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在大陆成了“过街老鼠”的国民党政权，悻悻逃往宝岛台湾。
蒋介石本想着借台湾当跳板，做“反攻”的打算。
可国民党并未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在台湾兴风作浪，搅扰的民不聊生，以至于很多台湾百姓都对其恨之入骨。
1970年台湾地区接班人蒋经国应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之邀，赴美访问，刚在洛杉矶下飞机，就遭到了留美台湾群众的抗议。
后来，蒋经国到白宫会见尼克松总统，车队还没进华盛顿，示威的台湾百姓就已经挤满了街道。
蒋经国一心想要美国的军援，顾不上民怨沸腾和潜藏的危险，又去纽约进行访问。
谁知，蒋经国刚到他纽约，就遭到了两名枪手的刺杀。
如果不是美国警方舍命相救，想必台湾省的未来定会改写。
刺杀事件发生后，2名凶手的结局又分别如何？
刺杀蒋经国的凶手，1个叫黄文雄，另1个叫郑自才。
他们跟蒋家有私仇也有公恨，所以才会铤而走险的选择在公开场合刺杀。
事后两名凶手均被判刑，郑自才在刑期结束后于1991年回到台湾，又被当地法院以非法入境罪判处一年有期徒刑；
至于黄文雄，则在1971年从美国潜逃，在刺杀事件的26年后，即1996年才回到台湾。
在美险些遇害
1940年4月24日早上，蒋经国一行在美方层层安保的护卫下来到了纽约皮埃尔酒店。
从机场到酒店的这一路，围满了来自台湾的抗议群众，他们高声呐喊，让蒋家政权退出台湾。
对此，蒋经国早已见怪不怪。
在他飞抵美国的几天里，这样的游行示威他不知见了多少次。
中午11点，蒋经国按照行程安排，去往博拉萨酒店出席午餐会。
蒋经国入住的皮埃尔酒店，与午餐会的博拉萨酒店只有一街之隔，驾车不过十分钟的路程。
蒋经国乘坐的凯迪拉克还没等停到博拉萨酒店门口，美方的警卫人员早已在两侧严阵以待。
紧接着，两名安保上前为蒋经国打开车门，一左一右护卫着他进入酒店大厅。
酒店旁边的广场上熙熙攘攘地站了很多人，他们分成两派，一派是蒋家父子的支持者；另一派则是他们的反对者。
两方人员互相叫喊己方阵营的口号，并怒斥对方。
蒋经国知道，这种时候最容易被人刺杀，所以他只想快点进入酒店大厅。
进入酒店要经过四级台阶，再经过一个旋转门。
美方的两名安保人员在前面为蒋经国开路，其他的随行人员和大批安保人员，则紧紧地跟在蒋经国身后。
蒋经国小心翼翼地走完台阶，刚要进入旋转门，离他七八米远的地方，忽然跳出来两个人。
其中一人手持0.25口径的贝瑞塔手枪，直愣愣地对准了人群中间的蒋经国。
紧要关头，蒋经国的左后卫美国警员苏尼兹大喝一声：“趴下！有枪！”
苏尼兹的话还没说完，凶手的子弹就已经上膛。
关键时刻，警员沙德两步作一步，冲到刺客身边，猛地抬起他拿枪的手。
只听“嘭”的一声，子弹迅速出膛，贴着蒋经国的头皮飞快地往前奔去，打在了酒店的木壁里。
凶手距离蒋经国非常近，他还曾在马祖上接受过军事训练。
如果不是沙德眼疾手快，他肯定不会被打偏。
蒋经国也非常幸运，如果苏尼兹晚察觉一秒，或者沙德动作慢了一些，蒋经国的头颅肯定会被子弹射穿。
沙德扑倒凶手后，反应灵敏的凶手还想调整姿势再补一枪。
此时，另一名警官一个箭步冲了上来，和沙德一起将凶手制服在了旋转门里。
护卫人员蜂拥而上，缴了凶手的枪，又给他戴上了手铐。
而凶手的另一名同伙，也很快被制服。
险些命丧黄泉的蒋经国，在两名凶手被擒获之际，在其余安保的护卫下进了酒店事先安排的休息室。
美国警方将凶器抓进了塑料袋里，拿到蒋经国的面前给他看。
蒋经国表现得比较镇定，而沈剑虹则后怕地跟他说：“我们和历史，只有一根头发的距离。”
彼时中美还未曾建交，而蒋经国的身份又是台湾地区的接班人，也算是重要的外交人物。
他在美国险些被杀，对美国而言，这是一起恶性的外交丑闻。
美国为蒋经国布置的安保，总共分为内中外三层：
内层是高级警探和随行人员；中层则是美国制服警察和便衣警察混编而成；外层主要由美国警局人员组成。
安保手段如此严密，可两名凶手还是混到了卫队中层。
如果美国不对此事进行详细的说明，并对安保体系进行整改，那么再有人前去进行外事访问，则必然会提心吊胆。
奇怪的是，遇刺案发生后，美国方面和蒋经国本人都选择了低调处理。
美国给出的解释非常敷衍，称两名凶手（黄文雄和郑自才）皆是黑头发黑眼睛的黄种人，安保将其当成了蒋经国的随行人员。
一向喜欢刨根问底、搅弄是非的美国媒体，也没有对此事进行追踪报道。
