到了斯坎德培（Skenderbeu）[5]广场。广场正中矗立着一座斯坎德培骑在马上的雕塑，它是地拉那的重要景点之一。“文革”初期，有一次在发小家里翻阅《阿尔巴尼亚画报》时，第一次接触到了斯坎德培这个名字，知道他是一位民族英雄，曾经率领人民抵抗奥斯曼帝国的侵略。至今仍然记得，这本画报中的翻译体汉语读起来非常拗口，但它却提供了不少阿尔巴尼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例如已经实现了全国电气化和全民医疗保健、青年工人参加职业培训和青年学生的生活、各种对外文化和体育交流，以及文艺工作者排演莎士比亚的话剧《哈姆雷特》等报道，不啻给当时极其单调的文化生活注入了新鲜内容，也让人们对那里的多元化生活羡慕不已。

图2：斯堪德培广场上的斯堪德培雕像

离斯堪德培广场不远的三个景点分别是清真寺、国家大剧院和国家博物馆。社会主义时期的阿尔巴尼亚信奉马克思主义，坚信马克思所说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在这个学说指导下，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曾被长期禁止。那时，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虽然表面上消灭了宗教，但这座有数百年历史的清真寺并没有被拆除。到了1990年代初，该国实行体制转型后解除了对宗教的禁令。现在，全国大约一半以上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这座清真寺除了供穆斯林集体礼拜外，还规定了对外开放时间供旅游者参观。

回旅馆的路上经过一个开放公园，其中有一家外观华丽的饭店。饭店隔壁的咖啡厅提供各种咖啡饮料，不仅有传统的土耳其咖啡，还有现磨的意大利咖啡，如卡普奇诺、马奇亚托、马若奇诺等品种。这里的大部分糕点都以蜂蜜和奶油为主要原料，这些巴尔干半岛人喜爱的甜食无论外观还是口感都无可挑剔。从店内的考究装潢、先进设备和高消费水平来判断，这家咖啡厅极有可能有外资背景。店里的客人几乎都是衣着考究的生意人，他们随身携带公文包、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大概正利用这个优雅的场所，边喝咖啡边交流商业信息或洽谈生意。

服务生们几乎都是梳着铮亮的大背头、身着裁剪得体的西式工作服、态度十分很友好的年轻人。在与一位服务生的闲聊中了解到：他和大多数服务生一样，来自边远地区的一户贫困家庭，在大城市打工是为了挣钱。由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什么特别技能，只能在低收入的服务行业工作。现在他白天在这家咖啡厅工作，晚上下班以后还要去一家酒馆工作至深夜。为了摆脱贫困并且改善生活条件，像他这样既无家庭背景也无技术特长的普通人，除了同时做几份工作，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

DAAD驻地拉那的两位工作人员在旅馆附近的一家简易饭店安排了工作晚餐。其中H先生毕业于哥廷根大学德语专业，已经在阿尔巴尼亚工作数年。他掌握巴尔干地区的多种语言，熟悉巴尔干半岛的时事政治以及文化教育问题。另一位S先生在班贝大学获得博士后来这里工作，除了在大学教经济学方面的专业课外，也在研究巴尔干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问题。工作晚餐期间，两位先生分别介绍了年度奖学金生的初选过程和结果，并对奖学金申请人的面试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三

马里欧教授一早就来旅馆餐厅与评委其他成员共进早餐。这位意大利人以前在德国一所大学任教，荣休后申请了DAAD援外项目，来到地拉那大学工作。马里欧并非他的父姓，而是他的名字。由于他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年轻人都没大没小地叫他马里欧教授。

马里欧教授是德语和南欧语言专家，在地拉那大学开设几门专业课。他指导学生的方法比较特殊：先选定一组与历史或者民俗有关课题，然后组织学生实地调研和勘察，收集相关的物件、文字和图片资料，然后组织研讨会，由学生报告调研和勘察结果，最后由学生独立完成研究论文。马里欧教授十分熟悉阿尔巴尼亚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情况，为评委员会评估申请人的业务能力提供了帮助。早餐过后，评委员会讨论日程安排，马里欧教授提议：考官应当回避自己学生的面试，这样可以公平对待所有申请人，保证人人都有同样的入选机会。

面试奖学金生持续了整整两个工作日。申请人大多是一些二十岁出头的在校大学生，他们学习成绩优异，其中有些人已经在国内学术会议上做过报告，或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过研究论文。所有人都能熟练地用英语、德语或者意大利语回答考官们的问题。按照相关规定，申请人必须提交“托福”考试成绩，由于他们大多交不起考试费用，所以评选委员会准许他们在通过预选后补交语言考试成绩。这个贫穷国家无法资助青年学生留学，来自劳动人民家庭的学生想出国深造，只能靠自己的成绩申请国外奖学金。在与当地同行的交流中了解到一些高校的教学情况，归纳起来可以有以下几点：

