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缅怀刘宾雁

(2024-07-24 00:08:28) 下一个

                                                                 缅怀刘宾雁
                                                                  2024年7月

今年6月份,闺女赢得英国作家协会短篇小说奖第一名,一时不禁想到我们崇敬的作家刘宾雁2003年4月5日在当时六岁女儿的日记本上的题词:

“希望十年后能见到有人读你的作品,当然是印刷出来的。

                                                                                 刘宾雁
                                                                                 3-4-5”

十年后,闺女十六岁时,她的一篇作文在一本作文选集被印刷了出来。如今二十一年后,闺女的一篇作品得到了英国作家协会的认可,成了一名真正的作家了。闺女算是没有辜负刘宾雁的期望。

***

我1979年8月离开中国前,可能听到过刘宾雁的名字,但对他一无了解,更不要说他的作品和他的经历了。那时我在西安的一家大集体工厂当技术员,终日忙于给自己反动学生的头衔翻案,然后先是考研究生,接着是考公派出国留学,突击学习英文和准备出国。

1979年8月下旬,我抵达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园,在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没过几天,9月19日,政治科学系的教授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给我来电话,要我给他做助手。其后的几年里,我大致每星期为他工作一小时。主要任务是帮他起草中文信件,修改他的中文稿,以及把中文报刊杂志上的文章读给他听并解答他可能有的疑问。

弗里德曼教授订阅了三份香港的中文杂志:《争鸣》、《动向》和《七十年代》。就在那年的9月,刘宾雁著名的《人妖之间》发表了,不久香港的一家杂志就全文转载了。弗里德曼教授就让我一字一句地读给他听。这是我看到的刘宾雁写的第一篇文章,它当时对我的震感难以形容。从小学到离开中国,我从来没有读过这样的文章,更不用说刚经历的十多年的文化毁灭、那些圣人胡说八道的歪理、那些不值一瞥的成词滥调的东西;加之出国前在西安新城区工业科的那个大集体工厂的六年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读了“人妖之间”后那种痛快淋漓的感觉,使我对刘宾雁的文笔、胆量和正义感敬佩之极。

***

刘宾雁的大名从此深深铭记在我的心里。我那时因年龄已大,抓紧着写博士论文,找工作,发论文,拿终生教授,同时为美国政府各部门做咨询,挣钱养家糊口,所以也没有机会更多地去关注刘宾雁的作品和他个人的经历。偶尔在新闻中看到一点有关他的报道而已。

现在不难在网上了解到,刘宾雁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7月19日,《中国青年报》举行了批判他的“座谈会”。1958年至1962年,他做为右派分子被遣送农村劳动改造。1961年至1966年,他返回《中国青年报》当杂工。1966年3月,刘宾雁被“摘帽”;但几个月后的1966年6月初,又被指“反党”,并再度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至1977年。1979年获得平反。1986年12月,作为党内民主派,他与王若望、方励之二人一同被邓小平点名,邓要求将其开除党籍。1987年1月,人民日报社纪委正式开除他的党籍以及公职。

1988年春,刘宾雁在美国讲学。1989年六四事件后,刘宾雁公开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力镇压,宣布在海外开始流亡生活,11月被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决议开除其中国作家协会会籍,并撤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团委员和理事等职,亦被中国政府禁止返回中国。

1988年12月2日,他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做题为“中国的危机与希望”的演说,很多人慕名前往。我的一个朋友去后对我说,非常失望。她说,大家本以为以他的经历,对中国共产党的万恶的反动本质一定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岂料他仍然信仰着共产主义,他对中国共产党所持的态度shi他在1985年著作里所描述的“第二种忠诚”。

细细地品味起来,刘宾雁是一位诚实对待自己的作家。1944年,他不满20岁就被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所吸引。到了1988年他在马里兰大学演讲时,1989年中国共产党出动坦克镇压追求民主的学生的六四事件尚未发生,90年代初东欧共产党专政政权特别是苏联这个共产党专政的宗主国尚未解体,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没有改变,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他只是亲眼观察到了中国共产党政权之下的诸多问题。凭着他的“第二种忠诚”,他只是希望自己能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政权中问题的如实地揭露,去帮助中国共产党进步。他的不幸遭遇是这个党只接受黄继光雷锋式的“愚忠”,不接受偏离“愚忠”之外的任何类型的忠诚。

