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中马前卒
中国历史时事和国际政治评论
朝鲜战争让中共在国内国际站稳，却让中美决裂、中国闭关锁国、中国国家民族命运急转直下、中国人民付出沉重代价 1
中苏关系破裂的前因后果及对中国的影响：毛泽东无理取闹、中共不讲道理，致使中苏决裂，中国陷入双重孤立、国家更难发展、人民更为贫困 3
毛时代的反美反苏、闭关锁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让中国国家利益损害更大、人民更多苦难 4
毛时代试爆核弹、扩军备战、“自力更生”、“输出革命”，未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而造成和加剧经济困难、武力不服务于人民反加固枷锁、国内饥荒贫困、人民缺衣少食，还极大坑害海外华人华侨 5
毛时代外国人享有特权、国人中下层反而是“贱民阶层”：优待日本战犯、“仅限外宾”的“友谊商店”、劳苦人民招待尼克松与西哈努克及更多案例 5
改革开放后邓江胡的中国外交与内政：中共政权外交与内政始终服务于政权及其统治稳定与存续，与国家民族及人民利益有时重合、有时背离，二者从未真正一致、统一 9
今年4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大幅加征关税，整体关税高达145%。而中国也征收对等关税以报复美国。在双方的舆论战中，都将维护本国利益作为动员本国人民支持其关税政策的理由，也都鼓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来号召大众、对抗敌手。中共官媒发表“不跪”言论，鼓动大众支持政府对美强硬，“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对于美国特朗普右翼政府的“美国优先”立场、政策，及其是非利弊，笔者在另外若干文章中已做了分析评论，在此不再展开。本文主要阐述的是，包括本次关税战在内，中共政权利益与中国国家利益、中国国民利益、中华/汉族海外侨民利益的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性。
事实上，从1949年中共建立对中国大陆的全面统治起，其政权性质、立场、政策、各种言行，整体上、多数情况下，都是与中国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不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而这尤其体现在政权与国家及人民利益本应较为一致的对外政策、涉外问题上。
笔者将从中共统治期间各阶段若干外交与内政政策，多角度分析中共政权与中国人民利益的高度不一致性、很多时候相反性，说明中共政权绝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以及中共各种貌似对外强硬、维护国家民族尊严，实质只利于中共统治集团、违背人民大众利益、反而让国家遭受损失、民族陷入更大困境、人民大众更为苦难的事实。
朝鲜战争让中共在国内国际站稳，却让中美决裂、中国闭关锁国、中国国家民族命运急转直下、中国人民付出沉重代价
中共建国之初，最能体现其政权利益与国家及人民利益相悖的，就是参与朝鲜战争（韩战），并从此走上对抗美国和西方、与世界多数主要国家对立、长期闭关锁国的道路。
朝鲜战争由统治朝鲜半岛北部的金日成政权率先发起、后来被美军和韩军反攻、中共解放军化名“志愿军”扩大和持久化战事，并给朝韩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其他参战各方尤其中方也蒙受巨大损失。
对于1950年的中国，即便不以反共视角而是以中立立场甚至承认中共政权立场，从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看，也不应该选择与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开战和对立，而完全可以保持正常关系，平等互利。而1949年时，包括美国在内各国也并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现出很大敌意，表达了愿意建立互助合作关系的愿望。而中国也可选择在美苏之间中立、左右逢源，以更好维护本国利益和国民福祉。如印度、印尼、不少亚非拉国家，都是如此的外交策略，且取得很大成功。
但中共却选择“一边倒”“打扫干净房间请客”的外交政策。中共在1950年代全面倒向苏联及其同盟国阵营，而选择彻底断绝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常关系、几乎完全中断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交流。而中共派遣百万“志愿军”参与朝鲜战争、对抗”联合国军”，则是这种政策最突出的表现。
朝鲜战争战时及战后二十年，中国和美国等国家陷入长期敌对，不仅美国制裁中国，中国更主动“脱钩”，清除一切与美国有关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在中国的存在，还废除从当时不吃亏、从长远更对中国及中国国民非常有利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建立的中美友谊及合作关系完全摧毁。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法德（西德）荷意等西方国家的大多数经贸与文化联系也都被切断。中国也远离了二战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与国际体系，错过了全球经济和科技爆炸式增长的机遇。
