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与智慧在苏俄共黨的奋斗及成功 张叁

 

善良和智慧在苏俄共产党中的奋斗及成功

                      

 

一 赫鲁晓夫

 

尽管每个人对彭德怀先生的看法各有所异，但彭先生在他的万言书上所表达的一番心意，却是与日月争辉，万世不泯。尽管大多数人不是很清楚地看到赫鲁晓夫的善良与智慧，但我们得仔细地回想一下五十年代初的日子。那是一个红旗满地、赤焰滔天的共产黄金时代。当时多少人活在共产主义的迷梦之中，多少人向马恩列斯呕歌颂德。可是赫鲁晓夫一上台之后，就大力抨击斯大林。他说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大整肃、大屠杀，令国家法纪荡然无存，令善良诚实的老百姓遭受到冷酷的摧残。这些话，在某一个角度来看，与索忍尼辛在古拉格群岛中所说的又有什么不同呢。他还动员了党中代表投票通过，将斯大林的遗体从国家荣誉公墓之中搬出。

 

有两件事值得探讨：第一，赫氏继承了斯大林之位，并不需要像斯大林一样，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去谋夺。相对来说，倒是在斯大林的提拔之下，入主克里姆林宫。第二，赫氏目睹三十年代的惨剧，种下了反斯大林的心志，但他能够沉住气，不动声色，等待着时机的来临；表面上却是斯大林的左右手，支持斯氏的一切决定，执行了斯氏多少恶毒的工作；更对斯氏的统治，歌功颂德。这翻狠劲，何等匪夷所思。而倒过来说，斯大林却是全被赫氏所愚，养虎为患。虽然枉杀了千千万万的无辜者，斯大林却是无能把反对派赶尽杀绝，反将自己的左右手推到反对派的一边去。这真是值得大书特书，为后人所戒。在这两点之中，赫氏的谋略和智慧可见一斑。而在他的失败之中，我们可以肯定他是一位愿意牺牲权力而坚守原则的人物。

 

许多党内的代表带着赫氏同样的心情，投票通过了决议，将斯大林遗体搬出国家公墓。这张票代表了他们内心的思想和认识，决定要谴责

 

斯氏大规模摧残诚实善良的苏俄人民的罪行。由此可见，像赫氏一样，

许多身居要职的共产党员采取了赫氏同样的策略及手段来生存在斯大林的手下，也同样地，内心充满了对斯大林不人道行为的憎恶及恐惧。到了赫氏终被顽固保守派所挫败下台的时候，亦有许多的党员在观察，在学习，在忍耐，在沉着气，等待时机再次的来临。在这许多党内要人之中，有一个是安德罗波夫，赫氏之后第二任的党总书记。另一位是戈尔巴乔夫，他当时是高加索山地上斯塔夫洛波地区的党官，还有谢瓦纳兹，这位日后戈尔巴乔夫的外交部长，当时活跃在乔治亚共和国的政坛上。

 

前美国里根总统说苏联是一个邪恶的帝国。这话说得并不过份，事实上一向如此。善良在这邪恶帝国之中绝对不可能以真正的面目出现。经历过了千万人毁灭的大整肃后，人心也不可能不遭受到某一个程度的扭曲。这不是一个弱者能够生存的时代，也不是一个软心肠的人能够立足的极权机构。正刚好，在这个时代能够成功的，即使短暂成功的，非要像赫鲁晓夫这类人物不可。这一股在邪恶之中冲刺出来，粗野而又鲁莽的善良，世人还能分辨出来吗？

 

人也不可能超脱自己的局限性，从欧洲来到美洲大陆的第一批移民，并没有建立起摩天大厦，但他们的后人做到了。第一代的建起了一个小村落，第二代的一个小乡镇，终有一天，他们的后人登上了月球。相对来说，经过了千百年之后，仍然原地踏步，一无建树的民族，才是可悲。对人类而言，对人类中的勇者而言，局限性并没有任何意义，这只是人类成长过程中的经历，对恶劣环境奋斗的记录，这些都是人类历史中最可贵、最艰难的时刻。他们从心底内发出来的悲叹， 他们与恶势力搏斗之中所受到的困难、所犯的错误，连带本身的局限性，都使后来者得益良多，为后来者铺下了一条以前没有的路。

