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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鹦哥嘴”前话西康
【边走边说】
“凤都护殉节处”
我们已经爬上了鹦哥嘴大桥下的这处崖壁，来到摩崖石刻“凤都护殉节处”边上这段台阶。这里在甘孜州巴塘县城夏邛古镇东边大约十里，过去汉名叫红亭子，现在藏名叫洛布通顶村的境内。大家看，这处台阶原来就是巴塘通往打箭炉（今天的康定）古驿道的一段，现在上边修了格聂南线公路和鹦哥嘴大桥，下边修了鹦哥嘴水电站，古道两头都被截断，只剩下这段山崖上的窄窄台阶了。但是在当年，在川藏南线公路（今天的318国道）没修通之前，这里就是从巴塘到内地去的主要“孔道”，刚才我们在夏邛古镇走过来的“茶马古道”就是通到这里，这处“孔道大通”石刻，讲的就是巴塘事变后这条道路就畅通无阻了。
古驿道顺着金沙江二级支流巴久曲从巴塘上到这里，宽阔的河谷就变成了两山夹峙的峡谷。谷中怪石峥嵘，十分险峻，“鹦哥嘴”（也叫鹰鸽嘴）就因这些石头得名。一个多世纪前，1905年农历三月初一，满大人凤全和他带领的一百多名新式卫队，就是在这险要之地碰到蜂拥而出的大批“藏民义和团”，结果全军覆没，凤全本人也死于非命。这就是“凤都护殉节处”的来历。
而这片石壁的崖刻传统延续很久，以“凤都护殉节处”为中心还有不同时期的好几组摩崖石刻，其中有更早历史时期藏文佛像经文内容的，已经模糊不清，还有桥下刚才我们看到的“易简师超”四字，是巴塘事变后赵尔丰的幕僚罗长裿所写，意为移风易俗、师从班超。罗长裿后来也死于清末“藏难”。
而“凤都护殉节处”这一组规模最大，包括事变后清末川边学务总办吴嘉谟题“孔道大通”、吴嘉谟撰吕秀绅书“筑路记”、民初川军代理分统高德翼题“缆辔澄清”、巴安的汉番僧俗为陆军中将、统领川边巡防顾品章刻立的简传“遗爱在人”，以及事变前巴塘土司记载同治年间地震救灾和重建经过的“德政碑”，还有一通漫漶严重模糊不清的“去思碑”等。
“凤都护殉节处”无疑是鹦哥嘴石刻群代表。它是当年巴塘事变存留的最重要遗迹，而这次事变对“川边”、西藏乃至全国都影响十分深远。
巴塘
江孜抗英与巴塘事变
话说20世纪初，具体说就是1904-1915年间，是西藏地方与它的宗主国大清、南边强邻英印当局三角关系最为复杂的一个时期。这期间西藏噶厦政府和各地藏人时而与英印及其他西方列强发生冲突，我们称之为爱国、反侵略斗争，时而又与大清朝廷发生冲突，过去我们往往根据改革前的革命意识形态，称之为官逼民反的“起义”，而现在流行的是把藏人反朝廷看成是“叛乱”和“分裂”。
但是如果藏人同时与洋人和清廷发生冲突，那该怎么说？
1904年以后的藏区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此前清廷刚经历了庚子国难和辛丑国耻，撞了南墙后清醒一点，对外由搞“洋务”变为学会“外交”，对内也开始大办“新政”。但西藏地方则如同庚子前的老佛爷，更为封闭保守。当时英印要求通商和划界，清廷驻藏大臣已经与英方就此签订条约，但当时还完全不懂外交的噶厦政府不予承认（十多年后的西姆拉条约则相反，英藏达成“协议”但朝廷不承认），拒绝开放中方已经允诺的口岸，并阻止清廷驻藏官员赴边境谈判划界。英印遂以此为口实，派荣赫鹏率军侵入西藏。我们上一篇文章提到的江孜宗山抗英就是这样发生的。
