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代价
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思考人性，展望未来
博文
(2026-07-15 14:10:16)
杨家林有两栋天井屋，一栋是单天井，一栋是双天井。双天井屋比单天井屋大得多。我们家住的是双天井屋，就在祠堂隔壁的西后侧，据说是靠一年茶叶生意的收入建成的。屋子最前面是庭院，约五乘十米。庭院的门开在东侧，西头是一个花坛。前堂的大门位于正中，跨过门枕，抬头便是天井，脚下是一整块约一米见方的青石板。大石板四周，是略低一二寸的石板，宽一尺出[阅读全文]
(2026-07-15 10:13:00)
学期进行到快一半时，国家宣布了恢复高考的决定。那时的规定是，应届生不能报考中专，除了老三届（1966年到1968年三年共三届高中、初中毕业生的统称），已婚的不得报考。公社教办的负责人告诉我：“你可以报考中专。”我回答道：“要就不考，要考就要考大学”。幸好真的考取了，否则这句话又要成为我骄傲的证据。十多年来的第一次高考，学习再差，只[阅读全文]
(2026-07-14 19:40:19)
一九七七年初，为了在公社普及高中，县教育局决定集中培训一批数、理、化老师。培训班的老师是全县公认的最好老师，受训者由各公社推荐，培训班就办在老师所在的学校，使他们不至于耽误学校的教课任务。我们公社的侯书记是一位刚上任不久的小姑娘，二十出头，还没有结婚。为了挑选合适的受训人，她作了不少调查研究，最后的结论是“非杨林莫属”，因为我[阅读全文]
(2026-07-14 09:45:45)
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特指那些读过中学的年轻人，“自愿”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成为农民的青年。从1953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一直到1978年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的中学生结束，知青存在了四分之一世纪。我是从农村来，回到农村，故称为另类知青。我是我们村最早的两个高中毕业生之一。直到八十年代，我俩还是村子里仅有的[阅读全文]
(2026-07-13 22:08:30)
汪欣水是高小期间唯一的老师。我依稀还记得初次见到汪老师的情景。那时我腰上系着父亲的“中国人民海军”蓝色裤带，在祠堂外玩耍。有人指着我对汪老师说：“这是你班上的一个学生。”汪老师住在邻村，过了石桥就是，离我们村不过一公里，但平日很少碰面，尤其像我们这种小孩，几乎没有出村的机会。与我同年级的另两位同学中，有一位因为“富农&rd[阅读全文]
(2026-07-13 19:08:24)
文革初期，让我羡慕不已的是，那些中学生可以上北京见毛主席，只恨自己出生得太晚。这样的羡慕相信许多人都有。我们邻村有位间歇性精神病患者，病发时会来我们村。有人问她要做什么，她就说要去北京见毛主席。《毛主席语录》初发行时，里面还引用了刘少奇的话：“刘少奇同志说得好：‘有些人的手伸得特别长，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不久，[阅读全文]
(2026-07-13 13:30:31)
我们大队叫杨溪大队，“杨”字取自我们村的第一个字。因为只有我们村有祠堂，大队部起初便设在那里。后来，大队部搬到几里外一个位置更居中的小村，小学却仍设在我们村的祠堂。我家就在祠堂隔壁。不到五周岁，我就被送进了小学。记得还有两个同龄男孩和我一起进课堂，他们好像第一天就跑回家了（后来都比我低两年级，也都没读完初中）。小学的教室设在祠[阅读全文]
(2026-07-13 08:46:38)
我出生于三个饥荒年的中间一年，出生时父母都是干部。父亲在县城粮管所任所长，母亲是公社妇女主任，好像还兼副乡长。因为家里只有年迈的曾外婆和双目失明的外婆，我父母请了一位保姆。保姆家住在茶坑溪，离公社所在地大约三公里。我在公社教书时还去看过她，可惜已经忘了她的名字。她的年龄与外婆相仿，自己无子女，领养了一个女儿，曾一起来过我们家。据她[阅读全文]
(2026-07-12 14:34:45)
初中实行寄宿制。我们住的是通铺，一年四季都是到坑边（小溪）洗冷水脸。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日晚上回校。每星期带米、带菜到学校。米交给学校换成饭票。菜要吃一个星期，没有地方加热，因此大多数人带梅干菜。有时会带其它的干菜或腌菜。我读初中的两年多时间，文革经历了从高潮到“资本主义回潮”的过程。除了学校里的学习和劳动，校外也发生了不少事[阅读全文]
(2026-07-11 10:09:55)
还有两件与上课有关的事，值得一提。其一是有一篇课文《井冈山牌汽车光荣诞生》。当时觉得江西能造汽车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后来才知道，这类在政治运动推动下仓促上马的项目，大多缺乏经济和技术基础，不少后来都难以为继。其二是发动全民找矿。一次，课堂上来了两位外地人，手里拿着一些石头，教我们辨认矿石。具体认什么矿石已经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他[阅读全文]