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迷唐德刚 （上）

文字｜曾慧燕  

2021

 

6.24

燕按：此文是蜚声中外的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生前最喜欢的专访文章，他高度评价说：“在所有人写我的文章中，你这篇是最好的！”

 

要知道，能获得唐德刚这样的评价可不容易。他向来有倚马待诗的急才，胡适生前曾夸赞这位得意门生作诗不但“快来兮”，而且没有一般应酬文字的陈腔滥调。 

 

唐德刚行文特色，是以史学家风格及体裁写作史学论著。与他交谊甚笃的陆铿说：“德刚史识、史德兼备，见解异于流俗，文学修养深厚，文风独具一格。” 

 

胡菊人说，读唐德刚的文章，“感到像是读历史一样，然而又不像是读历史，却像是观剧一样。”他又指出，“由于唐德刚的文笔有文学笔底，写得灵活，因而让读者不忍停下来，这就是文学笔法的功劳。”

 

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教授夏志清，称唐德刚为“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

 

 

历史迷唐德刚—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作为一位“历史的倾听者”，历史是他一生志业，读史是他平生最大兴趣。现年84岁的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退休教授唐德刚，始终谦虚地不肯给个人定位，只说自己是个“学历史的”；与他结褵数十载的太太吴昭文，称他是个“历史迷”。 

 

唐德刚对“口述历史”贡献良多，并因撰写《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等著作而为读者熟知；他独创“历史三峡”观，重塑史学论述新风格。他虽然“放洋”数十载，教读异邦，仍心怀故国，自称是“带着中国土气息、泥滋味的山僧”。

 

他是195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勤于笔耕，出版一大堆人物传记、文学类、史学类的著作，诸如《梅兰芳传奇》、《胡适杂忆》、《袁氏当国》、《书缘与人缘》、《史学与红学》、《晚清七十年》和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等。

 

他的“不务正业”，使他扬名两岸三地。他的几本“口述历史”，已畅销一百多万本，目前仍在继续再版。他有着与生俱来的幽默风格，古文根柢深厚，以史为地基，文为建筑，信手拈来皆是文章。不少读者为他亦庄亦谐、如行云流水的“唐派散文”倾倒。 

 

纽约珠宝商吴铿章是唐德刚的忠实读者和忘年交，对唐的每一本著作瞭如指掌。他说唐德刚的文章，虽然写的是一般人认为枯燥沉闷的历史，但由唐教授来写，妙趣横生，吸引人一口气看完。 

 

甑已破矣 顾之何益 

 

大病初癒的唐德刚，仍好学不倦，“日夜进修不暇”，日常借助放大镜读书治史。(曾慧燕攝于2004年2004年3月22日)

 

 

唐德刚自1960年代起，先后任教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九○年代退而不休，忙于讲学和写作，将历年治史心得化成文思喷薄而出。2003年中风大病一场，但没有被病魔击倒，目前身体正在康復中。3月22日，他在位于新泽西州东北部的住所接受专访，戴着助听器，用他那一口带有“合肥老母鸡”乡音的国语(安徽人發音“滋”、“鸡”不分，唐德刚自嘲与他的小老乡、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都是“合肥老母鸡”)，中气十足谈了五个多小时，仍感意犹未尽，言犹未足。 

 

虽然大病初癒，这位史学家以曹操的名句自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说仍要继续他的二百年民国史研究，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研究不止，将是他贯彻始终的人生宗旨。他说直到现在，他仍然日夜进修不暇。 

 

在他的眼中，“历史是条长江大河，永远向前流动。”在历史的潮流中，“转型期”是个瓶颈和“三峡”。他坚信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从此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的太平洋。” 

 

认识唐德刚的人都知道，生病前，他是个閒不住的大忙人。除了继续他的作文、研究，还与一班志趣相投的朋友，搞了一些兴之所好的文艺协会、历史学会，并经常举行座谈会和国际学术会议等，忙得没有一刻空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往往弄得半年不见天日。”

 

但唐德刚毕竟已80多岁，岁月不饶人。他本来生龙活虎，中风前，除了耳朵不灵光，精力尚算充沛。大病一场，不得不待在家静养，这时带状疱疹(俗称“皮蛇”，是一种感觉神经受到病毒感染的疾病)却趁他抵抗力弱时乘虚而入，药石无效，让他年来饱受折磨，左臂常常痛得抬不起来。 

 

他提到不久前，他的40年研究心血瞬间化为乌有，闻者为他捶胸顿足，他说来轻描淡写。年初，唐德刚的女儿因工作关系要迁往加州，希望父母同往便于照顾，但唐不愿离开居住几十年的地方，也捨不得此间的老朋友。女儿帮他整理资料时，由于不懂中文，竟在未徵得老爸同意的情况下，将他数十年积存的民国史资料全部删除。 

 

唐德刚發觉后，“气得要死，一时天旋地转，差点昏过去。”他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不断念佛经，强行控制情绪。后来转念一想，立刻自我安慰，“甑已破矣，顾之何益！” 

 