 

赫鲁晓夫花了极大的精力把斯大林余党打败。就在这场战役上，他已经元气大伤，在对于改革政治体制及经济策略上，已无能为力了。他的经济改革手段杂乱无章。他所用的官员，并非第一流人才。这些人并不能帮他的忙，这些人并没有他那样的抱负和意愿。更不要说设计

 

和执行出一个完整的改革方案， 创造出一番新的气象。他亦未能将

权力移交地方政府。而依赖强权干预的本质，共产党员中的独裁性尚非常浓厚。他亦过于自信，对自己的支持者所知甚少，几乎近于无知。在政治制度上的改革， 他限制党官任期为五年一期，不得连任超过三期。每次选举，必须改变委员中之三分之一。这样等于说：这些特权阶级只能享有十五年的特权。许多人不满于斯大林的滥杀，但当他们的利益受到伤害时，当这个特权的制度面临解体时，他们就不再支持赫氏。甚至许多被赫氏所提拔的官员也转过头来，出卖了赫氏，而赫氏尚懵然不知。再加上他个性上的短处，太冲动，没有足够的知识来判断，至遇事犹疑不决。于是保守派的力量日益壮大，终为勃列日涅夫所败，将整个苏俄带回高压独裁的专制之下。说了赫氏很多的好话，他干的坏事也要提一提。赫氏是不尊重知识的，出兵匈牙利，建造柏林围墙都是他任内的杰作。

 

二  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在赫氏下台时， 才是个刚到三十岁的地区党官。他和很多同事一样，非常同情赫氏， 支持赫氏。在一九六一年的党代表大会上，投下了一票，把斯大林遗体搬出了国家公墓。赫氏的上台，改革及下台，一连串的事情，都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正在热心学习的年月中。现在看来，好像这一课正是为了戈氏而开的。从这个事件之中，他学习到的太多了。赫氏本身的表现，和政局中汹涌的暗流，每一件事都深深地刻在戈氏心中。赫氏没有办法超脱自己，可是旁观者就不一样。戈氏的性格几乎是赫氏的相反。赫氏粗鲁无文，硬冲硬撞。戈氏重理性，重知识，温文有礼。他学到了赫氏本身短处所引起的后果，但他也学到了赫氏的深藏不露，忍耐等候，极有耐性和自制。他表面上拥护中央决策者，把份内的工作一板一眼的照上级指示去办，顺着潮流走；有时还特意加班，成为上级政策的成功模范。他亦能归功与上级，对中央决策者歌功颂德。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日，戈尔巴乔夫出生于俄罗斯南部高加索山地史塔夫洛波地区的一个小村子叫做普利法努。祖父及父亲都是农人。戈尔

 

巴乔夫在当地接受中小教育，然后在一九五〇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攻

读法律系。他十四岁时就加入了共青团，一九五〇年大学里成为了共产党候补党员。一年之后，转为正式共产党员。他在团、党，和学校中均表现良好，有显著的领导能力。所以毕业后，就回到了斯塔夫洛波地区，开始了二十三年的地方党官工作。

 

这二十三年的经历和训练，形成了他忍耐、务实的个性。他凡事亲力亲为，经常生活在基层的大众之中。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人上台的过程中，他深知如果想当领袖，必须极有耐性和自制，若以高姿态的突出，一定会惹祸上身。他深信如果一件事合乎逻辑理论，又确有依据，应该会令众人接受。他有客观的认知观，重知识，重理性，尊从法治， 也常有自我控苦的幽默和讨人喜欢的机智。他对暴力非常憎恶，天生好口才，有极强的说服能力。他的求知欲更是旺盛，在三十三岁之年，身居要职之后，还能进入大学夜校，取得一个农学学位。他的妻子蕾沙是一位哲学系博士，是他专业上的一位贤内助。戈尔巴乔夫赢得了当地第一书记库拉柯夫的赏识和栽培， 成为了地区的一位要员。当库拉柯夫进升到中央委员会之后，他在一九七〇年也成为了地区上的第一书记。

