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村百草园
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
四．波兰
离开柏林，下一站是波兰。我们到边境小城ＧＯＬＩＴＺ转车，在那里呆了半个钟头。那里的物品比起柏林或慕尼黑要便宜一大半。
过境时，我的护照被边防官们传来传去，他们又在一边嘀嘀咕咕。我耐心地等了足有五分钟，他们才笑容可掬地将护照交回我手里。
我们要去的地方叫ＪＥＬＥＮＩＡ ＧＯＲＡ－－可译为ＤＥＥＲ ＭＯＵＴＡＩＮ也就是鹿山。鹿山是一个中等城市，得在一个小镇换火车。我们想在这一小镇车站给我的朋友乌拉挂个电话，告知我们到达的时间，可是前后左右转游了好几圈，也没发现有公用电话。我们去问讯处求助，里面一个秀丽的女士摆摆手，意思是她不懂英语。我当时忘了试试汉语－－玩笑。后来发现这位女士干脆车站里里外外一把手，不仅负责咨询，还负责给火车发讯号。
好歹手头有乌拉的地址，就自己找去吧，大不了作点不礼貌的事－－让她吃惊。夜里十时多，我们到了ＪＥＬＥＮＩＡ ＧＯＲＡ车站，这个车站比较大，应有尽有。和前一个小镇车站一样有一个酒吧，但门面上显得摩登得多。我一眼就看到有好几个公用电话，看人家往里边插卡，就把身边仅有的ＡＴ＆Ｔ电话卡拿来试，却被拒绝。原来人家用的是一种什么欧洲联用的卡。说到这里，想到飞龙正在兜售的ＮＴＣ卡，如果能够在世界各地用，一定非买不可。
人生地不熟的也不知道坐哪路公共汽车，就去叫出租车。一问，才要五个美金。司机把我们送到后，我兴奋地跳出来叫乌拉。乌拉和她丈夫亚努西穿着睡衣就跑下楼来。这边Ｂ正准备付帐，可是我们只有十元的票子，司机找不开。Ｂ正打手势叫司机找给相当三美金的ＺＬＯＴＹ（波兰元），亚努西已回屋拿了钱塞给司机。我们说这不行，我们自己付。但亚努西已打发司机走了，原来他怕我们上当。我发现司机很失望的样子－－本来说好付美金的，感到很对不起。后来问了亚努西，得知从车站来这里的确就相当五个美金，所以那个司机非常诚实。
进了屋，乌拉忙给我们准备吃的和喝的。出门半个月来，第一次感觉象到了家一样。这乌拉原来在纽约给有钱人当管家，周末是我的室友。她长我二十岁，总把我当小孩子对待，处处对我很照顾。还是在纽约时，她经常叫我们去她打工的地方玩，说她的主人待人很好。拗她不过，终于有一天顺路去玩。她的主人－－一对犹太夫妇（先生是银行家、慈善家Henry H. Arnhold）－－家的确很气派，走廊里挂满了名画，玻璃柜里摆满了古玩，大客厅的落地窗面向公园大道。女主人有时会把自己淘汰的那些包包给乌拉，乌拉就拿回来分几个给我。
乌拉说她去车站等了一天，刚刚回家。我们原来告诉她这一天到，当时没买好车票，不知道具体时间，谁知她居然就在车站傻等。“我一早八点就去了，一直等在车站里。刚才车站里的人说最后一班车已经到了，我看看没有你们，就回来了。我的女儿本来昨天要去外地度假，听说你们要来，特地等你们。今天下午，她以为你们不来了，就走了。”乌拉还有一个儿子，已经去度假，在我们走那天的晚上回家，所以很不巧，一双儿女都没见着。乌拉以为我们这一来会住个一、二个星期，得知我们只计划住两天，她很失望。如果我早知道乌拉的这番诚意，就会早点从纽约出发。
图：鹿山市
