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资格替天行道（托马斯·索维尔 著）

The Quest for Cosmic Justice
谁有资格替天行道

THOMAS SOWELL
托马斯·索维尔 著
1996年
卢蜀萍 译

译者引言

这篇文章是关于我们所处时代许多激烈政治争议背后的道德观问题，指出了这个社会令人不安和危险的发展趋势。《谁有资格替天行道》展示了似是而非的正义概念如何最终助长了不公正，似是而非的平等概念如何最终助长了不平等。本文是托马斯·索维尔博士一生研究和思考的总结，点出了现今社会的走向，以及为什么我们在造成无法挽回的恶果之前必须悬崖勒马、改变方向。

替天行道

平等、自由和正义，是西方文明的中心主题之一。对一些人来说，平等与正义几乎是同一个意思，以至于不平等就会被视为不公平。然而，尽管平等具有诱惑力，现实世界中仍充斥着明显的不平等。这个现象不需要哪个激进的作家指出来，伟大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曾说“收入和财富的严重不平等……是我们大多数人不愿看到的”，并指出：“很少有人不会被某些人享受的奢侈与其他人遭受的极度贫困之间的对比所震动"。

虽然这些观点经常与政治左派联系在一起，但许多被认定为“保守派”的思想家和作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们不仅反对经济不平等，而且反对在他们周围观察到的极端的权力和人格方面的不平等。自由放任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不仅痛恨他那个时代的权贵冷酷无情，“他们从不将下等人视为自己的同胞”，而且痛恨我们“对上等人的谄媚”，以及对“伟大征服者的暴力和不公正”表现出的“愚蠢的惊叹和钦佩”。

我们也不应该以为可量化的经济差异或政治和社会不平等就可以完全说明不幸者的不幸。富裕的专业人士可以从受过类似教育的朋友和亲戚那里获得各种免费知识和建议，在危机时期可以从某些相同来源获得大量经济援助，以及更多地接触那些拥有政治权力的人。此外，富人往往看上去知识渊博，这使得他们不太可能成为许多以无知和穷人为食的骗子的目标。即使在合法商业活动中，也是“穷人付出更多”--正如几年前一本书的标题所说，因为向低收入、高犯罪率社区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成本更高，这些社区的保险和其他成本更高。简而言之，统计表明的不平等并没有穷尽优势者的优势或劣势者的劣势。

几乎所有意识形态领域的人都对不平等及其后果感到不满，为什么这些不平等会持续存在？为什么我们大家不团结一致决心结束它们？也许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米尔顿·弗里德曼提供的：

一个将平等（即结果平等意义上的平等）置于自由之上的社会，最终将既没有平等，也没有自由。使用强权实现平等会破坏自由，而出于良好目的而引入的强权最终将落入使用它来捞取自身利益的人手中。

无论这一论点的信服力如何，只要想想斯大林、毛泽东和波尔布特的恐怖就可以认识到惨痛的后果不是虚构。这一论点拒绝直接依靠政治力量的平等，因为代价太高。但是那些不拒绝代价太高的人呢？他们只是对这些代价和风险有不同的评估吗？还是他们很少或根本不关注这个问题？

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可以说明纠正某些不平等和不公正的代价。就在今年，在旧金山，该市一位主管的亲戚打电话给一家披萨公司，要求将披萨送到他家。他被告知，该公司不会在他居住的地方送披萨，他居住的地方恰好位于犯罪率高的街区。旧金山——尤其是旧金山的政客们——立即爆发了道德义愤。他们马上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任何在城市任何地方向公众送货的公司都必须在全市范围内送货。

在这个例子中，具有了我称之为“宇宙正义”的所有要素。即使在犯罪率高的社区，大多数人也不是罪犯，大量这样无辜的人会因非他们自己的过错而承受各种额外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代价是无法收到食物、家具、包裹和其他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他们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从宇宙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公平的，因为如果我们从无到有创造天地，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选择将之包含在其中。

