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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点滴谈叶群
最近，读曾志回忆录《百战归来认此身》（人民文学出版社），其中一则谈叶群的史料，引起我的兴趣和思索。
或问：曾志是谁？答曰：陶铸夫人，原中顾委委员、中组部副部长。她是老革命，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跟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实现了朱毛会师。井冈山上第一个女红军战士是毛泽东夫人贺子珍，第二个就是她。她和贺子珍关系极亲密，和毛泽东关系极熟悉。 或问：陶铸是谁？答曰：“文革”中一度大名鼎鼎的党内四号人物，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职务是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只是，他由中南局第一书记调中央后不出半年，就被江青点名打倒了，1969年被迫害致死，死于疏散地合肥。陶铸有文采，囚禁中的他留下《赠曾志》一诗，平反后广为传颂，其中佳句“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人们耳熟能详。他们唯一的孩子是女儿陶斯亮，也颇具文采，陶铸平反，她写的长达一万多字的悼念父亲的文章《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轰动全国，震撼人心，催人泪下。陶斯亮曾在空军总医院心内科当医生，后转业地方工作。当时我在空军机关久闻其名，未见其人，而我周围有些战友与她熟稔。闲言少叙。
陶铸、曾志夫妇与女儿陶斯亮
曾志回忆录中的叶群，就是那位曾经叱咤风云，八面威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林彪的妻子。不过曾志书中所忆事发当时，林彪还没有后来的“次高”地位，也未建后来三大战役打了两个的累累军功，只不过是我军众多出色将领中的一员而已。而几则逸事，鲜为人知，寥寥数语，就把一个与众不同、野心勃勃的另类女人，活脱脱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
曾志的革命资历远高于叶群。但曾志是1939年12月到延安的，叶群则早一年到延安。1942年初，曾志到新组建的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和叶群不但是同学，而且两人同住一间平房，可谓朝夕相处。只是，时值延安整风运动，两人不在同一支部接受审干，都经历了“抢救运动”的暴风骤雨。曾志经历复杂，一方面在红军、苏维埃和根据地工作过，另一方面又在白区和国统区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自然是审查重点。而叶群出身于国民党官宦人家，在北平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作为流亡学生南下，后又北上延安，经历也不单纯，自然也要经受车轮战的严格审查。两人遭遇相同，但出身、表现迥异。在曾志笔下，叶群是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另类女人。
那时，叶群与林彪结婚不久，林彪就自告奋勇参加国共会谈，去了重庆。叶群在支部接受审查，小组同志向她提问时，她情绪抵触，又哭又闹，回到房间也总是哭哭啼啼。生活上她也弄得乱七八糟，吃饭的搪瓷缸子和筷子、汤匙，她从来不洗，吃过饭就撂在那里，下一顿再拿来装饭菜。学校的厕所很远，她说有病，不愿去，就在房间往洗脸盆里大小便。晚上或清晨有时也用盆碗接尿，然后顺手从门缝往外泼，弄得屋里屋外臭气烘烘。有一次她趁曾志不在，竟然在曾志的脸盆里撒了尿，曾志问起，她倒承认得很干脆：“是我尿的。”林彪寄给她的新白布，她撕碎打了草鞋，甚至还用新毛线打草鞋。曾志写道：“她的行动显得很反常、很怪诞，我十分看不惯。林彪为什么会找这样一个人呢？”
由于“抢救运动”严重夸大敌情，背离实事求是，以致出现了多起投井、跳崖、悬梁自杀事件。这些情况后来被毛泽东主席知道了，及时做了纠正，甚至大会上脱帽致歉。经中央决定，提出了审干“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这才慢慢扭转了局面。于是，党校一部审干中的“逼供信”一度有所收敛。对叶群的审查不久也告一段落了，她得到了比曾志更多的自由，星期天可以回家了。林彪回延安听了叶群的哭诉，曾咬牙切齿地说：“抢救运动是残害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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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在延安
