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小人物
大陸移居香港新移民。老話說“井底之蛙”，在內地我只看到碗口大的天。來到香港，有了比較，才知世界如此精彩。我只說自己想說的話，不代表任何人。我希望中國好，期望中國有大的智慧，處理好國際關係，學會算大賬，不賭一時之快，能成就大事，令海外的中國人感到驕傲。
首先，我要聲明：
我並非歧視農村人，我只說事實：在中國，城裡人比農村人要幸福很多。
來香港生活十五年，認識了很多跑出來的人，一聊起來，發現都是在城市裡長大的。有老闆階層，也有中產家庭，更有在體制內混得不怎麼好，搞了點小錢，也到香港投資或買房，成了香港居民。
我想，能跑到美國生活的中國人，應該非富即貴，一定比在香港更好，更自由，更瀟灑，更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實力。
我覺得挺好奇：為何跑出來的都是城裡人？
其實，也不奇怪，在我有記憶以來，中國的城裡人歷來就比農村人要幸福多了。這真的要感謝毛澤東。
當然，我說的這個幸福，現在回過頭來看，可能有幾層意思：
一是新中國建國初期，國內外形勢複雜，百廢待興，國庫沒錢一定是真的。毛澤東知道，與其撒胡椒麵似的全國管治，不如集中力量把城市管好，也許就抓住了主要矛盾，鞏固了政權。
所以，物質供應的優先秩序，自然是先保軍隊，後再城市，其他就顧不了那麼多了。城裡人沾光也就自然而然了。並非城裡人比農民重要多少。所以，你說什麼供給制，什麼制，我都可以理解。因為國家真的沒有錢。
二是生活在城裡的人，不是新聞媒體，記者，就是大學的知識分子，以及資本家和讀書人，自然包括打下江山，準備好好坐江山的各路軍官神仙，這些人見多識廣，想法多，勞苦功高，都是不好對付的一群人。若能搞定這些人，有了甜頭，自然就穩定了軍心。
事實也是如此。最終得到政權的都是有見識的地主和資本。城裡的居民只是搭了順風車，跟著享福而已。
三是新中國成立之初，基於管治以及有效性的考慮，中央將管理中心建在城市的決定，無論從物質統一調撥，還是集中資源指揮，城市肯定好過鄉村。城市資源多過農村，這是肯定的。
況且，1949年10月1日，當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宣佈新中國成立時，中國還有一些城市沒有徹底解放，比如海南島。不然，林彪的第四野戰軍也不會長驅直入，一舉解放海南島及廣西的一些城市。至此，廣州就有了南中國的門戶的稱呼。可見關鍵城市對政權的重要性。
掌握城市，控制農村，穩定全局，我相信就是當年毛澤東的一個長久的戰略決策。也許從那時開始，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模型就已經形成了。你可以想象到，60年代的三年困難時期，中央為什麼要嚴防死守農村的真實原因。
所以，解放以來，“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就是中央非常頭痛的一個老大難問題，70多年來都是一號文件，但最終都很難落到實處。農村苦，農業難，農民累，農村人沒有任何保障，這是不爭的事實。
為什麼至今農村還堅持“養兒防老”的傳統。我想，除了文化因素，農民沒有社會保障，可能是個很現實的原因。
今天，我自己也退休了。回想起80年代中期，我也懂事了，我老媽跟我說，當年她和父親也是一腔熱血，不顧父母的反對，解放初期，從農村跑到城市，終於找到一份工作，從此讓自己的後代，擺脫了黃土地，成為吃喝不愁的城裡人。
此事他們一直很得意，認為當年跑出來是對的。
想想，當年與我父母一樣效勞新中國建設的國民，有很多也是來自農村（好像我的母親是僱農成分）的，只是到了城裡，不用幾年，思想很快進步，生活方式也開始看不起農村人。
在哪個唯成分論的年代，工人階級，農民力量是先鋒隊，相信很多人也是生不逢時，因為成分問題，或遭遇打壓，或遭受迫害，甚至被肉體折磨致死，以至於今天很多人的後代，有怨氣，有憤怒，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有人說，城裡人為什麼看不起農村人，其實，不是這些年的事情。聽我父母說，1949年剛解放的時候，大量農村人湧入城市生活，換老婆的換老婆；跟自己鄉下家庭斷絕關係的大有人在。並非今天才有的事。
其實，一直以來，中國的城市化就是國家的基本國策。從毛澤東開始，到鄧小平，再到今天的習近平，“穩固城市，輻射鄉村，帶動富裕，包括現在的農村精準扶貧，甚至是搞了三四十年的房地產開發和城鎮化”，應該都沒有忘記“三農”問題。
雖說農民的日子開始好過一點，但遠不如城裡人生活更加愜意。看起來，城市化到城鎮化有些不同，農民來到了城市，可以買車買房，夜總會和卡拉OK也多了大量從農村跑出來的坐檯女孩子，但城裡人高人一等，悠閒自在，生活有保障，有豐厚退休金，有正式戶口（比如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的公共醫療和教育的社會福利，相信農村人是沒有的。