至于蒋经国，也没有就此事向美国方面问责，事后就和什么都未曾发生一般。
因此，当时还兴起了一种“阴谋论”。
有不少人推测，蒋经国遇刺是美国方面故意纵容凶手。
在蒋家政权偏安台湾后，就与美国方面关系很微妙。
蒋介石始终认为是美国对自己援助不够，才导致其落荒而逃。
而美国则认为，蒋介石过于依赖援助，并且很不满他掀起的白色恐怖。
遇刺案发生的1970年，恰逢蒋介石退居二线，政权向蒋经国过渡期间。
美国不愿意蒋家继续在台湾独裁，所以才允许凶手光天化日之下作案。
其实这种推断是站不住脚的。
其一，即使美国想铲除蒋家势力，完全没有理由在自己地盘动手；
其二，既然美国默许此事，苏尼兹和沙德还有其余警卫，为何要阻止蒋经国被杀。
不共戴天的“国仇家恨”
公开刺杀有一定的成功率，但杀手本人很难逃出生天。
那么，黄文雄和郑自才，为何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枪击蒋经国呢？
黄文雄在1964年拿到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并进入该校社会学研究所学习。
两年后，黄文雄又进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郑自才在1962年赴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研究生，毕业后进入纽约某知名建筑事务所担任设计师。
黄、郑，二人都有着不可限量的前途。
值得一提的是，黄文雄的妹妹黄晴美，还是郑自才的妻子。
也就是说，黄文雄是郑自才的大舅哥。
他们刺杀蒋经国的首要原因是，1950年初到台湾的蒋介石搞得全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还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扫匪行动”。
而黄文雄和黄晴美的父亲，也就是郑自才的岳父，当时被国民党不由分说的逮捕入狱，而后被迫害致死。
自此，黄家兄妹就把蒋家父子当成了杀父仇人。
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们选择对蒋经国下手，就是要报当年的血海深仇。
第二个原因，黄文雄和郑自才都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子”。
“台独”势力在1945年二战结束后就存在，1949年后他们将大本营转移到了日本，到了60年代，其又在全美各地开枝散叶。
黄文雄出生于日治时期的台湾，他的父亲曾担任过新竹自来水厂厂长。
大学时期的黄文雄，虽然腼腆寡言，但因为父亲的郎当入狱，对国民党政权恨之入骨。
在来到美国后，他又与当地的“台独”势力有了接触。
至于郑文才，则是到了美国后才有了所谓的“台湾意识”。
1967年蒋经国访问日本时，美国的“台独”势力，就想着日本的组织成员能有所行动。
可直到蒋经国顺利返回宝岛，美国“台独”也一直没有等来“好消息”。
如蒋经国刺杀案从犯赖文雄所言：“当蒋经国平安回去后，我们开始懊恼了。心想：他来美国时，我们要怎么办？还可以不做表示吗？”
因此在1970年4月，黄、郑、赖等“台独”分子从电视上得知蒋经国访美的消息后，决定有所行动。
“台独联盟”的主要联络人陈荣成，用经费在路易斯安纳州的一家枪店里分两次购买了两把手枪。
黄文雄和郑自才主动请缨，揽下此事。
关于当时的主要动机，黄文雄多年后接受采访回忆称：“我只是想要台湾（地区）能有更多的可能性，打乱蒋家的接班计划，重新挑起国民党高层斗争，目的非常有限。”
郑自才也说：“就是不想让蒋家顺利接班，若刺蒋顺利，可以挑起国民党内争取接班的派系斗争。”
黄文雄和郑自才拿到手枪后，就谁执行刺杀展开了一场讨论。
黄文雄认为，自己孤家寡人，无牵无挂，又曾在马祖服过兵役，有使用手枪的经验，所以他来扣动扳机最合适不过。
妹妹黄晴美和妹夫郑自才，负责给自己做策应。
黄晴美预先将枪支藏在自己的皮包里，而郑自才分发传单混淆视听。
刺杀当日，黄晴美在酒店东南方将手枪给了黄文雄。
黄文雄发现，酒店走廊无人守卫，于是大摇大摆地靠近了旋转门。
待蒋经国即将抵近时，黄文雄靠到他的身边，就要开枪。
于是，就发生了苏尼兹高呼“有枪”，而沙德迅速动手的那一幕。
黄文雄被压在旋转门后，高呼：“让我像个人一样站起来!”