荣赫鹏侵入西藏
在抗英战争期间，清廷也向藏区施压以强化控制。1903年作为清末新政之一，清廷下令经营川边，在康区“兴办垦务，招募土勇”，在昌都（察木多）设置驻藏帮办大臣，其卫队是新政中接受西式装备和训练的“洋装”新式军警，武器与军装都与藏人熟悉的传统清军迥异，却与他们在西边遭遇的英军有点类似。加之当时的新政也不同于清朝的传统做法，当时就被藏民讹传为是洋人在中国招募了“伪军”，与英国人东西夹攻西藏来了。
清末新军装束
这样，当时在清廷看来是为应对英印威胁而强化边务之举，在西藏地方却被视作“东西夹攻”。江孜的“爱国”抗英和巴塘的反清“叛乱”，今天被认为是截然相反的正负能量，当时的西藏老佛爷却视为爱藏抗英的官军和扶藏灭洋的藏式义和团，几乎就是一回事。而面对这种“东西夹攻”，后来的西藏老佛爷也懂得了同时跟各方开战行不通，学会了“两害相权取其轻”。抗英失败后，藏政府如同辛丑后的清廷，不仅接受了签约、划界、通商，还从此开始了以后来的西姆拉会议为典型的三角关系新阶段：英藏更愿意妥协而朝廷则更为强硬。
这当然是后话了。且说1904年就在抗英战争期间，清廷任命满洲贵族凤全为驻藏帮办大臣，率领上面说的那支洋装卫队去昌都赴任。但途经巴塘就住下，滞留了数月之久。
为什么滞留？有人说是因为满大人贪图巴塘暖和低海拔，不肯去高寒的昌都而故意拖延，有人说他其实是奉命在此办理屯田兴垦而逗留。无论什么原因，凤大人在此一直待到了1905年4月，直到事变爆发身亡，也终于未能到昌都去上任。
这里要说明的是，当时康、藏两地的情况还有些不同。一方面康区僻处内地，没有受到荣赫鹏式的冲击，也没有通商与划界问题，但却频发“教案”。19世纪末基督教从两个方向传入康区，法国人从云南传入天主教，英国人从缅甸经怒江、独龙江，从长江下游经四川传入新教。西藏的藏传佛教有政教合一传统，对此反应强烈。内地19世纪“教案”频发，辛丑以后已极罕见，传教基本算是自由的。但康区却在此时进入了“教案”高发期，1873-1905年连续发生五次教案，而1905的巴塘教案尤为激烈。
西藏天主教堂
另一方面，金沙江以东的康区虽然藏传佛教政教合一的传统政治影响也很大，却并不是噶厦政府通常管辖之地。其中以德格、甘孜为中心的康北五县号称“霍尔五州”，据说是古代格萨尔的“岭国”所在，后来又受青海蒙古的影响，是世袭的土司统治区，与卫藏地区的联系更密切。而以巴塘、理塘为主的康南地区，曾长期受来自云南丽江的纳西族统治，纳西势力南退后，清廷的控制力也较大。理塘、巴塘两土司虽名为土官，清代却规定其“照流官例，开缺题补”而不采用世袭制度。但实际上，直到清末以前，朝廷只向巴塘等地派出“粮员”办理驻藏人员的粮饷，以及少量驻防军，正副土司还是代代世袭，朝廷沿例“题补”而已。而粮员与驻防军官和土司时有矛盾，与正常的土官制或流官制相比，这种“半土不流”的状态其实更不稳定。
凤全“殉节”与神父“殉教”
我们刚才在巴塘城内原天主教堂遗址讲到，1905年4月2日，巴塘在土司和丁林寺喇嘛策动下发生反基督教的“藏版义和团”暴动，大批喇嘛、僧兵和藏民围攻、烧毁天主教堂，法国神父苏利埃（Jean-André Soulié，汉名苏烈）和穆索（Henri Mussot，汉名牧守仁）都落到了暴动者手里。