他说了“荷甑坠地，不顾而去”的典故：古时候有一个人，肩上托一甑(蒸饭用的瓦器)，行走间不慎将甑摔在地上，他连头也不回就继续前行。旁人奇而问之，他说既然甑已摔破，即使回头再看也无济于事。这份潇洒达观，唐德刚深得箇中三昧，大概这正是他中风后惊人康復的原因。 

 

他指指脑袋诙谐地说，儘管资料没有了，但人脑还未坏掉。多费点功夫，民国史巨著仍要设法完成。大病一场，他的人生观有了很大改变。以前他博学强记，最自豪的是他的记忆力。现在他不在乎生死，唯一苦恼是记忆力衰退，“童年往事记得一清二楚，但眼前事情转眼就忘得一干二淨。

 

病后，他深谙“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道理，适时调整自己作息。以前，只要他坐在电脑前，就“如鱼得水”，一坐七、八小时，进入忘我境界。现在他最多只工作三小时就要暂停，“为了写文章，不值得翘辫子嘛！” 

 

他说，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他追求了解为什么？如研究民国史，他要了解中国为什么走帝制？为什么从帝制转入民制？为什么要搞个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中国出了那么多军阀？为什么中国人两百年来过得那么痛苦？在推动历史的进程中，他愿意扮演一个“小角色”，但不敢以“吹鼓手”自居。 

 

问及唐德刚当初为何选择学历史？说来话长，他自言是“阴差阳错地误入此行”，逐渐陷入而“上瘾”，以致终其一生不能自拔。 

 

1920年，唐德刚生于安徽合肥一个大地主家庭。中国以前是科举制度，历史在科举考试中扮演重要角色。家学渊源，他从小耳濡目染，对历史产生兴趣，诸如《东周列国》、《儒林外史》等一类书看得滚瓜烂熟。 

 

14岁他已熟读《资治通鑑》。因父亲不满他在暑假整天捉知了，要他读通鑑作为“暑期作业”。他回忆：“记得自那天起，我替父亲做的『暑期作业』，便一刻未曾停过。终日一卷在手，除掉睡眠和洗澡外，自黎明开始，读到日落西山，蚊雷阵阵，还不肯释卷。” 

 

历史比小说更有趣

 

大概註定此生要与史学结缘，他看“通鑑”与看《七剑十三侠》的心情并无两样，甚至认为“历史比小说更有趣”。两相比较，他的心得是：“读历史有个逐渐向前發展的境界，一个接一个迫人而来，读小说则是一泓秋水。” 

 

他说，如果不是他老子(父亲)讨厌他捉知了，强迫他去读“通鑑”，认识了司马光，他的学问境界可能不会有如此大长进，这是“一个偶然又偶然事件的结果”。 

 

他深深感到，“在这个偶然中，充满着幸运──我偶然摸上了治学的正途。”积数十年的观察和经验，他觉得中国史学家治史，“第一部应熟读之书，就是通鑑。” 

 

他引述清朝章实斋的“六经皆史”说：“历史实在是一切人文学科的总根，离开历史，则一切人文学科皆是无根之花，通鑑是诸史精华的荟萃，掌握此，则其他诸子百家之杂学，自能络脉畅通，无往不利。我敢大胆说，通鑑一书，实在是诸史之根，百家之门。“因此，如果有人要他拟定一份“国学基本书目”，他将首选《资治通鑑》，一书定天下。 

 

与史为伴　永不言倦 

 

访问结束后，唐德刚主动提出要与曾慧燕合影。（吴铿章摄影）

 

唐德刚是学历史的，但对文学同样感兴趣，所以他编了十六字真言来涵盖文学与历史，那就是“六经皆史”、“诸史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 

 

问他研究历史是着重“正史”还是“野史”？他说要以“正史”为准，“野史靠不住“，而史学有中西之分，古今之别，唐德刚以身为华裔史学家为傲。 

 

作为一个历史学教授，他认为其任务是把各学派对学生做客观、平实而详尽的介绍，不以私见去妄自臧否。“大学教授不应自贬身份，降志辱身去替任何学派做言不由衷的喇叭筒。” 

 

是什么力量支持他对历史永不言倦？他说是兴趣使然，因为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唐太太吴昭文眼中的唐德刚，则是个“历史迷”，对史学投入程度和那份认真的劲头，令太太感觉历史才是他的“最爱”。 

 

抗战期间，唐德刚在南京读中学，为战火所迫，转学回安徽合肥老家。后来日军压境，他们一班中学同学，穿着草鞋翻山越岭逃到武汉，落户湘西。后来他在湘西参加统考，考入当时校址设在四川重庆的中央大学。 

 

对当年日本侵略的国仇家恨，这位史学家至今仍难抑愤怒。为此，1990年代他许多友好發起徵集签名向日本讨还战争赔偿运动和积极参加保钓，并尽量不用日本货，如许多朋友说日本车不易坏，劝他以日本车代步，但他宁可开美国车。 

 