 

像大多的共产党员一样，在公开场合，他们的言行都是统一论调的——标准的马列唯物辩证法、标准的唯物论、无神论。而事实上，他个人的感受，个人的观念，都被巧妙的隐藏起来。一位长期在莫斯科工作的美国新闻工作人员参观了一些非常宝贵的资料。戈尔巴乔夫在年幼时，曾被父母带回教会秘密受洗，而且没有登记。祖父在三十年代，斯大林大整肃的时期，像数以百万计的农人一样，在强迫进入集体农场的过程中，被发现一些反抗的言行，而被判刑和流放至西伯利亚。一九六八年，在观看“悔恨”，一部反斯大林的电影时，面对着银幕上秘密警察捕人的镜头，戈氏热泪盈眶，因为他想起了在祖父被捕之夜，他祖母痛苦的情况。而另一部电影“库班的哥萨克人”，描述三十年代集体农场中丰衣足食的农人，戈氏看后曾对友人说根本没有这样的事。

 

 

 

三    安德罗波夫

 

爱人、爱国、敬业、乐群，这是一个善良的内心所具备的。当邪暴猖狂，丑恶充斥于世的时候，善良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看着国家的政坛成为恶人肆暴的场所；看着百姓身陷水火，性命和尊严受尽摧残；看着国家经济每况愈下，人民生活衣食无继；看着同是人类，却不能和睦相处，反而彼此监视，彼此斗争。这是一个令人非常痛心的境地。而如何解决，如何去对抗这个巨大的邪恶帝国，就不由人不往智慧之中动脑筋了。相信在赫鲁晓夫倒台之时，很多苏俄共产党内善良之辈都开动了脖子上的机器，吸收了这次事件的教训，去谋求出一个更妥善、更高明的对策。当时戈尔巴乔夫年纪刚到三十，正在一个强旺的学习期中。而另一位先生，勃列日涅夫党总书记手下的一位重要人物，后来继任党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心中已看到了一个异像，已看到一份蓝图，他的构想实在值得后人去学习。今天苏俄政局的演变，全是这个构想的实现和成功。只可惜他上任一年多就去世，未能亲眼看到自己撒下的种子开花结果。

 

他开始去寻找党内的善良和智慧， 他开始培植同时具备这两个要素的党员，用一些巧妙的方法，不露声色地把他们连结在一起。他更成功地把这批人物带进了权力的中心，实地培训，占领了许多重要的位置。忍耐，等待。每一个位置的获得，都花了他不少的心血。他像一位老猎人一样，守候着每一个机会出现的瞬间，或者用绝对不让别人看出的手腕，去安排着事情的发生。这样他为党国组合出一批干材，一支队伍，一个新生的希望，好在将来取得政权之后，大兴建树，把国家从僵化了的党八股政策中解救出来，不至于像赫鲁晓夫一样，对于改革事业一筹莫展。很明显，安德罗波夫的图谋好像比赫氏更深远了一步。赫鲁晓夫能把政权拿到手上，但到手之后，却拿着这个权力发挥不出来。因为他缺乏一个团队班底，没有一批有操守、不贪婪特权，而又有操练、有材干、有抱负、有远见的能人志士形成一个庞大的声势，把改革的事业推动起来，推出一股巨大的社会潮流，一股活活泼泼的经济动力。有声有色，好叫保守顽固派自我萎缩，成为了落伍的少数派，至无能反扑，将改革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这是一个二十年的功夫，他自己也成功地掌握了党内最重要的权力机构。他曾是KGB，国家安全会的负责人。他离开后，也成功地把职位交给自己培养出来的齐布里柯夫。他在政治局已能取得多数的支持，成为了勃列日涅夫的继承人。许多日后戈尔巴乔夫的同盟，都是安氏一手栽培的后一辈，当然包括戈尔巴乔夫，安氏在位时的首席执行官。其他要人例如：苏维埃主席库诺夫、总理芮兹柯夫、政治局委员李加契夫、雅可夫列夫、弗洛尼柯夫、柴可夫。总参谋长奥加柯夫元帅，中央委员沙纳查洛夫，及鲁雅诺夫，美加研究所所长艾巴托夫，政治学家布拉特斯，经济学家里戈莫洛夫。