这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等各领域，都造成极大负面后果，成为之后数十年中国长期贫困、闭关锁国、落后于世界、与文明发达国家脱节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因为与美国及西方敌对，中国长期丧失了对世界和大多数国家主流社会的影响力，从历史悠久文明灿烂、二战后成为世界“五常”的世界大国，变成与国家体量极不匹配、边缘化没落的国家（之后再和苏联决裂后尤其如此）。
而且，中共与美国打朝鲜战争，也并没有得到其宣传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作用。例如1950-1960年代初，印度不断派兵蚕食中印边境中方领土。中国也没有因朝鲜战争得到周边和世界各国的尊重，反而更加孤立和遭排斥。美国也在之后二十多年不断派军机军舰进入中国大陆领空领海，中共发表数千次抗议和“最后警告”，但无力也不敢攻击美国战机和军舰。这也可谓“丧权辱国”了。
虽然到了1970年代及之后，中美关系逐渐转好，两国在许多领域都有交流合作，但再也无法达到民国时中美的亲密友好了。而且，即便改革开放至今，中共根底上仍然是反美的，这同样缘起于朝鲜战争。
而同时，本来应被清算战争罪行、战败一蹶不振的日本，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得到美国扶植和中国苏联拉拢，利用战前资源，迅速重新崛起，取代了中国在亚洲应有的位置。日本应对中国进行的赔偿也被中共和国府为拉拢日本而放弃。而朝鲜战争导致的世界格局变化、中美对立，也正是日本法西斯军国残余未能清除、反而迅速死灰复燃、遗祸至今的关键原因。
而中共统治者及五毛、粉红们，却将志愿军入朝作战、“击败”美国（其实只是战平），作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击败帝国主义、稳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标志性事件，大加夸赞。当然，从中共自身统治而言，朝鲜战争确实令其在国内外站稳了脚跟，尤其借战争的紧张形势对国内非共产党人士（主要是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人员）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镇反运动），并全力推动集权，之后垄断了中国权力而没有反对力量能够挑战，也威吓了潜在反抗者。但对于中国国家命运、对于中国人民，尤其镇反运动受害者，朝鲜战争及中共在朝鲜战争期间的行为，则是巨大的悲剧。
中苏关系破裂的前因后果及对中国的影响：毛泽东无理取闹、中共不讲道理，致使中苏决裂，中国陷入双重孤立、国家更难发展、人民更为贫困
中共与美国彻底对立之后，一度完全倒向苏联。中共在宣传中还称苏联是“老大哥”，中国是“小弟弟”，毛泽东也多次说说中国要“以苏为师”、在国际上“以苏联为首”。从1950年到1959年前后，中苏也确实保持较为良好的同盟关系。
但从1960年前后到1970年代，中苏关系却日益恶化、陷入高度对立状态，双方相互激烈攻击和在国际上博弈，甚至一度兵戎相见、爆发边境冲突，差点发生全面战争和核大战。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对中国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影响又是什么呢？
中苏关系破裂的表面原因，是中共所声称的“苏联霸权主义”、“苏联背叛马列而走向修正主义”，其所举例子包括“苏联要求在中国建设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苏修逼债”等。
但实际上，中苏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是毛泽东及中共为了与苏联争夺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革命的领导权、毛泽东与中共对赫鲁晓夫“解冻”和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等政策的强烈不满，以及毛泽东个人的主观好恶与意气用事，所造成的结果，且责任基本都在中方。
首先，就中共所声称的“苏联霸权主义”的典型例子“苏联要求在中国建设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完全属于中苏同盟正常的要求，且苏方并未强迫中国接受，而只是提出建议性的诉求。在1950年中苏两国即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双方都有通过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方式保护对方安全的义务，而军事合作是基本要求。
苏联希望建设联合舰队，当然有扩大苏联在亚洲和世界影响力的考虑，但同时也有利于军事尤其海军较弱的中共中国得到更多军事技术支持、武器援助、安全保障。而长波电台作为配套措施，也是必要的。而且中方也可与苏军分享苏联境内的军事设施，中国海军舰船也可停靠苏联港口、与苏军合作共管。
但毛泽东却对苏联的这项要求大发雷霆，视为苏联霸权主义、欺负中国，并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苏联外长米高扬、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本人，都表达了强烈抗议。虽然苏联面对中共这种显然不讲道理或起码过度的反应，仍然保持了克制，但中苏关系已出现明显裂痕。而1958年中国在不通知苏联情况下径自炮击金门，对外诱使国际认为中国受苏联支持才进行炮击，也让苏方颇为不满，但仍然默认中方行为并在公开场合支持中方，但中国的行为更损害了中苏互信。