多年之后,作家曹长青在他2005年写的题为“和刘宾雁分道扬镳“的文章里详细总结了新一代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青年人和刘宾雁对中国共产党的不同看法。与此同时,曹长青也客观地例举了刘宾雁值得人们尊敬的为人。曹长青认为,刘宾雁是一个真正有理想追求的人,终生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和思考着;刘宾雁是一个充满道义感、社会责任感的人,他忧国忧民,关注底层民众命运,有一种男子汉大丈夫承担责任的侠义,他的作品让人感觉到黑暗中的一束道德的光亮;在中国人多善于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现状下,刘宾雁一直保持着一种难能可贵的诚实和正直。

我希望给曹长青一点补充的是,随着历史的推进和各种有关信息的注入,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对有些人来说,这个过程可能很短,但对有些人来说,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发展到如今,它成功的法宝之一就是欺骗,美其名为宣传和统战。首当其冲被欺骗的是那些“愚忠”的党员,那些所谓的驯服工具,然后是各种类型的忠诚的党员,再后是中国绝大多数人民和全世界。

我的年龄在刘宾雁和曹长青之间,从小学起受到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在中国共产党营造的环境中成长,报刊书籍广播等等无孔不入地充斥了欺骗杜绝了真相。要求在那样环境中生存的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能有深刻的认识其实是很困难的。个别人由于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身边亲人的亲身经历可能会有所觉悟,更多的人可能即令有所经历也仍然无所觉悟。畏惧是一般中国人无法认识共产党的本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不允许任何国民有任何偏离欺骗宣传的独立思考,否则严惩不贷。所以一般的中国老百姓为了避免生活受到影响而根本就不去思考。

回顾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就走过了不同阶段的漫长的时间。我四五岁时在南京,正是刚刚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大开杀戒的时候。那时因为每天都要枪毙一大批人,专供枪毙人的枪毙场不够用了或太远了点。南京大学(大概还有其他高校)的运动场就变成了临时的枪毙场。记得有天下午我正在上小学的小姐姐和她的几个同学就带着我去亲眼看过。她们对我说:“我们带你看枪毙人玩去!”我们来到南京大学运动场,坐在看台的台阶上,只见军人把十来个将被枪毙的人押进操场,站成一排,然后被枪毙倒下。她们对我说,每天下午四点左右都有,都可以来玩。

后来到了上大学时,我有幸坐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监狱。从监狱中出来,我对中国共产党有所认识。但那些认识有感性的成分,经过思考,虽然也有理性的成分,但由于各种铺天盖地和无孔不入的欺骗宣传,事实的真相和相关信息被封杀控制,也只可能是一些浅薄的认识。

到美国后,我有机会接触更多的资料和书籍,有机会与更多的人自由地探讨问题,有了更多更深入的理性的思考。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有了本质上的提高,然而我的认识仍有走向更成熟的空间。

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宗主国苏联解体,苏联当年的有关档案解密之后,直到现在我年近八旬了,我才可以心安理得地说,我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完全成熟的理智的认识。首先中国共产党是苏维埃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格里戈尔伊·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提供经费奉命在中国成立的,其后在中国多地成立了武装的苏维埃根据地。我从小受到的洗脑教育,使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是何等明目张胆的汉奸卖国行为。我总算最后才明白,卖国贼指的是那些卖国失败的人。卖国成功的就都成了烈士、英雄、大救星,哪怕那个宗主国已经在历史中被淘汰了。

当然,成功的卖国贼有其成功的几个法宝。为实现一个无比美好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又有了阶级斗争的谬论和手段,天下还有什么坏事是不可以做的呢?抢劫他人的财产,任意杀戮和迫害所有不认同、可能不认同和潜在不认同的人,欺骗自己的党员、欺骗全国的人民和欺骗全世界,一切都成了顺利成章的伟大事业。到如今,共产主义运动早已土崩瓦解,全世界仅剩下了几个残渣余孽。中国共产党就当仁不让地成了全世界最强大的黑暗势力。

