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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就是最大的作为-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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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30岁以前尚有良心，30岁以后尚有大脑
有句名言：“一个人30岁以前不是左派就没有良心，30岁以后仍是左派就没有大脑”，有人说是丘吉尔说的，有人说是撒切尔夫人说的，当然，说成是柏克、雨果、萧伯纳、基佐、克里孟梭原创的也有，其实，就是个西欧谚语，难以追溯源头。
从19世纪以来这个句式就被广泛应用，尽管表达多有差别，但比较一致的是，都以30岁为分界点，之前比较感性，之后，比较理性。既然是口头禅或者谚语，自然不是精准到必须30岁，而是30岁左右。
我在大学毕业后逐渐成了极左，是真的左，不是现在那种骂着美国却把孩子送美国的伪左大忽悠。以至于同事和好友都对我敬而远之，你能想象到了90年代还在街头戴像章吗？
不论什么信仰，不论有没有信仰，总比伪信仰好。
这种极左坚持了大概三年，因为开始住集体宿舍，不再是独居冥想，虽然开始流俗，但总算摆脱了极左的精神控制。23岁摆脱左派，是比较早的。入世，开始世俗生活，与人群交接，是摆脱极端思想的必经之路。之后虽然也有过反西方的狂热，但左的影响逐渐是淡了。
以我的亲历而言，年轻人容易被诱导，根本上是这个年龄必经的叛逆、天真和善良，尤其是贫苦出身的人对弱者的悲悯，而且知识积累不够，人生阅历不足。如果你在这个年龄再没有足够的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或社会学、传播学的修养，在只看到国内信息的情况下，信息难免过于偏颇和狭隘，难以掌握和理解纷繁世界的很多面。
9.11事件爆发时，有多少国人在为恐怖分子袭击美国欢呼？不用说出来，自己好好回想一下。
每当台海危机时，盼望武统者为何总是预设自己绝对不会是受害者？
当然，更可悲的是，两只即将上烤炉的鸭子发生激烈争吵：“烤炉好！”“不！焖炉好”，一个人，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是谁？
记得1994年我随领导去上海公干，还特意独自一人去上海万国公墓宋庆龄的墓园深深鞠躬，回来后，同事看了照片，眼神里有明显的不解或嘲弄。他们的年龄，即使互联网不开放，也早已知晓人事的复杂。果然，宋美龄评价她二姐的话我后来看到了，您自己可以网搜。
对国内历史和政策的理解需要人事和信息的积累，对国际和人类的理解，就需要更丰富的信息，更扎实的理论，更博大的视野。
记得在南京大学图书馆看到民国时期旧报纸，如饥似渴地翻阅，当看到当时《大公报》等著名媒体刊登外蒙古独立和反苏大游行时，完全颠覆了教科书和欣闻连波的灌输。作为非史学专业学生，当时的惊讶是难以名状的。
这个时候，我大约28岁，可以说，基本有能力抵御洗脑了。但回归左派的可能性尚在，那就是对完美的向往，对传统的迷恋，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对异质文化的防范。复古和民粹、极左是一体多支，互相转化，我写诗词歌赋散曲，也好欣赏书法、国画，但边写边警惕。
真正摆脱民粹羁绊，始于南京大学的熏陶，成于东北问题的研究，化于下海从事商务和回归经济学研究。
我在南京大学读书时，恰逢百年校庆，作为清末以来一直的一流大学，原国立中央大学，90年代的“四大名旦”、“五朵金花”，100岁的生日当然荟萃了全球顶尖的思想家、大学者、大政治家。我没有放弃这个百年难遇的机会，不论哪个学科的报告，不论哪个名流的演讲，都尽量不错过。对我震撼尤其巨大的，是现场聆听原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享誉国际的道家文化学者、台湾大学陈鼓应、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和一位柏林大学地质学家的演讲。
在更阔达的视野里，审视国家、民族和区域的命运，审视现世的利益纠纷和文化碰撞，思考国家和区域在现实的利益分配和环境变化中如何健康可持续发展，这让后来的研究和创作受益匪浅，三言两语难以阐述。
之所以说成于东北问题的研究，是因为东北问题研究是我牺牲十几年时间放弃个人生活幸福追求，放弃诸多名利，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专注时间最长的领域。因为专注，所以谨慎，务求精准和专业，这让我对史学和文化学用了更多精力。您可以想象孤灯之下，没有伴侣，没有电视电脑等娱乐设备，花草都不养，除了上班，就是看书和写作，这是哪个人会长期坚持的苦行僧生活？