其实，让毛泽东及中共真正怨恨苏联、逐渐和苏联决裂的真正诱因，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专制行为，明确反对个人崇拜，并鼓励各共产党国家改革、实行集体领导等开明措施。因为毛泽东就是中国的斯大林，同样专制残暴，也对民主开放之类嗤之以鼻。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与毛泽东将自己打造为中国的斯大林的企图不符。所以毛泽东假借联合舰队等其他问题，来发泄不满和破坏中苏本来亲密友好的关系。
虽然苏联扶植中共打败国民政府，让中共夺取中国权力荼毒人民，对中国人民有罪。但另一方面，苏联在1950年代给予百废待兴的中国不少经济和军事援助，如著名的“156项工程”，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基础。苏联也派遣不少专家支援中国，帮助中国培养技术人才等。这些利于中共统治，也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改善。至于苏联借机控制中国之嫌，其实苏方还是很尊重中方独立性的。在中国已与美国及西方断交情况下，维持中苏同盟显然是利远大于弊的。
但毛泽东从1960年左右开始，就逐渐的主动疏远苏联，并在文革期间上升到“打倒苏修”，全面与苏联对立，并有意加剧中苏边境局势、与苏方强硬派共同挑起战火。于是中苏从亲密盟友变成仇敌，并持续20多年，直到80年代后期才有所缓和（且仍未真正恢复友好）。
而中共主动断绝中苏合作关系后，苏联援助停止、苏联专家撤走，而同时中国又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立，于是中国的经济、外交、军事等各方面都陷入困境。当然当时中共各种胡闹式的内政政策是中国陷入困境的根本性原因，但外交上同样的“胡闹”，无疑加剧了中国困境，并让本就贫穷短缺的中国人民的生活雪上加霜。
中共为凝聚国内人心、宣传对苏联的仇恨，还散播“苏修逼债”传说，说1960年代中国的经济困境、食品短缺，是因为苏联要求中国还债，还编造“苏联人只要每个猪的舌头、只要好苹果，其他都扔掉”等宣传苏联对中国的欺负、霸权主义。但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相反苏联在1960年前后中国困难时期还主动提出可以延期还债。而中共却要从干部到老百姓“勒紧裤腰带还债”，以争口气、争面子。这显然加剧了1959-1961年的大饥荒及之后十多年的贫困，造成更多中国人营养不良、生活痛苦、死亡。
至于中共所称苏联是“修正主义”，及以“反苏修”为名的对抗苏联的行为，无论是按照马列理论辩论，还是基于普世价值评判，都是站不住脚、不值得的。相对于苏联，毛泽东和中共将马列主义“中国化”，例如“农村包围城市”、“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战线”等，都极大“修正”了马列主义。中共没有资格指责苏联的“修正”。而且相对于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荒唐行为和悲剧，赫鲁晓夫等人改革“斯大林体制”，发扬党内民主、言论宽松、刺激经济、改善国民生活，恰恰更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人民谋取幸福的真谛。
中共在对抗苏联时，也不仅打出“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也正是那时开始构建中共式“中华民族”理论，强调中国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是国家利益高于阶级。这看似有道理，但实际上却是中共为自身摆脱外来的、对中国利害交杂的干涉，可以在中国大陆内部胡作非为而无外力可干预和制约。相对于中共，苏联、东欧、越南等红色政权都比中国更讲人道，如饥荒和贫困程度都低于毛时代的中国，和平时期的清洗和杀戮也较中国为少。中共的“独立自主”，恰恰让中国人民更多苦难、更加无助。
毛时代的反美反苏、闭关锁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让中国国家利益损害更大、人民更多苦难
很多中共支持者及毛派人士，总是夸耀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摆脱了1840年以来被列强欺辱、半殖民地的状态，让中国国家独立、人民不被外敌欺辱。
从表面上看，似乎确实如此。从清末到民国，中国长期处于日本及英法德等国的殖民入侵之下，国家主权沦丧、国土沦陷、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其在华各种合作者的压迫。而中共1949年建政、统一大陆，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但这只是表面的、教条化看待得到的“事实”。而真实情况是，中共建政后，尤其毛泽东时代，中共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国人民利益，包括对外的竞争和影响力，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且损害远大于益处。
国家利益，包括许多方面，而基本内容是，国家强大、繁荣、稳定、有较强国际影响力、在国际竞争、合作、冲突中，维护本国公民及海外侨民利益。而人民是真正的国家主人、权利自由得到保障和拓展、物质富足、精神生活丰富、有尊严和自主的生活，则是一国人民/国民/公民利益和福祉的核心内容。而国家利益根本上亦是为人民利益服务，为国民整体及每个具体公民而服务。
