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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无禁区》风波
6月1日，李洪林先生去世了，享年91岁。在1979年4月的《读书》杂志创刊号上，他的《读书无禁区》一文曾引起轩然大波。
李洪林
1979年4月创刊的《读书》，是中国改革开放在思想领域里一个标准的诞生物。在那个精神世界经历了长期禁锢而刚刚得到释放的年代，《读书》提供的思想营养、文化视野以及人文关怀精神整整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由此也被视为“新启蒙时代”的象征之一。
《读书》创刊号
从1979年创刊至今，《读书》走过的30多载历程，恰恰伴随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有人说，《读书》的历史，既是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社会转型期的学术史、思想史，更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读书》从第一期起，就旗帜鲜明地打出了思想解放的旗号。而当时引来激烈争议的文章《读书无禁区》更成了标志性事件。
对于当时的情形，倪子明回忆，编委会在讨论第一期稿子作什么时，大家都煞费苦心。李洪林是中宣部理论组负责人，“搞刊物的人平时都认得，打过交道”，于是编辑部约来李洪林写文章，李洪林很快写来文章《打破读书的禁区》，大家觉得文章写得很好，但是题目太罗索。当时“科学无禁区”的口号很普遍，“既然科学可以无禁区，读书也可以无禁区”，跟范用和史枚商量后，改了变成了一个简单明了的题目：《读书无禁区》，“我们也征求了李洪林本人，他也没意见”。
《读书无禁区》手稿第一页
大家没有料到的是，此文一番，顿时引来轩然大波。“当时出版主管机关找我谈话，批评《读书无禁区》的提法不妥。我说明此文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目的批判“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打破他们设置的精神枷锁。”范用回忆。倪子明也有专门就此事向上级部门专门作过解释说明的记忆，虽然未得到处罚，“但还是认为口号提得不好，要我们以后注意”。
陈翰伯坚持认为“读书无禁区”的提法没有错。在第二年第一期的《读书》里，陈翰伯亲自执笔著文，重申办刊宗旨，坦荡地坚持‘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并宣告：探索真理的工作绝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听凭某一圣哲一言定鼎的办法，更是不足为训。我们愿意和读者一起在激荡的思想海洋里，各自拿出一点智慧来……” 在《读书》创刊20周年时，“读书无禁区”变成了一枚图章，也铭记了这一值得记录的事件。
伴随《读书》的成长史，还有无数的小坷小绊。沈昌文回忆说，当时上面某领导对《读书》的定位很不满意，对方说：“你们要作‘思想评论杂志’，胆子也太大了，我们除了《红旗》以外，哪有一个刊物敢叫‘思想评论杂志’？”沈昌文回去后赶紧“改天换日”，在思想后面加了“文化”两字，改成“思想文化评论杂志”。倪子明回忆说，曾经有人提议把《读书》与上海的《书城》合并，但遭到大家的坚决反对，后来不了了之。据说上面有这样的言论：“《读书》不能停，我们要看它说些什么话、想些什么事。”
上世纪80年代的《读书》编辑部
董秀玉回忆的另一个小故事也颇为有趣。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读书》险些成为重灾区。某一天，中宣部主持清除精神污染大会，沈昌文和董秀玉代表杂志到上级部门做检查。“我和老沈写好了检讨稿，我们到了会场，大家正在讨论《读书》杂志的问题，还没轮到我们发言，突然会议中间主持人被叫了出去，说中央有紧急会议，会暂时先不开了”。大家后来才知道，主持人是被叫去开取消精神文明污染运动的会了。虽然这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但《读书》“问题很严重”，“要停刊”的传言也一直成了笼罩在大家心头的阴影。
但大家没有意料到的是，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为《读书》带来了新转机。
对此，沈昌文有比较详细的回忆：“1983年7月29日，全国通俗政治理论读物评奖大会在新侨饭店召开，我没有参加。回来出版局发了胡乔木的讲话稿，我看了以后大吃一惊。胡乔木在讲话中说：有人说《读书》应该停掉，在我看《读书》已经形成它固定的风格了，它有自己的读者范围，可能不宜改变或至少不宜做大的改变——看来，乔公已经知道有一种声音要停办或对它做‘大的改变’，而他显然并不支持这意见。”沈昌文胡乔木还说，他希望仍然把《读书》杂志办下去，而另外办一个刊物，来满足另一些需要。参加了那次大会的倪子明回忆，在那次讲话中，胡乔木似乎是无意间提到的《读书》，但无疑，他用这样一种巧妙的方式保护了《读书》。
胡乔木
胡乔木与《读书》的缘份不止于此。沈昌文回忆，1987年某日，《读书》编辑部忽然收到“胡办”送来一信，其中有胡乔木写给沈昌文和董秀玉的亲笔信。原文如下：
读书杂志编辑部：
