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马斯克裁撤USAID之殇：官僚体系的利弊权衡（修订版）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及亿万富豪马斯克等人，掀起一股撤废美国政府机构、解雇公务员、停止资助NGO的浪潮。其中对全世界进行人道援助和人权关怀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成为首当其冲裁减对象。美国也停止了许多对亚非拉国家的人道主义援助项目，以及诸多人权议题的经费支出。

   其理由是，许多美国政府机构及其资助的NGO腐败、浪费、低效，消耗大量纳税人的税款。马斯克强烈贬低这些机构和人员，还派出一些并无相关领域工作经验、还品行不端、只是价值观上亲近特朗普和马斯克、对他们个人效忠的年轻人，负责查核这些机构、裁减公务员。

   笔者不赞同特朗普和马斯克的观点和行为。这些政府机构和NGO及其人员，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贡献远大于损耗，整体是利远大于弊的。这些机构本就要接受美国公众、媒体、司法机构的监督和管控，不可能像马斯克等人指责的那样肆无忌惮的腐败。

  较轻微的腐败和一些浪费、低效情况，是难以避免且在可接受的损耗范围的，也是可以通过法律和制度方式纠察的。任何体制和机构都有各种问题，不能因噎废食。这些机构支出总和占到美国财政不足2%，也并不会对纳税人有很大影响，但对增强美国软实力、带来的各种长远和隐形收益却非常巨大。

  以USAID为例，其救助非洲饥荒人口、帮助东南亚妇女儿童治疗疾病、在拉美协助民权运动，以及促进专制威权国家人权民主力量壮大，对于世界和平发展、弱势群体境遇改善、人权进步贡献卓著。援助的经费、技术、人员，起到了救燃眉之急、以点带面、为长远播种的极有价值的作用。这也为美国带来崇高的声誉。许多人视美国为“灯塔”，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对外的有力人道援助。这些人道援助也能平息战争、疫病，减少难民，最终也利于美国自身。

   而特朗普和马斯克废除的另一机构美国联邦教育部，更是直接促进美国国内各地教育的平等，并与各州教育机构协调与博弈（一些保守州份教育部门和学校会阻碍正常教育、压制弱势者受教育权），帮助因贫困和疾病等原因难以完成学业的美国儿童和青少年完成学业，促进各族裔平等享受教育权，推动统一的基本公民教育，以及维护学生与教职工权利等。美国不同地域的教育水平相差很大，学费负担和失学率在发达国家属最高一列，教育部的存在正是为解决这些弊病，并已取得很大成效。联邦教育部被撤除，美国各地教育的不均衡、弱势学生上学困难的情况，将重新恶化。

   一些美国民众厌恶繁琐的官僚程序、反感打官腔的官员和公务员，也不愿接受各种管制，认为这些机构和人员吸食纳税人税款，也不愿意自己的钱用在外国人身上。所以他们渴望特朗普等民粹人物打破旧制度、裁汰公务人员。这从情感上可以部分理解。笔者个人也亲历过中国大陆、香港、德国等地一些机构（如国际特赦组织、联合国难民署在香港的办事处）、德国的墨卡托基金会等一些人权机构和政党）和平台（如中文维基百科）的官僚主义、不公正对待。但废除建制官僚体系、解雇公务员，后果是让民众生活更糟。至于那些缺点和问题，任何机构都免不了出现，但是不能因噎废食、“把孩子和水一起泼出去”。

   笔者数年前写过一篇文章，曾以欧盟为例，谈了官僚主义的利弊得失。各国反欧盟的反建制民粹主义者，有些看似合理的动机。欧盟作为一个庞然大物，可谓世界上最大的官僚机构之一，的确有一定的官僚主义问题，其人员组成不尽公平合理（大国主导着各机构、精英掌握话语权）、其运作并不顺利、其决策和影响当然也是有利有弊。但即便如此，欧盟仍然是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官僚机构之一，让欧洲各国尤其落后国家的经济社会水准得到了极大提高。

     官僚主义在任何机构都会存在，那些批评官僚主义的民粹主义者上台也会如此。而且官僚主义的重要体现如复杂繁琐的程序，往往是必要的，没有相关程序和规则更会导致无序、混乱、随意性，乃至发生重大事故和悲剧。而由专业精英决策，也总是比“外行领导内行”要好，即便具体一些政策有问题，但基本原则和大的方向不会出错，也能维持体制和社会正常运转。至于精英相对冷漠和不接地气，确实是一大问题。但每个人都有自私一面，只要按部就班将本职工作做好，就已算称职。

