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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这一天既有收获的喜悦，更有对未来的企盼，故而成了中国人最盛大最古老的传统节日。
而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才是100多年的事儿，命名春节者竟然是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的朱启钤。
朱启钤（1872—1964），贵州紫江两流泉（今贵州省开阳县双流镇）人，字桂辛，号蠖园。举人出身，历任道员、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监督。1904年（光绪三十年）任北京外城警察总厅厅丞、内城警察部监、东三省蒙古事务督办、津浦铁路督办等。1912年至1915年，连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要职。那么，这位民国要员与春节有什么关系呢？这还得从历史的变迁说起。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彻底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后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目的是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黄帝纪元”是一种以传说中黄帝诞生年为元年的纪年法，现在台湾省仍在实行这种纪年法。
1912年1月13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责成内务部编印新历书。随后又规定阳历（公历）1月1日为“新年”，但不叫“元旦”，主张废除农历的大年。《历书令》刚颁发不久，时局发生变化，孙中山让出最高权力，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
袁世凯上台之初，还表示遵循孙中山的一切政令，包括继续推行新历。于是，在国内就出现了两种历法体系，一种是官方推行的西洋阳历体系，以耶稣诞生年为元年，亦称公历，作为公共行政、执法、国际交往的时间标准；一种是传统的农历体系，人们按习惯沿用，服务于农时与日常社会生活。袁世凯终究是有野心的，“遵循孙中山的一切政令”，是暂时的，是为了掩人耳目，另搞一套是必然的。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朱启钤的肩上。
1914年1月21日，担任民国政府（亦称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的朱启钤在致袁大总统的《定四季节假呈》中写道：“窃自新邦肇造，阳历纪元，所以利国际之交，通定会计之年度，垂为令甲昭示来兹。但乘时布令当循世界之大同，而通俗宜民应从社会之习惯。故日本维新以来，改正历法推行，以渐民间风俗所关，悉属因仍未改春秋佳日，举国嬉嬉，或修祓禊，或隆报飨岁，时景物尤见唐风，良以征引故事，点缀承平。不但资生计之节宣，且助精神之活泼。我国旧俗，每于四时令节，游观祈献，比户同风，固作息之常情，亦张弛之至道。本部征采风俗，衡度民时，以为对于此类习惯，警察官吏未便加以干涉。即应明白规定，俾有率循。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本部为顺从民意起见，是否有当理合，呈请大总统鉴核施行。（引自《紫江朱氏家承·蠖园文存》）。
袁世凯当天即批曰：“据呈已悉，应即照准，此批。”1914年1月23日，内务部转发各省执行。于是，在1914年1月26日(农历正月初一)，中国人第一次度过了一个名叫春节的农历新年，而且在喜庆的氛围中上班的公务人员也有了一天的假期。
朱启钤在拟定春节这件事情上，不难看出其用心之良苦，一边是孙中山已颁布的《历书令》，要将国人的新年全盘西化，一边是袁世凯的完全复古，为他做洪宪皇帝作铺垫，一个是在野的，一个是执政的，作为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并没有一边倒，他经过认真思考，并结合自己1907年做东三省蒙古事务督办时，在日本的实地考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之所以“举国嬉嬉，或修祓禊，或隆报飨岁，时景物尤具唐风”，举国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原因就是“未改春秋佳日”，况且“固作息之常情，亦张弛之至道”，警察官吏都不能加以干涉。言之凿凿，入情入理。
这一点与朱启钤一生的干练务实是一致的。朱启钤从一个清政府的八品官步入仕途，历经清光绪、宣统时期，直至民国初年任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地位之高，权力之大，到了极点。“是写民国史前半页的主要人物”（曹聚仁语）。除了贵人提携，主要还在于朱启钤的勤勉好学，办事干练，为人机警，通权达变，以及他的一腔爱国热情。而纵观朱启钤一生，他的辉煌并不在仕途上，其功绩主要体现在如下的几方面。
一是兴办实业，振兴社会经济。朱启钤离开政界后于1921年游历欧美，归国后接任濒临倒闭的山东枣庄中兴煤矿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职位，使该矿起死回生，一跃而成为仅次于辽宁抚顺、河北开滦的全国第三大煤矿。
他在上海创办的中兴轮船公司，是我国第一家以民营资本形式投资的远洋船运公司。解放初，有九艘轮船滞留香港，朱启钤号召起义归来，成为新中国远洋船运事业的基础力量之一。
二是创建中国营造学社，培养古建筑研究人才。1929年，朱启钤自费建立“中国营造学社”，亲任社长，这是中国第一个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和保护古建筑遗产为宗旨的民间团体。
营造学社成员梁思成、刘敦桢、梁启雄、单士元、林徽因等都是中国一流的古建专家学者。朱启钤亲自组织出版了《贵阳甲秀楼建筑调查纪略》等30多种古建专著，极大地推动了古建筑学的深入研究。
三是亲自主持对北京城区的改造，为北京城市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14年，担任内务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的朱启钤向大总统袁世凯呈《修改京师前三门城坦工程呈》，不久获得批准，从此拉开对旧北京城的改造。
直到解放初，扩建天安门广场和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时，周总理指示有关部门征求朱启钤的意见。朱启钤为此提出三条建议：一、在天安门广场的四周，不要修建高于天安门城楼的建筑；二、扩建广场，移动华表时要注意保护，特别是西边的华表在庚子年（1900年）遭到八国联军的破坏，底座缠有钢箍，移动时须小心谨慎；三、广场上的东西两面的“三座门”尽量不拆，而东西“三座门”之间南面花墙是为与东交民巷外国练兵场隔绝，在改建新华门时修建的，并非古迹，可以拆除。人民政府采纳了上述建议。朱启钤对北京城的改造，为今天北京城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是创办地方自治公益会，开发建设北戴河。1916年，朱启钤首次亲临北戴河，深感北戴河开发建设混乱无绪，各外国列强企图霸占海滨。于是，朱启钤号召在海滨避暑的中国上层人士创办地方自治公益会。1917年8月10日，公益会成立，朱启钤被推为会长。公益会的宗旨是统筹北戴河的地方公益事业，统一领导、规划、管理北戴河的开发与建设。从1918年至1932年的15年中，朱启钤领导的公益会重点致力于北戴河的交通、卫生、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加强对慈善事业、公共捐助、土地调查、保护风景古迹的管理力度。如今的北戴河早已成为避暑胜地，朱启钤功不可没。
朱启钤在任内务总长时，曾支持参与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历史性错误。袁世凯死后，为此他遭通缉，直至1918年2月4日，代总统冯国璋才取消了通缉令。
着中华帝国一等祭服的内务总长朱启钤
从此他决心摈弃官场，走自己的路，如下事实足以说明朱启钤弃官的决心：1918年8月，朱启钤获选安福国会参议院副议长，未就任；1919年，他应徐世昌总统之邀出任南北和谈北方总代表，和谈破裂后即隐居天津；1921年，他作为徐世昌总统私人代表赴法国，代徐接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旅欧期间，他捐巨款支持勤工俭学学生，为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1930年，张学良委他为北平市市长，他坚决不就任；抗日战争时期，他拒绝汉奸江朝中、王克敏等人的利诱、拉拢直至威胁，保持了民族气节。
朱启钤与黎元洪张学良等在其天津别墅
朱启钤利国利民的所作所为，崇高坚毅的人格魅力实在令后人景仰，这是中国人、贵州人、贵阳人、开阳人的骄傲。每当春节来临时，黔城君总会想起这位可钦可佩的历史老人，这个德高望重的开阳先贤。
朱启钤夫妇与五个女儿
来源：国士无双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