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关同志再三表示希望出版我的诗集，我已将一些所能找到的新旧体诗（词）略加裁汰，编为一集，现已付排。本不打算实际写什么序，后来的一椿偶然事件触发了我，我顿悟有义务把毛泽东对所作诗词的修改公之于众，这就不得不费力写一篇前记，亦已付排。今天想到，这篇前记或可投诸贵刊。聊供某一部分，尤其是并不打算买书的读者阅看。但这篇东西并非介绍别人别国的著作，只是提供一些史料而已，故亦有违于体例。如何是好，诸希裁夺。 胡乔木 八月二十日。
“此信看后大惊，因为此前若干时候，亦有‘某办’来信，批评我们的文章反党反社会主义云云，此‘办’虽非那‘办’，但都是径直向下级来信，如是所为者何？请教了一下朋友，说看来这只是投稿，并无别故，敬请放心。于是我们复信表示欢迎，并对稿子提了一些意见。”沈昌文笑着回忆。他没想到的是，几天之后又收到胡乔木的亲笔回信：
《读书》编辑部
昌文、秀玉同志：
八月二十六日信收到。题名自当补上书名，投稿时疏误。其他提出各点都同意，不缕述，对“棉薄”之误甚感。我也趁此把《前记》重加校正，有些新的事实和想法被进去了。来信对一个投稿人的礼貌用语似越常规，以后希望平等相待，此不特没有平等就没有民主，彼此说话亦有许多不方便也。即颂 撰安 胡乔木 八月三十日八七年。
从这些信件的字里行间，传递了胡乔木作为一名普通读者以及普通知识分子对一本杂志的尊重及热爱。
回顾这些风风雨雨，我们更应该庆幸的是《读书》生在一个波澜壮阔的社会转型时期，她经历的风雨和起伏，也成了一个社会成长中的一段记忆。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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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读书无禁区”的李洪林走了，常识仍需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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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林，曾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1979 年 4 月在《读书》创刊号上发布《读书无禁区》。此文一出，犹如平地一声雷，震动中国知识界，发出思想解放、读书自由的呐喊。李洪林已于 2016 年 6 月以 91 岁高龄去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重温《读书无禁区》一文，以此纪念李洪林先生。
如果有一天，类似李洪林先生这样有理论思考能力的人，在理论建树和思考时不用冒风险，不用拿出巨大的勇气，在常识和ABC一类的问题上耗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不用面对非正常的争议和挫折，那时的中国，才是真正的现代国家。
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
李洪林先生走了，他留下的话题并未结束。
作为体制内官员，李洪林曾经担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大半生从事理论工作，在那篇脍炙人口、引发巨大争议的《读书无禁区》发表之前，就已经撰写过多篇理论文章。他曾经出版《理论风云》一书，自评“《理论风云》在许多方面的论述，仍然谨守马克思主义的窠臼，没有什么创见”，“这本文集确实谈不上有什么‘理论’，因为所谈都是常识，并无创见，只不过别人尚未说出来的时候，我把它说出来罢了”。
如果以客观的标准来评论，让李洪林名声鹊起的数篇文章，谈及的问题都是常识，谈不上有多么深奥的理论。
例如，1979年1月26日，时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李洪林，在理论务虚会上做了《领袖和人民》。他发言说：“在社会主义社会，要求人民都用封建社会忠于皇帝的标准去对待无产阶级领袖，这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吗？符合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吗？如果把这个原则应用于共产党内，要求每个党员都忠于党的领袖，这符合共产主义政党的纲领和组织原则吗？显然，根本都不符合。”“从历史观来看，《国际歌》和《东方红》就是不一致的。一个说‘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一个说‘他是人民大救星’。还有一首歌，叫做《大海航行靠舵手》，其中说：‘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人民离不开共产党。’歌颂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当然是好的，但是它把鱼水关系完全弄颠倒了。人民居然成了‘鱼’。其实人民已经存在很久、很久了，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则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如果党是‘水’，那么1921年以前，几万万人民岂不是都变成干鱼了吗？”进而，李洪林推导出结论，“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后来，这篇同名文章刊发在《人民日报》上。
