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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就是最大的作为-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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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1930年生于南京，江苏武进人。中国经济学家，任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学界泰斗 ，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本文发表于2010年。
最近在中央党校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研讨班上，胡总书记在讲话中连用了50次“加快”这个词，说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可见问题的紧迫性。
财政政策两难――
出路在转变增长方式
这次金融危机让我们意识到增长的模式如果不改变，将导致整个金融体系变得脆弱。
依靠投资、出口来支撑的增长方式会造成内部需求不足、储蓄率过高、投资率过高，从而引发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以至于通货膨胀，让经济体系中充满了虚拟的资产，最终由流动性泛滥变成流动性的极度短缺，出现所谓资产负债表的危机，就是资产方和资本负债方不对应了。
政府用什么办法来克服危机呢?
一是财政政策，一是货币政策。
用救济的方法去增加需求，把这个窟窿补起来，把已经消失的信用，用政府信用去代替，维持经济的运转。
但这是一种短期的解决办法，不能长期维持，相反在某种情况下还会重新创造爆发二次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它用了大量政府发出的货币去支撑市场，金融体系中又会积累起更多的虚拟财富。
去年下半年，我们就看到这种两难的状况，去年货币增长了30%左右，物质财富的创造充其量也就是10%，大量的货币没有对应的物质财富。
但是撤下来经济就会极速地往下走，因为盘子已经很大了；如果继续往上加，泡沫又会形成。
面对两难的状况，出路在哪里呢?
出路就在于转变这种经济发展或者叫经济增长的方式。
经济增长中是靠哪些生产要素来支撑呢?
过去我们主要是靠资本，还有自然资源，就是土地这个要素支撑的，现在要转到靠就业、靠人力资本支撑。
在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土地的情况下，社会总收入主要是分配给了资本和土地的所有者，首先是政府，土地是属于国家的，最主要的资本所有者还是政府；其次是富人，越富的人，他的消费倾向越低，大量的钱拿去投资了。
所以靠这两种收入，我们消费是上不去的。
我们的消费主要应该靠增加普通劳动者和专业人员的收入，这就应该增加我们生产增长中的技术含量、知识含量，从而增加对专业人员的需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转变方式难点――
体制性障碍太多
回顾1959年，苏联曾说15年超过美国，到了1965年，他们GDP的差距缩小了，但是技术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却拉大了。
经过讨论发现问题就出在增长方式上，当时增长的唯一来源就是投资。
而西方国家的增长，在二次产业革命以后发生了改变，主要是靠效率提高。
《资本论》中就说到靠资源投入这种增长叫做外延式或者粗放式的增长；而靠效率提高的增长，叫做内涵式的增长，或者叫集约式的增长。
苏联为什么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提出转变，但是一直到1991年苏联瓦解，始终没转过来呢？
其根本的问题在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一定是搞粗放的，改不过来的。
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我们提出20年翻两番，到了世纪末回头一看，翻两番是超额完成了，但是效率没有提高，还是靠投土地、资源，最终需求不足，要越来越多的依靠出口。
所以，1995年 《关于制订第九个五年计划建议》里提出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就是从粗放的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的增长方式，还有就是体制的转变。
第二个根本转变是第一个根本转变的基础，但是执行状况不好，没有转过来。
相反，到了21世纪初期，反而来了一次大规模投资来提高增长率的高潮。
因此，2006年 《十一五规划》对增长方式的转变和途径做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比如说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制造业、发展所谓现代先进制造业等。
但是全国执行情况很不平衡，有的地方如深圳、苏锡常很不错，深圳华为、中兴等企业走在了世界前列，苏南地区在金融危机来了以后，受到的影响就比较小;而从全国范围来看并不好，根本的问题还是体制性障碍太多，创新和创业的环境亟待改善。
体制性的障碍，我归纳为四点：第一点就是政府支配资源数量大，力量强，而不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比如最重要的土地资源和信贷资源；第二点就是对于政绩，好像主要的标志就是GDP；第三点是财政体制，包括收入来源和支出；第四点是市场化的改革，上游产品、原材料的价格等不是由市场去配置，而是被行政扭曲了或者直接用行政配置，促成资源的大量浪费，政绩工程遍地开花。
这个体制如果转不过来，不管用多少政治号召、道德上的说教去打动，作用都不大。
转型主要途径――
改造制造业培育新产业
那么，要如何做呢？
我认为其中两条最重要，第一是改造现在我们的加工制造业。
我国经济中比重占得最大的就是制造业，这在世界上几乎没有的。
台湾宏基的创始人施振荣在1992年提出的一个口号，叫做“像微笑曲线，两端延伸”。
台湾地区以前做代工，跟大陆现在加工制造业大体上是相同的，但是后来不行了，他们就靠这个寻求出路。
中间是简单的组装、加工，盈利性很差，赚钱在两头，前端附加值比较高的是研发、设计等，后端是品牌营销、渠道管理、售后服务，售后服务一直到金融服务了。
台湾地区信息产业企业大致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完成了这个转型。
如今，我们靠便宜的劳动力，已经跟邻国没有竞争力了，因为他们比我们还要穷，劳动力更加便宜，我们发展了30年，农民工生活需要改善，所以一定要转型。
另外一条是要培育我们的新兴产业，我们的加工制造业的基础雄厚，产业链相当完整，完全有条件培育自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业，完全有可能在国际的技术标准的制定上有一席之地。
比如三网融合、移动标准、ICD、电动汽车等，另外还有新能源的问题、煤的综合利用问题等，都需要大家努力。
需要特别警惕――
“开倒车”是没有出路的
消除体制性障碍需要建立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比如说平等对待各种不同所有制经济，营造法制环境等。
我们调查到很多地方有保护本地企业、用垄断压制创业企业等现象，有人说《反垄断法》不能够反垄断，要反造成了坏的后果的垄断，说国有企业垄断好啊，挣钱是国有、国家力量。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怪圈，因为垄断会造成寻租和腐败的蔓延，然后再把罪过加在市场改革身上，说要加强行政的干预、国家的垄断再来杜绝。
而越是这样，这个寻租的条件就越加具备，腐败就越制止不了，因为到处都是有寻租的可能性，法不责众。
这个倒退是绝没有出路的。
另外在习惯上，我们一要搞科学技术竞争，就是政府主导和规划，政府调配人力、物力、财力、公关，有了发明以后，政府再让什么企业来把它产业化，这不利于我们的产业转型。
政府需要对技术创新和新产品有倾斜性的政策，跟市场的力量要形成合力，而不是对着干。
因此，政府应该提供良好的环境，另外还可提供共用性的技术。
以前日本在赶超的时候，用了“PPP”的方式，叫公共单位和私营单位的伙伴关系，如日本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赶超，几家大的电器制造商入股，政府通常是对应的入股，开发以后，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商品，全社会都可以用。
后来美国用的也是这种办法，我国台湾地区用得比较好的是它的工研院。
还有政府可以对新产品从公共开支中给予补助，但是应该补助给消费者，而不是补助给定点的厂，是由消费者去选择哪一个产品好。
政府需要做到有所不为。
第一就是不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还有就是不指定技术路线。
各种产业它都有技术路线，有争论的，领导最好不要去制定技术路线，这个风险很大，日本吃了很大的亏，因为技术的可能性很难百分之百看得准。
因此，有很多事情需要研究，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够真正地走出危机，需要我们大家来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