第二天早晨起来，乌拉的早点和茶已经在桌子上等候。这是旅途第一次不用去外面吃饭。饭后下楼去玩，一只狗呲牙咧嘴地扑了上来。我吓了一跳，却故作镇静，还给他（后来得知是“她”）陪笑脸。她并不懂我的意思，仍是又扑又抓。Ｂ和乌拉过来，才解了围。原来这是她家的爱犬，名叫伊娃。她刚才是兴奋的表示，就象小孩子见家里来了客人要表现一番。可我从小就怕狗，承受不了这样的礼遇。
傍晚我们带着伊娃去田间散步，才发现她其实很天真可爱而且聪明。经过邻居家，她把那家的狗托尼招呼出来一起玩。她一路上和托尼抢一根木棍，我们试着引开她的注意力把木棍藏起来，第一次她上了当，但第二次她眼睛看着我们，脚爪却紧紧地按着木棍。路上我们遇到一个从南美嫁过来的妇人，她也在遛狗，她亲切地喊着伊娃和托尼，却只对乌拉和亚努西说声“ＤＺＩＥＮ ＤＯＢＲＹ”（你好）。我过后问乌拉她叫什么名字，乌拉歉意地说不知道，虽然他们互相知道对方狗的名字。
一个下午我们坐在院里的长椅上晒太阳，伊娃不知从哪里玩够了跑来，一个跳跃窜到我的大腿上，就躺下不走了。她实在太重，我只好把她赶了下去。她却死皮赖脸的，还要再来。我没办法，只得把她赶到篱笆外。她在篱笆的那头哀求地望着我，叫我不知如何才好。
图：伊娃
亚努西几乎不和我们说话，都是乌拉替他说。亚努西原来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加油站做过工，有一年多，但他的英语只会“ＯＫ”，“ＨＥＬＬＯ”和“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乌拉说他周围的人都是波兰人，几乎没机会说英语。乌拉的英语相当好，虽然有很浓的波兰口音，但语法基本正确，词汇量也挺大，在她这样的年纪能把英语从头开始学成这样，不能不承认她的聪颖。乌拉上学时学过俄语，但她拒绝说俄语，有很多波兰人象她一样提起俄国就很反感。
我在波兰时正好碰上他们准备纪念华沙起义五十周年。华沙起义是一九四四年八月一日波兰地下卫国军发起的对德军的全面反攻。这场反攻艰难而又悲壮，结果是二十万波兰人为此献身。在顽强地持续了６３天后，德军的坦克开进华沙，把整个城市夷为平地。（有一个波兰人战后回到华沙，说他以为到了月球。）虽然这样，这仍是欧洲被占领区中坚持最久、最动人的抗德运动。当时波兰求助于苏联，但苏联却无动于衷，隔岸观火－－苏联打的算盘是鱼翁取利。出乎人们的意料，瓦文萨竟邀请了这两个冤家来参加他们的纪念活动。更糟糕的是，被邀的德国总统ＨＥＲＺＯＧ居然把这一事件和另一桩事件搞混了，这使得有些波兰人很生气。他们觉得ＨＥＲＺＯＧ这样的德国人根本不配参加这个活动。而另一些人则持另一种态度，认为这是给德国人和俄国人上历史课的好机会，同时也可以藉此和这两个国家结束以往的怨仇，从此向前看，因为明天比昨天更重要。
图：波兰军人
亚努西用他们的微型汽车（相当于中国的奥托，波兰大多数家庭拥有的汽车是这种微型的）把我们开到半个小时以外的西涅诗卡山。把车停在半山，再乘缆车到岭头，然后爬一个小时到山顶。虽是酷暑，海拔也只有一千六百米，山上仍有积雪未化，山风清凉透人。站在山顶，一边是波兰，另一边是捷克。那边来了一队童子军，个个稚气可爱。分界线有一个捷克士兵站岗，我也不管，径自跑到捷克那边，他也不闻不问。后来下起一场大雨，大家都跑到饭店去避雨。雨后出来时，不见了那个士兵，不知道他上哪里开小差去了。我们试着往捷克那边深里走，遇见那边过来的人们，这时已经分不出来我们是波兰来的还是捷克来的。乌拉也感到很奇怪，多年前她来这里的时候山头上两边都有军队严密把持，多走一步都要查护照。看来现在边防检查松多了。我当时很遗憾没有更多的时间，不然我就可以这样去布拉格了。