而毛时代闭关锁国、与西方隔绝、对抗美苏，看似独立自主、反抗霸权、“不受欺负”，实则让国家失去了与各国合作发展经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在国际上扩大影响、增强国力的条件和机遇，导致中国腹背受敌、孤立无援，让作为二战战胜国、本可以享受二战后和平繁荣红利的中国，在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各方面全面落后于多数国家，与世界发展潮流脱节，陷入长达数十年的贫穷落后。中国也丧失了古代和民国时代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力，除个别领域个别情况，几乎闭锁的消失于世界。这些恶劣的负面影响，并未在毛死后消失，而是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后至今。1960-1970年代美国和苏联都有能力打垮解放军、占领中国，只是无法接受巨大统治成本，对中国人既不便杀、也无力治，得不偿失，而没有选择全面入侵。
而既专制独裁，又贫弱封闭的中国，也让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生活在既没有权利自由，又赤贫和愚昧的状态。民国时拥有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迁徙自由，在中共时代全部丧失。而人们又生活在必需品极度短缺和物质匮乏的状态，不仅1960年大饥荒前后，从1950-1980年代，中国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联合国认定的贫困线之下，温饱都难以解决。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个人崇拜洗脑、教育和科研领域完全混乱的情况下，中国人得不到正常的教育和知识，普遍愚昧无知。“八个样板戏”及少数革命风格电影，占据中国人全部文化生活，中国人在精神领域一样匮乏和空白。
毛时代试爆核弹、扩军备战、“自力更生”、“输出革命”，未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而造成和加剧经济困难、武力不服务于人民反加固枷锁、国内饥荒贫困、人民缺衣少食，还极大坑害海外华人华侨、对华人华侨始乱终弃
中共支持者尤其毛泽东的支持者，还经常拿毛时代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建立庞大解放军、摆脱外国依赖实现工业自主，以及毛泽东在第三世界巨大影响力等，来夸耀毛及中共的“功绩”。
若纯粹从军事上，中共在1964年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并成为五个完全合法拥有核武器国家之一，确实是一件巨大的功绩。对于正常国家，这都是值得称赞的。而中共建设其庞大完整的军队，若在正常国家同样是应予肯定的。
但最大问题正是在于，中共政权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一个正常国家，不是政权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相统一的国家，而是前者和后二者，尤其政权利益和人民利益完全背离的国家。而毛泽东时代尤甚。
这样的前提下，就无法以正常国家的情况、同样的逻辑，对中共政权的成就加以评断。中共试爆核武器，建成较现代化的完整军事力量，没有为人民带来幸福，反而成为政权更加容易和有力压迫人民的枷锁。
1960年代的中国，贫困无处不在。造成几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过去后，中国大多数人勉强饿不死，但并不等于解决温饱。许多人尤其妇女靠逃荒要饭才幸存下来。即便工人阶级收入和生活水平也远低于世界平均。
中共也在这一时期建立了户籍制度，禁止人口自由迁徙，将中国倒退到传统“编户齐民”的农奴制状态。干部和群众、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制体系，也建立起来，将人们分成权利义务差别巨大的不同群体，具体还可分为“红五类”、“黑五类”等，一些人高高在上、享受特权，另一些人则成为二等公民甚至贱民。而中共试爆核弹、建立完整军队体系，只是成为保卫这些压迫、不公平、贫困落后的工具，让贫困与不公更加难以撼动、内部起义和外部干预（包括台湾“反攻大陆”）更无法将之推翻。
而同时，中共的核弹在内各种重型武器装备、以民众饥饿为代价供养的庞大军队和军工系统，也并没有成为保卫国土和对抗真正敌人的工具。中共控制中国大陆后，在周边各国进行边界勘定时，对蒙古、朝鲜、缅甸、印度、越南、老挝等邻国都做了大幅让步，许多之前属于中国的或处于争议的领土被中共“让”给邻国。如中国将长白山天池的一半割让给朝鲜。中共这些让步是为了显示“天朝上国”气度，以及拉拢邻国需要，而不惜舍弃每一分都应很珍贵的土地。
而更加反映中共强大反而是坏事的，是海外华人华侨的命运。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中国建设中，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出力极多，而南洋华人（东南亚华人）出力尤甚，出钱、出人、出舆论，劳苦功高。民国政府也非常在意华人华侨，并将之作为国民对待。