滞留此地的凤全当即指责巴塘土司要对此事负责，并调动驻防清军都司吴以忠出兵镇压。这满大人凤全本是个“治盗能，驭下猛”的狠角色，经常自称“凤老子”，开口就是“你把凤老子怎样！”来巴塘后也对当地头人素来傲慢无礼，“声色俱厉”，“谩骂成性，接见夷目，率肆口无状”。据说他常以铜烟斗锅敲打“夷目”的脑袋，口称：“戴好你的头颅，我凤老子早晚要杀了你们这些蛮狗！”当时的巴塘土司罗进宝与副土司郭宗札保都是“半土不流”体制下的藏官，本来只想干掉几个法国人，发泄一下愤怒，并没有想跟大清完全决裂，所以起初是服软的。
但是等到他们诚惶诚恐来觐见凤全时。刚愎的满大人却劈头盖脸把他们臭骂了一通，说要从严惩处他们，而且说尔等野蛮人，朝廷现在要搞“改土归流”，会把你们都平定了，丁林寺只许住喇嘛300人，其余1200余人立即还俗，如不遵允，定行诛戮，赶快回去写奏折求饶吧。
结果凤全这一番训斥火上添油，等于要断了这些人的后路。这些土司、喇嘛们回去一合计，觉得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大闹起来，第二天暴动者越聚越多，把清军驻防都司吴以忠和“委员（朝廷委派的官员”）秦宗藩也给杀了。土司们也态度强硬变了脸，不再唯唯诺诺。他们给凤全传来最后通牒说，你如果再呆这里，我们就把你给灭了。凤全立马就认怂了，毕竟在人家的地盘上嘛，他所带卫队不过百十来人（一说仅五十多人），答应说我们明天就走。于是在1905年4月5日，凤全带领他的“洋装”卫队往成都方向撤退了。
但不料暴动者一想，凤全就这么灰溜溜一个大窝脖的回去了，再添油加醋的禀报，朝廷追究下来我们肯定也没什么好果子吃，不如干脆做了他不留活口。于是他们声称凤全所带的新式卫队是“洋兵”，凤全本人也是为洋人服务的“假钦差”。等凤全一行出城走到险要的鹦哥嘴，就被埋伏于此的暴民僧兵团团包围，全部死于非命。
暴动者随即杀死了两名法国神父，牧守仁与凤全同一天遇害，死前他要求饶了他的中国仆人龚文欣一家，但暴动者却立即把这家人捆起来扔进了河里。神父的头被砍下挂在了被焚毁教堂门前。而苏烈神父被酷刑折磨十多天后，于4月14日在亚日贡村被杀。苏烈在传教同时还是个著名医生和生物学家，是滇金丝猴和大叶醉鱼草等多种动植物的发现者，巴黎自然博物馆至今保留有他收集的7000多件标本。与苏烈同事的英国植物学家弗雷斯特逃出巴塘幸免于难，他向国际上报道了这场灾难。
此后一些天，暴动蔓延到康区的乡城、盐井、维西等地，在盐井传教的另两名法国神父波尔多内克（Pierre-Marie Bourdonnec，汉名蒲德元)、迪博纳尔（Jules Dubernard，汉名余伯南）被杀。总计这次教难中共有10座教堂被烧毁，4名法国神父和数百名中国藏汉等族基督徒遇难——与义和团事件一样，这种所谓的“反洋教”运动杀害的中国人总是百倍于洋人。但是他们不仅很少被提起，而且即使“平反”后也远不如洋人“命贵”——事变平息后，清政府向4名法国人赔偿了15万两（另说12.15万两）白银，而向遇难的众多中国天主教徒总共只赔偿了9000两。
另一个相似之处是：从“阶级观点”看，“反洋教”的鼓动者总是尊贵的传统卫道士（汉地官绅和藏地土司、寺院上层），而被害的中国信徒则如我以前曾分析的，基本都是传统社会中无所依靠的底层：与庚子教难中惨死的汉地贫雇农信众类似，与余伯南神父一起遇害的16户藏族信众全是“皈依福音的前奴隶家庭”——用我们教科书上的话说就是“翻身农奴”。
“赵屠夫”血洗巴塘