然而，与创世之初的上帝不同，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要有平等！” 或“要有正义！”。我们必须权衡在这个我们身处的宇宙中做出任何特定改变以实现特定目标的代价。当我们在道德上感到愤慨时，我们不能简单地“做点什么”，当然，除非我们是旧金山的主管，不屑于考虑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代价是死亡的送货司机。在美国犯罪率高的社区，一个年轻人被杀的概率大于一个美国士兵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杀的概率。

一旦我们开始考虑有多少货物递送值得多少死去的送货司机，我们可能就会放弃对宇宙正义的追求，并将我们的选项减少到更人性化的范围内。

宇宙正义不是简单的更高层次的传统正义，它是一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有人称其为“社会正义”，这个词经常被带着极大的热情使用，但很少或根本没有定义。但是，无论是所谓的社会正义还是宇宙正义，这种做法都与传统的正义观念有着根本的不同。

传统上，正义或不正义是一个程序。如果审判按照公平规则进行，并且法官和陪审团不偏不倚，那么刑事案件中的被告就可以说获得了正义。在这样的审判之后，可以说“正义得到了伸张”——无论结果是无罪释放还是执行死刑。相反，如果审判是在违反规则的情况下进行的，并且法官或陪审团对被告人有偏见，这将被视为不公平或不公正的审判，即使最终仍然没有给一个无辜的人定罪。

“公平较量”是指双方都遵守规则的较量，无论这会导致平局还是一方取胜。“公平竞争环境”通常意味着每个人都按照相同的规则进行比赛，并以相同的标准进行评判。同样，如果过程本身符合该标准，那么无论结果如何，“你都有过机会了”。但这不是那些谈论“社会正义”的人的意思。事实上，适用于所有人的同样规则和标准往往被故意抛在一边以追求“社会正义”。

“社会正义”试图做的是抵消特定群体的不利条件。就像旧金山的披萨外卖案例一样，但这通常是在无视其他个人或群体的代价——甚至是整个社会的代价的情况下进行的。想想斯里兰卡，几十年来因内讧而四分五裂，其他国家也可能会因为类似的对社会某一部分人的优惠待遇计划而变得更加两极分化和互相撕裂——最终损害每个人，这并非杞人之忧。斯里兰卡在 1950 年代开始实施族群偏好计划之前，族际之间关系相当和睦，而今天却非常糟糕。

在为社会的一部分寻求正义时，不顾对整个社会的后果，所谓的“社会正义”更准确地应被称为“反社会正义”。当然，这种正义也不比其他任何正义更“社会”。所有正义本质上都是社会性的。独自一个人在荒岛上谈什么正义或不正义？

“宇宙正义”这个词似乎更准确，因为它在试图消除不公正时，不仅对选定的群体，甚至对选定的个人也如此——而且，主要是不考虑其他人的代价。例如，在我们美国的刑事审判中，在对凶手进行宣判之前，法律允许将罪犯的不幸童年考虑在内。很少有人能够证明被谋杀的人与那个假定的不快乐童年有任何关系。在加利福尼亚州最近发生的一起臭名昭著的案件中，受害者是一名 12 岁的女孩，当凶手正在经历他据说的不幸童年时，她还远没有出生。

如果通过惩罚或将罪犯关进监狱或墓地（因为我们在美国仍然有死刑）是为了阻止犯罪，那么为了追求宇宙正义而减轻惩罚可能意味着减少威慑并允许以牺牲无辜人民为代价发生更多的犯罪。在更世俗的层面上，考虑罪犯童年这种难以评估的事情所需的时间大大增加，这意味着整个刑事司法系统运作得更慢，因此，其他罪犯在超负荷的法庭系统中等待审判时，正在保释中游走街头。在美国犯下的大量暴力犯罪正是由那些在等待审判期间游走街头并跟踪无辜者的罪犯犯下的。这也是追求宇宙正义的代价之一。

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社会正义”的关注点都围绕着群体之间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但所涉及的一般原则与追求宇宙正义的其他例子大致相同。这些原则被政客和知识份子宣扬，从肥皂盒到研讨室和最高司法厅随处可见。这些原则值得更仔细的审视和更清晰的定义。