刘宾雁走完了这个完整的认识过程了吗?也许走完了,也许没有。可以肯定的是,他一直是在向着这个方向走着的。我们如果比较他1988年在马里兰大学的演讲和他去世前不久在他80岁生日聚会上的演讲,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特别值得玩味的是他实事求是地比较了在成功的卖国贼政权度过的日子和在失败的卖国贼政权度过的日子。

再说,我比刘宾雁年轻了20岁的样子。我20岁出头时,虽然曾自认为我无比热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但还是被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定义成了反革命。这是我的幸运,因为我从此思想上再也没有了羁绊和包袱。相反,刘宾雁和他们那代人年轻时凭激情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之后,就有了他们真正认识中国共产党万恶本质的障碍。因为否定自己的前半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

1996认识了我老婆后得知,刘宾雁的女儿和我老婆是初中时的同班同学和好友。那时刘宾雁已经在哈佛大学做过访问学者,在德国做过访问作家,并访问了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前东欧国家研究苏联东欧民主运动发展经验,又在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中心担任过了访问学者,最后在普林斯顿大学任访问学者并安顿了下来。

2003年刘宾雁女儿来美国探望她流亡住在新泽西的父母。4月5日,老婆和我带着六岁的闺女专程驱车去他们的住处看望了他们。女儿五岁开始写日记,那次就带上了日记本,请刘宾雁在女儿的日记上提了字。我乘机也递上了我的日记本,请他题字。他应诺写到:

“你我都是不寻常的历史的见证者。相信你能把自己的经历和见闻真实地传给后人。

刘宾雁

3-4-5

于New Jersey”

我对他说,我在中国的经历是一定要写出来的,只是当时手头的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直到2016年我退休后,花了几年时间才算了却这门心愿,也算没有辜负刘宾雁的希望。只是我一介理工男的文笔,比他差得太远,我唯能安慰自己 —— 已尽我所能如实记录下了文革中一个无辜青年的一场噩梦。

***

我们拜访刘宾雁后,2005年12月5日80岁的他患癌症在新泽西去世了。2010年12月23日,刘宾雁的骨灰总算如愿返回中国大陆,安葬在北京市天山陵园。

2018年10月11日我们夫妻两在刘宾雁女儿的带领下拜谒了他的墓地,为他扫墓。那天天气极好,正值北京的金秋季节。刘宾雁的墓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看点。一是他的墓碑,二是那个专门为他的墓地设置的24小时监视的摄像头。

先说他的墓碑,上面只有他的签名手写体“刘宾雁”三个字,以及“1925 - 2005”。据说,刘宾雁在生前曾经为自己写过墓志铭,他说,“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自己应该说的话”,但是未被允许。想来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活着的人没有自由,死了的人也是没有自由的。任何一个人,如果做他应该做的事、说他应该说的话都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挑战和威胁。我想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的墓志铭应该是“长眠于此的这些中国人,曾做了中国共产党让做的事,说了中国共产党让说的话。”这就是当今中华民族的悲哀。

再说那个摄像头,它不是为了防止有人来盗墓或毁墓的。它的目的是用于监视前来拜谒的人的。刘宾雁的女儿对我们说,我们只要在她父亲的墓前出现,几分钟内立刻就会有墓地保安人员来监视。果不其然,两个戴着大檐帽身穿保安制服的人走了过来。我走过去问他们:“你们知道这里埋葬的人是谁吗?”两个保安看来只是附近农村雇来的,没有什么文化,按照领导的指示办事拿点菲薄的工资而已。我向他们简单介绍了一下刘宾雁,然后提议他们和我合影一张相片。一个“聪明点”的一溜烟跑掉了,一个“傻乎乎”的就莫名奇妙地和我合影了。

2019年我收集了美国各家英文报纸有关刘宾雁的报道,9月22日交给了他的女儿女婿。

听说2005年初刘宾雁80岁生日前美国雕塑家谭宁为刘宾雁做了半身塑像,设在了普林斯顿大学。我想,他是值得人们永远地缅怀的。至于他在天山陵园的墓,一捧骨灰能使无比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如此惧怕,难道不值得人们永远地缅怀他吗?

[ 打印 ]
阅读 ()评论 (0)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