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小人物
大陸移居香港新移民。老話說“井底之蛙”，在內地我只看到碗口大的天。來到香港，有了比較，才知世界如此精彩。我只說自己想說的話，不代表任何人。我希望中國好，期望中國有大的智慧，處理好國際關係，學會算大賬，不賭一時之快，能成就大事，令海外的中國人感到驕傲。
（接上）
第五節 毛澤東時代的國人的座右銘
60-70年代，聽大人們說是國家比較困難的時期，“凡事以工作為重，無條件服從”，相信是父母一代人的座右銘。
我記得70年代初，大概我上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我便隨父母來到一個偏遠的大三線企業（三線廠）參加籌建工作，也有很多人選擇了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所謂的“下放”。
聽我父親說，當時組織上找他談話，通知他可能會派他參加一個三線企業的籌建工作，問我父親有什麼困難。相信當年的所有父母思想都是十分單純的，很少有人會提出家庭困難，都是一口答應了下來，所謂“堅決服從組織分配”。當天就打包做好搬家準備，並為我們子女辦好了轉學手續，帶上年邁有病的祖母。也就一個星期的準備工作，就風塵僕僕來到這個三線企業的籌建工地報道。
很難想象，哪樣一個年代，無論是黨員的國家幹部和知識分子，還是非黨員的國家幹部和知識分子，都特別“聽黨話，跟黨走”，真是“黨叫幹啥就幹啥”。這樣的凝聚力是怎麼得來的？
雖然那時我還小，但我很驚訝，這樣一個三線企業，怎麼匯集到這麼多來自全國各地的人才，有北大、清華，南京大學，以及英語頂呱呱的上海外國語學院的高材生，這些人當時被毛澤東稱為“臭老九”的人，有行政11級的紅軍長征老幹部，也有13級的專家型的高級幹部。而且，三線企業實行軍代表和主管局雙重管理制，一個三線籌建基地，簡直就是一個人才小社會。這讓我想到“地球離開誰都照轉”的中國口頭禪。
我清楚的記得，當年父母參與建設的工地，是一片泥土，黃土飛揚，我們做子女的就住在縣城，父母是每週2-3個晚上，騎著單車回來看子女。哪個年月，好像晚上都有政治學習，父母就住在臨時搭建的工棚內。哪個年代，有些叔叔阿姨喝了黃泥巴水，吃到了不乾淨的食物，拉肚子是經常的事情，但卻沒有人叫苦。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父母口袋裡經常不忘記帶上的四環素以及黃連素藥，算是流動的小診所。聽我父親說，當年很多和他參加籌建工廠的人，後來都有不同程度的尿結石，可能與他們當年喝了太多黃泥巴水有關。
哪個年代，我最開心的日子，是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因為父母可以不上班，給我們子女做餐好吃的，父親最喜歡用紅曲米燒紅燒肉，一碗油亮的紅燒肉，加上海帶排骨湯，以及一碗辣椒炒肉，就是週末我們的美味佳餚。我們是百吃不厭。
哪個年代，真的沒有什麼零食可以吃，人是饞得很。很過癮的是，我們這些10歲左右的小學生，每週六晚飯後，都會到一個單身的大學生房間，聽她講國民黨逃離大陸，發生的所謂梅花黨的故事，尤其是當年被打倒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夫人王光美成為故事原型的主人公，我印象極為深刻。
當講到國民黨特務如何扮裝死人躲在太平間時，被地下黨人發覺揪出來，聽到我們個個起雞皮疙瘩，個個嚇到一身冷汗，都往中間擠，這樣的兒時經歷，真的很難忘。從那時起，我總覺得國民黨是很恐怖的一群人，形成了刻板印象。現在看到台灣二代國民黨人，比如主席朱立倫，一個很斯文帥氣的人，感覺國民黨是否由恐怖變親善了。
但我從來沒有聽過父母對組織有什麼意見，發過什麼牢騷。倒是父母經常為家庭開支吵架，也許哪個年代，工資很低，根本不夠用，總是前拉後扯，家家到了月中就不夠錢用，拌嘴也就不可避免，有時為了渡日，甚至找別人借錢，都是常有的事。吵歸吵，鬧歸鬧，但父母絕少因為開支問題而選擇離婚的，幾乎沒有。
我再講一個真實的故事：
當年我在廣東一家企業做事時，有一個從導彈部隊轉業地方工作的副總裁，不幸得了肺癌晚期，他自己也覺得不解，因為身體很好，又不抽煙，很注意保養，後來醫生問他過往是否接受過什麼輻射之類的事情，他才想起他當年在新疆兵團從事的原子彈實驗場20年的現場工作經歷。
他很自豪地告訴我：當年中國原子彈和氫彈的實驗成功，有他的一份功勞。他說當年所有的人都以服從為天職，以無條件工作為座右銘。當年的新疆生活條件差是可想而知的，他的老婆還是他從家鄉帶來的農村婦女，跟著他吃了大半輩子苦，後來轉業到了廣東一家經濟效益比較好的國有企業，開始由苦到甜，企業改制的成功，讓他成了財富階層。
我想到老話講“貧窮夫妻百事哀”。有意思地是，當年絕大部分家庭生活如此的拮据，夫妻常為油鹽柴米吵架是常有的事，但並沒有動不動就鬧離婚走人的，當時覺得真的不可思議。
現在才終於搞明白。
哪個年代，因為封閉的保守的文化，以及毛澤東思想對人的禁錮以及大環境，大多數夫妻雖然拌嘴，但多半都是床頭吵架床尾和，最後什麼事也沒有。中國的傳統文化還是根深蒂固，而毛澤東及共產黨人可能更加深諳中國的文化是怎麼回事。
跟隨父母下放三線企業生活差不多20年的青春歲月，歷經了三線企業從籌建到建設，再到投產，到企業產品銷售火爆，如日中天，再到產品衰敗，企業倒閉，職工下崗，買斷工齡，最後工廠被私人房地產企業廉價收購，土地征用，大片的廠房，最後變成了一棟棟房地產的現實，我算見證了這間國有企業的興衰的歷史，相信全國大部分三線企業以及地方國有企業，都都有這些難忘的痛苦的心酸的回憶。
倒是我父母這些早期的建設者們，絲毫沒有看到他們批評國家的錯誤政策，倒是歎息自己生不逢時，沒有趕上幹革命漲工資的好的時候。
儘管我父母這些人，在80年代國家開始開放後，先後落實政策，回到了原籍（原來的城市），等到他們七老八十再重新聚首時，還是滿懷激情，深情緬懷曾經的工作歲月。無論吃飯喝酒，還是茶歇唱歌，老人們都是樂呵呵的，與我們這些中年人是完全的不同思想情緒。
老實說，我父母這輩80年代退休的人，真是一顆紅星獻給黨。我翻看了資料才知道，當年毛澤東號召建設的三線企業，全國應該有上萬家，到了80-90年代，這些企業都面臨著轉型的困難，甚至關閉的命運，下崗職工不計其數，沒有我們這些孝順的子女，光靠父母一點微薄的死工資生活，特別是醫療，還真是可憐的。不管怎麼說，父母這輩人是建設新中國的脊梁。
好在我們都跑出來了，離開了感情上有所寄託的三線企業，日子才逐漸好起來。所謂“人挪活”，如今幾姊妹都不錯，還真是這樣。
（未完待續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