宇宙正义的含义

早在 1960 年代，林登·约翰逊总统就宇宙正义的愿景发表了经典的声明之一：

你不要拿一个多年来一直被枷锁束缚的人，把他解放出来，把他带到比赛的起跑线上，说“你可以自由地与其他人竞争”，但仍然相信你是完全公平的。

约翰·罗尔斯教授的著名论文《正义理论》提到，“不应有的不平等需要纠正”，以产生“真正的机会平等”。这是“公平（不是形式上）的机会平等”。换句话说，在罗尔斯教授看来，让每个人都玩同样的游戏规则或以相同的标准来判断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而真正“公平”的机会平等意味着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成功前景。宇宙正义与游戏规则无关。

从大学招生办公室到美国的最高法院，都可以找到这种态度。因此，斯坦福大学的一位长期招生主任曾表示，她从未要求申请人提交考试成绩，因为“要求此类考试可能会不公平地惩罚处于大学录取过程中的弱势学生”，因为这些学生“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 , 而是他们所在高中对考试准备不足”。简而言之，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根据相同的规则或标准来判断所有人；先前存在的不平等必须被抵消。

“不应有的不平等”不仅是指人们做出的偏见决定，而且包括了个体之间的生物学差异——例如，女性通常不如男性身体高大和强壮——以及整个种族和国家在文化演进中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更不用说在育儿实践和道德价值观方面的个人和群体差异了。请注意，宇宙正义比传统正义所需的知识要多得多。传统正义只需要对每个人都适用相同的规则，而不需要事先了解他或她的童年、文化背景、理念（或性）取向，或该人的祖先可能受到的无数历史影响。

宇宙正义的要求

如果有任何人能够做出如此复杂的评估，这样的人不会有很多。事实上，当我们真以为自己可以知道这么多事物及其相互作用的性质时，犯错误的风险会成倍增加。尤其是，很容易只看到历史上的不公正，并且很容易认为这些不公正是当代问题的唯一原因。我们当然知道因果和道德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然而，我们常常没有认识到这种区别。

在美国，当代黑人下层阶级的许多社会问题几乎都自动归咎于“奴隶制的后果”。例如，黑人贫民区中无父家庭的普遍存在已被广泛解释为奴隶制时代黑人没有合法家庭。但是，如果去寻找真正的事实，就会发现完全不同的画面。一百年前，刚刚摆脱奴隶制后的一代人，美国黑人人口的结婚率略高于白人人口。大多数黑人儿童都是在双亲家庭中长大的，即使在奴隶制时代以及此后的几代人中也是如此。与美国的许多其他社会灾难一样，黑人核心家庭的灾难性衰退始于 1960 年代的十年。在 1960 年代之前，黑人和白人男性的结婚率差异从未达到 5个百分点。然而今天，这种差异超过了 20 个百分点——而且还在扩大，尽管核心家庭也开始在美国白人中解体。不管这些变化的解释是什么，它和今天更相关，而不是奴隶制时代，然而，对于那些喜欢将社会问题视为道德情节剧的人来说，这可能令他们失望。

奴隶制的悲剧性和巨大的不公正经常被用作对其他社会现象的因果解释，用于奴隶制集中的美国南部的黑人和白人，而不是对事实进行任何分析或与其他更常识的解释进行比较。今天有大量不工作的美国黑人这一事实也被因果地（而且常常是相当随意地）归因于奴隶制。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一百年前，我们会发现黑人的劳动力参与率略高于白人——并且一直如此，直到 20 世纪中叶。如果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现在不再如此，我们必须好好细思我们时代的发展趋势。

我们都知道，即使是一个重大的历史罪恶也不能自动解释所有其他后续的罪恶。但我们常常像不知道那样而执意这么做。癌症可能确实是致命的，但它并不能解释所有的死亡，甚至是大多数的死亡。

这里更大的一点是，当去考虑复杂的历史影响时，很容易出错，而且幅度很大。宇宙正义的要求大大超过了传统正义的要求——并且大大超出了人类可能能够做到的程度。伟大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说，或许有些人，生来就笨拙，以致于不经意间伤害到自己或他人——因此，当他们站在天庭面前，想必不会受到责备。但是，在人类的法庭上，他们必须遵守与其他人相同的责任标准。我们没有全知的能力知道这些特定的人是谁，或者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来防范自己的自然倾向。换句话说，人类法庭不应该妄图主持宇宙正义（或替天行道）。