而中共逐渐得势和当权后，一开始也积极拉拢海外华侨并给予很高待遇，包括陈嘉庚等知名华侨也倾心红色政权。许多南洋华侨还投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并接受中共的指导和资助。而这就造成了海外华人尤其东南亚华人内部的撕裂：一部分左翼亲共，另一部分右翼反共，并因国共内战和两岸对立更加激烈对抗和持久撕裂，甚至相互残杀。
而中共一边扶植左翼亲共华人对抗亲国民党的右翼华人，另一方面却又支持东南亚各民族国家主体民族的解放运动，包括支持对华人的压迫和清洗。1955年万隆会议，中共还正式放弃了对东南亚华人华侨中国国籍的承认，等于从法律上放弃保护东南亚华人的义务。
1950-1970年代，马来西亚、印尼、缅甸、柬埔寨等国都发生了对华人的屠杀和财产剥夺等惨剧，中共不仅不帮助华人华侨，还把华人扣上“资本家”、“国民党”帽子，加以污名化，哪怕其中很多人是亲近中共。对于排华暴行，偶尔中共也会装模作样发表谴责，但并不真正干预。1965年印尼发生右翼军政府撑腰下印尼土著发动的排华屠杀，中共名义谴责实则放任华人被害。而仅仅一年前，中共成功试爆核弹，核弹显然没有威慑住印尼军政府和暴民，中共的输出革命反而坑害了华人，让本就在东南亚处境危险的华人遭到更大劫难。很显然，中共的核弹并非保卫华人汉人的利器，而只是维护政权统治的工具。
而全球范围内，中共的当权、国共对峙、中共在大陆一系列倒行逆施和人权迫害，也撕裂了全球华人。亲共和反共华人相互斗争和消耗，经受政治运动折磨的华人一盘散沙、离心离德，严重损害了华人的团结和整体利益。
中共政权尤其毛泽东政权，一方面利用华人对民族的认同和对祖国的感情，拉拢华人华侨为中共服务，另一方面根本不在乎华人华侨的权利和利益，对归国华侨大肆迫害、对海外华侨在各国被歧视欺凌不闻不问。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国华人华侨在二战后争取的对之前不公待遇的道歉、权利平等，基本都是华人华侨自主努力的成果，而与中共无关。
毛时代外国人享有特权、国人中下层反而是“贱民阶层”：优待日本战犯、“仅限外宾”的“友谊商店”、劳苦人民招待尼克松与西哈努克及更多案例
而同样可以戳破“毛泽东/中共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再受外国欺负了”谎言的，还有毛泽东时代中国人饥寒交迫、饱受迫害同时，外国人却享受特权的真实情形。
第一重要例子，就是中共政权对待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犯下极多罪行的日本战犯，可谓优宠备至。其中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情况最具典型。这里关押着包括参与甚至主导731人体实验和细菌战、南京大屠杀、华北“三光”政策的日本各层级军官，可谓个个沾满中国人民鲜血，如铃木启久、藤田茂等。中共为拉拢日本、争取人心，在极度贫困、老百姓缺衣少食、解放军也生活困苦、只能吃粗粮（如玉米面）情况下，却让日军每餐都吃细粮（如白面馒头）、还有肉食，日常还开辟网球场等供战犯们娱乐。
关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情况，中共官媒和反对派人士都有记述，在此摘抄一部分信息：
“中共对被关押的日军战犯给以高规格的优待，他们最低的待遇（注意最低两字）是每天四角多钱的伙食费，这在当时可以买一斤猪肉和一斤优质大米（中国城镇居民每人每月才四两肉的定量票），这个标准远远超过七十年代解放军战士每天0.42元（七十年代比五十年代物价高很多）的标准。日军战犯不仅吃得好，并且玩得也好，有体育场、俱乐部、阅览室、露天舞台、浴池等。住宿也十分整洁而宽敞。战犯们一日三餐全是细粮，而当时所有管教人员吃的往往都是粗粮和黑窝窝头。
这些日军战犯中，有在中国到处建立无人区的日军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有制造多次血腥惨案的日军59师团中将团长藤田茂，有参与指挥南京大屠杀的旅团长（后任日军149师团中将师团长）佐佐木…… 。
还有一个看管日军战犯的战士居然在这里认出了强奸他亲姐姐并杀了他全家七口人的刽子手，他愤怒地从厨房里拎出一把菜刀追那个日军战犯，其他中共管教干部硬是拦住这位战士，把菜刀夺了下来，在场的战士们无不憋屈得流泪。
国军战俘除了病号可以吃小灶，其他人吃的是中灶，日本战犯却全部吃小灶，食得很好，而且不用劳动，上村等人整天整日地在胡同内的三角形地坝上打网球。上村的妻子也在中国大陆。中共把她的住房安置在功德林附近，以方便上村可以定期出去和他妻子同居。三年以内，上村一家接连添了两个孩子。
国军战俘邱行湘也同日本战犯关在一起，虽然在两次国共合作中国民党都吃了大亏，邱行湘却梦想狱中再来一次国共合作抗日，他好继续抗日，修理一下日本人，现实却让邱行湘困惑，他问上村：“你身为囚犯，哪有条件养活你的妻子儿女？”上村笑道：“中国共产党对我们日本人不错。中国实行供给制，多生小孩有好处。我生一个孩子，中国政府就多给我一个人的供给。养家活口不靠我呵！””
中国政府和官媒对优待日本战犯是承认的、也大肆宣扬其“人道主义”的（内容取自《抚顺战犯改造纪实》，相关、相似的内容在搜狐、新浪、新华社、中新网、央视网等平台都可搜到）：
为了让战犯们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和改造条件，中国政府在战争、自然灾害不断的艰难时期，投资近400亿元（旧币，折现在人民币400万元），维修监舍、购置锅炉把以前用于取暖改取为暖气，将原来的玻璃窗加大以保证监舍的进光量；让战犯洗上热水澡，有音乐和娱乐的场所。管理所内浴室、理发室、医务室、露天舞台等应有尽有，保证了战犯的日常学习、治疗不出门，生活无忧。
而以前日本军人统治的抚顺典狱，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吃的猪狗食，铺的破草席，患病无人治，死了喂狗吃”。经过改造的战犯管理所，更像是一所学校，是一座灵魂的改造工厂。