图：西涅诗卡山顶
在饭店避雨时乌拉给我们买了ＰＩＺＺＡ，价钱好几万波兰元，相当两个美金。再一看可口可乐的价格，每杯也相当六、七十美分，和美国的绝对价格是一样的（市区商店里的名牌牛仔裤卖到六十美金，比在美国还贵）。波兰这几年通货膨胀的速度使人目瞪口呆。我在亚努西的集邮册里看到十几年前他们还有几十波兰分的邮票，而现在一张邮票起码都以数百波兰元而计。相对之下，这里人们的工资少得可怜。乌拉没工作，亚努西的月工资相当于一百五十美金－－他是建筑学校的教师。一家四口人靠这点钱无论如何受不了这样的高消费水平。波兰失业的人很多，可以想见他们的日子过的很窘迫。乌拉一家还算不错的，他们在靠着过去在美国赚的钱维持生活。
我以前在纽约看到乌拉往家里不但寄衣服，而且还寄洗涤剂、洗发液，甚至卫生间清洁剂，感到不可理解。现在看到这些美国货在这里的绝对价格普遍高出在美国的价格，才明白。我在乌拉家看到他们仍然在使用乌拉当初从美国寄去的东西。我想乌拉之所以购买洋货主要是为了满足她儿女们的虚荣心。当初乌拉为了能够给儿女们以物质上的满足，孤苦伶仃地在纽约挣扎了整三年，最后终于放心不下正值青春期的儿女才打道回府的。
虽说波兰物价奇贵，人们怨声载道，但是他们的住房着实值得让中国大陆人羡慕。我们去访问了乌拉的一个年长朋友。她独自住在新居民区的公寓里，宽敞的一室一厅，乌拉说她还经常抱怨没有自己的房子。乌拉自己家是一个三层楼的小院。一楼是临时客房、洗衣间和车库，二楼是厨房和客厅，三楼是三个卧室。楼上前后都有阳台，客厅也很大。美国郊区的普通人家也不过如此。我们住在乌拉女儿的房间，她一个房间有我在曼哈顿的半个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大。墙上有挂毯，地上有地毯。家具也很新潮。乌拉所在的居民区都是这样的独家小院。比较有钱的人家房子盖得很漂亮，占地面积也大一些。每家的院子里鲜花盛开。好几家拱形的院门爬满了紫藤花或蔷薇花，非常美丽。
图：乌拉的房子
乌拉的小院里种满了瓜果花草，绿的葡萄、白的百合、红的玫瑰、粉的康乃馨、黄的紫的华沙花，五彩缤纷。时值樱桃熟得正透，我们爬到树上边摘边吃。还有草梅和红醋栗也待人去采。
乌拉家有各种电器，包括计算机。唯一缺的是电话。要申请一个电话号码得化几千美金，而且还要排队等上几年。幸好她的邻居雅嘉很帮忙，乌拉可以随时用她的电话，雅嘉还经常义务给乌拉当传达员。说起这位雅嘉，却是红颜薄命的女子。她丈夫早逝，留下一儿一女。女儿今年才十七岁，未婚生了一孩子。雅嘉将做外婆的时候还蒙在鼓里。现在女儿呆在家里，她和儿子给夜总会唱歌挣钱。她多才多艺，不但歌唱得好，且弹得多种乐器，什么萨克斯管、吉它、钢琴、电子琴都可以登台，在鹿山市小有名气，人们的婚礼都愿意请她去助兴。我们临走的那天晚上，乌拉带我们去疗养院夜总会去看雅嘉。雅嘉看到我们进来，挥手指着我们说：“我将这一首歌献给我的朋友们。”我把歌名给忘了，但清楚记得雅嘉唱歌时的仪态，她和歌完全融为一体，让人倾倒。乌拉说雅嘉唱一晚上可以挣二十五美金，加上教钢琴、婚礼之类的额外收入，她每月至少可以挣五、六百美金，比一般人多了好几倍。乌拉很羡慕雅嘉。
图：雅嘉和她儿子