自 1960 年代以来，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的法律混乱，暴力犯罪率飙升，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试图在法庭上寻求宇宙正义的结果。在1960 年代初的一系列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中，警察在逮捕和审讯刑事案件的嫌疑人以及搜查他们的房子时受到了各种限制。这些限制的理由包括声称——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缺乏经验的业余罪犯，由于对法律一无所知，更有可能做出后来证明对他们自己的法律辩护造成致命损害的供词，而老练的专业罪犯和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以这种方式陷入困境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显然，从某种宇宙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不公正——纠正罪犯之间的这种不平等显然是当时美国司法部长和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观点。然而，就像其他追求宇宙正义的情况一样，第三方的代价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假装不存在，或者用一些诸如“这是我们为自由付出的代价”之类的崇高词句来驳斥。就好像美国在1960 年代之前都不是一个自由国家。

美国刑事司法系统最近引起轰动的原因是对前足球明星 0. J. Simpson 的谋杀案的审判，它引起了公众哗然，不仅是因为其在面对大量证据的情况下做出的“无罪”判决，而且也是因为审判的时间太长了。尽管辛普森在他前妻的尸体被发现后的几天内被捕，但在审判结束之前，谋杀案已经过去了一年多。那些承担为当前美国刑事司法系统辩护的艰巨任务的人很快就声称，是被告的财富、名人身份和种族使审判如此漫长，而判决如此出人意料。然而，在另一个当代谋杀案中，这些因素都不存在，即使该嫌疑人也在犯罪后不久被捕，但时间更长。

从 1993 年 12 岁的波莉·克拉斯被谋杀到 1996 年对她的凶手理查德·艾伦·戴维斯 (Richard Allen Davis) 宣判，过去了将近三年，即使有确凿的证据不利于凶手，他的辩护律师都甚至没有声称戴维斯没有犯罪。为什么会花这么长时间？除其他事项外，还有关于各种法律技术的广泛争论，旨在消除更加虚无缥缈的不公正风险，而代价是制造更大的不公正——削弱社会在最明显的无可置疑的罪恶面前保护自己的能力。

宇宙正义的代价

对于正义和平等，问题不在于是否越多越好，而是要不要去不惜一切代价。我们需要考虑那些相信宇宙正义愿景的人很少想要考虑的东西——这些代价的性质以及它们如何改变正义本身的性质。

有许多非常不同的正义概念，我们需要从一些我们大多数人很容易同意是不公正的例子开始。长子继承制——将遗产完全留给长子的做法——是我们今天大多数人认为对其他孩子不公平的事情。以类似的原则武断地选择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同样会因为道德等原因受到广泛反对。

世代相传保持家产完整不仅是为了保持其所代表的财富完好无损，而且也是为了避免如果土地随着后代被分割成越来越小的块而发生的财富损失。换句话说，经济学家称之为生产中的“规模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变得支离破碎，这些可能会消失。许多国家的贫困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些国家不能一下子拥有大片土地，一个农民通常拥有几个小块土地，彼此相距一定距离，因此他的劳动日也需要被相应地分割，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路上要损失不少时间。简而言之，继承人法的宇宙正义可能意味着整个社会不必要的贫困。这本身并不能证明长子继承权是正当的。它只是说实现正义的成本关系重大。也就是说，“不惜一切代价的正义”不是正义。毕竟，不公正，不就是任意把代价强加给一个无辜的人吗？如果纠正这一点会给另一个无辜的人带来另一个任意代价，那不也是一种不公正吗？在当今世界，大多数财富不再是土地而是金融资产，可以在没有如此高昂成本的情况下在继承人之间分配，存在非常不同的情况，但这并不是说长子继承制在它存在的地方没有理性或道德的基础。