蓝英年
《中国的贝利亚——康生》一书的作者维克托·乌索夫是俄罗斯著名的汉学家，著作等身。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上世纪二十年代苏联情报机构在中国》、《末代皇帝溥仪》、《邓小平及其时代》和《中国的贝利亚——康生》。读过《中国的贝利亚——康生》后，觉得作者所使用的材料大部分来自中国，有一种“出口转内销”的感觉。尽管“出口转内销”，但有些材料我还觉得新鲜。近年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材料，我则闻所未闻。乌索夫通晓中文和英文，广泛搜集材料，仅注释就有539条，看来下过一番功夫。
从乌索夫披露的材料上看，康生从上世纪20年代上海时期就开始整人，一直整到文化大革命。整人起家，死在整人的岗位上。康生是遗臭万年的人物，可惜他不像秦桧那样遗臭万年，还不到三十年就被人遗忘了。我为写这篇文章到学校图书馆查资料，请一位年轻的女图书馆管理员替我查康生的材料。我问她知道康生吗？她摇摇头。我又问他知道林彪吗？她迟疑了一下说道：“林彪反对毛主席？”我对她大加夸奖：“你知道林彪，了不起。”她去查书目，说只有一本，还是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而俄国人这本书是2004年出版的。俄国人没忘记康生，我们却把这个应该永远钉在耻辱柱的千古罪人忘记了。
一
1937年11月底康生和王明回到延安。康生仍然把宝押在王明身上。他已经知道毛泽东在党内的势力，但仍然相信王明有共产国际的靠山，王明的恩师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王明的实力超过毛泽东，二虎相争，尚不知鹿死谁手。他跟王明一起工作四年，志同道合，镇反肃托，相得益彰。如果不是抱定紧跟王明的决心，不会到延安后，1938年初，他陪同王明到枣园给敌区干部训练班作报告的时候，率领学员们振臂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他同毛泽东从未谋面，彼此不熟悉，互相不信任。但康生在毛泽东身上也下过赌注。毛泽东知道康生回国前，亲自到法国马赛港把张学良部下从上海带到那里的毛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接到莫斯科的举动，不免感动。舐犊之情人皆有之。毛泽东的孙子、解放军少将毛新宇在《我的伯伯毛岸英》一书中写道：“康生当年从法国把我伯父接到莫斯科，通过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驻地的生活与交往，我伯父对康生印象不错。他自小缺少别人的关心和照顾，康生对他嘘寒问暖，出于人的自然本能，一种亲和力便从心底油然而起。”康生和曹轶欧把毛氏兄弟视如己出，关怀备至。康生回延安不久，就发现对形势判断失误，王明远非毛的对手，必须改换门庭，逐步与王明拉开距离。毛虽对康生照顾毛氏兄弟心怀感激，但对他仍不信任，把他视为王明的人。毛知道康生是党内老资格的情报和肃反专家，却只给了他一个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的虚职。康生明白不做出重大贡献是得不到毛的信任的。1938年3月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毛和任弼时等少数人提议王明应留在延安工作，不必返回武汉。康生投票支持毛、任的提议，走出改换门庭的一步。康生的举动立即得到回报，被毛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离开冷清的职工委员会。从3月至6月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康生紧跟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等人，不断批评王明领导的长江局，同王明的距离越拉越大，渐渐得到毛的赏识。但得到毛对他的完全信任还是毛与江青结婚后。当时不少老干部反对毛同江青结婚，认为江青历史不清楚，只有康生力排众议，保证江青历史清白，坚决支持毛江结婚。几个月后，1939年2月，毛任命康生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取代了邓发，一跃成为保卫和情报部门的最高负责人，中国的捷尔仁斯基。康生大显身手的时刻终于到来。