我的另一个母校是60年代初被匡亚明校长称为“吉老三”的吉林大学，这个大学为国家贡献很多，这些年随着东北的衰落，她的贡献主要是为其他985.211高校“输出人才”，累积不止丢掉了一个985高校的资源。
（唐敖庆（左）、匡亚明（中）、金景芳（右）50年代在吉林大学合影）
吉林大学学风严谨，一贯保持低调。最近，经济学院李晓院长去年的讲话再次疯传，一年来，他的演讲在贸易战中得到验证，比起北大的林毅夫、清华的胡鞍钢、复旦的陈平，可以照见李晓教授的风骨，看到真学问在哪里。其实，吉林大学的历史学也是非常牛的。除了清史专家李治亭、东北史专家曲晓范，以及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葛剑雄，吉林大学孔经纬先生、衣保中教授关于东北经济史的研究对我影响很大，吉大程妮娜教授的《东北史》则是我阅读的第一部东北史。
之所以说化于下海从事商务和回归经济学研究，是因为2015年的下海才逼迫我更为理性、务实。
职业影响人生，因为你每天大部分精力投入其中。现在回望高校的生活，只说个人浅见，不喜勿喷，相比企业的生活，高校，就是寺庙，不论你在学校时期有多少兼职，有多么活泛。只有辞职，没有退路，全身投入经营性生活，至少要在企业做个中高层的职位，你才能知道什么叫务实。这里说的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职位，至少应该是非垄断国企的经营性岗位，而且，有现成资源或强势背景的不谈。
国家，根本上是要靠企业赚钱，虽然在我国，他们的福利和保障根本比不上机关事业单位员工，但他们不能对机关事业单位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表达什么不满，更谈不上追惩。企业赚钱相当之难，需要比按月稳定拿薪水的岗位更多得多的素养、资源、才学、勇气，你没法道德洁癖。最难的当然是董事长，因为总经理可以辞职走人。
在高校时，可以信口开河，因为不必担心下岗失业，也不用担心下个月口粮在哪里。在企业，普通员工也要想想再说，键盘侠主要是些什么人，估计您能猜到，年轻人、体制内、退休者。
网上有人说我加入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了，收受了智库的钱财，这个蛋扯的偏了。特约研究员不是编制内，自愿加入，最多有点稿费，怎么会给我钱财？不过，我在这个非常优秀的国家智库，确实经历了许多咨政报告文体的训练，在实践中迫使我的思考兼顾多方利益，努力让公开正式表述经得起推敲，抓得住要害，能够有抓手，容易落地。
当然，经济学是理性的，但也不是万能的，尤其要防范的是理性的自负。
正如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与《知识的僭妄》中的名言：“经济学一项奇妙的任务就是向人们证明，对于他们自以为能够加以设计的事情，其实他们所知甚少。”“认为我们具备这样的知识和能力，可以在建立各种社会过程方面心想事成，这很可能使我们深受其害。因为，我们并不具备这样的知识。”
现实是复杂的，比现实更复杂的是现实中的利益。政治是肮脏的，比政治更肮脏的是国际政治。
比如说，自由贸易好不好？当然是好。但是，杨小凯先生却提醒人们：“在过去，经济学家的幻想是，只要和一个贸易保护的不发达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就会慢慢让对方也变得尊重自由贸易。然而，博弈论证明，只有通过贸易战，才能让破坏规则者回到谈判桌上，为了避免利益受损，从而被迫选择自由贸易。”
那么理工科是不是更可靠，也不行，因为他们还有人文的短板。比如互联网刚出现的那些年，人们以为互联网的普及必将促进信息的流动，让专制崩溃，让文明自由深入交流，直至变成和平的地球村。实际上，互联网技术用的最好的当然是各国政府，尤其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那些国家，互联网更有能力控制个人和社会。比如曾经以为，AI技术的进步能带给人类更光明的未来，如今一看，人工智能技术能释放更多魔鬼，让社会控制更加精密、高效，如今，AI技术就是法外之地，还是欧盟，率先提出要对人工智能技术上紧箍咒。
中年以后，对任何美丽的学说和技术都应怀有极度谨慎，人性不可改造，理性并非万能，永远不会有完美的人类社会，不要听野心家忽悠，任何拿你做实验的壮丽蓝图都可能通往地狱。秉乎老子的天道，或者基督教所说的人类先验秩序，警惕理性的自负背后的利益集团阴谋，不求完美，只求次优，着眼未来，更重视当下，才是人类大智。于是，现实的重创，促使我不再迷信，而是思考文明传统的基因如何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