有很多罗马尼亚难民流落到鹿山市。我看到的主要是妇女和儿童，他们的头上包着传统的花头巾，衣衫褴褛的在街头行乞。对此，亚努西颇有微词，说：“我们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喂饱自己，哪里养得起他们。”（原来他们捐给教堂的钱被拿来救济难民。）我们在街头吃冰激淋时，有一群罗国小孩趋上前来，很馋的样子。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亚努西立即吓退了他们。小孩怕怕地离去，我和Ｂ心里都不是滋味，剩下的冰激淋再也吃不下去。乌拉埋怨丈夫不该赶走孩子，亚努西不吭气了。旁边是一个儿童乐园，几个波兰孩子在玩碰碰车，几个脏脏的罗马尼亚孩子目不转睛地围观，他们一边啃着讨来的面包。有一个罗国孩子大胆地上去摸了摸一个波兰孩子的车子，两人好象还交谈了几句话。不知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也不知他们是否听懂了对方的话。如果他们长大以后还记得，他们对今天这一幕的感受或许别有一番滋味。
图：波兰儿童和罗马尼亚难民儿童
人有时候很怪。亚努西待我们相当好，却不能宽容和同情可怜的难民们。波兰人和犹太人一样曾受到纳粹的屠杀，可是亚努西歧视犹太人。我问乌拉这是为什么，乌拉只说是无缘无故、没有道理的，可能是受他母亲的影响（乌拉和她婆婆关系不好）。乌拉说为此她一直瞒着亚努西她父亲是犹太人这个事实。我大为吃惊，问亚努西不喜欢岳父吗。乌拉说亚努西和她父亲相处非常好，但是她还是不想告诉他，怕万一给他们的夫妻关系带来影响。我问：“难道你要一直隐瞒下去？”乌拉点点头。乌拉的父亲已经去世，他一生中未敢向任何别人透露他是犹太人。乌拉说：“我父亲一生都在扮演不是他自己的角色。他的负担太重。不然，他也不会得病而去得这么早。我爱我的父亲，我非常爱他。”乌拉的声音哽住了。乌拉不敢把自己的伤心之处告诉丈夫，听起来很可悲。我不由得想起乌拉说过的他们年轻时候的罗曼司。那时亚努西还是学生，他为了博得乌拉的欢笑，每个周末给人擦玻璃窗去买玫瑰花。这样一个深爱妻子的人，难道会为了妻子的血统而翻脸吗？
图：在鹿山市一所教堂偶遇一场婚礼
家人中还有乌拉的两个孩子知道外公是犹太人。乌拉说：“他们是我父亲的后代，他们应该知道他们有犹太血统。”乌拉为孩子操尽了心，还想为他们创造来美国的条件。乌拉说：“我和亚努西不想离开这里，但是我们希望孩子们过得好。如果他们去过美国后再选择回来，那是他们的事，我只想尽到做为母亲应尽的努力－－为他们提供选择的机会，至于他们做什么样的选择，是他们的自由。”在这一霎那，我觉得乌拉很伟大。将来我若做了母亲，也要象乌拉一样，做一个奉献和开明的母亲。
乌拉家的房子是亚努西亲自设计的，并一砖一瓦亲手盖起来的，前后化了十一年（包括因经济原因的停工待料），而他们在这所房子里仅住了十年。他们夫妇对这所房子感情很深，即使他们有机会去美国，他们今后还要回来在此度晚年。
乌拉在鹿山市只见过一个亚洲人，他在自由市场摆摊卖衣服。我凭直觉判断他是中国人，很想和他搭腔，但看他忙得不亦乐乎，心想算了。我说我来这里开饭馆吧，乌拉一听，忙说：“来吧！你就住在我家里，不用花钱租房子了。”她比我自己还当真。但说真的，这短短的两天，我已经爱上这个地方和这里的人了，说不定哪一天就给乌拉再来个惊奇，说：“我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