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代价
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思考人性，展望未来
1986年我去莫斯科旅行时，我在包里带了10条Levi’s的501牛仔裤。我是一名17岁的体操运动员，卫冕全国冠军。我要去苏联参加亲善运动会，这是在苏联和美国在相互抵制奥运会的情况下，CNN创始人Ted Turner精心策划的相当于奥运会级别的比赛。
牛仔裤是用来交换莱卡的：代表着紧绷、声望和纪律的俄罗斯人紧身连衣裤。但他们吵着要我的牛仔裤和它所代表的一切：美国的粗犷、自由、个人主义。
我喜欢穿Levi's；从我记事起，我就一直穿着它们。但如果你当时告诉我，有一天我会成为该品牌的总裁，我绝不会相信你。如果你再告诉我，在实现了这一目标，在一家公司度过了我几乎整个职业生涯之后，我会辞职，我会认为你疯了。
今天，我就是这样做的。为什么？因为，经过这么多年，我爱的公司已经忘记了让世界各地的人们——包括那些前苏联的体操运动员——想要穿Levi's的价值观。
Jennifer·Sey（中）在莫斯科亲善运动会。
1999年，在我30岁生日几个月后，我在Levi's的任期开始于担任助理营销经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看着这家公司经历每个时尚潮流。当紧身牛仔裤风靡一时，我是美国的营销总监。当高腰时尚流行时，我是首席营销官。我最终在2020年成为了全球品牌总裁——第一位担任此职位的女性。（不知何故，低腰又回来了。）
在Levi's的二十年里，我结婚了，有了两个孩子。我离婚了。我又添了两个孩子。我又结婚了。公司一直是我生命中最稳定的事情。而且，直到最近，我一直感到鼓舞，全身心投入工作——包括我的政治主张。
我的倡导一直专注于孩子。
2008年，当我担任营销副总裁时，我发表了一本回忆录，讲述了我作为一名精英体操运动员的经历，重点关注这项运动的阴暗面，特别是儿童的退化。体操界用法律手段和暴力威胁我。前竞争对手、队友和教练认为我的故事是一个输不起的失败者想赚一点钱。他们说我是花言巧语的骗子。但Levi's站在我这边。不仅如此：他们将我视为英雄。
新冠疫情爆发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大流行初期，我公开质疑学校是否必须关闭。这对我来说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我认为——并且仍然坚信——严厉的政策会对那些风险最小的人造成最大的伤害；而公立学校中最需要安全和日常活动的残疾儿童将是最严重的受害者。
我撰写专栏文章，在当地新闻节目中露面，参加与市长办公室的会议，组织集会并在社交媒体上恳求让学校开放。我因为直言而受到谴责。这一次，我被称为种族主义者（一个奇怪的指控，因为我有两个黑人儿子），优生学家和QAnon阴谋论者。
2020年夏天，我终于接到了电话。“你知道，当你发言时，你是在代表公司发言，”我们的企业传播主管告诉我，并敦促我放低姿态。我回答说：“我的头衔不在我的推特简历中。我是以一个有四个孩子的公立学校妈妈的身份说话的。”
电话还是接踵而至。从法律部门，从人力资源部以及董事会成员。最后，来自我的老板，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我对这个问题如此坚持，并引用了有关学校安全和虚拟学习造成危害的数据。虽然他们并没有试图直接封住我的嘴，但我被反复告知要“想想我在说什么”。
与此同时，同事们不停地发布关于在11月大选中赶走川普的必要性。我也分享了我在民主党初选中对Elizabeth Warren 的支持，以及对Ahmaud Arbery 和George Floyd的因种族煽动而发生的谋杀的巨大悲痛。公司里没有人反对这些。
然后，在2020年10月，公立学校明显不会在那年秋天开学的情况下，我向公司领导层提议，对于旧金山市的学校停课这个话题进行权衡。我们经常对与员工有关的政治问题采取立场；我们已经就同性恋权利、投票权、枪支安全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这一次的反应不同。有人告诉我：“我们不会考虑像这样的超本地化问题。”“如果我们大声疾呼，也会有很多潜在的负面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在该市私立学校有孩子的众多高管。”