庚子国变中，慈禧操控拳民屠教民，被杀的99%都是中国人。而官军杀洋兵的战果确实比拳民略为出色些，但他们杀拳民的“成就”更比洋兵出彩得多——后来慈禧在八国联军面前认怂，反过来大杀拳民向洋人谢罪。尽管此前迷信“刀枪不入”的普通拳民在洋兵火力下伤亡惨重，但那些猴精的、一点也不“迷信”的大师兄们却没有一个阵亡于洋人。而后来在官军天网恢恢的篼剿下，他们除了少数不知所终外，基本都死于非命。
几年后的康区又重演了这一幕。巴塘事变消息报到清廷，上心大怒。朝命四川提督马维骐、建昌道赵尔丰率兵进剿，巴塘大祸临头了。
事变发生后，暴动者由正副土司及各乡村头人领衔，以当地藏民名义通过唯一幸存的汉官粮员吴锡珍向朝廷递交了“巴塘番夷公禀”，把责任全都推给凤全等死者，说这些人是该杀的假洋鬼子，而他们这些暴动者不仅是扶藏灭洋，甚至还是“扶清灭洋”。“公禀”声称凤全等“一切为洋人，全不顾百姓”，是“洋人所派的假钦差”，要将巴塘“尽归与洋人管辖”：
“凤大人随带兵勇人等到台，随即吩谕教习洋操，学洋话，行洋礼做作，又私开汉夷百姓老幼男女人丁户口名册。……凤大人与吴统领商办，将巴塘汉夷百姓僧俗尽归与洋人管辖是实。……百姓看透此情，故耳不揣有罪，一时错乱，已将汉官二员及洋人一并诛戮。”
公禀宣称“此番原为国除害，实出无奈，求乞恩宥善办”。还威胁说朝廷不得派兵追究，“无生兵衅，如再有差派官兵勇丁进来，则众百姓发咒立盟，定将东至里塘，西至南墩十余站差事撤站，公文折报一切阻挡。甘愿先将地方人民尽行诛灭，鸡犬寸草不留，誓愿尽除根株，亦无所憾”。
这些说法表明，先不论丁林寺喇嘛如何，至少就发出“公禀”的这些世俗土司头人而言，他们暴动就是要抵制新政，灭绝“洋教”，维护既有的特权地位和利益，而非反叛清朝，更非追求分裂（当然，他们也反对清廷改变旧制乃至改土归流）。像这样的说法如果在庚子前，可能正合推翻戊戌变法、煽动拳民仇外的慈禧“上意”。但是这时的慈禧早已变脸，一方面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以讨好列强，另一方面力推新政、追求自强却又只为皇权不顾民权，甚至像后来在四川激起民变的“铁路国有化”那样，强推新政而侵害民权。这时候向朝廷发出这种“公禀”，无异火上添油。
在巴塘事变前，位于巴塘-康定间的泰宁（今道孚县八美镇）已经因为移民与屯政激发民变，四川提督马维骐率兵镇压。巴塘事变后，清廷更决心动用铁腕，遂命令马维骐进军巴塘。而实际上正如“公禀”所言，巴塘土司并没有打算真的与朝廷决裂，以扶清灭洋为名杀害手无寸铁的传教士和教民、乃至杀害几个护卫薄弱的汉官并诬指其崇洋媚外，已是其胆量的极限，真与朝廷大军对抗的勇气他们并没有，至于鱼死网破到“鸡犬寸草不留”更只是虚声恫吓而已。所以清军一路并未遇到激烈抵抗，便于6月26日占领巴塘。
真正决心对抗的是丁林寺。丁林寺又译丁宁寺，今称康宁寺，当时是康区黄教中心之一，有喇嘛1500多人。对寺外信众也有强大的影响力。与巴塘土司并不上属西藏噶厦政府不同，丁林寺与拉萨的黄教三大寺有宗教上的直接隶属关系，俗称三大寺的“子寺”。当时拉萨寺院的保守排外政策直接左右该寺。而据英国的情报，抗英战争期间“拉萨各大寺首领已密令巴塘及各地喇嘛尽杀藏边汉人及欧人”。显然，他们抗英、反洋教却并不爱“大清”，“汉人及欧人”在他们看来也是一回事。