即使是那些宣称正义原则，甚至称其比其他利益更重要的人（例如罗尔斯教授），在现实生活中似乎也不太可能按照这些原则行事。想象一艘船沉入海中，船上有 300 名乘客，只有 200 个救生衣。唯一公正的解决方案是每个人都淹死。但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更喜欢不公正的解决方案，即挽救 200 条生命，即使他们不比那些死去的人更值得挽救。即使我们怀疑船上最自私和无情的人最终会得到救生衣，我们也会更情愿这个方案。

虽然讨论宇宙正义的大舞台一直在社会政策中，但这个概念甚至在国际关系中也被应用，在涉及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决定的问题上。 1930年代，当一场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欧洲，军事准备和军事同盟等重大问题必须解决时，西方民主国家仍有人将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赛条约视为对德国不公平。随着纳粹政权开始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为侵略战争做准备，他们所认为的不公正成为他们容忍希特勒政策和行动的一个理由。沉浸于那些今人无法控制的历史事件，结果是分散了人们对建立抵消军事力量以阻止未来战争的迫切需要的注意力，后来发生的一切即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骇人听闻的屠杀也相形见绌。一味地追求宇宙正义从未有过更高的代价。然而，这一概念的威力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最严峻的危险迫在眉睫，它还是促使许多人回顾过去，而看不到一个威胁着一个大陆毁灭、数千万人被屠杀、整个种族被可能灭绝的未来。

在社会政策方面，一些自认为最向前看的人实际上总沉溺于一段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历史中而裹足不前。

例如，一位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学家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的政策是“纠正社会不公”和“纠正 17 世纪的历史错误”。但是，据推测，没有一个十七世纪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还活着。传统正义与宇宙正义的众多差别之一是，传统正义涉及大活人之间互动的规则，而宇宙正义不仅包括当代的个人和群体，还包括跨越几代甚至几个世纪的抽象群体概念。

今天在美国也发现了类似的做法，那里提出了集体“赔偿”问题——因为奴隶制对黑人和因为其祖先被剥夺土地以及随之而来的附带损害对土著美洲印第安人提供赔偿。在这里，这个问题再次包含了所谓的跨时代抽象群体概念，而不仅仅是活生生的当代人。很少有人声称现在活着的美国黑人比如果他们的祖先留在非洲会更糟糕。任何用收入、预期寿命或许多其他变量的统计数据来证明这一点的尝试都会是无用功。当然，最终，重要的不是这些客观数据，而是相关个人的感受和反应。你无法用客观证据去驳斥那些选择大声谴责的人，因为客观证据与他们的感受无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移民到非洲的美国黑人远没有当代移民到美国的非洲人多。

令人痛心的是，那些在过去几个世纪被从非洲的家园掳走用铁链强行带过大西洋的人遭受的苦难不仅可怕，而且不公正。如果他们或他们的虏掠者还活着，所欠的赔偿将是惊人的。然而，时间和死亡使我们失去了伸张正义的机会，无论这多么令人愤慨。当然，为了象征性的赎罪，我们可以在我们活生生的同时代人中制造新的不公正，这样黑人医生或行政人员的儿子或女儿就可以先于一位白人工厂工人或农民的儿子或女儿进入精英大学。但只有相信宇宙正义愿景的人才有可能从中获得道德慰藉。我们应该在实际可用的方案中做出选择，而翻历史旧账不应是这些选项之一。

西半球原住民的情况更复杂。如果欧洲人没有入侵，今天有土著血统的人是否会过得更好的问题几乎无法回答，因为如果欧洲人没有入侵，大多数当代美洲印第安人将不存在，因为他们现在大多也有欧洲血统。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你没有办法使熟鸡蛋变回到生鸡蛋。西半球土著人民的苦难是巨大的，不仅来自征服者的战争和掠夺，而且更来自欧洲疾病，这些疾病确实使北美和南美人民大量死亡，死亡率普遍高达 50%，90% 的死亡率也不是闻所未闻。但是，与录像带不同，时间不会倒退。

然而，追求宇宙正义的信徒不会轻易放弃。在政治、法律和知识界，一个群体的成就或表现与一般人群之间的统计差异通常被认为是过去不公正现象在当今后果的证据，或者是过去的不公正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的证据。