我们一般人理解，延安整风运动是整顿党风、学风和文风，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时间的跨度是1942年2月至1943年6月。实际上，在这之前有肃托运动在这之后有抢救运动，时间跨度从1939年至1945 年。肃托是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带回来的舶来品。始作俑者自然是斯大林。肃托运动在中国不大被人提起，在读过俄国人写的这本书前，我只知道中国有托派，不知道还有个肃托运动，以为只有整风运动。包括前期的整风，后期的审干和抢救，都是康生领导的。人们不大熟悉的肃托运动开始于1939年，康生担任社会部兼情报部部长之后，整风运动的前三年，规模多大，伤害了多少人，有关的材料不多，记录在案的只有康生在延安制造的三大冤案。令人不解的是这三个人都同托派无关，为何称为肃托运动，同后面的肃反有什么区别？
钱惟人案。钱惟人时任边区公路局局长，曾同边区交界的国民党地方当局商议过修建公路事宜，同国民党对口负责人接触过，被康生诬蔑为国特。康生为掌握动态，叫钱的妻子监视他，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向社会部报告。对钱百般逼供，使用暴力手段，但钱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国特。康生下令把他关进黑窑洞，一直关押到日本投降。最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但整治钱的手法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王尊极案。19岁的少女王尊极是北平女学生，华北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她在救亡运动的感召下，痛恨自己的汉奸家庭，毅然放弃小姐生活，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康生就凭她是王克敏的侄女把她定为日特兼国特，双料特务，1939年4月下令逮捕王尊极。采用车轮战术审讯她，审讯人员轮流休息，不让她睡觉。王尊极被折磨得两腿粗肿，无法行走，只得供认自己是日特兼国特。供认后就得交待罪行。王尊极说她怕记不住联络密码，把密码编在毛衣的花纹里。她编造的故事荒诞不经，破绽百出，康生不相信，审案人员同样不相信，部分审案人员甚至怀疑王尊极是不是特务。康生下令把她关进黑窑洞，一直关到1945年，关了整整7年。
李凝案。李凝是东北地下党员，1938年来到延安。康生见她走路像日本女人，并听说她有一件日本式的女衬衣，便把她定为日本特务。李凝坚决否认，并对她的指控一一反驳。康生下令把她监禁起来。李凝最终下落不明，很可能被秘密处决。
这三个案子应属于肃反范围，同托派不沾边，也没把肃反对象定为托派。可俄国作者却把这次“抓特务”称为肃托运动。也许还有我不了解的深意。这三名受害者同康生无冤无仇，从未在他领导下工作过，康生为什么对他们痛下毒手？这三个案子是康生为树立自己的威权小试牛刀。尽管肃托是在康生领导的社会部内秘密进行的，但康生整人的狠毒手腕渐为人知，他的名字成为恐怖的代名词。他身穿苏联皮夹克，脚蹬长筒马靴，在四个警卫员的簇拥下，威风凛凛地出现在延安街道上。
二
1942年2月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康生已经是整风运动中仅次于毛泽东的重要人物。他身兼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中央总学委副主任。
中央总学委不归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只服从总学委主任毛泽东。总学委领导延安整风运动。这个组织很像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小组，凌驾于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上，只听从“最高指示”。康生领导整风运动，也只听从总学委主任的指示。全党从学习马列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很快转入审干、肃反。康生说：“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即整风必然引向审干、肃反。我在晋察冀边区上中学的时候听说过抢救运动，我们的很多老师都参加过延安整风，不少人被抢救过。他们的口径一致：整风是在王实味事件发生后转入肃反的。康生搞得过火，伤害了很多人，由毛主席出面纠正，还向受害者赔礼道歉。毛原本不知道肃反过火，知道后马上纠正。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没再听说过肃反和抢救运动。俄国作者看法不同。他认为康生大张旗鼓地搞肃反和“抢救落水者”运动毛是知道的，毛未必下过指示，而是康生揣摩毛的想法自行进行的。康生有揣摩领导意图的高超本领。毛在6月19日的讲话中，做了明确的部署：“要区别好人和犯错误的同志，各机关要冷静观察。”毛的讲话过了一个月，运动仍无斩获，他很不满意。康生再立新功，炮制出“张克勤反革命特务案”。
