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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就是最大的作为-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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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皇帝的新装》，不禁想到，在这个故事中，安徒生究竟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所熟悉的《皇帝的新装》是否就是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
很多人都很难忘记那个“一点也不关心他的军队，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的“皇帝”，他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这篇童话就是要“通过一个昏庸无能而又穷奢极欲的皇帝受骗上当的故事，揭露和讽刺皇帝与大臣们的虚伪、愚蠢和自欺欺人的丑行”（人教版教参、苏教版教参、北师大版教参）。对此，这么多年，我们好像深信不疑。
那么，作品真的是“以皇帝这个典型形象辛辣地讽刺了封建统治者的丑恶本质”吗？带着这个问题，笔者反复再读这篇文章，深深感受到了经典作品常读常新的无穷魅力。
先看看这位皇帝。他不惜花掉所有的钱，不关心军队，不喜欢看戏，不喜欢乘着马车游公园，每一天每一点钟都要换一套衣服。除了新装，皇帝别无他爱。所以当他得知两个“骗子”能织出不仅“色彩图案分外美观”，还能试出“不称职的或者愚蠢得不可救药的人”的衣服时，他立即决定聘请“骗子”为自己做衣服。他是多么期望早点穿上这样的这衣服，一方面满足自己的爱好，更重要的是他要用这种布料来代替自己对周围人称职与否、聪明与否进行判断，这会更有利于维护皇权的威严、自身的统治。 哪怕最后百姓喊出“他实在是没有穿什么衣服呀！”之时，他宁可否定事实，也不能否定自我。
再看两位“诚实的老大臣”。他们也以不诚实的方式确认了布料的特性，并以此向外界宣布了他们的聪明与称职。无形之中，他们一起佐证了那个实际尚待检验的“试金石”的真实。
最后，当皇帝的“新装”暴露在百姓而前时，百姓对“新装”的赞美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他们集体喊出：“乖乖！皇上的新装真是漂亮！……”时，孩子说出了真相。
故事就是如此。从表面来看，《皇帝的新装》不过是一个滑稽而荒诞的童话故事。这个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在这一场滑稽的闹剧中，一个一眼就可以看穿的骗局，竟然畅行无阻。作者趣味盎然地讲述着“上自皇帝下自百姓，几乎人人都违心地说假话，都是骗子成功的有力帮凶”的故事，百姓和皇帝、大臣没有什么区别。作者好像无意在这里漫话“高贵者最愚蠢，低贱者最聪明”，似乎所有出场的成年人都一样愚蠢，或者一样“聪明”。笔者在想安徒生的“阶级立场”在哪里？他从哪个角度审视这群人和这件事？
难道真的就是想“通过一个昏庸无能而又穷奢极欲的皇帝受骗上当的故事，揭露和讽刺皇帝和大臣们的虚伪、愚蠢和自欺欺人的丑行”？
文学作品的内涵是丰富的，是多元的。这就允许多元解读的存在与发生。但文学终究是人生的艺术，它拥抱的是人生，它的意蕴只能是人生的意蕴。所以，从“人性”的角度来观照《皇帝的新装》，或许在放声嘲笑之后、无情揭露之余，会有新的感悟、新的发现。
我们不妨换一种思路想一下：皇帝，大臣真得就应该是我们无情嘲讽与披露的对象？若是，我们的依据是什么？评判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是不是习惯了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别人进行好人、坏人的评判？从道德上我们总是高估自己，仿佛具有天然的优越感；认为皇帝和大臣们的过失难以饶恕，必痛加鞭挞而后快。