我们已经看到在处理历史时很容易出错。当代统计数据同样容易出错。如果一个人经历了足够多的数字，最终会得出一些似乎符合自己愿景的统计数据。这些就是所谓的“啊哈！” （恍然大悟）统计数据。其他表明相反结论的统计数据不会引起“啊哈！”

几年前引发新闻和政治风暴的一组统计数据显示，抵押贷款的黑人申请人被拒绝的比率高于白人申请人。《华盛顿邮报》宣称“存在种族偏见的房屋贷款系统”，许多其他出版物、政客和活动家也加入了谴责的行列。然而，同样的一组统计数据显示，白人申请者被拒绝的比例高于亚裔美国人。然而，这些统计数据并没有带来“啊哈！”，没有人出来说银行更亲睐亚裔而歧视白人——因为这不符合盛行的观点。简而言之，当数字与先入之见一致时，数字被接受为证据，但当它们不一致时，数字就不会被接受。

在作统计比较时，须假设被比较的组在相关变量上确实具有可比性。然而，很多时候，它们甚至没有接近可比性。对抵押贷款数据的更仔细审查表明，住房贷款的少数族裔申请人已欠债务更多，信用记录较差，寻求的贷款占所涉房产价值的百分比更高，并且更有可能寻求为多住户单元而不是单户住宅贷款（前者被认为是风险更大的投资）。即便如此，72% 的少数族裔抵押贷款申请获得批准，而白人抵押贷款申请的批准率为 89%。当相关变量保持不变时，这17 个百分点的差异缩小到 6 个百分点。此外，所有剩余的统计差异都可以追溯到一家银行的不同贷款批准率。为什么政府不对这家白人种族主义银行采取法律行动？因为它既不是白人也不是种族主义者。这是一家黑人拥有的银行。

顺便说一句，这一切都发生在一波破产浪潮席卷美国贷款机构的时候。对于任何具有基本经济学知识的人来说，在机构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放弃从付费客户那里获得利润会是很奇怪的做法。然而，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并不是从事政治、新闻或司法职业的必要条件。比较不可比的群体还包括男性和女性群体，两性之间的收入差异通常被认为是歧视的证据，尽管女性更多地是兼职工、没有那么多连续工作经历的员工，以及从事与男性不同的职业组合的员工。此外，甚至那些声称接受“相同”教育的男女获得不同的报酬的消息也是完全误导的。读完大学的美国女性和男性没有接受“相同”的教育，因为（1）他们专注于不同的领域，（2）拥有大学学位并继续攻读研究生的比例在两性之间存在显着差异。在硕士学位水平上，男女的比例是二比一，在博士水平上男性则高出59%。按领域划分，在教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获得者中，女性与男性的比例超过三比一，而在工程学学士和硕士学位获得者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超过五比一。只要工程师的收入高于教师，那么在比较受“相同”教育的男性和女性时，你就是在比较苹果和橘子。

当统计数据可以细化以比较同一领域的男性和女性，具有相同的连续工作经验以及其他可比较的变量时，两性之间的差异就会消失——或者反而女性报酬更高。 20 多年前，在任何法律或政府政策针对性别歧视问题出台之前，30 多岁未婚且从高中开始持续工作的女性的收入比同类型男性高出4%。我在 1972 年对学术界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从未结婚的女性的收入高于从未结婚的男性，无论是在顶级学院和大学还是在其他大学进行比较，也无论是在已发表著作的教员还是在未发表著作的教员中比较。

可以继续查看其他很多统计比较，揭露它们为什么无效。但更根本的问题是，他们假设如果没有偏见和歧视，社会群体就会在不同的机构或不同的收入水平上都按比例被代表。而事实是，在任何国家或任何历史时期都很难找到任何这种均匀的代表性，除非政府政策规定配额或优惠以实现人为的统计“平衡”。

那些相信宇宙正义的人有时会争辩说，这只能表明歧视是多么普遍。但是，许多没有资本去歧视任何其他人的群体在一些高薪职业、著名学术机构和众多其他经济部门中的比例过高。关于这样的人或事物的统计差异数据有一长串，其中根本无法提出合理的歧视案例。这里仅举少数几个例子：