    而那些民粹主义者，刚登上政治舞台时、执政初期，的确看起来“接地气”，锐意革新，也确能以非常手段清除前朝一些积弊（哪怕副作用巨大）。但等掌权日久、权力结构根深蒂固时，其官僚作风、自私倾向和裙带关系、形成新利益集团及强取豪夺力度、对待人民的冷酷程度，往往超过了曾经推翻的建制精英。他们那时的所作所为，正是其上台前激烈批判过的。

   这些“僭主”式人物、民粹政权在使用非常手段清除旧弊同时，往往制造了更残酷、更无法收拾的新弊病、更大麻烦，即便垮台后还留下更糟糕的烂摊子。他们专业知识的匮乏、政策的反智倾向，也会在执政中暴露无遗，并造成巨大灾难。中国毛泽东时期、拉美和非洲一些寡头和民粹分子建立的政权，他们的胡作非为，都能证明这样的事实。

  例如1950-1960年代的中国，在素质普遍差劣、缺乏正常人文与自然科学教育的领导干部阶层带领下，制造了许多反智主义悲剧，如鼓吹“土法炼钢”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试图“超英赶美”和“亩产万斤”，却导致经济崩溃和大饥荒，就是最突出的例证。如果是有良好学识的人，尤其有一定的通识知识和经济专业知识，即便面对政治压力，也不至于将经济尤其农业完全搞砸。而其他诸如“打麻雀除四害”、“针刺麻醉”、“上山下乡”、“外行领导内行”，乃至前几天的“动态清零”封城隔离政策，都是官方主导、欺骗大众的民粹悲剧的典型事例。

    而非洲的博卡萨、门格斯图、阿明等或极左或极右的独裁者，拉美的查韦斯极左政权，同样以个人崇拜、激进经济社会政策、排外主义等民粹方式治国，都导致经济崩溃、社会动荡，还给国家留下“一地鸡毛”。近来被中国自由派吹捧的阿根廷极右翼米莱政权，同样是反智民粹，各种类似于特朗普和马斯克的裁减政府机构和停止公共福利的行为，只会让阿根廷民生进一步恶化、公民权利倒退。

   民粹人物即便有一些亮点，其治国理政整体上都是非科学的，往往拒绝听从专业意见，也不会考虑全局与长远，发生各种悲剧几乎是必然。

    而正常建制体制和政策存在的不公正问题、种种偏差，确实难以完全避免。但没有任何人和制度能够做到一毫不差的完全公平，相对的和最大限度的公平、尽可能让政策执行到位和符合最大多数人利益，就可以接受了。何况，体制并不是不可以修正和改变的，官僚和精英也不是终身不变的，以上问题都可以通过公众监督、媒体批评、制度改革、人员更新来解决或缓解。

    无论是欧盟还是美国许多联邦政府机构，以及相关的NGO，都在默默无闻的建设、静悄悄的贡献。USAID及许多类似机构，在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上的成就，比反法西斯战争中美苏几百次大型战役的胜利还要耀眼，只不过前者没有战争那样引人注目，就被忽视了。这是不应该的。

  正如鲁迅《拿破仑与隋那》一文所说的：

   “一位医生常受病家的攻击。他自解自叹道：要得称赞，最好是杀人，你把拿破仑和隋那去比比看……甚而至于自己的祖宗做了蒙古人的奴隶，我们却还恭维成吉思；从现在的卐字眼睛看来，黄人已经是劣种了，我们却还夸耀希特拉。因为他们三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大灾星。但我们有谁记得（治疗天花病的牛痘）发明者隋那的名字呢？

　　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

　　这看法倘不改变，我想，世界是还要毁坏，人们也还要吃苦的。”

   鲁迅这篇短文写于1935年。时间过去了90年，多数世人崇拜恶人和强权、鄙夷致力人道与和平人士的心态，仍然如故。这样心态世界各处都有，而中国人中尤其普遍。这是很悲哀的现实。

   笔者也承认，美国部分政府机构和NGO也确实有一些腐败和低效问题，是需要正视和整顿，更加透明和接受监督，必要情况下可以解雇不称职者。这也是世界各国各地共同的问题、都需要做的事。

   但对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在常规的法律和制度范围内、以及基于事实和理性的公民运动方式，加以纠弹、修正、监督。而绝不是现在这样，以民粹方式污名化这些组织和成员、摧毁体制、废除机构，对其负责的事关美国及亚非拉各地亿万人基本生存发展、公共服务需求放任不管的方式“解决问题”。这只会在世界各地造成更多的人道人权悲剧，制造更大的问题，也会反噬美国及执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