 

或者安氏是一个保守改革派，或者他的盟友也大多是保守改革派，或者他们都是纯粹的马列主义者， 这些疑问都很难回答。在勃列日涅夫的政权下生长出来的这份力量，不可能不以这样的方式来出现， 否则绝对拿不到政权。他们很可能是芮卡洛夫和索忍尼辛的迫害者，但处身在他们的位置上去设想，又能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正如现在很多台湾的居民都体谅了蒋经国总统在五十和六十年代所作的高压手段一样。也不能忽视人本身的局限性。谁没有局限性呢？希望别人做出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是非常不合理的。例如希望一个穷人捐助出一百万去救济水灾中的灾民，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严待人，这绝对不是一个善良的内心底表现。一个善良的内心所充满的是悲痛、体谅、感激、合作和自奋。别人干了这么大的成就，我自己要努力啊！怀有这样的心态对社会好，对国家好，对人类好。

 

就是这些人，要把这个世界建设得一天比一天美好。但无论如何，在后来的日子中，齐布里柯夫、李加契夫等都成为了激进改革派的对手。也许这些人真的无法跳出自己的局限性，真的是保守改革派。但也请知道，在勃列日涅夫的年日中，他们后来所能做到的，已不是当时一个常人所能想像到的了。一个人能够推动了这个世界往前走一步，何等难能可贵。问题是后进者也能否接力，再迈上一步。怕的是整天互相抵消，永远原地踏步。

 

当然安德罗波夫的言行总以列宁的理论为立足点， 外表上也是一个

 

反美的角色。至少我们在公开的记录上所见如此， 勃列日涅夫对他所见的也是如此。他引用了列宁的话语来支持自己的改革。列宁曾说： “直到目前为止，所有惨遭灭亡的革命政党，都是因为他们对本身过于自满，他们既看不清自己的力量和力量泉源之所在，亦恐惧谈论自己的弱点。” 在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后，安德罗波夫用这种论调，用KCB国安会作为后盾，发动了经济和社会的改革。安氏说口号对于我们一点用处也没有，党所奉行的一些政策根本上是错的，它们禁不起时间的考验。苏联的经济以一种十分非理性的、全是尝试性质的、错误的方式在运作着。世界上许多大国都因官僚制度体系过于僵化、不能应付新的问题，而难免于覆亡的命运。

 

斯人哉！就这样在世人不知不觉之中改变了俄罗斯的命运，翻开了人类历史新的一页。思其大德大业，当知其大仁大智，安德罗波夫占取了共产党的统治利器KGB国安会，争取到军方多位高级将领的支持，再以列宁的理论为武器，真是制敌于致命之处。而这一切发生得那么自然。览观古今中外历史，安氏所为，真也叹为观止。

 

从安德罗波夫与戈尔巴乔夫的交往中，可以看到了安氏这二十年中的苦心和功夫，也看出他的慧眼识人。高加索山区是一个度假的胜地。安氏像其他中央党官一样来到了山区度假，而戈尔巴乔夫也像接待其他中央大员一样接待了安氏。相应的动作都是自然的。至于他们两人林中散步，相谈了一些什么，就只有他俩知道了。但事实告诉我们，他俩深深地被对方的善良和智慧所吸引。戈氏终于成为了安氏日后的首席执行官。

 