我们习惯地、驾轻就熟地拿着道德的标尺，站在阶级对立的立场，以急躁轻率的态度来评判艺术，“把自己有着明显局限性的社会意图强加给艺术，致使艺术作品常常在意蕴上超重、板结，既不能与形式取得协调，又无法使自己取得审美效能”（余秋雨：《艺术创造工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我们知道，文本解读首要任务要关注作者，解读作者的心灵密码，不然会越走越远。安徒生是一个具有宗教信仰的艺术家，他的“罪”与“罚”的意识来自信仰，来自灵魂深处。与我们习惯于只对他人“无情批判”和“辛辣嘲讽”不同，他对人性的审判、忏悔、救赎与宽恕，来自深刻的、时时的自省。他的视野与怀抱超越了其“阶级的局限”，他关怀的是包括你、我、他在内的“所有人”。这与我们习惯将自己割裂出来，居高临下绝对是两码事。这里有一种大爱，有一种感恩，我以为这是安徒生的信仰。
故事中有奢侈而昏庸的皇帝，虚伪而愚蠢的大臣，巧舌如簧的骗子和人云亦云的看客。对于他们的诸种表演，作者有浓墨重彩、绘声绘色的描述，却不见声嘶力竭、痛心疾首的诅咒；他的讽刺，并不是揭露性、批判性、带有明显痛感的讽刺，而是诙谐、幽默意义上轻松的讽刺。他嘲笑皇帝的愚蠢、大臣的谄媚、看客的人云亦云，但是，这种嘲笑不含敌意和轻蔑，却饱含善意和温情。对于所有出场的人和发生的事，他似乎是在欣赏，而不是在愤恨。其中的坏人、小人，甚至包括骗子，自始至终，谁也不曾受到任何惩罚。其讽刺意味幽默却并不辛辣，富有温情而绝非“无情”，更也找不到充满道德优越感的训诫。《皇帝的新装》表达了对于“成年人的印象”，是对“虚荣”背后的“自我深度的迷失”这一人类固有和共有的人性弱点的再现，是安徒生为我们提供的一面生活的镜子。
值得注意的是，安徒生《童话集》前言的标题是“致成年读者”。安徒生以此表明他创作童话是为了使成年人受到教益，而非仅仅哄哄孩童。这一创作理念本身就包含着对习俗与成见的违抗，也是他始终不渝的创作追求。 1875年4月2日，安徒生接到为他建造纪念雕像的设计草图：他坐着讲童话，周围簇拥着一大群孩子。对这样的构思，安徒生断然予以否定，他说:“我的童话与其说是为孩了们写的，不如说是为成年人写的！”童话创作的重心，是要针对成年人的种种恶习、种种弱点并且为他们竖一面照照白己的镜子。在这一点上，《皇帝的新装》以其卓越的艺术洞察力和感染力实现了作者的意图。
诚然，这样的人性弱点具有普遍性，超越地位，超越阶级。安徒生真是深谙人性的弱点，他让皇帝、大臣、百姓共同促成这个骗局的安全着陆。他“以戏剧性的轻松活泼，以对话体的形式，说出一个爱慕虚荣的故事。”并不是单纯在于“讽刺了封建统治者的丑恶本质”。而是在坦陈人性的弱点，温情地给成年人上了一课。他在文章的最后安排这一简单的骗局被孩子一语中的地戳穿，让我们鲜活地看到“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的反差，让“假”和“真”错位，人性的丑陋和美好的对比。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天然的真纯在世俗中会逐渐被侵蚀，作者以“童话”的形式揭露人性之弱，作者大概有对孩子保持美好人性的一份期望吧。当然，这份美好和纯真更需要我们成人和孩子一起去保持、去呵护！
彼时的生活镜像亦是现实生活的影子。从终极意义上来看，作为成年人的我们，为取悦生活，为满足自己的欲望，我们很难像孩子那样喊出一句“他什么也没穿”，很有可能会玩弄各种把戏，因而或愚蠢或巧妙地犯下各种错误。这是人性使然，是生而为人的无奈，正如在太阳底下，不论你站多高，也不论你跑多快，却永远摆脱不掉你脚下的阴影。
所以，读《皇帝的新装》，也就是在读我们自己的人性，难怪读它时觉得又远又近，又真又假，原来在每个成年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木来就隐潜着皇帝、大臣、骗子、看客的精神质素。虽然我们坚信自己是诚实的人，但当我们知道那件衣服的奇异作用——“是不称职的人或者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件衣服”，即使面对空空如也的织机，我们大多会像那可怜的皇帝和大臣一样，首先想到的是“我决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我决不能让人知道我看不见布料”。他们所想的，也正是我们所想的；他们所说的，也正是我们要说的；他们所做的，也正是我们要做的。彼时彼地的他们和此时此地的我们是那样的投缘默契，不谋而合。
这个时候，再看他们的“丑恶行径”，我们还能笑得出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