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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没收入超过税收?罚没同比激增三百倍?

(2024-07-11 17:04:39)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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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没收入超过税收?罚没同比激增三百倍?财政紧张或导致地方“以罚增收”现象加剧

欢迎关注→ 营商环境研究所 2024年06月13日 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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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屡次出手整改地方政府“以罚增收”的现象,但政府罚款似乎停不下来。

 

4月23日,南京一市民在骑自行车时因没有牌照,被交警罚款50元;经舆论曝光后,南京警方启动了撤销程序。

仅今年,还有卖芹菜赚14元罚10万元车容不洁被罚200元等新闻爆出。

罚没收入是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非税收入中的一项,反映执法机关依法收缴的罚款、没收款、赃款,没收物资、赃物的变价款收入。
在财政这个小众话题中,罚没收入却广受关注,“行政执法工作一头连着政府,一头连着群众,直接关系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法治的信心”。
2024年,各大城市罚没收入有何变化趋势?背后有何原因?
澎湃研究所研究员以长三角城市和万亿城市为研究对象,探究以上问题。长三角共41个城市,代表区域内大中小城市;2023年GDP万亿城市共计26个,代表全国大城市。
除去重复的和未公布数据城市,两者合计55个有效样本,对全国城市的情况有一定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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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南方+
大中小城市罚没收入普遍增长 
长三角41个城市中,除去上海和滁州不公布数据,剩下39个城市中有28个(71.79%)城市,2024年市级口径罚没收入总额上涨(参见表1最右一列)
其中,个别城市上涨幅度明显:
比如,舟山罚没收入同比增长31816.70%,池州同比增长984.42%,连云港上涨191.3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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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代表基数为2023年预算,不打*代表基数为2023年决算;上海、滁州未公布罚没收入(图源:澎湃研究所
同时,罚没强度(罚没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例,参见表1从右数第二列)相比前几年也有提高,甚至个别城市罚没收入已超过税收收入的一半。
比如,在盐城市的市级预算中,罚没收入预算占税收收入的81.45%,占非税收入的74.9%,占全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39%也就是说,这个城市一年公共预算收入的四成要靠罚款)
在万亿城市中,罚没收入也有普遍的增长趋势(参见表2)尤其是烟台和青岛,罚没收入同比增长分别达到120.2%和72.97%,在万亿城市中分列第一和第二。
同时,部分万亿城市的罚没强度也达到高值。
其中,烟台市2024市级罚没收入预算占税收收入的102.52%(即罚没收入已经超过税收收入),是所有纳入统计的城市中的最高值。另外青岛和苏州的罚没强度也接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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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济南、泉州未公布数据;统计口径为市本级数据(图源:澎湃研究所

判断罚没强度的高低,可参照过往统计研究。据2023年罚没收入观察,按2022年长三角城市的全市口径罚没收入数据,10%已经是一个较高的罚没强度

财新的调查也显示,据2018-2021年的全国数据,罚没收入占税收收入10%,已经属于较高位的区间;罚没强度最高的城市广西梧州仅为29.8%。

但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数据口径与过往研究不完全一致。2023年研究是基于全市口径的数据,而本文数据为市本级口径,前者较后者多了区级和市辖各县级预算市本级预算加区、县级预算才等于全市预算)

因此,如果某市区级和县级税收很高,那么两个口径的罚没强度差别会很大。

比如,苏州是表1和表2中惟一罚没强度较高的GDP强市,这可能与该统计口径特点有关。苏州区级(包括产业园)和四个县级市不纳入苏州市级财政预算,而这几个地方的税收收入显著高于苏州市本级收入。