郑自才看着这一幕，也不忍独自逃跑，想着上前抢救。
郑自才还没等走到黄文雄的身边，就被美国警察用警棍打倒在地。
刺杀蒋经国，自此落下帷幕。
重返宝岛台湾，竟然成高官
黄文雄被美国警方押解至纽约市西第五十四街管区警局，而郑自才则因脑部受伤被送往医院急救，病愈后也被送到了黄文雄所在的警局。
警局在掌握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曼哈顿法院分别对黄文雄和郑自才提起诉讼。
黄文雄的罪名是涉嫌杀人未遂，携带危险武器，妨害公务等；郑自才则被控帮助杀人未遂与妨害公务。
与此同时，海外“台独”势力在紧锣密鼓的布置营救计划。
他们筹措二十万美元，为两人缴纳保释金。
帮助杀人未遂的郑自才，只在监狱待了一个月零六天就成功出狱；杀人未遂的黄文雄，也坐了不到三个月的牢。
意识到事情严重性的二人决定放弃保释金，先走为上。
1971年，黄文雄选择灯下黑，北上逃往加拿大，自此再未露面，直到1996年。
但郑自才没有那么幸运，他带着妻女逃到了瑞典。
本想着在此度过余生，没想到好日子过了没有两年，就被美国引渡回去。
重新返美的郑自才，被美国当局以企图谋杀罪和唆使罪起诉，自此正式入狱。
坐了22个月的牢，郑自才获得了假释。
出狱后郑自才马不停蹄的前往瑞典找妻子黄晴美，可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夫妻早已不是原来的夫妻。
心灰意冷的郑自才，又去加拿大投奔了黄文雄。
郑自才在加拿大结识了吴清桂，两人迅速确立恋爱关系，并登记结婚。
随着年龄的增长，郑自才思乡情切。
于是，1991年，他铤而走险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宝岛台湾省。
台湾省以非法入境为由，判处郑自才1年有期徒刑。
服刑中的郑自才还想着踏足政坛，他委托妻子吴清桂给自己报名参选台南县县长。
因为当年刺杀过蒋经国，使得郑自才人气高涨，是民进党的第一名。
奈何县长选举登记时，他的刑期还剩下三天，与台南县长失之交臂。
出狱后的郑自才重拾画笔，做起了景观设计。
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参政的梦想。
只是政治对手陈唐山手段过于高明，让郑自才成了孤家寡人。
随后的二十余年里，郑自才仍然想着以惊世骇俗的语言获得人气。
可他的思想跟不上潮流，终被时代抛弃。
2017年，心灰意冷的郑自才，宣布再不涉足政坛。
如今的他只是名义上担任职务，但并不负责任何事务，平日里以建筑设计为生。
至于黄文雄，在1996年从加拿大偷渡回了台湾省，当局本想以此为罪名起诉黄文雄，但黄文雄却奇迹般的胜诉。
黄文雄发表了关于人权的公开演讲，并在1998年成立了“台湾（省）人权促进会会长”。
值得一提的是，黄文雄与陈水扁关系颇为要好。
在陈水扁主政宝岛时，黄文雄辞去了会长职务，安心当陈水扁的顾问。
陈水扁下台后，黄文雄重拾自己的人权事业，并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推动人权教育。
2022年，距离“四二四刺杀案”已经过去了52年。
黄文雄和郑自才一个85岁，一个84岁，提及年轻时的冲动之举，他们仍表示绝不后悔，只是遗憾行动未曾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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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蒋经国当事人：除掉他，打开台湾政治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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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4月24日，美国时间中午12时10分，在美国访问的台湾“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抵达纽约广场大酒店，当他在警卫的簇拥下步入酒店大厅时，一名穿着风衣的男子突然从侧边大理石柱后闪出，拔出手枪，“砰”的一声，火星飞溅，子弹掠过蒋经国耳朵，射向旋转门。
时间往前倒数几秒，当时的护卫人员排成两排人墙，给蒋经国让出了通道。暗杀者黄文雄很容易就挤到了墙角，并处在围观群众中的前三排。当蒋经国准备走进饭店中间的旋转门时，黄文雄动手了。
黄文雄用的枪是妹妹递给他的，他说：“从第一枪的时候就有一个美国的护卫人员，就从空中跳过来把我的手往上拖，所以就枪射高了，那我只有时间再发第二枪，第二枪当然是不准的了，然后那时候就有好几个警察，就把我压在地下，因为那些警察都是高头大马，我个子很小，所以就从他们的胯下就钻出来，然后他们警察是很敬业的，一看有一点那个的话，就另外一个人就这样跳下来就压下来，所以事实上，我身上压了起码五个警察，所以后来他们就把我压在下面。”
不过，这场意外并没有中断蒋经国的行程，他还是按照计划出席了工商协会的宴会。随后，得知消息后的美国记者蜂拥而至，请蒋经国发表一下遇袭感言。
蒋经国神态从容：“这些人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会亲自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政府可以释放他们。”
次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罗杰斯也向蒋经国表达歉意，但蒋经国却表现得非常轻松：“昨天事情发生之当时，我并未受惊，事后我第一个关心的是有没有人因我的来访，而让无辜的人被误伤，在知道没有人受到误伤之后，我就如释重负了。一天之后，如不是总统先生和国务卿先生提起，我几乎已经忘了这一‘意外事件’了。”
不过，这次枪击事件之后， 蒋经国再也没离开过台湾一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