想想，當年城市最困難時期，毛澤東為何要搞布票，糧票，肉票，油票以及其他的國計民生票證，不都是為了加強城市管控，控制成本，國家不出大事。這其實是政權的需要，而非什麼城鄉不公的問題。城市管理的確是個不容易管好的課題。
有人跟我說，80年代先知先覺移民美國的曾經名噪一時的城市紅衛兵宋彬彬，當年思想多麼進步，帶頭鬧革命，給毛澤東戴袖章，羨煞多少城裡年輕人。然而，80年代，國家一宣佈改革開放，自己就早早跑路美國，城裡人比農村人知道事多，更識時務，看來是真的。
我是沒有宋彬彬的好福氣，但我認可老話說的“吃水不忘挖井人”。坦白說，我還是挺感激國家的三個重要時期，不管人家是否有意而為之，還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
第一個重要時期：
1977年重新恢復的高考制度。多少上山下鄉的返城知識青年，也包括眾多對城市充滿著嚮往的農村小夥，通過這個還算公平的靠譜的制度，搭上了最後一班車；擺脫了黃土地；改變了身份，大多數人憑藉著高考的階梯，實現了自己想都不敢想的目標：或權力；或財富；或找到一個以前沒有可能娶到的好女人，從此徹底改變家族的命運。說一點不感謝高考制度，那是假的。
沒有高考制度，很多人空有一身本事，可能還在原地踏步走。
我記得，20多年前，有個情商比較高，但智商一般的人，已經在體制裡混了多年的公務員朋友，沒有正規大學文憑，就讀了個廣播電視大學，和參加自學考試，後來竟然做到了省委書記。也是他的本事。
第二個重要時期：
自1980年國家正式宣佈人員可以合理流動，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從此，不安分的中國人一發不可收拾。
從國有企業跑業務搞承包的萬元戶；到賣傻子瓜子的民企老闆年廣久，天馬行空賣飛機的牟其中；再到下海經商，跑到海南島淘金的眾多體制內人員，後來搖身一變成了房地產和證券公司的老闆，以及後來大批有點小本事的人員停薪留職，一窩蜂地來到珠三角外資企業的打工者，等等，都是從城裡跑出來的一群不安分的人。
於是中國大地才有了老闆和“搞定”的概念，以及富裕起來的中產階層，也從此帶動了中國人“只說買單不說結賬”的生活方式。
第三個重要時期：
自1990年後至今，國家為1億多城鎮居民建立起的公共醫療保障和養老保險制度。我認為是中國政府做得最正確的一件事。無論一線城市，還是二線，三四線城市，標準都是差不多。相信農村是沒有這個與通脹指數掛鉤的好制度的。
當然，這樣的好制度，要長期維持下去也是不容易。俗話說“不當家不知油鹽柴米貴”。希望能撐得住。
我不說太遠的，儘我的幾個已經退休的親戚，都受益於這個他們認為旱澇保收的社會福利安排。每月到點便領取養老金，吃喝有剩餘；有足夠的養老金可以住高檔的養老院；有的還為兒女提供按揭房貸。
所以我想，這些年湧現的廣場大媽舞，應該是城裡退休居民超越農村老人，過上悠閒自在生活的一個現實寫照。
另外，城裡的退休人士，有病隨時看醫生，該照CT照CT，該核磁共振核磁共振，該住院住院，國家出大頭，自己只要掏15%，有的人甚至更少。這不都是城裡人的幸福嗎？聽說農村老人有大病還是很可憐的。
我在香港生活十五年，看了三次病，據說公立醫院照CT或MRI是件很大的事，要預約半年甚至更長時間，現在的香港醫院檢查身體，都是從最基礎的血液和尿液開始的。據說台灣的健保醫院看病程序也是這樣。兩岸三地，恕好恕壞，也是見仁見智。
我相信，所有移民國外生活的中國人，對於在中國的城市裡的生活記憶，一定是十分難忘的。還是那句老話“生在福中要知福”。到了外面，有了飯吃，還有自由，自然要倍加珍惜。
祝福14億的中國城市建設得越來越好，城裡人繼續成為國家崛起的主心骨；農村能有天翻地覆的大變化，農村人也能揚眉吐氣，有更多的閒錢，有機會走出國門，成為中國真正強起來的一張響噹噹的名片。這是我的心裡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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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聽說香港入境事務處，每年也查處不少以假結婚名醫獲得單程證，來香港夫妻團聚居住生活的人士。
聽說都是農村人巨多。無非都想過好日子。
這些人膽子大。可能不算正規的移民渠道。
所以，政府應該對農民兄弟好點，給多點好處，因為農民太不容易。
有人說農村文化比城市變化還大，是因為農民窮怕了。
苏联的农民比沙俄农民惨。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农民比跪着的军阀时期惨。
上层包括臭知识分子要和列强不服气的时候，有没有真正的文明水平支撑，就只能竭泽而渔压榨百姓尤其是农民来获得集中力量办大事，装点门面的资源。
为什么东南亚南亚各国和西方的关系好得多，却做不到中国的制造业蓬勃呢？因为他们知道不应该追求自己水平达不到的东西。不应该卖儿卖女卖血卖肾去为了鬼知道是谁的国家强大一时。付出比洋鬼子占得多得多多得多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