吃饭是一个令战犯和管教记忆都很深刻的话题。
当了40年管教的退伍干部刘家常回忆说，当个时候日本战犯伙食参照解放军供给标准，按将官、校官、尉官以下分大、中、小三种伙，共管教干部吃的远不如战犯，但大多数执行党的政策却是毫不含糊。
战犯们吃不惯东北的高粱米饭，要米换大米；第二天，管理所就将大米饭端来了；然后，这些战犯们还没有满足：要求吃面条和鱼罐……这些明显过分的要求居然也被同意了。
战犯管理所的炊事员并不懂怎么做这种“鱼罐”，几名战犯就被请去咨询鱼罐的做法，经过几次实验，战犯们居然在监狱吃到了家乡的美食。
崔仁杰说：“这是周总理的命令，要尊重日本的民族饮食习惯。那时候，这亲自动手少由中国人的日本战犯吃的是当时普通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我们是看管他们的人，待遇也如他们：面包、鸡蛋、牛奶以及日本的甜不辣、四喜饭，战犯都能吃到。”
日本战犯绥贺好男子告诉本报记者：“我在苏联的时候只有53公斤的样子，体质不好；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后，不到半年，体重就涨到了63公斤，体质也强壮多了。”
这位80多岁的老人说道：“我的身体要归功于饮食、生活得到改善，使我很快恢复了体力。”
当然，不仅抚顺，全中国各地的日本战犯都受到类似优待。如在山西俘虏的残留日军，犯下杀人、强奸、焚毁中国人家园等罪行，却判处不超过10年徒刑，同样在监狱优待，并相继释放。得到类似优待的日本战犯，全国有至少数千人，以及更多（起码数万人）未经审判和处罚而直接释放回国或加入八路军的日本军官和士兵。
这样的优待，被冠以“人道”、“以德报怨”、“中日友好”之类冠冕堂皇的名义。可这些优待，是对遭受日本侵略者杀害的中国人民的极大不公，其优待的粮食和物质来源，也来自于中国人民劳动的血汗。
而另一个反映更加广泛的外国人特权、中国人反而是低等公民的，是毛时代的“友谊商店”及类似的机构。毛时代一直到邓小平时期，中国各大城市、对外窗口城市，有若干“友谊商店”、“友谊宾馆”及类似性质的机构。这些机构的共同特点，是只接待外国人或海外华人华侨等境外“贵宾”，有时中共党内权贵也可进入，但中国普通老百姓，包括毛时代被捧得很高的工人、农民、军人，除非得到特殊许可（极少情况），均不得入内。如广州友谊商店门口就挂着“本店接待外宾，无关人员勿进”的标示牌。甚至，外国友人带中国亲戚来“友谊商店”，外国友人可以进，中国亲戚却不行：
“商店的人却出来干涉了，“非外交及华侨不予接待。”换句话说，除归侨外，中国人勿入。堂姐愣住了，半晌才醒悟过来，忙解释道，“她是我的妹妹，陪我来的。”
“不行。”
堂姐又说了，“她不买东西，是我买。我要给她送点小礼物，请她亲自挑选……”
“不行。”
我的堂姐不禁火了。质问道，“这么大的雨，你不让她进去，我忍心让自己的妹妹在外面淋雨，自己却进去买东西？这是哪家规矩？”商店的人这次竟然口不答，表示已无讨论余地。
这下，不光堂姐恼火，我也火了。我火的是这种做法无异于在外国人面前剥光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丢尽中国人的脸。
“这规定到底是怎么回事？”堂姐的目光似乎在对我询问，我不禁尴尬地一下脸红到脖根。
不幸这种“小事”层出不穷。另一次，我们外出访友，半道上忽然忘记带照相机，为了按时赴约，我们先抵目的地，然后让车子把堂姐的女儿和我的女儿一起载返宾馆，去取相机。两个年纪相仿的小女孩亲亲热热，手挽着手奔向宾馆。虽然两个小孩都没有证件，外籍女孩毫无障碍地通过了传达室，而我的女儿却给喝住啦，“哪来的？不准进去。”我的外甥女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她是我的亲戚。”然而，不中用，还是斩钉截铁地一句话：
“她不准进去，你可以。”我的外甥女气不过，拉着我的女儿悻悻离开了这比衙门还要严肃的宾馆！
中共经常宣传民国时外国在中国的租界、殖民地，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事实上并无这样的标牌，虽然租界和殖民地对华人种族歧视确实存在），以此批判殖民者的压迫、民国的“软弱无能”，并夸耀是中共打败国民党反动派、收回租界（虽事实上是国民政府收回租界），让中国人民不受歧视而扬眉吐气。但中共建政后，全国各地的“友谊商店”及类似之招待外宾，或起码外宾优先的各种场合，恰恰是将外国人当成“人上人”，中国人尤其平民百姓则被当成贱民、下等人、“不可接触者”。这就是赤裸裸的歧视，只是这种歧视是由中国人组成的中共统治集团所为，披上了“国际友谊”、“出口创汇”之类的外衣。
这种对外宾优待，改革开放之后仍然得到保留。尤其改革开放前期（1980-1990年代），来自美欧、日本、港台的各种人士在中国都得到“超国民待遇”。而2000年代及之后，外国人特权有明显减少、淡化，但外国人的诉求、投诉，往往仍比国人得到优先考虑和照顾。如武汉警察全城帮日本人找自行车、上海医护疫情期间为美国病人泌尿疾病开绿色通道、外国留学生住单间有空调而中国学生几人挤一间房只有风扇……各种案例和状况，都反映了这样的现实。
毛时代的中共，还强烈鼓吹阶级斗争、反封建、反帝国主义，无论对封建君主帝王还是资本主义美国统治阶层，都大加鞭挞。但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1973年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访问上海，都得到中共隆重接待。在北京，中共中国总理周恩来组织数十万群众到长城等尼克松准备游览处扫雪，以及其他诸多耗费人力物力的招待活动。在上海，动员许多人和资源为西哈努克准备了山珍海味，以及外人想象不到的复杂周密筹备（摘自凤凰网，中国日报、央广网等亦有相关信息）：