    第一、技术学科与计算机学科。传统技术学科（如机械工程、土木工程、电气工程）除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教学外还开设了计算机辅助设计、限元方法一类的课程，由于学校缺乏足够的经费，硬件和软件的配置仍然有待于改进。计算机专业采用的主要是美国教材，毕业生一般都有较好就业前景，特别是在向数字化办公和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国家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都需要这方面的专业人才。

    第二、经济与管理学科。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过程中，高校开始培养面向市场经济的国民经济、企业经济、经济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以满足政府部门和企业单位的人才需求。近些年来现了一些经济类私立大学，这些学校沿用美国教学模式，开设金融学与投资学、市场营销学等专业课。目前的问题是：除了少数毕业生能够进入政府部门外，由于受经济大环境影响，大部分毕业生都有可能面临就业困难。

    第三、法律与人文学科。自1991年实行体制转型起，大学的法学教育已经努力与西欧同类的教育体系接轨，先后引入了如企业法、知识产权法等课程。法学院毕业生除少数去国外留学、少数进入政府部门或媒体外，大部分人选择去企业担任法律顾问。其他一些文科专业，例如德语专业，毕业生大多选择去德语区国家留学或去在当地的外企工作，也有人选择继续读学位或者在学校从事教学工作。

四

选拔工作顺利结束后，接受DAAD部门主任的提议，利用晚间活动前的几个小时一起去市里逛街。大家首先参观了著名的景点霍查别墅。这是一幢外表不算奢华的二层楼房，由浅灰色的建筑材料（可能是自然岩石块）建成，底楼沿街外墙采用的是落地窗，二层楼上是露天阳台，这一带曾经是戒备森严的、与外界隔绝的区域。据DAAD驻当地的工作人员H先生介绍，离这里不远有一幢仅次于霍查的第二号领导人物谢胡（Mehmed Shehu）[6]的别墅。霍查在长达四十年的国家最高领导任上一次又一次以“反党集团”和“国外间谍”的罪名清洗了自己的部下，其中最令人震惊的就是给谢胡制造了“多国间谍”和“最危险的敌人”的罪名。阿尔巴尼亚著名作家卡达莱（Ismail Kadare）[7]在他的小说《接班人》中描写了一起凶杀案，整个故事正是以谢胡之死为背景展开的。小说的情节扑朔迷离，提供了许多谋杀嫌疑的线索，作者虽然没有道出真正的凶手，但却留给读者留许多遐想空间。霍查去世后，他的家属在这座别墅一直住到1990年代初期才迁出。二十多年以来，别墅的四周已经建造了不少供市民们居住的火柴盒式高层公寓。

图3：霍查别墅

最后参观的是地拉那国家博物馆。由于市区供电和供暖不足，那段时间博物馆暂停对外开放。所幸马里欧教授通过熟人关系，请求博物馆为我们单独开放数小时，这样才有机会进入这座著名的博物馆。马里欧教授主动担任讲解，给大家介绍了阿尔巴尼亚的历史、文化以及博物馆内的各种陈列品。这个国家历史上曾遭受奥斯曼帝国侵略，也曾被法西斯意大利侵吞，还曾被纳粹德国占领，因此抵御外敌是展览馆的一个重要部分。整个展览中没有出现霍查的名字，而谢胡的名字则在反法西斯的地下组织领导人之列。显而易见，人们现在正以这样的方式消除长年以来的对霍查个人崇拜的影响。

图4：地拉那博物馆

晚上，地拉那市文化交流部委托当地一家文化公关机构在一座豪宅内设宴招待参加选拔奖学金生的所有人员。在晚宴上，左侧就座的是公关机构的一位年轻负责人A女士，她向大家介绍了当地的各种特色食品。在和当地工作人员的交谈中随意提到，自1960年代中起的大约十年中，阿尔巴尼亚的几部电影在中国很受年轻人欢迎，说到这里，便情不自禁地哼起电影《宁死不屈》的歌曲：“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没想到在场的两位女士们竟然也跟着哼起这首曲子 —— 原来A女士的公公是这部影片导演！在“文革”的不正常年代，除了几个京剧样板戏外几乎没有其他文艺作品，阿尔巴尼亚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年轻人文化生活中的空白。且不论这些影片有多高的艺术水平，影片中留长发、吹口哨、弹吉他的年轻人为了反抗侵略者而表现出的视死如归精神还是很感人的。A女士坦率地谈到，今天这类影片已经失去了观众。当下，有钱人的子女都在想办法出国留学和定居，而穷人家的子女则希望去大城市或国外打工挣钱；现在的年轻人大多都在为金钱而奔波，很少有人会为理想而奉献。由此联想到，在当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中国，年轻人追求的何尝不是物质生活呢？