当库拉柯夫去世时，安德罗波夫就逮住这个机会，把戈尔巴乔夫带入中央委员会。戈氏晋升中央委员并不是一件太奇突的事，因为他的前任库拉柯夫在当任中央委员兼农业书记之前，也是从戈氏所处的同一职位上晋升的。况且戈氏也是一位农业上的专家，有多年成功的表现和一个农学院的学位。一切是如此的合情合理。但背下里，安氏首先争取到当时威望甚深的首席理论家苏斯洛夫底支持，然后安排了一个重要的聚会，让决定一切大事的勃列日涅夫面试了戈尔巴乔夫。勃氏

 

会见戈氏的那一个机会，真是非常奇特，勃氏带着他的主要助理，后来继安氏当上党总书记的契尔年柯，到亚塞拜然共和国的首府巴库，途经戈尔巴乔夫工作的地方。就在火车站上，安氏带着戈氏恭迎了勃氏和契氏，这四位前后任的党总书记，把火车的开行时间，拖晚了两个小时。

 

就这样，在一九七八年，戈氏当上了中央委员兼农业书记。继二十三年地方党官之后，开始了他为期七年多的中央党官实地培训。到了一九八二年，勃氏去世，安氏接掌了最高领导权之后，立即提升戈氏进入权力核心，扩大了戈氏的职权，把农业事务之外的范围也纳入戈氏手中。到安氏重病之后，戈氏权力更大了，开始参与他过去毫无经验的外交事务。在安氏公开活动的最后一次重要演说中，他公开地推出了他的接班人戈尔巴乔夫。他对一群布尔什维克的元老说：新的一代及其代表戈尔巴乔夫，绝不会比我们这一代差。虽然对每个人而言，这都不是容易接受的事情，但我们必须承认，新的一代比老的一代强。

 

这一席话至少打动了四十年来身处最高层的领导人葛罗米柯。在契尔年柯告世之后，葛氏提名戈尔巴乔夫为党总书记。他用他四十年的外交经验来告诉听众，戈尔巴乔夫有能力掌握外交事务。看来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以后的年日中，戈氏真的在国际事务上作出了前所罕见的表现，得到了普世的赞誉。葛罗米柯当时用他的滔滔雄辩，向保守派大力推荐戈氏。他说：同志们，这个人笑容可掬，但他有钢牙、尖锐而深入的头脑、上佳的分析技巧，和一份特具的亲和力。在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柯病重之时，都有极佳的领导表现。这位老政治家，真正的忧虑着苏联的前途。他对戈氏的支持，完全出于爱国的原因。因为他属于年老的保守派，正是年青改革派所要对付和取代的。后来也的确如此发生，他被完全架空而至下台。

 

四  雅可夫列夫

 

另一位党内的智灵，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中，也在操练摸索，寻找一条拯救苏联经济的道路，一个改革苏维埃体系的蓝图。他就是后来

 

在戈氏上台之后的第二把手，雅可夫列夫，戈氏最重要的助手。雅可夫列夫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历史系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中央委员会担任宣传的工作。由于他直言不讳，发表了一篇引起争议的论文，而被下放到加拿大，担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达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中，他清楚地看到了加拿大自由市场经济运作的过程，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丰盛。十年长驻，更使他的眼光宽拓，有了一个多元化的世界观，脱离了苏俄传统的两极性和呆板观念。他深知今天的世界已不再是二十年前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较技的场合。两极性的情势已逐渐解体，一个多元化的经济世界已逐渐形成。世界权力的均势正在改变。而苏联的政治体系已经失败，经济措施已经破产，必须加以改革。苏联需要一场复兴，一场全国重建。戈尔巴乔夫在一次加拿大的访问中，和雅可夫列夫有了八天的相交。戈氏对雅氏的赏识和提拔，就等于安德罗波夫对戈氏的一样。从此戈氏的阵营中有了一个理论的雄材，和世界性的眼光。    

 