“来上海之前，西哈努克亲王在南京夫子庙逛过，在那里吃过一顿饭，尝了十二道点心。南市区饮食公司听说此事后，一定要让亲王吃十四道点心，体现上海城隍庙的水平。一声令下，豫园内的各路精英汇聚一堂，整出一套别具风味的点心，共有十四道:一叶小粽子、桂花拉糕、三丝眉毛酥、鸽蛋圆子、酒酿小圆子等。
这一政治任务下达后，公司革委会连夜调档案，查三代，苏帮点心泰斗陆苟度和周金华、谢炽川等一批“苗红根正”的高徒被选派操作。肖建平家庭成分好，也被入选。据他回忆，为了确保质量，做点心的芝麻要一粒一粒拣，糯米要一粒一粒捡，瓜仁大小、薄厚要一致。操作现场还有荷枪实弹的民兵“恭候”。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在豫园内的绮藻堂品尝美点，服务员提着竹篮把点心从桂花厅送到豫园门口，再有人接应到厅堂，最后服务员送上桌，旁边始终有人监控。
肖建平说:“城隍庙为此封了三天三夜，九曲桥边一片寂静。”
为了让西哈努克亲王吃到地道的鸡鸭血汤，要求一碗血汤中的鸡卵达到“三同”标准，即直径相同、色泽相同、形状相同，这下苦了厨师，他们只得三下南翔，杀了108只鸡才找到如此高标准的鸡卵。谁料西哈努克亲王推迟了来豫园的日期，第二天再杀108只鸡。谁想到这天亲王心血来潮，跟莫尼克公主打网球停不下手，烧好的鸡鸭血汤只得倒掉。第三天2月19日，亲王总算大驾光临，对十四道美点大加赞赏，尤其是鸡鸭血汤，吃了一碗不过瘾，又来了一碗。”
无论尼克松还是西哈努克及其他外宾，来到中国不仅得到隆重接待、靡费甚巨，中共还让劳动人民、平民百姓为这样的外国帝王、政要、权贵无微不至的服务，做仆役式工作。这实在与其宣传的东西完全背离。
优待日本战犯、友谊商店只许外宾入内、尼克松和西哈努克来访招待，这三件事都无一例外的、非常鲜明的证明了，中共1949年夺权、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本质，不仅是中共残酷压迫人民、中共权贵强取豪夺，还优待外国人/“洋鬼子”，与其公开宣传的反帝反封建、反抗外国殖民、让中国人免于受外国人欺凌，完全背道而驰。中共也恰恰充当了其公开批判的“二鬼子”、“外国代理人”、“殖民者打手”的角色。当然，以上例子只是中共优待外国人甚至赋予其特权、虐待本国同胞的冰山一角、较有代表性的案例，实则远比这些更广泛和普遍。还有如阿尔巴尼亚外交官撞死中国工人，中国外交机构反而安抚外交官等事件，也都反映了同样的“洋人命贵、国人命贱”的事实。
同一时期，毛泽东时代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生活在无权利、无尊严、物质极度贫乏的状态。许多中国人在饥寒交迫中非正常死亡，勉强活着的人们也都在温饱中挣扎，更没有享受和娱乐。农民几乎赤贫，而即便属于中国阶级和生活水平前20%的干部、解放军、工人，除极少数高干外也都是贫困的、权利尊严缺失的、生活捉襟见肘的，与同时期大多数国家（不仅欧美日，还有和亚非拉比较）国民权利和物质精神生活都差太多的。除了少数特权者，当时中国大多数国民都是实实在在严重缺失权利和尊严、没有自主性、任统治者剥削、欺凌、宰割的“贱民”。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优待外国人、苛待治下国民、民族同胞，且往往以牺牲与克扣本国人民的权利、尊严、物质，来换取对外国人的优待，更加显示中共的丑恶、不平等不正义、对人民的残酷。
中共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其奴役本国民众没有代价而能获得利益，得罪外国人却会面对各种风险和压力、难以控制外国人的维权和报复，而讨好外国人却非常有利于其统治，所以不惜出卖同胞利益和尊严，也要满足外国人各种诉求、安抚外人。中共也从不真正在乎国家、民族、同胞，中共统治集团与人民是割裂与对立的，是没有民族情感、没有做为国民服务者的责任感的。它就像“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满清政权、满洲贵族和汉族仆从官僚一样，和外国合伙压榨欺凌中国百姓。它越强大，牢笼越牢固，民族更沉沦和悲惨、人民更无法反抗而受更重奴役，而绝不是它声称的“越强大越不受欺负”。
国家本应是全体国民的国家，国家利益根本上是这个国家人民的利益的集合。中共一方面大谈独立自主、反抗帝国主义，一方面却以牺牲本国国民利益来优待外国人，显著的表现了，中共政权及其统治的国家立场、政策、利益，与中国人民权利与利益、中国国家民族真正的利益，都是背道而驰的。这贯穿1949年后中共统治中国的全过程，而毛泽东时代的表现最为鲜明，人民从中受害最严重。
改革开放后邓江胡的中国外交与内政：中共政权外交与内政始终服务于政权及其统治稳定与存续，与国家民族及人民利益有时重合、有时背离，二者从未真正一致、统一
1976年毛泽东死去，1978年改革开放正式开启。中国的内政外交发生巨大变化。毛时代一些扭曲的、教条的、完全背离现实情况的内外政策被废止、改变。出于避免人民发动革命反抗、中共希望免于被推翻等现实需要，中共的各项政策也不得不更多考虑人民利益和诉求，而不能像毛时代那样完全不顾人民真实需求。
就例如“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放弃与国家利益、人民权利和物质需求完全背离的路线，而将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目标和成果检验标准。对外也不再死板的对抗西方及各资本主义国家，而积极争取外援、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这样中国才能真正从贫穷走向繁荣，人民也从中受益。这样的国策和具体措施，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路径，有了部分的重合。