 1 美国男性被闪电击中的次数是美国女性的六倍。

 2 加州超过五分之四的甜甜圈店由柬埔寨血统的人拥有。

3 在1960 年代的整个十年中，作为少数族裔的马来西亚华人获得的大学学位比多数族裔的马来人多——包括 400 多个工程学位，而马来人只有 4 个。

4 虽然德国人只占沙皇俄国人口的1% 左右，但他们却占俄罗斯军队最高指挥部的 40% 左右，占外交部所有官员的一半以上，以及圣彼得堡科学院成员的绝大多数。

5 在巴西的圣保罗州，超过三分之二的土豆和超过90% 的西红柿是由日本血统的人种植的。

6 早在 1880 年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银行拥有银行账户的意大利移民人数是阿根廷公民的两倍多。

7 在19 世纪中叶的墨尔本，一半以上的服装店由犹太人拥有，而犹太人从未达到澳大利亚人口的 1%。

8 在19 世纪中叶的美国，当南方人占该国白人人口的 29% 时，他们只贡献了8% 的专利发明。即使是对南方很重要的发明，例如轧棉机，也是在北方发明的。

9 从1750 年到 1825 年，世界上 40% 的重大发明、发现和创新是在英国完成的，而英国的人口甚至还不到世界人口的 10%。

10 今天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五位亿万富翁都是华裔。

这个清单可以无休止地罗列下去。

为什么不同的群体在如此多的时间和地点出现如此不成比例的代表性？也许最简单的答案是没有理由期望它们在统计上相似。地理、历史、人口、文化和其他变量使得群体按比例代表的愿景变得荒诞离谱。

当然，统计差异不仅限于种族群体或男女差异。追求宇宙正义的信徒经常将抽象统计概念的命运与活生生的人类的命运混为一谈。例如，很多文章讲到少数人怎么获得国民收入的大部分或持有国家财富的大部分。隐含的假设是，我们谈论的是人们的阶级，而至少在美国，我们实际上经常谈论的是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个人。美国人的绝大部分财富都集中在50岁以上的人手中。美国老年家庭的平均财富是年轻家庭平均财富的几倍。但这些并不是社会阶层的差异。年老的人都曾年轻，所有的年轻人都会老去，除了那些早逝的人。然而，执着于社会阶层分类的人对这个简单事实视而不见，抽象统计概念自动被解释为阶级差异。

有一个长期跟踪美国个人的纵向研究发现，大多数人不会在收入水平的同一个五分之一组中停留长达十年。第一个这类研究是由一群左派学者进行的，他们似乎被自己的发现搞懵了，这些发现是基于对同一群个人为期八年的跟踪。

这一切都不足为奇。八年之后大家都大了八岁。他们拥有了八年的经验，八年的资历。如果他们成立了一家企业，他们有八年的时间来提高知名度并吸引更多客户。在专业领域，他们有八年的时间来建立客户群。为什么他们不会在八年结束时进入更高的收入阶层？

“穷人”通常被定义为收入水平最底层的20%，他们在这一角色中与富人一样短暂。只有 3% 的美国人口处于最底层的20%长达八年。到那个时期结束时，更多从底层 20% 开始的人已经达到了前20%。然而，“穷人”仍然被认为是最底层的 20%，而不是仍然处于最底层的3%。我们的知识话语和我们的公共政策是基于 20% 的统计抽象概念，而不是3%有血有肉的真正穷人。

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听说，在纽约市，每 20 分钟就有一个人被车撞到。 “他一定被撞得不耐烦了”，这个人说。但是，我们一些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更不用说道德和政治领袖，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在谈论统计抽象概念时好像总是在说同一些固定不变的人。真正的富人和真正的穷人加起来是否占美国人口的 10%，都是值得怀疑的。然而，这两个边缘群体是主导美国政治、新闻，甚至学术和司法话语的道德情节剧的核心人物。

宇宙正义的后果

无论宇宙正义愿景在认知上有什么缺陷，它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在政治上根深蒂固。因此，仅出于这个原因，其后果就事关重大。这些后果是什么呢？

