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丁玲一席话的深思

我是个爱到处走走、看看，写一点文章的人。疫情期间为了安全，只好呆在家里。于是，过去我与各位名家及友人之间来往的事就一幕幕浮现在脑子里了。

一九七九年八月六日下午，我到北京友谊宾馆去探望伯母丁玲。我们在宾馆的食堂里吃了晚饭后，由于天气太热，我们就找一处树旁的石阶坐下来聊天。

她突然问我，你是做什么职业的？我告诉她，我是个教师，在一所中学里教语文的。她说，这是讲文章的，又说，你会讲文章，但你又会写文章，你是这个，说着就伸出大姆指赞我。我吓了一跳，其实，我只是在报刊上发表一些豆腐干大的文章，根本不值得一提，这只能当成是一位大作家对晚辈的鼓励吧。

讲文章和写文章是两种职业，世上讲文章的人多而写文章的人少，会讲文章又会写文章的人更少。许多大学里的教授，甚至名牌大学里的教授，大多数也只会讲文章，上课教文章，甚至还会教学生怎样写文章，而且讲得条条是道。但只会讲别人的，不会写自己的。

像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他不但会讲文章，自己还会写文章，他是一位写散文的大家，是散文园地里的一哥，至今还没有人超越过他。你看《背影》、《荷塘月色》、《绿》等作品写得多好啊！

像巴金只会写，你看《家》、《春》、》《秋》写得多好啊！然而，他不会讲文章，如果你请他作一次报告，他结结巴巴的三言两语就讲完了。

在人们的印象中，好像大学教授都是留过洋，获取什么博士学位的才会讲文章、写文章的。非也，你说沈从文连小学都没有读，只是上过不久背诵“人之初”之类的私塾，就去当兵了。然而，他却写出一手漂亮的好文章，还在大学的讲坛上，讲文章、改文章，获得学生的赞扬，甚至讲动了美女学生的心，他的夫人就是他的学生呢。

《边城》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他的作品结集了几十部，人称之为“中国乡土文学之父”呢。

那天傍晚闲聊时，伯母突然间说起，她在主持文学讲习所期间，根本就没有将自己的大照片挂在墙上，也没有提倡过什么“一本书主义”，但是，自己讲课很生动。她又问我，你讲课生动吗？我答道，不生动。她问为什么？我说生动了会说题外话，怕出轨，出了轨又戴上什么帽子，降了工资女儿、儿子没人养。我戴的那两顶“里通外国”和“苏修特务”的吓人帽子已经够了！她听完又大笑了。

停了一会儿，她又告诉我，自己在延安写的《三八节有感》受了批判，几十年后又拿出来再批判，文章一次又一次被“枪毙”。并且做了手势，说完又哈哈大笑。

伯母不仅是“讲文章”、“写文章”还是个“判文章”的。她所说的“判文章”者，即是指报刊的编辑，编辑有权“判”作者文章的“死刑”。她不仅“判”别人的文章，也“判”自己的文章，也就是批判自己。

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许多大作家根本没有谁给他们上过怎样写作，用什么方式、技巧写作的课，可是，他们写出来的作品，有的却比上过写作课的人好得多。像俄国的高尔基上的是社会大学，根本谈不上什么学历，可是，他却写出了显赫世界文坛的作品，如《母亲》、《海燕之歌》等。

沈从文不也是这样的吗，自己什么写作课也没有听过，什么大学也没有上过，却登上大学的讲堂去大讲特讲。

因为，原来社会生活中已经有写作的技巧和奥秘深藏在其中了。人们在阅读作品之时，在不自觉不在意的状态下，已经将某些深藏在书中的写作方法和技巧都学到手了，到了写作时却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运用上去了。

从《诗经》开始，在历代相传下来的文库里，写作技巧和奥秘，俯拾皆是。但只是在后来，一些教授、学者从中寻找出来，总结出一套又一套写作的方法和技巧等等并出版成书。所以，才有会讲文章的不一定会写文章，不会讲文章的却写了一手好文章的现实存在。

我在这里不是一概否认讲文章的写作技巧和奥秘的教授、学者。当然，学习写作的技巧和奥秘是有好处的，但没有学也不等于就不会写文章，会不会写文章是因人而异的。文章写得好的那是有天分，文章写得更好的并且有突破、创新，达到衆人无法达到的那是有天才。

说到“判文章”者，话题就多了，矛盾也就多了。当下，在国内编辑手上的尺度是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此外，还有其他的因素。如各位编辑均有自己的爱好及习惯，有的一读到文句与自己的口味不合时，即判了文章死刑。因为，投稿太多，所以，投稿的成功率很低，有的编辑手里有自己的作者群、关系户，更甚者是私情交易，其他的投稿甚至不看一眼。虽然世上还有正直的编辑，但为数不多。

这种现实的存在，效果非常严重，甚至导致文学殿堂的坍塌。然而，可喜的是，在网络上有时会发现了一些好文章，其中可能就是报刊发表不了，就弄到网上去的。其实，文章最重要是发表，不管什么报刊、网络，只要能与读者见面就好了。

丁玲是一位讲文章、写文章和判文章三者集于一身的大作家，可惜的是她却换来了坎坷的一生。因为，此三者都与“错”字坐在一条板凳上。她提出的话题：讲文章、写文章和判文章。它们在现实中曾经是这样的而现在又不断地被深化着。这太令人深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