个人忠于领袖，是专制主义的统治逻辑。按照现代政治的逻辑，国家领导人的合法性，必须得到人民的认可。因此，国家领导人才要宣誓，捍卫和效忠宪法，对人民效忠。李洪林所说的，不过是构成现代国家的基本前提。
再比如，在《读书》创刊号刊发的《读书无禁区》中，李洪林提出，法律没有限制人民读书自由，人民也不是“阿斗”，不需要别人来代替人民作出决定。把“禁书”作为一项政策，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目的是愚弄人民。“我们并没有制定过限制人民读书自由的法律。相反，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
人民爱读什么书，那是人民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李洪林的主张，不过是公民最为基本的权利。更不必说，李洪林先生为了追求政治正确，在可以理解的时代气候下，仍然主张少量管制。到今天看，这篇文章已经“过时”。
再比如，李洪林主张政治体制改革，他曾说，“‘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中国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党内外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也越来越强。如今，历史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积极稳妥地实现和平转型，走上人类共同趋向的宪政民主大道，符合全社会的利益，也符合执政党的利益。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不管是否被看成‘挑战’，实际上都是难得的‘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清醒的当政者应该是明白的。”
相对于李洪林先生作为官员享受到的待遇而言，更多商人和普通民众承担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实际后果，他们生存压力巨大，在重税下苦苦支撑。因此，民众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渴求由来已久，而且有着更多的切肤之痛。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李洪林先生宣讲的常识不仅引发了巨大反响，而且几乎起到了几乎是立竿见影的效果：《领袖和人民》引发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现象的批判与反思，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他收到大量的读者诉冤的来信，集中起来之后，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简明介绍了信中所述的问题，并把那些申诉信一起送了上去。邓小平阅后批示：“请胡耀邦同志处理。”随后，胡耀邦雷厉风行，批示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普查，凡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入狱者，一律平反，并限期报告处理结果。最终，使得200多件冤案因此平反。胡耀邦后来告诉李洪林，“你救了好几百人啊！”《读书无禁区》发表后颇受争论，但是在知识界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至今，它已经和《读书》杂志一起，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历史记忆。
中国社会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陷入了常识匮乏的蒙昧状态。而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对民众留下了太多的历史欠债。时至今日，这些欠债并未完全还清。亿万民众心口的创伤，精神上的痛楚，并未因为时间的流逝而真正平息。在非正常的年代里，正是因为反智主义的猖獗，才有了李洪林谈及常识的珍贵价值，李洪林先生的思想开放性才难能可贵。更重要的是，他谈及常识时冒着相当大的政治风险，显示出理念人的道德勇气和责任担当。正因如此，作为一个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他得到了全社会的普遍尊重。
斯人已逝，但常识依旧匮乏，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常识的普及仍然是中国知识人的重要职责。李洪林先生未竟的事业，需要后辈的接力传承。如果有一天，类似李洪林先生这样有理论思考能力的人，在理论建树和思考时不用冒风险，不用拿出巨大的勇气，在常识和ABC一类的问题上耗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不用面对非正常的争议和挫折，那时的中国，才是真正的现代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