追求宇宙正义的人，往往会以为结果会如他们所愿——也就是说，那些受政府政策约束的人就像棋盘上的棋子，可以随意摆布来执行一个宏伟的设计，而不需要在乎他们个人的反应。但是，既定的受益者和那些将要承担这些利益的代价的人往往会以那些寻求宇宙正义的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做出反应。

例如，那些被赋予获得各种补偿性福利的法律权利的人形成了“我该得的”心态。正如印度的一个小组负责人所问：“我们难道因为不够合格就没有资格获得工作吗？”。一位同样心态的尼日利亚人控诉“技能压迫”。一项研究发现，计划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的美国黑人大学生对需要为学业做好准备没有紧迫感，“因为他们认为某些规则会为他们网开一面”。一项针对马来西亚马来学生的研究发现了类似的缺乏紧迫感，他们在法律上有权优先获得政府和私营经济中令人垂涎的职位。在美属维尔京群岛，即使是学童也为自己缺乏学术和行为标准辩解，指出当他们长大后，政府工作将等着他们，而他们的西印度同学将没有资格获得这些工作，即便后者在学业上表现更好，在学校表现也更好，因为西印度人不是美国公民。

为年轻的美国黑人寻求宇宙正义带来了特别悲剧的后果。正如一些父母错误地在小孩周围说话，好像他们听不见或听不懂一样，那些提倡将宇宙不公正视为美国黑人所有问题的原因的人也未能理解这种愿景对年轻黑人的后果，后者还没有个人经验或成熟度来权衡这些话与现实。最终结果是形成了一种敌视在学校学习或遵守社会普通行为标准的态度。更糟糕的是，那些确实希望接受教育、说正确的英语并能与他人得体相处的年轻黑人学生被嘲笑为“假白人”（背叛了种族），并受到两种社会压力的影响，以及明目张胆的恐吓和暴力。

很难想象整整一代人会发生更具破坏性的自我毁灭。许多政客、知识分子和大声并经常宣称歧视造成了所有黑人和白人差异的其他人，他们自己对这一系列事件感到震惊和困惑。然而，如果呈现给他们的愿景是真实的，那么年轻黑人的这些态度就完全合情合理了。反正都没有机会出头，为什么要学习和训练自己为踏入社会做准备？至少你可以表明你不是一个会上当的傻瓜。这些学生的所作所为与呈现给他们的愿景是一致的。这些愿景反而害了他们。

那些在追求宇宙正义中被牺牲利益的人呢？根据提供给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反应也相当理性。他们可能会停止努力争取他们不太可能获得的职位，或者可能会将自己从整个社会中抽离，就像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在马来西亚所做的那样，以及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人在斐济所做的那样。在美国，如果雇主未能雇佣具有当地人口种族代表性的劳动力被视为歧视的证据，雇主可以选择不靠近黑人集中的地点，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他们的法律风险。当然，这意味着黑人由于可以优先获得工作的优待政策反而失去了工作机会。以这种方式失去的工作在数量上是否比当地雇主加入政府政策所增加的工作更多或更少还有待考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平权行动政策下，黑人，尤其是低收入黑人的进步速度一直低于在他们之前的“机会均等”政策下，甚至在机会均等政策之前。在这种情况和其他情况下，寻求宇宙正义并不一定比旨在实现传统的世俗人类正义的政策取得更大的平等或正义。

在寻求宇宙正义的过程中，唯一明确的赢家是那些相信它所投射的愿景的人——在这种愿景中，那些信徒自信在道德和/或智力上比其他人优越，认为他们对这一愿景的不懈追求，可以为他们在道德和智力上藐视的人群的所谓受害者带来一丝希望。这是一个自我意淫的愿景，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它的。他们不仅对相反的证据视若无睹，而且往往指责提出证据的人出于恶意或不诚实。每当那些拥有这种宇宙正义愿景的人受到挑战时，他们会作出愤怒的反应，而不是对问题进行理性讨论。他们唯恐这个愿景的幻灭，因为这是他们赖以拔高自己的云梯。

（译者注：为了方便阅读，略去了索维尔博士引证的文献和资料出处，也略去了一些似乎不是很紧要的段落。另外，也根据中文习惯做了一些用词和语法上的微调。如果有读者愿意细究，请参考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