与喇嘛执政、政教合一的西藏不同。在巴塘，土司理论上属于清朝四川省的“流官”，寺院则听命于拉萨，属于政教二元体制。但是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二元是“联盟”的。面对清末新政和基督教的进入，土司与寺院更是合力抵制。但土司主要是基于兴垦移民对自己经济利益和政治特权的损害，而寺院在此之外还有宗教与“异端”的对抗乃至身份上的直接挑战：当时凤全奉命要求丁林寺大幅度“裁员”，只允许保留300人，其余1200名喇嘛必须还俗。加上凤全的“谩骂成性，肆口无状”，更加激化了寺院的抗拒。镇压的清军出动前，他们就没有参与向朝廷陈情的“公禀”，清军入城后，他们仍据寺抵抗，结果遭到残酷镇压。清军以炮火轰平了寺院，大殿起火，全寺焚毁。喇嘛大半被擒杀，幸存者逃亡各村。马维骐又派军“分剿”，史称“火焚丁林，马踏七村”。
就这样，赵尔丰于八月初率领增援清军到达巴塘后，还嫌马维骐杀得不够，说是还有刁民在顽抗，又发动三路进剿，血洗麻多哇、七村沟和亚日贡等地，据说杀了上千人。丁林寺之外，乡城桑贝林寺和巴塘却德寺等很多寺院也被摧毁。清军杀人也是滥用酷刑：把僧人放入寺院内泡茶的大锅里煮死后喂狗、把被俘者四肢绑上牦牛“五牛分尸”，还有一些人被用沸腾的热油活活烫死……。
赵尔丰因此被藏汉各族人民冠以“赵屠夫”的恶名，他后来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保路运动中被杀，也被人视为“报应”。
赵尔丰
新政与暴政
就这样，巴塘教俗封建主的暴行，招致了清廷更加酷烈和扩大化的报复。不仅为首肇事的喇嘛、正副土司都被酷刑处死，“剜心沥血，以祭凤全”，而且对民众的镇压也严重泛滥。从4个传教士的死难，到几百名藏汉基督徒与汉族官员的被害，再到上千“愚悍”的、乃至被怀疑为“愚悍”的僧俗各阶层藏人的死亡，冤冤相报，流血越来越多，造成了严重的历史创伤。
赵尔丰以平定巴塘之功，后来被清廷提升为“川边大臣”（全称为川滇边务大臣），属于省一级封疆大吏。而“川边”也因此逐渐成为一个特定的行政辖区。在此后的几年里，赵尔丰以巴塘为基地，废除土司，改设巴安县，后来还一度升格为巴安府，成为“川边”的行政中心。他以此为基础进兵西藏，并在所到之处宣布“改土归流“，全部设县。从金沙江以西，一直打到波密、林芝、工布江达，直到鹿马岭（米拉山口），在工布江达那里设了一个太昭县。太昭县是1951年以前，内地往西藏设置最远的一个县。后来民国地图上西康省的边界，就是以赵尔丰这次进军最远到达处，即太昭县、鹿马岭一带为西界的。上次我们提到的藏南桑昂曲一带设置科麦县，也是这一次进兵的结果。大家看民国年间的地图，整个昌都都是属于西康省，它的依据就在于此。
但是实际上民国年间的绝大部分时期，国民政府控制不到那里，之所以把西康省的边界划到那里，就是由于赵尔丰曾经出兵到过那里。赵尔丰经营西藏，就是以巴塘为基地。宣统三年即清亡的那一年，赵尔丰正式建议成立西康省，其疆界范围大致就是原来川滇边务大臣控制的地方，也就是雅安以西、金沙江以东的这一片地方，包括现在的阿坝州大部、甘孜州，再加上他力图控制的金沙江以西包括太昭等地。
赵尔丰改土归流，兴垦移民，招商办厂，设置府县，筹备建省，应该说还是符合清末新政与民初的发展方向的。丁林寺被毁后他在原址上搞了个皮革厂，产品据说还在“南洋劝业会”上展出受到好评，这应该是康区近代工业与经济外向的起点了。但也毋庸讳言，作为满清的酷吏，赵尔丰统治的残暴和血腥也是无法掩盖的。