我拒绝停止说话。我不断谴责那些虚伪和未经证实的政策，我会见了市长办公室，并最终将我在加利福尼亚的整个生活连根拔起——我在那里生活了30多年——并将我的家人搬到了丹佛，以便我的幼儿园学生终于可以体验真正的学校。我们能够在一所双语浸入式（西班牙语-英语）的公立学校为他争取到一个位置，就像他应该在旧金山就读的那所一样。
国家媒体报道了我们的故事，我被邀请参加福克斯新闻上Laura Ingraham的节目。那个露面是最后一根稻草。Levi’s员工的评论热闹起来——关于我反科学的；关于我反肥胖的（我转发了一项研究，显示肥胖与不良健康结果之间存在相关性）；关于我反跨性别的（我在推特上说我们不应该把母亲节改成生育人节，因为它忽略了养母和继母）；关于我是种族主义者，因为旧金山的公立学校系统充满了黑人和棕色的孩子，而我显然不在乎他们的死活。他们还指责我丈夫对新冠病毒的看法——好像我，作为他的妻子，要为他在社交媒体上所说的话负责。
所有这些戏剧性事件都发生在我们常规的会员大会——这是我以前期待但现在害怕的全公司会议。
与此同时，公司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负责人要求我进行一次“道歉之旅”。有人告诉我，对我的主要抱怨是“我不是Levi's黑人社区的朋友。”有人要我自己说“我是一个不完美的盟友”。（我拒绝了。）
早在2017年，我就被两名黑人员工邀请成为黑人员工资源集团的执行发起人，他们对此视而不见。我多年来为孩子而战的事实他们视而不见。我所引用的是事实也无关紧要。人力资源部负责人亲自告诉我，尽管我对学校的看法是正确的，但公立学校关闭而私立学校开放是阶级歧视和种族主义；而且我可能在其他方面都是正确的，我仍然不应该这样说。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不应该呢？
2021年秋天，在与CEO共进晚餐时，我被告知我有望成为Levi's的下一任CEO——在我的领导下，股价翻了一番，收入也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他说，唯一阻碍我的就是我自己。我所要做的就是停止谈论学校的事情。
2015 年，作者和她的家人在旧金山骄傲节
但攻击不会停止。
Twitter上的匿名喷子，其中一些拥有近50万粉丝，说人们应该抵制Levi's，直到我被解雇。我的一些老体操迷也是如此。他们拨打了公司道德热线并发送电子邮件。
每天，我的推文档案和我所有的在线互动都会由企业传播主管发送给CEO。在执行领导团队的一次会议上，CEO随口说我“表现得像唐纳德·川普”。我感到很尴尬，于是关掉了相机让自己冷静下来。
上个月，CEO告诉我，我在Levi's“站不住脚”了。我可以得到100万美元的遣散费，但我知道必须签署一份保密协议，不能说出我被赶走的原因。
这笔钱当然好，但我不能接受。对不起，Levi's。
我从未想过要做一个逆向而行的人。我不喜欢吵架。我喜欢Levi's以及它在美国传统中的地位。它为搬到西部并做着淘金梦的勤劳勇敢的人提供结实的裤子。我送给俄罗斯姑娘的牛仔裤，背后的口袋上有红色标签，那是这个国家美好与正确的标记。当我想到几十年前的莫斯科之行，我仍然有点哽咽。
但公司现在不相信这些了。它陷入了试图取悦暴民和压制组织内部异议的陷阱里。在这点上，它就像许多其他美国公司一样：被不相信真正包容和多样性的狭隘意识形态者所挟持。
在公司工作的20多年里，我非常认真地对待我的经理角色。我帮助指导和引导有前途的年轻员工，他们后来成了高管。可是到最后，没有人站在我这边。没有一个人公开表示他们同意我的观点。甚至没有人表示他们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支持我表达观点的权利。
我想，我的许多前同事知道这是错误的，他们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害怕失去工作中的地位，或招致暴民的愤怒。我希望，他们承认这一点时不会太迟。
我会一直穿着我的老式501牛仔裤。但在今天，我用Levi's的工作来换取我发声的权利。
译自 Yesterday I Was Levi's Brand President. I Quit So I Could Be Fr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