例如在外交政策上，中共放弃了“输出革命”和对亚非拉毛派等左翼力量的援助，转而与日本、美国、欧洲发达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中共放弃了对日追责和索赔，换取日本对华经济和技术援助、各种投资，以及在国际上对中共中国的支持。而中国也改变对美国的敌对，与美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虽然这些在毛泽东掌权的1970年代初就已有动作，但改革开放才真正实现广泛的合作与资金技术引入。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仍然给予日本、欧美等发达国家来华者“超国民待遇”，香港人和台湾人也在很长时间享受类似待遇。例如中国人和外国人发生纠纷，警察和政府往往偏袒外人，对于外国人在华一些不法行为也轻轻放过，各种政府机构和民间对外人也殷勤服务、大开绿灯，和动辄对同胞冷漠甚至恶语相向、难为同胞形成鲜明对比。而民众在政府优待外国人的引导下，以及外国人往往“财大气粗”等原因，所以对“老外”普遍也较对同胞更友善和宽容。且在2000年代及之前，这种“超国民待遇”是相当明显和严重的。
例如中国官媒《南方日报》就有一篇文章《不应歧视外国人》，讲一位教师在广州白云机场遭遇歧视、将中国人与外国人差别对待的情况：
中山大学教师何慧娴写信给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同志，恳切地提出：中国人必须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何慧娴说，在我国日益繁荣的国际交往活动中，出现盲目崇拜外国、滋长了民族自卑感，一些服务设施愈来愈热心于只为外国人服务。
她说：今年3月27日下午，我有机会到了白云机场，去选购邮票。当时我很高兴，那里有好几种我想买的《齐白石画》那套邮票中的高面值邮票。可是，那位翻白眼的女服务员突然叫喊：“喂！你们不要随便进去。”我想：她说谁呢，难道这里不让中国人进来吗；我去买邮票，完全是一个普通中国公民的正常行为。于是，我走到另一女服务员面前。说明想购买三种高面值《齐白石画》邮票各一张。这位女服务员态度较好，她指着一位外宾说：“没有了，最后几张全给他了。”可是我发现，翻白眼的女同志面前的柜台上摆着很多《齐白石画》的高面值邮票，几种加起来有好几百张。于是，我走过去重复我的要求。谁知翻白眼的女服务员说：“不卖。”我说：“为什么不卖？”她说：“不卖就是不卖。”她为什么如此之难而不肯卖给我呢？归根结底，因为我是中国人，对外国人她们是卖的，但又不好说明白，于是编瞎话欺骗中国人。
当时我很生气，走出卖邮票的房间，想看看门口有无写着“中国人不许入内”的牌子，结果未发现。我又去问另一位女工作人员：售邮票的地方中国人可不可以去买邮票？她们说可以。于是我请她们向领导转达我的意见，希望机场不要发生中国人歧视中国人的现象。
何慧娴指出，现在有的人蔑视民族自尊心，一副奴才相，其所作所为实为中国人丢脸。为什么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向中国的服务部门购买中国邮票要受如此刁难，这不是让外国人笑吗？
（南方日报10月16日 李摘）
还有2008年《新京报》文章《赵强：列车为日本旅客临时而停该不该》，讲了这样一件事：
“8月22日，大连客运段2220次列车为帮助7位日籍乘客赶飞机，临时在靠近机场的车站停1分钟，最终赶上飞机的日籍乘客事后写表扬信说：“列车临时为我们停车1分钟，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做不到的??”（10月23日《辽沈晚报》）”
不过改革开放后的“超国民待遇”，起码不像毛时代纯粹为了虚无缥缈的世界革命、与美苏无谓的对抗、“打肿脸充胖子”，更多是为了招商引资、获取外国尤其发达国家支持。这确实有利于中国争取到更多外部的支持和资源，也利于人民改善生活水平。
但无论如何，“超国民待遇”仍然是给予外国人特权、对本国人民、同族同胞极为不公平的、违背中国国内法和国际规约中人人平等、反对特权和歧视的基本原则的。放弃对日追责虽出于多种现实原因，但显然也是有损正义和长远国家民族尊严的，也是对战争受害者的再次伤害和践踏。
与毛时代类似，改开后在华外国人受到各种优待同时，中国人处于权利遭受严重践踏情况下。如农民面对苛捐杂税的压榨、暂住证制度的束缚，小商贩被执法机构敲诈盘剥，国民普遍面对警察和政府的不公对待，还有劳动教养、收容遣送等法外监禁制度的迫害。而外国人不仅完全免于这些人权侵害情况及相关危险性，还享受特权，显然对中国人是极为不公平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共优待外国人、亲善日美等外国，根本上是为了维护中共统治、保障和扩大中共权贵集团的特殊利益，而增强国力、促进国民福祉则是次要的、顺便做的。无论发展经济、招商引资，还是搞好外交，最大受益者都是中共统治集团。平民大众只能在权贵饱餐下有一些汤喝。无论从利益还是权利尊严上看，中国平民大众都遭受中共统治集团及外国势力的双重剥削压迫，遭受严重的损害。
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中共的内外政策大体延续了邓小平的路线。不过相对来说，到了21世纪初，中共在经济和人权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如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将“最广大人民利益”作为最大目标，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也写入宪法。虽然这些仍然是很形式主义的，但起码在公开的价值观和法理上承认了民权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