今天我们从改革时期重新修复的康宁寺，沿茶马古道上的当年教堂遗址和土司官寨废墟，直到鹦哥嘴悬崖下凤全“殉节”石刻，重温那段历史，令人不胜感慨。D制下的“新政”与暴政并不互为否定，正如藏人之被屠戮令人同情，但寺院与土司保守势力煽动排外屠杀也不能为之辩解一样。也正如在几乎同时的内地历史上，慈禧对拳民先利用后屠杀，固然应该谴责，但被利用的拳民之愚昧和野蛮也必须批判。我们不能以一个极端去否定另一个极端，或者为谴责一种罪恶而赞扬另一种罪恶。
辛亥革命（在四川是保路运动）时，赵尔丰作为“屠夫”和“民贼”被四川民众（也就是汉族民众）处决。过去的革命史观都认为赵尔丰“反革命”该杀。而被赵尔丰镇压的巴塘“反洋教”暴动，那时就像内地的义和团那样被视为“起义”。而今天的“保守主义史观”就反过来了，说当年的辛亥是一场激进主义灾难，而赵尔丰是无辜的，他镇压巴塘的“民族分裂主义”更是大功劳，甚至是“民族英雄”。
其实说赵尔丰死的冤确实不无道理，他当时内心并不赞成朝廷的“铁路国有化”，镇压保路只是朝命难违，而且后来他还辞职了，并没有顽抗革命。他在革命后的混乱中被杀是有悲剧的成分。但为他适度鸣冤也不至于说他一切正确，甚至封他为“民族英雄”。赵尔丰之兄、前清遗老赵尔巽后来修清史稿，也为他立传称冤。但正是这个传提到革命后成都混乱中发生兵变，“全城无主，商民請尔丰出定乱，因揭示抚辑变兵。”也就是说赵尔丰辞职后曾经又想“复辟”，并不像有些鸣冤者说的那么安分于林泉，革命者说兵变是他搞的，可能冤枉，但在混乱中怕他乘乱复出而将其处决，也并非不可理解。
而且无论如何，辛亥革命者并没有因为惩罚了“民贼”、“屠夫”赵尔丰，就转而去歌颂被赵尔丰镇压的巴塘“反洋教”暴乱。相反，除了屠杀之外，赵尔丰的其他川边新政，民初仍然是沿袭的。今天我们如果因为谴责巴塘暴乱，就把赵尔丰捧成“民族英雄”，那不是比辛亥时代的人们要更加偏颇极端吗？巴塘暴乱打的是“反洋教”旗号，正如那份土司“公禀”所言，他们声称自己是扶清灭洋，有如义和团，虽然愚昧残暴该骂，但与义和团一样不能说是“民族分裂主义”。他们维护旧制反对新政，也与满汉顽固派刚毅、徐桐者流一样，可恶但不能说是“分裂”。毕竟反对清廷的某项政策并不等于反清，更不等于反华。作为土司他们肯定反感改土归流，但清廷令赵尔丰正式推行改土归流是在镇压事变之后，此前只是酝酿而已。如果这时反对改土归流就算分裂，那全国各地历代土司除了少数主动要求改流者外，就都是“民族分裂”者了。
这是就土司而言。至于丁林寺的反叛喇嘛，拉萨当局密令他们“尽杀藏边汉人及欧人”性质当然更加严重。但荣赫鹏战争期间发布这种密令的拉萨当局，如今却被我们称为爱国者，江孜抗英杀“欧人”更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么奉拉萨“爱国”当局之命行事的丁林寺喇嘛怎么却成了叛国分裂者？杀欧人是爱国，杀汉人是叛国，那丁林寺算是既爱国又叛国吗？实际上，当时的丁林寺杀汉（满）官和杀法国传教士以及一般基督徒确实是严重的地域-宗教排外暴行，但用“爱国”和“叛国”来定义却并不合适。
总之，巴塘事变的排外暴行应该平定，但镇压者赵尔丰更加残暴也是事实，他镇压的也不是“分裂主义”，就算安定地方有些贡献，也不至于成了“民族英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