1943年，唐德刚在中央大学毕业后，自重庆回老家做了一年的中学教员，翌年转往安徽省立安徽学院教西洋通史，自此历史成为他生命中一部分。1948年他考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59年获得博士学位，以助教身分加入中国口述历史部门，此后再任中文图书部主任和副教授，前后在哥大度过25年的黄金岁月。接着再出任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主任，大半生与古人为伍，跟历史作伴，“几乎把古今中外的历史，都一一地在黑板上擦过。”

 

白马诗社　喜觅良缘 

陈立夫 (左)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名人口述历史计画最早拟定的五位受访者之一，唐德刚 (右)因缘际会 ，成为口述历史的先行者。图为1989年11月两人在纽约合影。(唐德刚提供)

 

1950年代中期，他与一批以打工为生的爱好文艺的同学，在纽约组“白马文艺社”自娱，胡适曾戏呼白马社为“第三个中国文艺中心”。 

 

他在白马诗社遇到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吴昭文。吴昭文出身名门，父亲是中华民国党国元老吴开先。唐德刚最初追求吴昭文时，并不知她家世显赫，虽然唐本人出身地主官僚家庭，但在美国是个一文不名的穷留学生。吴昭文不慕富贵，爱其才气，两人很快谈婚论嫁。她写信禀告父母说，对象是个在哥大读历史的博士生，“人很老实正派，但穷得叮噹响。”

 

吴老先生回信说，穷一点没有关系，最要紧的是要有志气。有了开明的未来岳父的首肯。1957年，唐德刚娶得如花美眷，郎才女貌，天作之合。两年后，唐德刚顺利拿到哥大博士学位。婚后与岳父翁婿相处甚得，国事家事天下事，谈笑殊欢。 

 

 

别看唐德刚著作等身，名满天下，却是不折不扣的“穷文人”。他笑说：“俗语云，『吃不穷，穿不穷，计算不到就是穷。』小子样样都会，就是不会计算，所以穷了一辈子。”他坦言，经济情况常常处于拮据境地。1980年，他的岳父八秩大寿，在捉襟见肘的客观条件限制下，他无法买两张越洋机票与太太结伴同往台北拜寿，“半子”只好让给“全女”成行，他则撰诗10首作为“秀才人情”，为岳父祝寿，“全数贺期颐”。 

 

唐德刚向来有倚马待诗的急才，胡适生前曾夸赞这位得意门生作诗不但“快来兮”，而且没有一般应酬文字的陈腔滥调。 

 

胡适告诉唐德刚读书和作文要诀。胡适说读书有心得，一定要写下来，才能变成自己知识。这话颇得唐德刚之心，因为他很早便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意到笔随，终生受用。所以他常常向人推崇写日记的好处。 

 

由于经常写读书札记，唐德刚早在念大学时，就有“發表欲”，把一些以日记形式写成的读书札记，分别投给不同报刊来赚稿费。“在那一碗猪肝面立刻可以减轻夜盲的岁月裡，小小稿酬，实在是大大鼓励──漂母一饭，终生难忘。“

 

他来美后，也将写作才华發扬光大。当他还是一个课余靠洗碗盘打工为生的穷留学生时，适逢林语堂主办的《天风月刊》创刊，唐德刚与林语堂女儿林太乙是哥大同学，林太乙向他邀稿，其时他为了“出一口乌气”，写了一篇长达一万字的小品《我的女上司》，刊出后“人人爱看，个个叫好”，过瘾之余，最实惠的是拿了30元稿费，聊解无钱交房租的燃眉之急。 

 

这是他在美国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大受鼓舞之余，再接再励写第二篇《梅兰芳传》，写了数万字，分三期刊出，稿费本应120元。但因海外办杂誌不易为，这次稿费却没着落。那时他阮囊羞涩，也曾开着一百元买来的破车，赶往山上的度假屋给人洗碗盘，一小时才挣八毛钱。 

 

1972年，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同时在纽约市立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课。在纽约市大他上的是中国现代史，每周不过一次课，而且校方将时间排在学生最不要听课的周五下午3时到6时，按常理这门课不会有多少学生选修，可他就是有本事堂堂爆满，甚至还有不少后来者挤在门口和窗外听课，蔚为奇观，引起洋同事嫉妒。 

 

第二学期，调他去上美国史，他照样吸引一大班学生，又是座无虚席。不久，纽大决定成立亚洲学系，要从全美亚裔学者中选聘一名系主任，选聘委员会拟定十余名候选人名单，唐德刚排在末尾。当不记名投票时，“黑马”唐德刚脱颖而出。校方瞧不起华人，将投票结果秘而不宣。 

 

此事终于洩漏，学生们直冲校长室兴师问罪。校长理屈辞穷，只好向唐德刚求助。其时唐正在外地讲课，校长安排他坐飞机火速赶返以平息“学潮”。这宗新闻事件，惊动纽约市三家主流电视台出动採访。

 

　

[新游客]

80年代初，当时就读的大学有幸请到唐老先生讲座。他称邓为邓矮子，估计把在座的各位领导吓得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