五  开放政策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大力推行新的改革政策。在进行这个工作之中，有两件事他必须成功。第一是对付既得利益者和根深蒂固的党官僚所作出反抗的无情冲击。为了和缓保守派的激烈反抗，以争取时间，增加自己的力量，争取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他有时不得不讨好保守派。第二要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他推出了一个引人惊讶的政纲，叫做开放。开放的政纲一开始后，马上风靡了全国，甚至全世界。每个人都在看，都在密切关注， 看这个特务统治下的铁桶江山如何去开放。索忍尼辛在一九六九年抗议被作家协会除名的公开信中说：“开放，诚实和完全的开放，是每一个健全的社会所必具的条件，苏联的社会也不能例外。”到了一九九一年八月间的政变流产，事实上证明了戈氏完全成功地做到了以上两点。在开放政策施行了六年之后，老百姓已不再是屠房中一群等待杀戮的羔羊，他们已不再害怕，不再畏惧于特务的监视。他们勇敢地组织了起来与政变者作出生死的搏斗，彻底地粉碎了保守派党官僚最激烈的反扑。

 

 

六 叶尔钦

 

等到叶尔钦大放光芒于政坛之时，苏俄已不再是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所统治之下铁幕密封的恐怖时代。这是一个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 和戈尔巴乔夫在早年无法想像的到的局面，这超出了他们所局限的背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开放，令整个社会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全国各地成立的政治性和独立民间团体数以万计。加上人们对共产党多年做下的坏事积下的仇恨，真是一发不可收拾。由此爆发起如火如荼的民族运动，这帝国到了危危欲坠的地步。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健全了政府的体制，一步步把政府的权力从党的手中拿回来。他建立了总统的位置，国家的元首应该是总统，而不应该是党总书记。他建立了直选的国民代表大会和地方议会，使全国的政令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而不是党的书记处；让民意来清洗了共产党员中的污秽，让他们尝到了落选的滋味，也使大量的党外人士进入了决策机构之中。他更把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启发了基层的自觉性和创造力。这个选举制度成功地抵抗了保守派的凶焰，成功地保护了这位新的民族英雄叶尔钦。

 

戈氏最早把叶尔钦提拔上中央委员会，然后又用他把莫斯科市委书记的位置，从一位保守反对派的手中争夺过来。更加上他对保守派火辣辣的攻势，从此叶尔钦成为了保守派眼中头一号的敌人。他攻击高级党官所享用的特权，他主张农地私有制，他认同了一些政治性的独立团体。在叶尔钦和李加契夫直接冲突的事件中，戈氏好像有意用叶尔钦的下台来和缓了斗争的尖锐性，赢得了更多的时间。因为开放的政策施行越久，保守派的基础越被削弱。有十倍之兵把敌人围困起来，应该避免过早的决战，因为敌人的锐气尚盛。等到敌人粮尽饿久之后才作战，似乎是较高明的做法。

 

总之直选的制度，令下台后的叶尔钦当选为国会议员，重回政坛。更在后来，当选上俄罗斯共和国的总统。这些都是政治制度改革后所发生的。这证明改革后的政治制度已发生了作用。已发生了法治的功能和民意的决定性，党中央的集权已不再存在。

 

 

在一九九一年八月政变流产之后，戈氏和叶氏已结束了苏俄政局旧的一章，开始向着另一个里程碑昂首前进。保守派的顽固份子已被完全打倒，赫鲁晓夫失败的阴影已不再存在。这是一场艰难的争战，这是一场善良和智慧的大胜利。这些俄罗斯的英雄们，你们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当永远是后人的榜样和激励，也是世上的一盏明灯，指引了在黑夜中摸索的民族，在苦难中挣扎的共产国家。看啊！俄罗斯的善良和智慧，党外的朋友如索忍尼辛和苏卡洛夫，党内的朋友如安德洛夫和戈尔巴乔夫，你们艰苦的奋斗成功了，胜利了。普世为你们高兴，全人类的良心受到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