延安枣园后沟有座西北公学，培训保卫干部，隶属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成为康生肃反的试验田。在西北公学学习的学生张克勤被康生定为特务，他不仅承认自己是特务，还到处作报告，规劝特务分子不要执迷不悟，赶快坦白认罪，重新做人。这就是著名的“张克勤事件”。张克勤原名樊大畏，19岁，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他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1939年6月国民党怀疑他是共产党，中共驻甘肃代表林伯渠把他调回延安。父亲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妻子被捕后也随即叛变。整风期间延安保健药社接到重庆李某给张克勤寄来的国民党刊物《中央周刊》。西安三青团报纸刊登过共产党员自首名单，为首的便是张克勤。从鲁艺也转来了检举张克勤是特务的材料。康生把张克勤定为特务，理由是：1.张克勤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国民党特务容易从他下手；2.张克勤来自国统区，国统区中共组织已被国民党特务渗透；3.张克勤家庭背景复杂，父亲和妻子相继叛变，他自己可能也已叛变；4.张克勤与国统区至今保持联系；5.西安三青团报纸已刊登张克勤叛变的消息；6.鲁艺有人揭发他是特务。康生的逻辑是：如果张克勤不是特务，延安还有谁是特务？于是下令逮捕张克勤，开始昼夜不停地审讯他。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怎么到延安的？张克勤把到延安的经过说了一遍。第二个问题是：你到延安来干什么？张克勤说自己是兰州党组织派到延安来学习革命理论的。张克勤直到这时还保持镇静，以为不过是审查他的历史，这种情况他遇到不止一次了。但第三个问题完全把他问懵了：有人揭发你到延安是搞特务的。张克勤坚决否认：“我没参加特务组织，而参加了党组织。”审讯人员大喊大叫：“你狡辩！比你地位高、年龄大的人都交代了，你还敢抵赖？”康生下令对张克勤实行车轮战、突击战和神经战，三天三夜不让他睡觉，十九岁的张克勤终于支持不住了，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康生初战告捷，要利用胜利的东风制造舆论。有舆论才有压力，有压力才能震慑特务分子。几天后康生召开检举坦白大会，他在大会上说：“今天召开坦白、规劝大会，现在由张克勤交代自己的特务活动！”
脸色苍白的张克勤走上讲台，痛哭流涕地控诉国民党怎么把他拉下水，要求特务们猛醒，赶快交代问题。自己带头揭发，一口气交代了十几个特务。他还谈了自己的转变过程，衷心感谢党组织对自己的抢救，一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张克勤事件”掀起审干高潮，从整风变成审干，从审干变成抓特务。手段从人身侮辱、恫吓、车轮战等升级到用刑。
三
1943年4月1日胡宗南派高级参谋胡公冕按照事先议定的日程到延安与中共谈判。胡公冕原为中共党员，后投靠国民党，但一直同情共产党。康生认为胡公冕是来联系延安特务的，所以在他到达延安的前一天夜里下令大逮捕。4月1日夜里逮捕了多少人没有准确的数字。据任弼时秘书师哲回忆，超过四百人。这些人都是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被秘密逮捕的。康生有自己的逻辑：“有材料还需要审问吗？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就是为弄清问题。”先逮捕人，后逼供口供，这是康生惯用的伎俩。关押在窑洞里的人，除夜间连轴转逼供外，还施加暴力。一心向往革命的青年忽然被宣布为特务，对他们精神上的打击太大，超过对肉体的折磨。自杀的，逼疯的，哭喊的，充满阳光的世界变成悲惨世界。这就是延安的抢救运动。薄一波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七十年的回忆与思考》中写到他亲眼见到的抢救的“惨状”：“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景多年来不时涌上心头……那时母亲也与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他们都是被‘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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