坐在右侧的是地拉那大学的K先生，此人的年纪大约在五十岁左右，有着巴尔干人的粗狂脸部特征。当其他人在相互交流时，他在一旁一声不吭地大快朵颐。酒足饭饱之后，他一边打着饱嗝，一边向邻座的几位客人介绍该国的一些情况。在以后的交流中，让人感到极为吃惊的是，这个年龄段的知识分子对上世纪1950至1970年代中、阿两国从亲密关系直至最后交恶的原因知之甚少。在那段长达二十多年的中、阿关系蜜月期，中国一直对该国在中、苏论战中站在中国一边给予高度评价。作为回报也为该国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统计资料显示：1970年至1978，阿尔巴尼亚的年人均生产总值为1100美元左右，而中国同时期的同类指标仅为160美元，只占前者的大约七分之一。1978年后，中国停止外援，此后的统计资料显示：1979年至1990年，阿尔巴尼亚的年人均总产平均值下降到800美元左右，可以想象，1979以前该国年人均总产值中超出800美元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援助。所幸这种不合理的国际援助终止了，不然中国人民不知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K先生唠唠叨叨地翻出成年旧账：阿、中关系破裂影响了他们的市场供应，一度甚至出现物资匮乏和主食品、副食品脱销。在那段时间，他父亲不得不每天清早四、五点钟去农村排队买牛奶，如果运气好的话，排上几个小时队后可以买回几升牛奶。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几十年，最后换来的竟然是这一类的抱怨。

五

三天前来接机的司机一早就来旅馆等候。汽车在能见度不过十来米的晨雾中驶向机场。去机场的时间充裕，一路上仍然与司机闲聊。到达机场后，由于登机时间尚早，坐在候机室的咖啡吧，一边喝着黑咖啡，吃着牛肉饼三明治，一边梳理此行的一些观感。

二战结束后的很长一个时期里，即使在东西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期间，欧洲也非常幸运地一直都处在和平环境中，许多欧洲国家都在利用这个时机发展经济。然而在霍查当政时期（1946—1985），阿尔巴尼亚并未把握历史良机，把发展经济建设、改变国家贫困面貌作为主要目标，而是把邻国当成假想的敌人，动用大量人力和财力修建了几万个碉堡以及暗道。这些盲目投入既不能提升国力，也无法增进民生福祉，完全是劳民伤财之举。

在国际事务中，中、阿两国曾经是几十年的盟友。在两国关系的友好时期，中国给该国提供过大量经济援助。那时中国实行计划经济，老百姓过着节衣缩食的艰苦生活，而国家每年却要向比自己富裕得多的阿尔巴尼亚提供外援，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80年代初期。中国削减了对该国的援助后，竟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和“最危险的敌人”。外援助最终导致大恩养仇的结果，人们应该从中吸取哪些教训呢？

当年计划经济留下的是一堆烂摊子，这里没有吸引外资的必要交通运输、电力网络、通讯网络等工业基础设施，加上体制转型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这些都给正在实施的改制增添了困难。目前，老百姓关心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如何解决高失业率、如何控制通货膨胀和降低犯罪率，而这些问题只有在市场经济进入正轨和法制健全后才能逐步得到解决。

阿尔巴尼亚在体制转型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以及欧盟的援助（例如制止1997年的暴乱），在政治上已经逐步走向民主化，在经济发展方面也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目前，年人均生产总值超过了4700美元，比体制转型前增长了至少五倍以上。2009年，该国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前不久，被欧盟接纳为候选国，但要满足入盟的“哥本哈根标准” —— 也即：在政治方面，实行民主制和法制，尊重人权和保护少数族群；在经济方面，实行市场经济；在法律方面，接受欧盟法律中的公共法以及各项规则和政策 —— 前面的道路仍然会是漫长的。

2015年11月初稿，2024年6月修改，德国

注释

[1] 德莱莎修女（Mother Teresa，1910—1997），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2] 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1908—1985），阿尔巴尼亚政治家，曾任阿尔巴尼亚劳动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

[3] 乔治·菲什塔（Gjergj Fishta 1871—1940）, 阿尔巴尼亚作家。

[4] 穆罕默德·乔勒沙（Muhamet Gjollesha），生平不详。

[5] 乔治·卡斯特里奥蒂·斯坎德培（Gjergj Kastrioti Skënderbeu，1405—1468），中世纪阿尔巴尼亚著名将领，以多次击退鄂图曼土耳其主力大军而闻名。

[6] 穆罕默德·谢胡（Mehmed Shehu，1913—1981），阿尔巴尼亚政治家，1954年到1981年担任部长会议主席（政府首脑），是仅次于第一书记霍查的第二号人物。

[7] 伊斯梅尔·卡达莱（Ismail Kadare，1936—2024），阿尔巴尼亚著名作家，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