因此,苏州按市本级口径的罚没强度高值可能有迷惑性。

澎湃研究所研究员还单独梳理了苏州的全市口径数据,计算出苏州全市口径罚没强度为1.5%,这是一个较低的值。

但总体而言,哪怕除去苏州等类似特例,基于万亿城市和长三角城市两个样本,澎湃研究所研究员推测,罚没收入增长,且罚没强度较高,仍可能是全国大中小城市的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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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苏州发布
政府对罚没收入变动的说明和公开程度不足 
总览样本城市2024预算文件,还发现一个特点,即各财政局对罚没收入上涨的解释性文字减少了。
在罚没收入增长较快的城市中,仅有舟山财政局做出简单、模糊解释——“预计一次性罚没收入增加”;其他罚没收入增长的城市并未在脚注做出相关说明。
对比来看,2022年的预算文件中,还有不少城市对罚没收入项的变动做出解释说明。
比如,盐城财政局曾回应“主要是破获了重大的经济案件,所以公安罚没收入较多”。常州财政局有类似回应:“罚没收入增幅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大案要案罚没收入增加”。
在2022年罚没收入同比增长率超过100%的城市财报中,也多有“往年罚没收入结余在本年一次性入库”或者“侦破网络赌博涉案金额较大,一次性罚没收入缴库较多”等备注。
实际上,罚没收入提高的说明性文字不外乎“经济案件一次性收入”“往年结余一次性入库”“行政规划、财政口径发生变化”“基于某种外部原因去年基数较低”等。这些解释语焉不详,且总把罚没收入增加归为必要、客观、正向或者中立的因素。
但是,类似于“重大经济案件”“区域规划修改”等的偶然、短期因素,无法解释部分城市罚没收入长期较高的现象。

比如,2021年以来报道多提盐城罚没江苏最高,时至2024年预算,其罚没收入仍是区域最高。而近年来盐城的罚没收入是否都主要由查获重要经济案件构成,还需进一步公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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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公众普遍更关心的问题——罚没收入中有多少来自交通罚款或者企业营商的罚款,这部分罚款是否有增加——需要被重视和回应。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卢义杰表示:

事实上,罚款对象大多是民营经济主体,上到有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下到个体工商户、贩夫走卒,这部分群体也是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保障民生的重要对象。

在日常代理案件中,卢义杰发现,有的地方为了罚异地民营企业巨款,不惜采取捏造管辖等方式,趋利动机明显。
有的地方默许或安排市场主体实施违法行为,虽然口头禁止,但只要能收上罚款就相安无事。另有报道,河北涉县2023年内1964份路政行政处罚案卷造假比例高达93.6%,这揭示了地方政府行政处罚程序不合法的冰山一角。
另外,交通罚款也是舆论关注的重点。
比如近期涉及自行车没有牌照被罚款、车容不洁被罚款、行人不走斑马线被罚款、路政行政处罚案卷造假等新闻都集中在交通罚款领域。
然而,目前罚没收入的披露力度和形式,不能回答公众对地方政府罚款合理性、合法性的疑惑。
因此,澎湃研究所研究员建议,可以考虑进一步披露罚没收入具体结构,分别展示因大案要案、行政规划改变等造成的罚没变动,和因交通罚没、企业经营、生活罚款等带来的罚没变动,有利于更好的展开政务公开和社会监督。
 反思:罚没收入为何增长? 
近年来罚没收入的增速一直保持在高位,除2020年为1.69%增速较低,2017年为24.80%,2018年为11.07%,2019年为15.15%,2021年为19.21%,都呈现高速增长趋势,大大超过当年的财政收入增速
长期趋势,背后往往有结构性因素。
专家认为,行政部门偏爱罚款处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利于政府增加财政收入,尤其是当罚款与执法部门、执法个体有一定的分成关系,或者对执法者存在罚款指标要求时,就更增加了罚款处罚的机会。
在此基础上,近年来国内供需形势逆转,部分城市税收收入受到冲击,同时房地产市场低迷引发房地产相关税收下行,土地出让收入锐减、地方政府债台高筑……
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采取的短期应对措施包括处置资产、紧缩支出、突击罚没、拖欠账款、债务融资五种手段。这些措施都反映在2024年的城市账单里,其中罚没收入项呈现上涨趋势。
另有报道,公众的普遍感受是财政困境导致地方缺乏资金,趋利性执法变多,用罚没收入来补充地方财政。
因此,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有代表提出“罚没款应归中央财政,从根本上破解地方政法机关逐利型执法司法,更好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地方罚没归中央,的确是个改变地方政府罚款动机的制度性解决方案。
但是,也没那么简单。现在罚没收入已经成为不少地方政府的关键收入之一,轻易剥夺会加重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事权与财权方面的不对称。地方承担大量保障地方民生支出的责任,但现有财政规则之下,如何“取财有道”,是更深层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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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来源: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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